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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浙江台州的蔡天新，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
他是数学家，15岁考入山东大学，24岁获理学博士学位，31岁晋升教授，33岁成为CCTV“东方之子”，现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是诗人，读研期间，缪斯的一次偶然光顾催发了他的诗情，至今已出版诗集、随笔集、游记、传记等10多部文学作品和英、西、法、韩、斯拉夫、土耳其语等10种外版著作。
他是旅行家，直到上大学路上才第一次见到火车的他，如今足迹已遍布100个国家和地区；他自幼喜欢画旅行地图，近年在深圳、杭州、台州和金华等地多次举办个人摄影展。
他所著的《数字与玫瑰》被《中国教育报》列为五种面向中学生的推荐图书之一，《数学与人类文明》成为国家级规划教材，《难以企及的人物——数学天空的群星闪耀》则获得了三年一度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他本人被《新周刊》推选进入年度新锐人物榜。2011年出版游记三部曲《飞行》《欧洲人文地图》和《英国，没有老虎的国家》；2012年出版数学三部曲，含商务修订版《数字与玫瑰》《数学与人类文明》以及《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
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教授，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小回忆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童年时的梦想是什么？有没有想到过，您以后会成为数学家或是诗人？
蔡天新（以下简称蔡）：好像只有白日梦。比如读中学时在一次“拉练”途中，一路幻想自己被一辆军用三轮摩托车赶上，警卫员从后座跳下来，走到我面前立正，“报告师长，军长请您到军部去一趟。”然后我在同学们艳羡不已的目光中，坐上那辆摩托车走了……至于数学家或是诗人，都是没影的事。
记：在您成长过程中，有什么人或事对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蔡：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他还来到了杭州。这件事对我触动颇大。那时大人们都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突然要夹道欢迎他们的总统，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另外，乡亲们还传说美国人的飞机大得很，在杭州笕桥机场降不下来，临时把附近人民公社的土地征用了，拿来扩建机场。因为我去过台州的路桥机场，知道机场有多大——偌大的地盘还不够它降落的，这飞机该有多大啊，这事令我惊讶……这件事对我最直接的影响，是促使我靠着一本简易的世界地图和自己的想象，在简陋的笔记本上画出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旅行图。这是我的第一幅手绘地图。
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原来看似遥远的“外部世界”忽然来到眼前，和内心世界来了一次碰撞？我看您在童年回忆录《小回忆》中，也多次提到了家乡的河流和公路……
蔡：对。我的家乡不通火车和民航，河流和公路就是连接外部世界的通道，这可能也是对远方的一种向往。尼克松访华之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给好几位相继访华的外国政要画了旅行图，之后就开始为自己画旅行图。让我深感自豪的是，从出生直到现在，我所有旅行的路线图都记载并保留下来了。
记：画地图这件事，对您来说，乐趣何在？
蔡：我喜欢画地图，还有一个原因是爱看电影，特别是《渡江侦察记》那样的战争电影，里面有很多军事地图的镜头，这也是白日梦的由来。如果说影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给自己自信，因为你做了一件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你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秘密世界”，你就会觉得很快乐。早期是地图，后来是诗歌和绘画……它们都是让人“做梦”的东西。现在的人缺少梦想，我想跟他们缺少这些有关。
记：从您的经历看，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颇为艰辛，但也颇为放松，似乎不像现在许多孩子一样需要为很多东西而奋斗，也没有像现在不少人提倡的做“人生规划”，然后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它……
蔡：嗯，可以说是有一点像自然而然地在生长。但这跟历史环境也有关系，我那时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我读高中的时候，父亲甚至给我买了一套木工工具，因为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就去农场放牧、做木工，他想把他的木工技术教给我，以后可以谋生。但是还没来得及实施，国家恢复高考了，我就去准备考试了。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教数学和写诗歌，但我当年高考成绩最差的两科就是数学和语文，这大概也能说明，所谓“一考定终身”是多么荒谬。
数字与玫瑰
记：数学严谨、逻辑性强，诗歌跳跃、发散性强。数学家和诗人，在常人心目中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有些对立的，这两个角色是如何在您身上和谐相处的？
蔡：数学和诗歌还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数学家与诗人》，被收入了上海版的《高中语文》读本里。数学和诗歌都需要想象力，都简洁、智慧，而且分别是其他科学和艺术门类不可或缺的因素——每一门科学都需要运用数学语言，每一件艺术品都需要有“诗意”。而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一点是，数学和诗歌是人类最自由的智力活动，因此几十年来乐此不疲。我觉得，假如一个人缺少了其中一样，身体的各个部位会难以和谐相处。
记：能否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数学和诗歌是人类最自由的智力活动”？
蔡：其实不难理解。在诗歌里，你可以无限地想象，比如我写过的一句，“树枝从天空中长出/飞鸟向往我的眼睛”，这个就跟日常认知是相反的，人家都觉得树枝是从大地上长出的，只有诗歌可以这样自由。数学也是这样，它需要人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自由地思考，比如我们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就有可能推出完全异于日常认知的结论来。例如，我们说通过直线外的一点，可以画出一条且仅有一条已知直线的平行线，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就可以画出至少两条平行线，或者一条平行线也画不出来（比如球面上就不存在平行线）……就是这样充满大胆想象、打破常规的思考，带来了“非欧几何”的发现。
记：可能对很多中学生来说，数学只是一门枯燥、无趣、难学、又不得不学的课，而诗歌甚至更加“没用”，因为连考试和作文比赛都不会用到它。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数学的乐趣在哪里，而诗歌的“用处”又是什么？ 蔡：其实诗歌和数学不仅需要灵感，它们也能带给你灵感，诗歌和数学比较好的同学会有特别的想象力。为什么数学好的同学找工作方便呢，因为他思维开阔，可以干别的事情。我还有句话，大家可以自己琢磨琢磨：诗歌可以把我们带到想要去的地方。
飞行
记：我喜欢独自旅行，享受一个人走走停停、看看想想的小孤独，但又总是克服不了一些在此过程中莫名的小伤感。您在旅途中又有些怎样独特的心情体验？
蔡：小伤感是旅途的特征之一，用不着去克服吧。要是没有孤独，就不会有发现了。可以说，这是创作、灵感，有时甚至是力量的源泉。在我的旅途中，首先考虑的是摄影；然后是诗歌，那通常在歇息之时，包括洲际旅行的飞机上；回家照例先画一幅旅行地图，至今已有400余幅了；然后等待时机再来回忆，我把它视作故地重游。
记：旅行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蔡：不确定性。旅行里有即兴的东西会比较有意思，如果什么都安排好了，就变成了一个旅游者。我从不买攻略书，因为我觉得没有它，旅途更富神秘感。就像前不久去东非，事先并未安排好，本来是荷兰人邀请我去学术访问，正好有非洲朋友邀我去，但他们出不起路费，我就用荷兰人给的钱的剩余部分买了机票。肯尼亚那边本来没有我认识的朋友，但我参加过的南非诗歌节的主席跟那边熟悉，所以我一到内罗毕就有一个报社记者兼笔会会长来访，他带我去见内罗毕大学的一位英语文学教授和一位法语文学教授，我各送了他们一本英文版和一本法文版的诗集，他们一看很喜欢，就邀请我作了一次讲座和朗诵，把他们的学生都召来了。这些是我事先不知道的。
后来我去了乌干达，在途中还遇到了中国的维和部队，搭他们的车子从刚果返回布隆迪，连海关都没过。回来的时候我也不走老路，选择从坦桑尼亚飞回荷兰。在阿鲁沙，一位美国诗人给我开了一个诗歌朗诵会。当坦桑尼亚人知道这是我游历的第100个国家，他们也感到很光荣。我在坦桑尼亚拍摄了许多抽象作品，这或许是那次旅行最大的收获。就这样花了几千块钱路费，完成了这趟旅行，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事先没有安排的。
记：走了那么多地方，您最喜欢哪里？
蔡：太多地方，太多故事了，大多已写进我的书里。我的文字记载多以个人的行迹为写作线索，不仅诗集、随笔集和旅行记，甚至数学教程和专著也带有这个烙印。《数字与玫瑰》书背上有句话： 我以为，每个年轻人（包括心灵年轻的人）都应该在有生之年去一次欧洲。我本人去过欧洲20多次，从没有厌倦。还有南美，我在那里有美好的记忆。
面对面
记：您赞成在中学阶段文理分科吗？
蔡：不赞成，文理科原本不可分割。现在高中学的课程内容太多太深了，根本没有必要。有些内容如果做一两道题，会觉得很有意思，但做一百道题，会把美感和兴趣给弄没了。这就像每天吃同样的菜，再好吃的菜也会没味道。个人认为，如果在难度方面适当降低，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学习。这对将来有好处，因为知识面广了，潜力也更大。无论是否继续深造，都是要学习专业知识或经过职业培训的，没必要在现阶段过分探究。
记：在我接触到的中学生里，许多孩子会为文理分科的问题纠结。比如喜欢文科，理科也不错，但出于专业和找工作考虑，选择了理科，但心中总会存些遗憾。对这样的孩子们，您能说些什么吗？
蔡：确实非常遗憾。我觉得理科生可以、也应该怀抱人文的梦想，文科生必须时常观察自然，了解科学的历史和进程。我希望这些孩子能时时怀抱着远方，或许在那里，理科和文科会相互融合。
记：代表数学很差的学生们问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学不好数学？
蔡：我想是他们小时候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数学老师，也没有读到一本好的数学书籍。我的建议是，从最简单的例子着手，理解概念和定义，掌握教科书里的基本内容和方法。此外，需要拥有（对世界和生活的）热爱、探究（自然和科学）、理解（别人和自己）之心，需要拥有欲望和勇敢。
记：您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今年应该十六七岁了吧。您自认为爸爸这个角色，您驾驭得如何？
蔡：马马虎虎吧，现在她们在外地的寄宿学校，每天主动准时与我通话。虽然早些年，我在外面漫游的时间比较多，但我在国内的时候，外出并不多。她们读初中时，有一次老师要求同学们按照跟爸爸、妈妈时间多的分别站队，结果她们都站到爸爸的队伍里了。
记：您关心她们的学习成绩吗？对她们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
蔡：我当然关心，但是也没法着急，假如她们将来上不了很好的学校，也没关系，只要她们快乐就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什么人物的，我自己也不是什么人物，只是一个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人。我希望她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我以前和她们说过的话，要独立、自主，这样才能更好地体验完整的人生。这一点上，我们应向西方的年轻人学习。
记：您接下去还有什么梦想？
蔡：梦想之一是延拓黎曼猜想，之二是（像钱钟书先生那样）写一部学院派的小说，之三是希望能鼓动或协助某位电影导演拍摄故事片《秦九韶》（秦是南宋的一位大数学家）。
他是数学家，15岁考入山东大学，24岁获理学博士学位，31岁晋升教授，33岁成为CCTV“东方之子”，现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是诗人，读研期间，缪斯的一次偶然光顾催发了他的诗情，至今已出版诗集、随笔集、游记、传记等10多部文学作品和英、西、法、韩、斯拉夫、土耳其语等10种外版著作。
他是旅行家，直到上大学路上才第一次见到火车的他，如今足迹已遍布100个国家和地区；他自幼喜欢画旅行地图，近年在深圳、杭州、台州和金华等地多次举办个人摄影展。
他所著的《数字与玫瑰》被《中国教育报》列为五种面向中学生的推荐图书之一，《数学与人类文明》成为国家级规划教材，《难以企及的人物——数学天空的群星闪耀》则获得了三年一度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他本人被《新周刊》推选进入年度新锐人物榜。2011年出版游记三部曲《飞行》《欧洲人文地图》和《英国，没有老虎的国家》；2012年出版数学三部曲，含商务修订版《数字与玫瑰》《数学与人类文明》以及《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
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教授，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小回忆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童年时的梦想是什么？有没有想到过，您以后会成为数学家或是诗人？
蔡天新（以下简称蔡）：好像只有白日梦。比如读中学时在一次“拉练”途中，一路幻想自己被一辆军用三轮摩托车赶上，警卫员从后座跳下来，走到我面前立正，“报告师长，军长请您到军部去一趟。”然后我在同学们艳羡不已的目光中，坐上那辆摩托车走了……至于数学家或是诗人，都是没影的事。
记：在您成长过程中，有什么人或事对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蔡：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他还来到了杭州。这件事对我触动颇大。那时大人们都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突然要夹道欢迎他们的总统，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另外，乡亲们还传说美国人的飞机大得很，在杭州笕桥机场降不下来，临时把附近人民公社的土地征用了，拿来扩建机场。因为我去过台州的路桥机场，知道机场有多大——偌大的地盘还不够它降落的，这飞机该有多大啊，这事令我惊讶……这件事对我最直接的影响，是促使我靠着一本简易的世界地图和自己的想象，在简陋的笔记本上画出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旅行图。这是我的第一幅手绘地图。
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原来看似遥远的“外部世界”忽然来到眼前，和内心世界来了一次碰撞？我看您在童年回忆录《小回忆》中，也多次提到了家乡的河流和公路……
蔡：对。我的家乡不通火车和民航，河流和公路就是连接外部世界的通道，这可能也是对远方的一种向往。尼克松访华之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给好几位相继访华的外国政要画了旅行图，之后就开始为自己画旅行图。让我深感自豪的是，从出生直到现在，我所有旅行的路线图都记载并保留下来了。
记：画地图这件事，对您来说，乐趣何在？
蔡：我喜欢画地图，还有一个原因是爱看电影，特别是《渡江侦察记》那样的战争电影，里面有很多军事地图的镜头，这也是白日梦的由来。如果说影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给自己自信，因为你做了一件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你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秘密世界”，你就会觉得很快乐。早期是地图，后来是诗歌和绘画……它们都是让人“做梦”的东西。现在的人缺少梦想，我想跟他们缺少这些有关。
记：从您的经历看，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颇为艰辛，但也颇为放松，似乎不像现在许多孩子一样需要为很多东西而奋斗，也没有像现在不少人提倡的做“人生规划”，然后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它……
蔡：嗯，可以说是有一点像自然而然地在生长。但这跟历史环境也有关系，我那时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我读高中的时候，父亲甚至给我买了一套木工工具，因为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就去农场放牧、做木工，他想把他的木工技术教给我，以后可以谋生。但是还没来得及实施，国家恢复高考了，我就去准备考试了。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教数学和写诗歌，但我当年高考成绩最差的两科就是数学和语文，这大概也能说明，所谓“一考定终身”是多么荒谬。
数字与玫瑰
记：数学严谨、逻辑性强，诗歌跳跃、发散性强。数学家和诗人，在常人心目中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有些对立的，这两个角色是如何在您身上和谐相处的？
蔡：数学和诗歌还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数学家与诗人》，被收入了上海版的《高中语文》读本里。数学和诗歌都需要想象力，都简洁、智慧，而且分别是其他科学和艺术门类不可或缺的因素——每一门科学都需要运用数学语言，每一件艺术品都需要有“诗意”。而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一点是，数学和诗歌是人类最自由的智力活动，因此几十年来乐此不疲。我觉得，假如一个人缺少了其中一样，身体的各个部位会难以和谐相处。
记：能否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数学和诗歌是人类最自由的智力活动”？
蔡：其实不难理解。在诗歌里，你可以无限地想象，比如我写过的一句，“树枝从天空中长出/飞鸟向往我的眼睛”，这个就跟日常认知是相反的，人家都觉得树枝是从大地上长出的，只有诗歌可以这样自由。数学也是这样，它需要人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自由地思考，比如我们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就有可能推出完全异于日常认知的结论来。例如，我们说通过直线外的一点，可以画出一条且仅有一条已知直线的平行线，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就可以画出至少两条平行线，或者一条平行线也画不出来（比如球面上就不存在平行线）……就是这样充满大胆想象、打破常规的思考，带来了“非欧几何”的发现。
记：可能对很多中学生来说，数学只是一门枯燥、无趣、难学、又不得不学的课，而诗歌甚至更加“没用”，因为连考试和作文比赛都不会用到它。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数学的乐趣在哪里，而诗歌的“用处”又是什么？ 蔡：其实诗歌和数学不仅需要灵感，它们也能带给你灵感，诗歌和数学比较好的同学会有特别的想象力。为什么数学好的同学找工作方便呢，因为他思维开阔，可以干别的事情。我还有句话，大家可以自己琢磨琢磨：诗歌可以把我们带到想要去的地方。
飞行
记：我喜欢独自旅行，享受一个人走走停停、看看想想的小孤独，但又总是克服不了一些在此过程中莫名的小伤感。您在旅途中又有些怎样独特的心情体验？
蔡：小伤感是旅途的特征之一，用不着去克服吧。要是没有孤独，就不会有发现了。可以说，这是创作、灵感，有时甚至是力量的源泉。在我的旅途中，首先考虑的是摄影；然后是诗歌，那通常在歇息之时，包括洲际旅行的飞机上；回家照例先画一幅旅行地图，至今已有400余幅了；然后等待时机再来回忆，我把它视作故地重游。
记：旅行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蔡：不确定性。旅行里有即兴的东西会比较有意思，如果什么都安排好了，就变成了一个旅游者。我从不买攻略书，因为我觉得没有它，旅途更富神秘感。就像前不久去东非，事先并未安排好，本来是荷兰人邀请我去学术访问，正好有非洲朋友邀我去，但他们出不起路费，我就用荷兰人给的钱的剩余部分买了机票。肯尼亚那边本来没有我认识的朋友，但我参加过的南非诗歌节的主席跟那边熟悉，所以我一到内罗毕就有一个报社记者兼笔会会长来访，他带我去见内罗毕大学的一位英语文学教授和一位法语文学教授，我各送了他们一本英文版和一本法文版的诗集，他们一看很喜欢，就邀请我作了一次讲座和朗诵，把他们的学生都召来了。这些是我事先不知道的。
后来我去了乌干达，在途中还遇到了中国的维和部队，搭他们的车子从刚果返回布隆迪，连海关都没过。回来的时候我也不走老路，选择从坦桑尼亚飞回荷兰。在阿鲁沙，一位美国诗人给我开了一个诗歌朗诵会。当坦桑尼亚人知道这是我游历的第100个国家，他们也感到很光荣。我在坦桑尼亚拍摄了许多抽象作品，这或许是那次旅行最大的收获。就这样花了几千块钱路费，完成了这趟旅行，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事先没有安排的。
记：走了那么多地方，您最喜欢哪里？
蔡：太多地方，太多故事了，大多已写进我的书里。我的文字记载多以个人的行迹为写作线索，不仅诗集、随笔集和旅行记，甚至数学教程和专著也带有这个烙印。《数字与玫瑰》书背上有句话： 我以为，每个年轻人（包括心灵年轻的人）都应该在有生之年去一次欧洲。我本人去过欧洲20多次，从没有厌倦。还有南美，我在那里有美好的记忆。
面对面
记：您赞成在中学阶段文理分科吗？
蔡：不赞成，文理科原本不可分割。现在高中学的课程内容太多太深了，根本没有必要。有些内容如果做一两道题，会觉得很有意思，但做一百道题，会把美感和兴趣给弄没了。这就像每天吃同样的菜，再好吃的菜也会没味道。个人认为，如果在难度方面适当降低，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学习。这对将来有好处，因为知识面广了，潜力也更大。无论是否继续深造，都是要学习专业知识或经过职业培训的，没必要在现阶段过分探究。
记：在我接触到的中学生里，许多孩子会为文理分科的问题纠结。比如喜欢文科，理科也不错，但出于专业和找工作考虑，选择了理科，但心中总会存些遗憾。对这样的孩子们，您能说些什么吗？
蔡：确实非常遗憾。我觉得理科生可以、也应该怀抱人文的梦想，文科生必须时常观察自然，了解科学的历史和进程。我希望这些孩子能时时怀抱着远方，或许在那里，理科和文科会相互融合。
记：代表数学很差的学生们问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学不好数学？
蔡：我想是他们小时候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数学老师，也没有读到一本好的数学书籍。我的建议是，从最简单的例子着手，理解概念和定义，掌握教科书里的基本内容和方法。此外，需要拥有（对世界和生活的）热爱、探究（自然和科学）、理解（别人和自己）之心，需要拥有欲望和勇敢。
记：您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今年应该十六七岁了吧。您自认为爸爸这个角色，您驾驭得如何？
蔡：马马虎虎吧，现在她们在外地的寄宿学校，每天主动准时与我通话。虽然早些年，我在外面漫游的时间比较多，但我在国内的时候，外出并不多。她们读初中时，有一次老师要求同学们按照跟爸爸、妈妈时间多的分别站队，结果她们都站到爸爸的队伍里了。
记：您关心她们的学习成绩吗？对她们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
蔡：我当然关心，但是也没法着急，假如她们将来上不了很好的学校，也没关系，只要她们快乐就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什么人物的，我自己也不是什么人物，只是一个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人。我希望她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我以前和她们说过的话，要独立、自主，这样才能更好地体验完整的人生。这一点上，我们应向西方的年轻人学习。
记：您接下去还有什么梦想？
蔡：梦想之一是延拓黎曼猜想，之二是（像钱钟书先生那样）写一部学院派的小说，之三是希望能鼓动或协助某位电影导演拍摄故事片《秦九韶》（秦是南宋的一位大数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