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成为赌场，各种经济与权力在这里博弈，市民百姓是旁观者，一切都可以被冠之“被”，物价听证，被听征；业主管理，“被”物业管理：自己的房子，“被”拆迁，城市化进程，其实是“被”城市化进程。
　　我们常听到一些真理一样的句式，譬如：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似乎讲了一个常识，没有发展，社会如何进步?但在实际操作上，“发展”往往被限定在经济层面上。为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于是有了随处可见的大迁大建，有了野蛮的强行拆迁。发展是需要代价的，代价由谁来埋单：沉默无语的自然环境与沉默无语的底层民众。
　　“发展”成为一头怪兽，开始变得不可捉摸，甚至开始肆虐作恶。政府试图扼住它的缰绳，但政府却无法对其痛下狠手，因为它是政府养育着长大的，还因为它扛着沉重而疲惫的财政，向前走。
　　上世纪50年代发明的城乡二元制，使城乡分裂，乡村永远供给城市根据国家发改委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蓝皮书中提供的数据，2008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达到331.49％，即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收入的三倍多。国家的意义，就是通过政策与税收来调节国民收益，通过重新分配来达到平衡，但权力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却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
　　正因为一部分地区与城市发展得太快，地区间不平衡，城乡间落差大，才有到城市中拾荒的人群，他们在路边摆摊，在垃圾堆里找废品，在胡同里烧羊肉串，数以十万计的城市流民催生出城管队伍，也造成了最底层的社会冲突。
　　为了获得“发票”，乡下人、没有户口的年轻人暂住城市，交纳税费而不能分享城市权益。你可以奉献，但你不能分享，成为城市的潜台词。所以“暂住”在城市的民工要纷纷“退保”，每到春节前夕，“春运”的狂潮就会在大城市的火车站上演，一年又一年。因为城市是没有胸怀、没有责任的城市，农村才是民工的根。
　　我们容易看到行政权力造成社会不公，还有一种权力，就是财富形成的权力，同样伤害公平与正义。无论是山西煤商还是国有企业，他们通过“发展”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能量，正是这样的能量，他们合法地炒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旁产使城市中心地带的房产成为灸手可热的资源，财富泡沫将城市升高，无数的新居民与年轻人立即沦为房奴，城市新生力量往往是城市的创新与发展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却被无隋地贬为寄届者与永远的打工者。当一个工薪阶层的年收入全部之和一辈子也难购上一套安居房时，房屋已不是耀，而是被一部分人垄断的权力。而城市的政府，却缺乏应有的作为，譬如将地产获得的利益用来补偿廉租忘譬如通过收取固定資产税来打压囤房炒房客。
　　城市成为赌场，各种经济与权力在这里博弈，市民百姓是旁观者，一切都可以放冠之“被”，被听证，“被”物业管理，“被”拆迁，“被”城市化进程。
　　大城市应该有大思想、大视野，因为大学在这里，科研院所在这里，人文荟萃，人才聚集，但当代中国的思想体现在哪里?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有适应时代的有自岘的思想，可惜，中国知识界主流还停留在演绎古代经典的思维里，除了引经据典，就是背诵教义。经济开着宝马横冲直撞，威风八面，思想却骑着毛驴，在城市胡同里步履蹒跚，蓬头垢面。
　　大城市应该有大文化，可惜，我们数不出北京年度文化经典，电影院里只有外国大片风光无限，演出票价与月工资比肩，但鲜有激动人心的情景出现。在莺歌燕舞的晚会上，只有歌功颂德才有奖赏；可怜的孟京辉还在演着80年代的那些青春剧，让90后的孩子们笑开颜，非主流艺术在郊外徘徊。
　　大城市应该有大社会，因为城市的市民社会与团体自治理应发育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城市里，见得最多的是“城管”。本来，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街道商铺业主组织、志愿者组织等等，都应该在维护街道与社区安宁方面发挥作用，协调游商与社区之间的和谐关系，但因为政府包办了’一切，任何事隋发生之后，人们总是等待政府与城管，使民间社会没有了组织协调能力，甚至连这种心理都没有了。
　　经济挂帅、一条腿走路的“城市发展”，注定是跛足的，即使能创造速度的奇迹，也一定是后劲乏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