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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孩子是鲁迅小说中涉及的各种形象系列中的一组,虽然并未完全展开,但从对这组形象的刻画中,我们依然可以看鲁迅先生对人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孩子们或者一开始就被吃人的社会吃掉了,或者被吃人的社会同化成为吃人者,当然同时也被吃,即使是天性美好、活力四射的孩子也不能幸免,也就是说,孩子也如大人一样,在吃人的社会中,他们走在吃人路上的不同阶段,不断地重复着一种命运。这样看来,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拯救者们无疑是绝望的。
关键词:孩子 拯救 绝望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鲁迅的小说中,身居拯救者地位的精英知识分子和身居被拯救者地位的愚弱百姓形象是最为突出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而孩子的形象,在鲁迅的小说中,大多处于配角的位置,只是片断地描写和刻画,成不了整体和系列,所以,孩子的形象不能引起鲁迅研究者的关注,成不了他们研究的焦点。但如果我们仔细地梳理鲁迅先生小说中孩子的形象,即使在片言只语中,我们同样也可以感受到鲁迅对社会对人生对存在的深刻思考。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精英知识分子形象让我们看到拯救的艰难与奋争的孤独、挣扎与无助,如果说愚弱的百姓形象让我们体验到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恕其不争”的痛心疾首,那么孩子的形象则更多地让我们感受到那些先行者们的绝望的拯救与拯救的绝望。
提到孩子,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狂人日记》。鲁迅先生听从的先行者的将令,为了那些“在寂寞中前行的勇士”呐喊,写下了《狂人日记》,揭示了中国四千多年的吃人史。其中,通过狂人的眼睛和思考,涉及到了孩子,“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在“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 即使面对小孩子,狂人也觉得有被吃的危险。这样的社会是不合理的,怎样改变它,怎样拯救它,作者在小说最后,以疑问和呼告的方式提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对孩子的不多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拯救社会的热切希望,他希望通过拯救孩子,进而拯救社会,也就是说,他认为孩子代表了社会的将来,拯救了孩子,使他们成为“真的人”,他们就不再吃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曾经吃人的社会也将土崩瓦解,这就是鲁迅先生拯救社会的策略。但即使他在充满热情地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时,他也充满了疑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但不管是否存在疑问,拯救孩子、拯救社会都是势在必行的。也就是说,在鲁迅先生刚一提出拯救这一社会命题时,他就在怀疑,怀疑拯救的有效性,但唯一不会怀疑的是拯救这一行动,正如《两地书》中许广平所说鲁迅先生“以悲观作不悲观,以無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行而行之的绝望的拯救,因为唯其如此,才能为完全黑暗的社会带来哪怕一丝的希望,尽管希望很渺茫。
面对拯救,鲁迅是绝望的,他后来系列作品中的孩子形象便也是明证。孩子在大多数作家的作品中,都是天真无邪、善良纯净的,似乎人类一切美德都可以集于孩子一身,所以孩子是美好的象征,是社会未来的希望所在。但鲁迅先生笔下的大多数孩子,却是让人可怜又可恨,心疼又恐怖的。《孔乙己》中的小伙计,他生活在一个麻木而又沉重的时代,不幸者的四周充斥着讽刺、挖苦与嘲笑,在这样的社会的大染缸中,小伙计这原本善良的孩子,逐渐地连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同情之心都丧失了,他只会不动感情地“附和着去笑”。当孔乙己要问他会写“回”字吗,他心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而当孔乙己一再说的时候,他懒懒地答他,“谁要你教”,当孔乙己进而又讲到回字的几种写法时,小伙计终于忍无可忍,不耐烦地“怒着嘴走了”。小伙计的淡漠态度可能不是因为对知识的反感,而是出于对孔乙己的厌恶、不屑与蔑视。
《风波》中的 “六斤”,在张勋复辟的大背景下,在她奶奶 “一代不如一代”不停地唠叨中,在她爸爸妈妈因辫子问题在村中地位失而复得的变迁中,不知不觉地长大了,双丫角变成“一支大辫子”,然而有一点是不变的,她还要像她奶奶一样裹脚,还要像她奶奶一样“一瘸一拐地往来”,手里“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对六斤来说,时间仿佛凝滞了,虽然其间有不同的拯救者也尽力地来拯救了,但变化的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六斤的心理时间依旧停留在奶奶的时代,所变的只是人们头上辫子的有与无。如果社会是六斤手中的那个补了又补的破碗,奶奶就是十八个铜钉中的一个,那么六斤无非就是为那破碗补上的一颗新铜钉,她们的形态、规格、质地没有任何一点的变化。
《祝福》中祥林嫂的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就这样一个孩子,在妈妈的教唆之下,在祥林嫂被强行改嫁时,和另外的两个男人“使劲地擒着她(祥林嫂)”迫使她拜天地。在这里,小叔子即使不是夫权的行使者,至少也算是帮凶。祥林嫂失去丈夫了,这已经足以让人怜悯,但同为一家人,小叔子竟然没有一点同情心,这不得不令人倍感恐怖。如果说小叔子的行为给人带来的情感冲击是激烈的,让人一下子能够警醒,那么《祝福》中其他小孩带给人们的则是于无声处起惊雷的效果。当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镇之后,当她所讲述的阿毛的故事已经被人们听得纯熟以至于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之后,在她每每看到别人的孩子开口要讲述辛酸故事的时候,“孩子看见她的眼光就吃惊,牵着母亲的衣襟催她走。”祥林嫂的不幸故事就好象魔咒一样,鲁镇的所有人包括小孩子都要躲避,都要逃离。这种包括小孩子在内的集体的逃离不得不让人反思,祥林嫂的故事不够悲惨不足以打动鲁镇人吗?不是。祥林嫂的讲述不够真诚和精彩吗?也不是。是一次次的重复讲述所带来的新鲜感的缺失导致了人们包括小孩子的躲避。也就是说,从祥林嫂一开始讲故事,人们听故事的动机就与同情无关,而是新鲜感新奇感的一种满足。当故事无数次的被讲述时,连最爱听故事的小孩子也要走开,留给祥林嫂的是无人可诉无处可诉的悲哀。小孩子带给祥林嫂的悲伤是更深一层的,原来看到小孩时,她还可以想想阿毛,表达一下她的哀愁,但小孩子们逃离使她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小孩子斩断了她倾诉的欲望,使她更接近死亡。关于孩子的描写,小说中虽然仅仅一句话,但一句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却象平静水波下的暗流,向人的内心更深处发动着冲击,引发人们更深的思考。
《长明灯》中出现的一群孩子,对坚持熄灯的疯子,充满了嘲笑。他们将稻草叶放到疯子的头上,将疯子执着追求的“我放火”随口改编派成了歌。这里固然可以看作孩子的天真与顽劣。“虽然,孩子们的行为是无目的的,但唯其天然的敌意和凌弱的本性才更可怕,这天真背后的残忍让人不寒而栗。这些正在和将要被封建的文化价值观所同化的孩子们,最终完全可能成为‘吉光屯居民’中的一员。这就是社会世俗生活的真实,而这‘真实’在小说中的表述,恰恰是鲁迅对“救救孩子”的并不乐观的注释和反思。”
当然,鲁迅先生笔下的孩子也有可爱的。每当他回忆起童年时短暂的农村生活时,美好的记忆就不自觉地浮现出来。《社戏》中那一群天真活泼的小伙伴,和“我”一起去掘蚯蚓,去钓虾;看社戏时,一起商量偷吃谁家的罗汉豆,一起煮豆、吃豆。看孩子是多么地纯真,阿发觉得自己家的豆子长得大,就建议“偷我们的罢”,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抛入船舱中”,直到再多偷,要挨阿发哭骂的,于是就又到六一公公家地里去偷。这是孩子们的一次难忘的野餐,社戏演什么并不重要,只有这次吃得罗汉豆和味道和感觉是记忆最深刻的。除了双喜、阿发,鲁迅笔下更有名的孩子是闺土,这个项带银圈手捏钢叉的小英雄。儿时的闺土是多么令人喜受和称奇,冬天下大雪捉小鸟、夏天海边拾贝壳、瓜地里刺猹、沙地里的跳蛙……对“我”——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闺土好象一个神奇的天外之客,他知道那么多那么多希奇的事,那是“我”想所未想、闻所未闻的。那时的闺土“紫色的圆脸”,非常地健康;那时的闺土和“我”不到半日,便熟识了,没有任何的隔膜,容易交流沟通。《社戏》与《故乡》所刻划的孩子与鲁迅笔下的其他作品中的孩子有很大不同,他们身上有着其他作品中孩子少有的热情、活泼、有生命活力,他们仿佛是脱离了现实社会的“自然之子”,这可能是鲁迅一生最美好的记忆凝结。在这种怀旧情绪中,或许鲁迅先生认为这是社会少有的一种新的力量,他通过这些孩子在探求。但鲁迅就是鲁迅,他多疑的眼光注视着一切,包括他自己,就如钱理群在《“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中所说“鲁迅有一种‘内攻性冲动’,对自己拥有的全部观念、情感、选择,都要加以‘多疑’的审视……不断进行质疑、诘难,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往复,在旋进中将思考引向深入与复杂化”。在社会上,即使有如闺土、阿发这样的健康孩子存在,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社会中,能不能保住天然本性而不变质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那么生机勃发的闺土不是也改变了,“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只是外表上的改变,显示出其生活劳作的艰辛。生活的艰辛、社会的同化不仅改变了他的外貌,同时改变着人的思想和精神,原本英姿飒爽的小英雄如今“浑身瑟索着”;原本神彩飞扬地讲着神奇故事的小英雄,如今“只是摇头…… 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原本玩在一处毫无隔膜的一双小伙伴,如今一个“老爷”一个“下人”,竟无法进行任何沟通。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改变呀!闺土不可抗拒地改变了,谁又能说阿发、双喜他们就不会改变?所以,在《故乡》的最后,当宏儿与水生如当年迅哥与闺土一样玩在一处时,鲁迅先生希望孩子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一想到希望,“我忽然害怕起来,闺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在鲁迅看来,希望就是自制的偶像,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实质上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欺骗。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多么地绝望。童年时农村的美好生活曾唤起他诗意的想象,想象那些不可多得的健康热情生命力旺盛的孩子能拯救社会,能为他为社会带来一丝希望,然而,清醒的他又马上意识到这种拯救是无望的,这种希望也是无望的。
纵观鲁迅先生笔下的孩子形象,他们或者如《明天》中的宝儿和《祝福》中的阿毛死于不可抗的病魔和自然侵害,他们的存在是母亲的希望,然而破灭了;或者如《孔乙己》中的小伙计等一点点被社会所同化,成为吃人社会中被人吃同时也吃人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拯救自己和社会的;即使如闺土一样曾经活力四射的孩子,在旧中国那样的社会中,也会逐渐失去他的天性,他的美好,这曾是鲁迅先生认为拯救社会的唯一的一种力量,最后也被证明是不行的,这时鲁迅先生所感受到的是无边的绝望。孩子,作为鲁迅笔下的一组形象系列,虽然并没有像知识分子与愚弱百姓那么充分地展开,但从对孩子形象的分析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鲁迅先生生活的那个时代脉博的跳动,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鲁迅先生那焦灼的目光。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精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
[2] 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4]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月。
作者简介:
李哲,女,1971—,河北省安国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工作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陈静,女,1980—,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信息工程学院。
关键词:孩子 拯救 绝望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鲁迅的小说中,身居拯救者地位的精英知识分子和身居被拯救者地位的愚弱百姓形象是最为突出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而孩子的形象,在鲁迅的小说中,大多处于配角的位置,只是片断地描写和刻画,成不了整体和系列,所以,孩子的形象不能引起鲁迅研究者的关注,成不了他们研究的焦点。但如果我们仔细地梳理鲁迅先生小说中孩子的形象,即使在片言只语中,我们同样也可以感受到鲁迅对社会对人生对存在的深刻思考。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精英知识分子形象让我们看到拯救的艰难与奋争的孤独、挣扎与无助,如果说愚弱的百姓形象让我们体验到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恕其不争”的痛心疾首,那么孩子的形象则更多地让我们感受到那些先行者们的绝望的拯救与拯救的绝望。
提到孩子,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狂人日记》。鲁迅先生听从的先行者的将令,为了那些“在寂寞中前行的勇士”呐喊,写下了《狂人日记》,揭示了中国四千多年的吃人史。其中,通过狂人的眼睛和思考,涉及到了孩子,“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在“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 即使面对小孩子,狂人也觉得有被吃的危险。这样的社会是不合理的,怎样改变它,怎样拯救它,作者在小说最后,以疑问和呼告的方式提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对孩子的不多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拯救社会的热切希望,他希望通过拯救孩子,进而拯救社会,也就是说,他认为孩子代表了社会的将来,拯救了孩子,使他们成为“真的人”,他们就不再吃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曾经吃人的社会也将土崩瓦解,这就是鲁迅先生拯救社会的策略。但即使他在充满热情地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时,他也充满了疑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但不管是否存在疑问,拯救孩子、拯救社会都是势在必行的。也就是说,在鲁迅先生刚一提出拯救这一社会命题时,他就在怀疑,怀疑拯救的有效性,但唯一不会怀疑的是拯救这一行动,正如《两地书》中许广平所说鲁迅先生“以悲观作不悲观,以無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行而行之的绝望的拯救,因为唯其如此,才能为完全黑暗的社会带来哪怕一丝的希望,尽管希望很渺茫。
面对拯救,鲁迅是绝望的,他后来系列作品中的孩子形象便也是明证。孩子在大多数作家的作品中,都是天真无邪、善良纯净的,似乎人类一切美德都可以集于孩子一身,所以孩子是美好的象征,是社会未来的希望所在。但鲁迅先生笔下的大多数孩子,却是让人可怜又可恨,心疼又恐怖的。《孔乙己》中的小伙计,他生活在一个麻木而又沉重的时代,不幸者的四周充斥着讽刺、挖苦与嘲笑,在这样的社会的大染缸中,小伙计这原本善良的孩子,逐渐地连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同情之心都丧失了,他只会不动感情地“附和着去笑”。当孔乙己要问他会写“回”字吗,他心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而当孔乙己一再说的时候,他懒懒地答他,“谁要你教”,当孔乙己进而又讲到回字的几种写法时,小伙计终于忍无可忍,不耐烦地“怒着嘴走了”。小伙计的淡漠态度可能不是因为对知识的反感,而是出于对孔乙己的厌恶、不屑与蔑视。
《风波》中的 “六斤”,在张勋复辟的大背景下,在她奶奶 “一代不如一代”不停地唠叨中,在她爸爸妈妈因辫子问题在村中地位失而复得的变迁中,不知不觉地长大了,双丫角变成“一支大辫子”,然而有一点是不变的,她还要像她奶奶一样裹脚,还要像她奶奶一样“一瘸一拐地往来”,手里“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对六斤来说,时间仿佛凝滞了,虽然其间有不同的拯救者也尽力地来拯救了,但变化的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六斤的心理时间依旧停留在奶奶的时代,所变的只是人们头上辫子的有与无。如果社会是六斤手中的那个补了又补的破碗,奶奶就是十八个铜钉中的一个,那么六斤无非就是为那破碗补上的一颗新铜钉,她们的形态、规格、质地没有任何一点的变化。
《祝福》中祥林嫂的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就这样一个孩子,在妈妈的教唆之下,在祥林嫂被强行改嫁时,和另外的两个男人“使劲地擒着她(祥林嫂)”迫使她拜天地。在这里,小叔子即使不是夫权的行使者,至少也算是帮凶。祥林嫂失去丈夫了,这已经足以让人怜悯,但同为一家人,小叔子竟然没有一点同情心,这不得不令人倍感恐怖。如果说小叔子的行为给人带来的情感冲击是激烈的,让人一下子能够警醒,那么《祝福》中其他小孩带给人们的则是于无声处起惊雷的效果。当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镇之后,当她所讲述的阿毛的故事已经被人们听得纯熟以至于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之后,在她每每看到别人的孩子开口要讲述辛酸故事的时候,“孩子看见她的眼光就吃惊,牵着母亲的衣襟催她走。”祥林嫂的不幸故事就好象魔咒一样,鲁镇的所有人包括小孩子都要躲避,都要逃离。这种包括小孩子在内的集体的逃离不得不让人反思,祥林嫂的故事不够悲惨不足以打动鲁镇人吗?不是。祥林嫂的讲述不够真诚和精彩吗?也不是。是一次次的重复讲述所带来的新鲜感的缺失导致了人们包括小孩子的躲避。也就是说,从祥林嫂一开始讲故事,人们听故事的动机就与同情无关,而是新鲜感新奇感的一种满足。当故事无数次的被讲述时,连最爱听故事的小孩子也要走开,留给祥林嫂的是无人可诉无处可诉的悲哀。小孩子带给祥林嫂的悲伤是更深一层的,原来看到小孩时,她还可以想想阿毛,表达一下她的哀愁,但小孩子们逃离使她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小孩子斩断了她倾诉的欲望,使她更接近死亡。关于孩子的描写,小说中虽然仅仅一句话,但一句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却象平静水波下的暗流,向人的内心更深处发动着冲击,引发人们更深的思考。
《长明灯》中出现的一群孩子,对坚持熄灯的疯子,充满了嘲笑。他们将稻草叶放到疯子的头上,将疯子执着追求的“我放火”随口改编派成了歌。这里固然可以看作孩子的天真与顽劣。“虽然,孩子们的行为是无目的的,但唯其天然的敌意和凌弱的本性才更可怕,这天真背后的残忍让人不寒而栗。这些正在和将要被封建的文化价值观所同化的孩子们,最终完全可能成为‘吉光屯居民’中的一员。这就是社会世俗生活的真实,而这‘真实’在小说中的表述,恰恰是鲁迅对“救救孩子”的并不乐观的注释和反思。”
当然,鲁迅先生笔下的孩子也有可爱的。每当他回忆起童年时短暂的农村生活时,美好的记忆就不自觉地浮现出来。《社戏》中那一群天真活泼的小伙伴,和“我”一起去掘蚯蚓,去钓虾;看社戏时,一起商量偷吃谁家的罗汉豆,一起煮豆、吃豆。看孩子是多么地纯真,阿发觉得自己家的豆子长得大,就建议“偷我们的罢”,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抛入船舱中”,直到再多偷,要挨阿发哭骂的,于是就又到六一公公家地里去偷。这是孩子们的一次难忘的野餐,社戏演什么并不重要,只有这次吃得罗汉豆和味道和感觉是记忆最深刻的。除了双喜、阿发,鲁迅笔下更有名的孩子是闺土,这个项带银圈手捏钢叉的小英雄。儿时的闺土是多么令人喜受和称奇,冬天下大雪捉小鸟、夏天海边拾贝壳、瓜地里刺猹、沙地里的跳蛙……对“我”——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闺土好象一个神奇的天外之客,他知道那么多那么多希奇的事,那是“我”想所未想、闻所未闻的。那时的闺土“紫色的圆脸”,非常地健康;那时的闺土和“我”不到半日,便熟识了,没有任何的隔膜,容易交流沟通。《社戏》与《故乡》所刻划的孩子与鲁迅笔下的其他作品中的孩子有很大不同,他们身上有着其他作品中孩子少有的热情、活泼、有生命活力,他们仿佛是脱离了现实社会的“自然之子”,这可能是鲁迅一生最美好的记忆凝结。在这种怀旧情绪中,或许鲁迅先生认为这是社会少有的一种新的力量,他通过这些孩子在探求。但鲁迅就是鲁迅,他多疑的眼光注视着一切,包括他自己,就如钱理群在《“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中所说“鲁迅有一种‘内攻性冲动’,对自己拥有的全部观念、情感、选择,都要加以‘多疑’的审视……不断进行质疑、诘难,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往复,在旋进中将思考引向深入与复杂化”。在社会上,即使有如闺土、阿发这样的健康孩子存在,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社会中,能不能保住天然本性而不变质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那么生机勃发的闺土不是也改变了,“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只是外表上的改变,显示出其生活劳作的艰辛。生活的艰辛、社会的同化不仅改变了他的外貌,同时改变着人的思想和精神,原本英姿飒爽的小英雄如今“浑身瑟索着”;原本神彩飞扬地讲着神奇故事的小英雄,如今“只是摇头…… 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原本玩在一处毫无隔膜的一双小伙伴,如今一个“老爷”一个“下人”,竟无法进行任何沟通。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改变呀!闺土不可抗拒地改变了,谁又能说阿发、双喜他们就不会改变?所以,在《故乡》的最后,当宏儿与水生如当年迅哥与闺土一样玩在一处时,鲁迅先生希望孩子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一想到希望,“我忽然害怕起来,闺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在鲁迅看来,希望就是自制的偶像,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实质上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欺骗。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多么地绝望。童年时农村的美好生活曾唤起他诗意的想象,想象那些不可多得的健康热情生命力旺盛的孩子能拯救社会,能为他为社会带来一丝希望,然而,清醒的他又马上意识到这种拯救是无望的,这种希望也是无望的。
纵观鲁迅先生笔下的孩子形象,他们或者如《明天》中的宝儿和《祝福》中的阿毛死于不可抗的病魔和自然侵害,他们的存在是母亲的希望,然而破灭了;或者如《孔乙己》中的小伙计等一点点被社会所同化,成为吃人社会中被人吃同时也吃人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拯救自己和社会的;即使如闺土一样曾经活力四射的孩子,在旧中国那样的社会中,也会逐渐失去他的天性,他的美好,这曾是鲁迅先生认为拯救社会的唯一的一种力量,最后也被证明是不行的,这时鲁迅先生所感受到的是无边的绝望。孩子,作为鲁迅笔下的一组形象系列,虽然并没有像知识分子与愚弱百姓那么充分地展开,但从对孩子形象的分析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鲁迅先生生活的那个时代脉博的跳动,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鲁迅先生那焦灼的目光。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精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
[2] 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4]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月。
作者简介:
李哲,女,1971—,河北省安国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工作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陈静,女,1980—,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信息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