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版权页上标明于2010年10月出版的《大国学》，早在9月初就上架北京各大书店。距季羡林先生去世刚刚十四个月，成书速度堪称迅疾。据此书整理者蔡德贵先生说明，在从2008年10月13日至2009年6月16日的十个月期间，在解放军301医院，季羡林先生和他有过七十五次谈话。季先生专门请曾经写作《季羡林传》的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蔡德贵前来北京，开宗明义就是记录并写作他的口述体自传，并且为此出具了委托书。遗憾的是，季羡林先生没有看到这本书面世就离开了人世，对于此书的一切褒贬他是无法得知了。
我在拿到此书的第一时刻，就瞥见护封上的黑体大字：“这些口述历史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留给我们的最后箴言。”季先生不是在生前专门声明他绝不接受“国学大师”这顶桂冠，必须取下才得安心吗？当初看到这个声明，我并不认为是季羡林先生矫情，作为一个资深学者，他知道桂冠并非越多越好，倘尺寸不对，风吹落帽，空遗孟嘉之嘲，亦非其愿。显然，这个“国学大师”是“实录”整理者的追加，并非季羡林先生自认。
整理者将书名定为《大国学》，以宽泛之名避指实之嫌，用心可悯。季羡林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并非自认与国学无涉，如果以“有关中国的一切学问”定义，那么，这个“大国学”是很多中国人都可以谈的。这里，我们不妨从常识的层面看看这部《大国学》的内容。
季羡林先生在和蔡教授谈话之初，就确定此书宗旨为“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读者当然希望看到季羡林先生在生命最后时刻说了些什么。通读之下，最显豁之处，此书比较以前季羡林先生诸多回忆性文字，是将他心目中的几位老师作了最后定位。早年在济南读书时和在国外求学时的一些老师，早已逸出一般读者视野，最让先生多次谈及并且反复斟酌，他认为自己的恩师为三人：陈寅恪、汤用彤、胡适。季羡林是陈寅恪介绍到北京大学的，在东方语言学研究方面，他们的学问路径也接近。汤用彤则是任命季羡林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的主要决策人，以后，季羡林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也应该算是文科教授在这一位置的传人。至于胡适，曾经对季羡林的文章有过评价，在其北京大学校长任内，与季羡林相处和谐。这三位都是前辈，在季羡林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感念之倾，奉为恩师，当属人情之常。蔡德贵听季先生谈恩师时，专门问了一句：“那么吴宓算不算？”季先生说：“不算。”后面有一段省略号，可能是季先生还说了些什么，也可能属于“真话不全说”的部分。反正吴宓在季先生的最后时刻未能与陈寅恪、汤用彤、胡适共列于没齿不忘。
关于吴宓，季先生晚年曾经有过多次评论，最早见于1978年吴宓去世不久，季羡林与朱光潜、冯至、李赋宁等多位外国文学研究学者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信，要求为吴宓平反。季羡林还在《第一次致吴宓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的序言里回忆自己以前以进步学生自居，批判过吴宓先生的保守主义，经过多年运动折腾之后的反思，认识到先生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是正确的，错的是自己。就在临终前不久声明自己不是国学大师的那篇文字里，季羡林还谈到，“真正的国学大师应该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以笔者看来，吴宓的学术成就，还不能与王国维、陈寅恪两位相提并论，季先生对吴宓的这次评价，可视为一时兴到语，完全有修正或收回之权利。但是，吴宓一生于真理、学业的从善固执，对中国传统文化护卫的不遗余力，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行为的大师。余英时先生在读过《吴宓日记续编》之后评价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知识分子中真正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应该是陈寅恪和吴宓。”这应该是肯綮之言。
季羡林先生享寿亨泰，于前辈学人凋零之余，以其人望，对社会文化诸端颇多建言，其中关于改变学校教育中重理轻文趋向的建议，直接面陈于高峰，并得接受。近年更以倡言“天人合一”、“和谐论”与治国经纶吻合，饮誉独高，一时有“国师”之谓。以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受优渥，先生固可得安慰。翻检前籍，不难发现，正是吴宓先生，在其早年受学于美国人文主义学者白璧德时期，就对中西文明多所比较，在以后几十年学术生涯里，虽经颠顿崎岖，坚持认为中国文化之优秀部分，正是改变已然弥漫全球以物质至上为特点的社会发展弊端的良方。以后，吴宓与陈寅恪的多次通信交谈，对中国文化和社会面临的问题危机阐述剀切，特别是1961年吴宓从重庆往广州，与陈寅恪夤夜长谈，指出中国社会及文化之出路关键在摆脱苏、美两敌对阵营之桎梏，以本国文化为基础，走自己的道路。这样近乎“老成谋国”之言，虽然只是两位学术老人的私语，也可以看作中国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共识，且已在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衍中证实其先见。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几乎一个世纪以来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良知和精神智慧的先知先觉。季羡林先生晚年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表述，其实正是两位老师濡染所致。如果说，进入清华大学是季羡林一生命运的转折，那么胡适、汤用彤应该是他就业后的同事和上级，陈寅恪可谓其私淑。在整个大学期间，吴宓一直是季羡林的业师，而在辞世之前，季羡林不以吴宓与三人同列，他人自难置喙，但其中幽微，也颇可发撷。吴宓先生当年所处的话语环境，和今天难以比较，但是，《吴宓日记》及续编则是真话全说，全无顾忌。他评价过几乎有闻有感的一切事物和人物。以汤用彤为例，他们是留学美国期间最好的朋友，又是以后创办《学衡》的同道，吴宓在日记里详细记述过汤用彤在他遭遇婚姻烦恼时的真切劝告，宛然一忠厚长兄。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汤用彤做了北京大学副校长，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可谓与时共进，吴宓则对很多世事多有烦言，对于缘时际会者流，也在心里瞧不起。1961年他在广州与陈寅恪长谈之后，又乘火车到北京，这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吴宓首次回返北京，与很多同事及学生见面畅叙别情。其间，汤用彤让儿子汤一介来请吴宓去家里吃饭，吴宓竟未去。以多年故友论，吴宓此举近乎绝情。几年后汤用彤在医院逝世，吴宓远在重庆，他记下了从报纸上看到的汤用彤追悼会的隆重。几天后，他又记下了从友人处得知的汤用彤的死因，是在住院时听得外面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汤先生也从病床上起来跟呼，一时心脑血管病发而不治。《吴宓日记》及其续编，已经是问世多年的公开出版物。其中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可谓现代学术人物之绘声留影。其最宝贵处，还在于下笔之际不以时风为权衡，全任精神之驱遣。比较《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历史》，何为狂狷，何为乡愿，岂待细择耳。
季羡林先生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过，生活把他变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和到处出场的演员。他曾经意识到自己学者品行的异化却没有真正抵制，而是随波逐流甚至优哉游哉。在《大国学》一书里，随处可见大言漫漶的“海行言语”，比如：该书三十六页，季先生说：“孟子不是个思想家……我觉得朱子比孟子伟大，孔子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朱熹。”朱熹当然有伟大之处，但其如何就比孟子伟大，季先生有多少知解呢？先生自谓：对朱熹文集也就是“大体翻了翻”。这让后学小子额头沁汗，季先生尽管确实不是什么国学大师，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一贯有朴质严谨之名，在谈到中国思想学术如此重大问题时竟如此轻率，这将造成怎样的文化影响？还有一些话题，比如，在该书三百九十六页记录2009年第六十六次口述时，回答蔡德贵的问题：“为什么不愿去美国呢？”季先生说：“我瞧不起这个国家，我认为美国没有文化。”这也突兀过甚。季先生最为朝野称道的理论，其中有谓：“用人文精神解决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难道不包括群族关系？不同文化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个“瞧不起”概而言之，那个人文精神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一言以概的绝对化而非探幽索微的科学化，在这部《大国学》里比比皆是。人之好坏，本来在不断变化中，也难言绝对之好坏。季先生则说：“我活了一百年了，从坏人变好人，我没有碰到。好人变坏人，老实说，也没有碰到”（一百九十二页）。季先生屡屡谈及尊孔甚至祭孔之重要必行，孔夫子和季先生同为终生教育家，传播孔子思想千百年的《三字经》开言即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讲的就是教化的作用。当代话语也有谓：“好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季先生在大谈“用宗教精神解决人际关系”的同时，又根本否定在复杂的人间社会里人的精神即“好坏”的变化。这着实让人读出悲哀，先生到底还相信什么呢？绝对化观念之下的对于人类的悲观，在季先生的最后口述里，触目可见：“文革……参加的人都是中国人中间的败类。”（二百八十五页）中国参加过“文革”的大概有亿众之数吧，季先生自己，难道没有“参加”么？在读到这些之时，对季先生的思想，有了一个印象，在朴质的外表之下，在好好先生一般的温和之下，先生精神里其实颇多与世沉浮的实用主义因素。考其由来，季先生曾经多次谈到：他的留学德国，主要原因是运气，而要取得博士学位，以后有口好饭吃，则是内在动机。这些话，固然有朴实无华的一面，但比较胡适、陈寅恪、吴宓这些为精神追求而经磨历劫的学人，犬儒主义也忒明显。所以，季先生有农民的勤劳，却缺少理想主义者的执著；他也经常讲一些实话，却从来不曾为此付出代价；他一生都在写作，“拾进篮子都是菜”，却难以给人提供真正呕心沥血而出的精神食粮。
即使在知识层面，这部《大国学》也是错漏百出，这里面，有些是被奉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先生之误，有些，则是实为博士生导师的蔡教授之误。姑举数例言之。
二十四页注释四：“吴宓生于一书香门第，其嗣父吴建常曾任靖中军秘书长。”靖中军应为靖国军，此或为手民之误，可置不论。
六十一页，蔡德贵问：“他是鲁迅的第几个儿子？”季羡林：“就这一个儿子，许广平生的。”鲁迅唯有一子，不是秘闻。蔡教授不知，其常识远逊于一般文学爱好者。无独有偶，三百一十五页季羡林谈到北京大学的“三沈”，蔡教授就主动接话：“三沈还有沈从文？”这次是季羡林纠正说：“（那时）沈从文还不是教授，他到不了。”曾经出版过《季羡林传》的蔡德贵教授，连新文学运动时期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沈尹默兄弟与后来因小说写作成名而入大学教书的沈从文尚分辨不清，这个学人传记能写出什么味道来呢？以后，蔡教授还提出过更加可笑的问题，三百五十九页：蔡问“中文系还有个王瑶，他比王力资格老吗？”季老真正好脾气呀，对这个博士生导师循循善诱，说“王力是老前辈啦”。若教钱理群、陈平原这些王瑶弟子看见，是该笑还是该哭呢？这是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教授级传记作者在和他们北京大学的文科头牌教授季羡林谈该校历史人物啊！所谓名师出高徒，此际恰成讽刺。季羡林先生在实录里还屡屡强调北京大学的全国最高学府地位，其实学府不论最高次高哪怕不高，学府里出来的教授学者写文章谈问题要追求准确，庶几传道授业解惑。蔡教授之颟顸，或者还真出于季教授之漫漶。
三百四十页，季羡林说：“刘文典当过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打过他一个耳光子。”蔡教授接道：“这个校长够窝囊的。”他们不是才在感叹中国知识分子的士气吗？季羡林反复谈到祢衡的击鼓骂曹，蔡教授也在注释里一注再注，到底什么是中国文人的“士气”，显然闻之甚稀，难免说之未恰。刘文典还曾经当面骂蒋介石是新军阀呢，如此好例，怎么就这样糟蹋掉。
三百七十六页注释二：“1948年2月20日林彪、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集会，招待在北平的各界民主人士。”这样的注释，不惮篇幅，却把日期写错，1948年2月，北平还在傅作义占领下呢。季羡林先生说在中国学问里，他最喜欢的是考据，所谓考据的要义就是对事物表述的准确要求。《大国学》里随处可见的知识讹误，全然有悖于考据精神。
四百零四页：季羡林和蔡教授谈到自己吃很多东西过敏，扯到“文革”期间，“那个芒果和毛主席什么关系啊！”蔡教授立即接话：“老挝给毛主席的礼物。”季羡林说：“对，就这个东西。”那时候全中国各大城市，敲锣打鼓迎接毛主席转送北京工人宣传队的巴基斯坦总统赠送给他老人家的芒果，吾辈那时候已经上山下乡，不知道算不算还在参加“文革”？但是，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总还记得。“文革”固然该反思，但记录应该准确吧？季羡林先生多次感慨国人健忘，“文革”那样的历史灾难怎么就再不提。如果连毛主席转赠芒果这样的显例都要弄得扑朔迷离，费后人考据之功，那个真正的精神反思又从何谈起呢？
二百四十三页，季羡林说：“刘大年，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第二任所长。”那么侯外庐呢？这也费不着多少工夫考据。
二百七十九页：季羡林说：“毛主席啊，背的古诗不少，他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煜。”老先生记忆或有误，但蔡教授一任其误。也偶尔有季先生错而蔡教授纠正的，如吕伯奢被误记为黄伯奢。但在二百零七页季羡林说：“唐伯虎因为王后死了，他还在喝酒，被杀死了。死前还在高喊，杀头至痛也。于无意中得之，不亦乐乎？”接着季羡林就又提到祢衡，说：“中国的士很不简单，士可杀，不可辱。祢衡骂曹，那就是中国的士。”显然，师生二人都没弄清楚，哪有个临杀称快的唐伯虎？那不是金圣叹吗？就是对祢衡，究竟怎样评价，二人亦并无的见。蔡教授对祢衡词条作过两次注释，第一次在第四页注二说：“事实上，原本脾气火爆的祢衡就是因为动不动骂人，而使他更难控制自己，最后还因此丧命。”在二百二十三页的注释里又将祢衡故事讲说一遍。词费如此，究竟这个祢衡算是个什么人，也还是莫衷一是。
臧否人物在这本《大国学》里占了很大分量。季羡林先生在开谈之际就说，这里有很多以前他没讲过的东西，其实，多是些对去世人物的皮相之论，比如谈到李一氓，仅以一次共同出访时的印象，说他“从来不笑，不让人喜欢”。这样不着边际的闲话，也标目为“箴言”，未免轻率吧？言及丁玲，说她“身体挺胖的，胡也频结果成了她的手杖了”。人家夫妻扶持，有何奇怪？这却成为季先生对丁玲反复说道的由头。以后又大谈对女性美的鉴赏标准是“白脸、细腰、长腿”。季先生以前正襟危坐，很少谈女性，此番“最后箴言”，却一任滔滔，说这是两个趣味相近的老头闲暇聊天驱遣无聊固可，“国学”何辜，被其亵渎乃尔。
再看六十二页，季羡林说：“钱钟书比我早一年，五级的。他就是装模作样，脑袋瓜是灵。那个上海那一代的，脑袋瓜比北方的灵。可是也没有他自己认为的就是天才。所以我们在学校，不但没有来往，也没有讲话。”钱钟书去世十多年了，季先生还如此说之，出于什么心理？其实，钱钟书除却才高人忌，何曾“装模作样”。吴宓早在钱钟书入清华大学后不久就说过：“总新旧中西学问而论，中国今天最博学者，老辈是陈寅恪，年轻一辈就是钱钟书。”以后几十年的事实也证明了吴宓的评价。相比之下，就中国传统文化学问亦即“国学”而论，季羡林与钱钟书，相距岂可以道里计。正是钱钟书的远去，才使得一班矮人作场。作即作矣，还要唐突贤者，几十年欲吐难吐之一腔酸哇，面壁而喷，落秽蒙羞者是谁呢？
通览《大国学》，很难从中发现真正有益于读者的精神营养，多的是无谓闲扯，且暴露如此明显的知识性硬伤和思维欠缺。季羡林先生已经作古，对一部未经他最后审阅的著作是不能承担责任的，而记录整理并最后成书的蔡德贵教授则应该正视。不论怎样，知识的事情归知识，我写这篇文字，正是基于《大国学》传播之迅速，提出这些问题，是希望我们的图书市场在炒作大师、炒作国学方面能降点温，把力气花在对真正有价值的著作的推广方面。学府教授在出书作文时亦当自重。
我在拿到此书的第一时刻，就瞥见护封上的黑体大字：“这些口述历史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留给我们的最后箴言。”季先生不是在生前专门声明他绝不接受“国学大师”这顶桂冠，必须取下才得安心吗？当初看到这个声明，我并不认为是季羡林先生矫情，作为一个资深学者，他知道桂冠并非越多越好，倘尺寸不对，风吹落帽，空遗孟嘉之嘲，亦非其愿。显然，这个“国学大师”是“实录”整理者的追加，并非季羡林先生自认。
整理者将书名定为《大国学》，以宽泛之名避指实之嫌，用心可悯。季羡林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并非自认与国学无涉，如果以“有关中国的一切学问”定义，那么，这个“大国学”是很多中国人都可以谈的。这里，我们不妨从常识的层面看看这部《大国学》的内容。
季羡林先生在和蔡教授谈话之初，就确定此书宗旨为“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读者当然希望看到季羡林先生在生命最后时刻说了些什么。通读之下，最显豁之处，此书比较以前季羡林先生诸多回忆性文字，是将他心目中的几位老师作了最后定位。早年在济南读书时和在国外求学时的一些老师，早已逸出一般读者视野，最让先生多次谈及并且反复斟酌，他认为自己的恩师为三人：陈寅恪、汤用彤、胡适。季羡林是陈寅恪介绍到北京大学的，在东方语言学研究方面，他们的学问路径也接近。汤用彤则是任命季羡林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的主要决策人，以后，季羡林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也应该算是文科教授在这一位置的传人。至于胡适，曾经对季羡林的文章有过评价，在其北京大学校长任内，与季羡林相处和谐。这三位都是前辈，在季羡林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感念之倾，奉为恩师，当属人情之常。蔡德贵听季先生谈恩师时，专门问了一句：“那么吴宓算不算？”季先生说：“不算。”后面有一段省略号，可能是季先生还说了些什么，也可能属于“真话不全说”的部分。反正吴宓在季先生的最后时刻未能与陈寅恪、汤用彤、胡适共列于没齿不忘。
关于吴宓，季先生晚年曾经有过多次评论，最早见于1978年吴宓去世不久，季羡林与朱光潜、冯至、李赋宁等多位外国文学研究学者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信，要求为吴宓平反。季羡林还在《第一次致吴宓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的序言里回忆自己以前以进步学生自居，批判过吴宓先生的保守主义，经过多年运动折腾之后的反思，认识到先生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是正确的，错的是自己。就在临终前不久声明自己不是国学大师的那篇文字里，季羡林还谈到，“真正的国学大师应该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以笔者看来，吴宓的学术成就，还不能与王国维、陈寅恪两位相提并论，季先生对吴宓的这次评价，可视为一时兴到语，完全有修正或收回之权利。但是，吴宓一生于真理、学业的从善固执，对中国传统文化护卫的不遗余力，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行为的大师。余英时先生在读过《吴宓日记续编》之后评价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知识分子中真正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应该是陈寅恪和吴宓。”这应该是肯綮之言。
季羡林先生享寿亨泰，于前辈学人凋零之余，以其人望，对社会文化诸端颇多建言，其中关于改变学校教育中重理轻文趋向的建议，直接面陈于高峰，并得接受。近年更以倡言“天人合一”、“和谐论”与治国经纶吻合，饮誉独高，一时有“国师”之谓。以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受优渥，先生固可得安慰。翻检前籍，不难发现，正是吴宓先生，在其早年受学于美国人文主义学者白璧德时期，就对中西文明多所比较，在以后几十年学术生涯里，虽经颠顿崎岖，坚持认为中国文化之优秀部分，正是改变已然弥漫全球以物质至上为特点的社会发展弊端的良方。以后，吴宓与陈寅恪的多次通信交谈，对中国文化和社会面临的问题危机阐述剀切，特别是1961年吴宓从重庆往广州，与陈寅恪夤夜长谈，指出中国社会及文化之出路关键在摆脱苏、美两敌对阵营之桎梏，以本国文化为基础，走自己的道路。这样近乎“老成谋国”之言，虽然只是两位学术老人的私语，也可以看作中国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共识，且已在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衍中证实其先见。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几乎一个世纪以来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良知和精神智慧的先知先觉。季羡林先生晚年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表述，其实正是两位老师濡染所致。如果说，进入清华大学是季羡林一生命运的转折，那么胡适、汤用彤应该是他就业后的同事和上级，陈寅恪可谓其私淑。在整个大学期间，吴宓一直是季羡林的业师，而在辞世之前，季羡林不以吴宓与三人同列，他人自难置喙，但其中幽微，也颇可发撷。吴宓先生当年所处的话语环境，和今天难以比较，但是，《吴宓日记》及续编则是真话全说，全无顾忌。他评价过几乎有闻有感的一切事物和人物。以汤用彤为例，他们是留学美国期间最好的朋友，又是以后创办《学衡》的同道，吴宓在日记里详细记述过汤用彤在他遭遇婚姻烦恼时的真切劝告，宛然一忠厚长兄。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汤用彤做了北京大学副校长，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可谓与时共进，吴宓则对很多世事多有烦言，对于缘时际会者流，也在心里瞧不起。1961年他在广州与陈寅恪长谈之后，又乘火车到北京，这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吴宓首次回返北京，与很多同事及学生见面畅叙别情。其间，汤用彤让儿子汤一介来请吴宓去家里吃饭，吴宓竟未去。以多年故友论，吴宓此举近乎绝情。几年后汤用彤在医院逝世，吴宓远在重庆，他记下了从报纸上看到的汤用彤追悼会的隆重。几天后，他又记下了从友人处得知的汤用彤的死因，是在住院时听得外面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汤先生也从病床上起来跟呼，一时心脑血管病发而不治。《吴宓日记》及其续编，已经是问世多年的公开出版物。其中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可谓现代学术人物之绘声留影。其最宝贵处，还在于下笔之际不以时风为权衡，全任精神之驱遣。比较《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历史》，何为狂狷，何为乡愿，岂待细择耳。
季羡林先生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过，生活把他变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和到处出场的演员。他曾经意识到自己学者品行的异化却没有真正抵制，而是随波逐流甚至优哉游哉。在《大国学》一书里，随处可见大言漫漶的“海行言语”，比如：该书三十六页，季先生说：“孟子不是个思想家……我觉得朱子比孟子伟大，孔子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朱熹。”朱熹当然有伟大之处，但其如何就比孟子伟大，季先生有多少知解呢？先生自谓：对朱熹文集也就是“大体翻了翻”。这让后学小子额头沁汗，季先生尽管确实不是什么国学大师，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一贯有朴质严谨之名，在谈到中国思想学术如此重大问题时竟如此轻率，这将造成怎样的文化影响？还有一些话题，比如，在该书三百九十六页记录2009年第六十六次口述时，回答蔡德贵的问题：“为什么不愿去美国呢？”季先生说：“我瞧不起这个国家，我认为美国没有文化。”这也突兀过甚。季先生最为朝野称道的理论，其中有谓：“用人文精神解决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难道不包括群族关系？不同文化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个“瞧不起”概而言之，那个人文精神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一言以概的绝对化而非探幽索微的科学化，在这部《大国学》里比比皆是。人之好坏，本来在不断变化中，也难言绝对之好坏。季先生则说：“我活了一百年了，从坏人变好人，我没有碰到。好人变坏人，老实说，也没有碰到”（一百九十二页）。季先生屡屡谈及尊孔甚至祭孔之重要必行，孔夫子和季先生同为终生教育家，传播孔子思想千百年的《三字经》开言即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讲的就是教化的作用。当代话语也有谓：“好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季先生在大谈“用宗教精神解决人际关系”的同时，又根本否定在复杂的人间社会里人的精神即“好坏”的变化。这着实让人读出悲哀，先生到底还相信什么呢？绝对化观念之下的对于人类的悲观，在季先生的最后口述里，触目可见：“文革……参加的人都是中国人中间的败类。”（二百八十五页）中国参加过“文革”的大概有亿众之数吧，季先生自己，难道没有“参加”么？在读到这些之时，对季先生的思想，有了一个印象，在朴质的外表之下，在好好先生一般的温和之下，先生精神里其实颇多与世沉浮的实用主义因素。考其由来，季先生曾经多次谈到：他的留学德国，主要原因是运气，而要取得博士学位，以后有口好饭吃，则是内在动机。这些话，固然有朴实无华的一面，但比较胡适、陈寅恪、吴宓这些为精神追求而经磨历劫的学人，犬儒主义也忒明显。所以，季先生有农民的勤劳，却缺少理想主义者的执著；他也经常讲一些实话，却从来不曾为此付出代价；他一生都在写作，“拾进篮子都是菜”，却难以给人提供真正呕心沥血而出的精神食粮。
即使在知识层面，这部《大国学》也是错漏百出，这里面，有些是被奉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先生之误，有些，则是实为博士生导师的蔡教授之误。姑举数例言之。
二十四页注释四：“吴宓生于一书香门第，其嗣父吴建常曾任靖中军秘书长。”靖中军应为靖国军，此或为手民之误，可置不论。
六十一页，蔡德贵问：“他是鲁迅的第几个儿子？”季羡林：“就这一个儿子，许广平生的。”鲁迅唯有一子，不是秘闻。蔡教授不知，其常识远逊于一般文学爱好者。无独有偶，三百一十五页季羡林谈到北京大学的“三沈”，蔡教授就主动接话：“三沈还有沈从文？”这次是季羡林纠正说：“（那时）沈从文还不是教授，他到不了。”曾经出版过《季羡林传》的蔡德贵教授，连新文学运动时期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沈尹默兄弟与后来因小说写作成名而入大学教书的沈从文尚分辨不清，这个学人传记能写出什么味道来呢？以后，蔡教授还提出过更加可笑的问题，三百五十九页：蔡问“中文系还有个王瑶，他比王力资格老吗？”季老真正好脾气呀，对这个博士生导师循循善诱，说“王力是老前辈啦”。若教钱理群、陈平原这些王瑶弟子看见，是该笑还是该哭呢？这是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教授级传记作者在和他们北京大学的文科头牌教授季羡林谈该校历史人物啊！所谓名师出高徒，此际恰成讽刺。季羡林先生在实录里还屡屡强调北京大学的全国最高学府地位，其实学府不论最高次高哪怕不高，学府里出来的教授学者写文章谈问题要追求准确，庶几传道授业解惑。蔡教授之颟顸，或者还真出于季教授之漫漶。
三百四十页，季羡林说：“刘文典当过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打过他一个耳光子。”蔡教授接道：“这个校长够窝囊的。”他们不是才在感叹中国知识分子的士气吗？季羡林反复谈到祢衡的击鼓骂曹，蔡教授也在注释里一注再注，到底什么是中国文人的“士气”，显然闻之甚稀，难免说之未恰。刘文典还曾经当面骂蒋介石是新军阀呢，如此好例，怎么就这样糟蹋掉。
三百七十六页注释二：“1948年2月20日林彪、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集会，招待在北平的各界民主人士。”这样的注释，不惮篇幅，却把日期写错，1948年2月，北平还在傅作义占领下呢。季羡林先生说在中国学问里，他最喜欢的是考据，所谓考据的要义就是对事物表述的准确要求。《大国学》里随处可见的知识讹误，全然有悖于考据精神。
四百零四页：季羡林和蔡教授谈到自己吃很多东西过敏，扯到“文革”期间，“那个芒果和毛主席什么关系啊！”蔡教授立即接话：“老挝给毛主席的礼物。”季羡林说：“对，就这个东西。”那时候全中国各大城市，敲锣打鼓迎接毛主席转送北京工人宣传队的巴基斯坦总统赠送给他老人家的芒果，吾辈那时候已经上山下乡，不知道算不算还在参加“文革”？但是，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总还记得。“文革”固然该反思，但记录应该准确吧？季羡林先生多次感慨国人健忘，“文革”那样的历史灾难怎么就再不提。如果连毛主席转赠芒果这样的显例都要弄得扑朔迷离，费后人考据之功，那个真正的精神反思又从何谈起呢？
二百四十三页，季羡林说：“刘大年，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第二任所长。”那么侯外庐呢？这也费不着多少工夫考据。
二百七十九页：季羡林说：“毛主席啊，背的古诗不少，他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煜。”老先生记忆或有误，但蔡教授一任其误。也偶尔有季先生错而蔡教授纠正的，如吕伯奢被误记为黄伯奢。但在二百零七页季羡林说：“唐伯虎因为王后死了，他还在喝酒，被杀死了。死前还在高喊，杀头至痛也。于无意中得之，不亦乐乎？”接着季羡林就又提到祢衡，说：“中国的士很不简单，士可杀，不可辱。祢衡骂曹，那就是中国的士。”显然，师生二人都没弄清楚，哪有个临杀称快的唐伯虎？那不是金圣叹吗？就是对祢衡，究竟怎样评价，二人亦并无的见。蔡教授对祢衡词条作过两次注释，第一次在第四页注二说：“事实上，原本脾气火爆的祢衡就是因为动不动骂人，而使他更难控制自己，最后还因此丧命。”在二百二十三页的注释里又将祢衡故事讲说一遍。词费如此，究竟这个祢衡算是个什么人，也还是莫衷一是。
臧否人物在这本《大国学》里占了很大分量。季羡林先生在开谈之际就说，这里有很多以前他没讲过的东西，其实，多是些对去世人物的皮相之论，比如谈到李一氓，仅以一次共同出访时的印象，说他“从来不笑，不让人喜欢”。这样不着边际的闲话，也标目为“箴言”，未免轻率吧？言及丁玲，说她“身体挺胖的，胡也频结果成了她的手杖了”。人家夫妻扶持，有何奇怪？这却成为季先生对丁玲反复说道的由头。以后又大谈对女性美的鉴赏标准是“白脸、细腰、长腿”。季先生以前正襟危坐，很少谈女性，此番“最后箴言”，却一任滔滔，说这是两个趣味相近的老头闲暇聊天驱遣无聊固可，“国学”何辜，被其亵渎乃尔。
再看六十二页，季羡林说：“钱钟书比我早一年，五级的。他就是装模作样，脑袋瓜是灵。那个上海那一代的，脑袋瓜比北方的灵。可是也没有他自己认为的就是天才。所以我们在学校，不但没有来往，也没有讲话。”钱钟书去世十多年了，季先生还如此说之，出于什么心理？其实，钱钟书除却才高人忌，何曾“装模作样”。吴宓早在钱钟书入清华大学后不久就说过：“总新旧中西学问而论，中国今天最博学者，老辈是陈寅恪，年轻一辈就是钱钟书。”以后几十年的事实也证明了吴宓的评价。相比之下，就中国传统文化学问亦即“国学”而论，季羡林与钱钟书，相距岂可以道里计。正是钱钟书的远去，才使得一班矮人作场。作即作矣，还要唐突贤者，几十年欲吐难吐之一腔酸哇，面壁而喷，落秽蒙羞者是谁呢？
通览《大国学》，很难从中发现真正有益于读者的精神营养，多的是无谓闲扯，且暴露如此明显的知识性硬伤和思维欠缺。季羡林先生已经作古，对一部未经他最后审阅的著作是不能承担责任的，而记录整理并最后成书的蔡德贵教授则应该正视。不论怎样，知识的事情归知识，我写这篇文字，正是基于《大国学》传播之迅速，提出这些问题，是希望我们的图书市场在炒作大师、炒作国学方面能降点温，把力气花在对真正有价值的著作的推广方面。学府教授在出书作文时亦当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