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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明传承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7—0058—03
《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刊载了黄牧航老师的“正确看待历史传承——二听‘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一文。“黄文”说不少老师在课堂上公开宣讲：“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直接起源于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正因为有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涓涓细流，才有了今天西方民主制度的奔腾大河。”对这种说法，“黄文”作了彻底的否定，我觉得不够谨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只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说直接起源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显然不妥。正如作者所说的中间隔了千年的中世纪。但从历史发展来看，纯粹否定古希腊民主政治“源头”，把现代西方文明直接与中世纪衔接起来，那么古希腊罗马文明与欧洲中世纪是什么关系呢?“黄文”划定，1260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翻译成拉丁文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雅典民主政治，是不为人所知的。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古代思想资源、雅典民主政治对近代欧洲民主政治的产生不仅仅是“黄文”所说的“思想层面的”。本人无法做具体的考证，只是喜欢翻阅他人的书籍，现借他人之言，说明我的观点。
蛮族的入侵，打断了罗马历史的进程，开始了长达千年的欧洲中世纪。如果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没有人继承古希腊罗马的一些优秀文明成果，能维持欧洲达千年吗?有意思的是不仅维持了，还产生了现代西方文明。中世纪的欧洲诸侯割据、小国林立，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世俗权力的王权与宗教权力的神权是分离的，而且神权往往凌驾于王权之上。我认为很可能就是这个神权的存在才使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成果中的“合理内核”得以保留，并且传承下来，后来还发扬光大，发展成为今天的西方文明。至于说“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做法，包括美国的政治结构，就像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翻版”的说法确有幼稚之处，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古希腊入城邦民主政治的创举，比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早两千多年，对他们我们难道没有一点敬畏的感觉吗?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些做法或多或少有古希腊罗马民主政治的影子这是很正常的。
从哲学的角度看，文明传承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应该就像“黄文”说的“首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谈到欧洲的中世纪，就离不开基督教，讲基督教，就离不开神学，当神学使用论证分析的方法证明上帝存在并迫使人们信仰上帝的时候，就意味着信仰的对象变成了思维的对象，因而神学也就变成了哲学。“神学把信仰作为思维对象，决不是对信仰的加强，而是对信仰的瓦解”。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早就已经被证明并不是一无是处。“中世纪千年……并不意味着历史的中断，其中蕴涵了近代哲学的兴起、科学的发展、文艺复兴。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的体现：黑暗中黎明”。到了11世纪左右，西欧城市兴起，文化领域死气沉沉的局面开始改变。为适应城市市民知识文化的需要，西欧各地先后办起了一系列大学，如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等，早在12世纪就已经正式成立。在13世纪，教皇权力鼎盛的时候，格里哥利九世于123 1年授予巴黎大学以“不受宗教法庭干预的特权”。这些文化现象与传播古希腊罗马文明无关吗?大学就是传播文明的地方，即使是神学研究，研究它的方法论学问也要变成哲学；当神学僵尸腐烂的时候，新发芽的种子就成为新的哲学，这是倡导神学研究的组织想象不到的。中世纪的欧洲就是有这样矛盾的逻辑存在着，从而孕育着新的希望。
我们再来看看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相关表述。法国七月王朝的大臣基佐说：“不论武力产生什么作用，主宰社会、决定其命运的不是武力，而是思想和精神力量，在非本质的武力掩盖下操纵着社会的进程。”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思想和精神力量”就应该是指基督教会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传承。当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从阿拉伯文译出的拉丁文译本终于流传到西方世界以后，被1210年在巴黎召开的大教区会议所禁止。美国人梯利在评价这一事件时说：“这一切都证明独立精神的增长，人类思想又滋长一种倾向，跃跃欲试。”1150年左右的约翰·艾文戴思和多米尼克·贡迪萨耳维，把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以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书籍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在1210年和1225年之间，通过拉丁文译本，人们了解到了几乎所有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罗素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毕竟是希腊人的礼物，它导致经院哲学的解体。”罗素在论及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还说：“12世纪上半期的后半，托雷多大主教雷蒙德创办了一所译者学院，收到很大效果。公元1128年，威尼斯人雅各译出了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篇》《正位篇》《诡辩驳斥篇》；只是西方哲学家感到《分析论后篇》不易了解。公元12世纪的人们虽然对希腊哲学知道得不全面，但一些博学之士已认识到其中还有许多东西有待西方人去发掘，那时曾有过一种获取古代全面知识的渴望。”可见，中世纪对希腊古典的追求、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传播，在追求知识的人们当中是相当普遍的。这里，我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翻译成拉丁文的时间估计在1260年前后，好像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后《政治学》才开始影响西欧。英国的大宪章诞生在1215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不可能成为英国大宪章诞生的历史蓝本。我认为，亚氏的著作本身是一个系列，他的著作主要传承了古希腊文明，而不要拘泥于亚氏的哪部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之后才具体影响西欧文明。或者说，反映古希腊民主政治的著作不一定限于《政治学》，亚氏的其他著作和其他人的著作同样可以反映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内容和思想，只不过亚氏的《政治学》是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的集中反映而已。正如“黄文”所说“民主政治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思想观念的产物，但首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这里的“思想观念”对于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不是怎样去得到亚氏的真经《政治学》，然后对古希腊民主政治加以改造利用的问题，而是已经有不少古希腊的著作摆在英国贵族面前，就看他们如何改造利用的问题。我想，英国的贵族绝对不会那么教条，否则大宪章不可能在1215年诞生。这就是我所要坚持的古希腊民主政治不仅是对欧洲民主政治产生观念上影响，而且是实实在在影响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已故的著名学者顾准对该问题的相关看法：
“……近代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是古希腊人所不知道的。”
“罗马覆亡之时，许多罗马显贵投身教会，著名的教父多半是罗马文化的显贵。所以……教会是黑暗时期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在有教养的文明社会中，罗马传统还是正统。”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做过许多坏事情……然而也做过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中 世纪的唯一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世俗政治权威管不着它。教会也是学术研究中心。不管经院哲学如何繁琐，它总是一种心智活动。……即使我们肯定中世纪的教会所传播的文化，没有古代(希腊罗马)的前进一步，至少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下来。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西欧民主渊源于希腊民主是对的，但是说希腊政治除民主潮流而外没有别的潮流就不对了。”
“日耳曼征服以后的欧洲，确实出现了逆流——欧洲又回到了神权政治时代。不过雅典民主共和和共和罗马并不是白白地总算过去，甚至在神权的大本营也凭借神权的掩护，从雅典和罗马取得教益和神权相斗争……13世纪初期英国大宪章，虽然不过是国王和诸侯间的一个协议，然而多种历史事变的凑合，使在其上长出来的议会制度始而是一株不牢靠的随时可以摧毁的幼芽……然后发达起来成为一种精巧的、适合广土民众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
欧洲文明的传统，离不开希腊，希腊的社会经济类型，希腊思想，被罗马几乎全盘继承。蛮族的征服，给欧洲文明打上了日耳曼的烙印，可是罗马传统通过基督教大部分保存下来……谁都承认，文艺复兴运动是世界近代化，亦即资本主义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外国人承认这一点，随而肯定，迄今的欧洲文明可以名之日希腊罗马文明。
“取法希腊精神的罗马法，以及继承罗马法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和权相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封建制度，是具有严格身份等级的一种统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统治集团之间，相互间的身份和关系、观念上认为是由契约规定的，法学家称之为‘规定身份的契约’。”
“当代西方人(例如肯尼迪、罗素、费正清)都承认，西方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分析它的成分，有希腊思想、罗马法和日耳曼人的骑士精神。要历数它的演化变迁，那是头绪纷繁的。不过这三者之中，希腊思想是基本的。”
顺便说一下，“黄文”引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论及：“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起来利用大宪章这一古老文件为武器同专制王权作斗争。但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因为封臣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强化，因为专制王权的建立，大宪章在政治生活的影响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一文件，国王也不遵守其中的条款。”
法国的基佐在《欧洲文明史》里却说：“……1215年贵族的联合行动迫使国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大宪章后来不断地被重新提出，由大多数历代国王重加肯定。13世纪到16世纪期间，共有三十多位国王这样做了。不仅重新肯定而且还为了维护和发展大宪章，还加进了新条款。可以说它的生命从未间断过。”
翻阅刘明翰主编的《世界史·中世纪史》和刘祚昌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我觉得基佐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自1215年大宪章诞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王与国会之间的斗争不断，国会取得主导的机会最多，而且每一次与国王斗争的成果都有意或无意地强化和增加着大宪章里的内容。如1258年的贵族迫使国王亨利签订“牛津条例”，根据条例成立了15人常设会议和12人委员会，取得了御前大臣、大法官、财政大臣等一切高级官吏的任命权，国王和官吏必须遵守“牛津条例”；1265年贵族蒙福尔一派在英国召开第一次国会，这次国会标志着英国等级君主制国会开始形成；1295年的“模范国会”，骑士和市民由原来的邀请代表正式参加国会，变成为骑士和市民代表在另一地方开会；1296年国会获得批准赋税的权力；1343年国会的上下院两院制正式形成。之后国王与国会之间的博弈，因1337—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和1455—1485年的“玫瑰战争”而暂时转移。不久后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建立(1603年)，后来的历代英王为专制主义造声势，王权才大张旗鼓地与国会过招，但是国王都没有一直占上风，如1625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里列举的四点要求，国会答应拨出35万镑作为国王接受请愿书的条件，查理一世还是勉强接受了请愿书的要求，不过这个时候距1640年英国内战的爆发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责任编辑：陶亚敏]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7—0058—03
《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刊载了黄牧航老师的“正确看待历史传承——二听‘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一文。“黄文”说不少老师在课堂上公开宣讲：“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直接起源于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正因为有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涓涓细流，才有了今天西方民主制度的奔腾大河。”对这种说法，“黄文”作了彻底的否定，我觉得不够谨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只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说直接起源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显然不妥。正如作者所说的中间隔了千年的中世纪。但从历史发展来看，纯粹否定古希腊民主政治“源头”，把现代西方文明直接与中世纪衔接起来，那么古希腊罗马文明与欧洲中世纪是什么关系呢?“黄文”划定，1260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翻译成拉丁文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雅典民主政治，是不为人所知的。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古代思想资源、雅典民主政治对近代欧洲民主政治的产生不仅仅是“黄文”所说的“思想层面的”。本人无法做具体的考证，只是喜欢翻阅他人的书籍，现借他人之言，说明我的观点。
蛮族的入侵，打断了罗马历史的进程，开始了长达千年的欧洲中世纪。如果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没有人继承古希腊罗马的一些优秀文明成果，能维持欧洲达千年吗?有意思的是不仅维持了，还产生了现代西方文明。中世纪的欧洲诸侯割据、小国林立，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世俗权力的王权与宗教权力的神权是分离的，而且神权往往凌驾于王权之上。我认为很可能就是这个神权的存在才使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成果中的“合理内核”得以保留，并且传承下来，后来还发扬光大，发展成为今天的西方文明。至于说“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做法，包括美国的政治结构，就像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翻版”的说法确有幼稚之处，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古希腊入城邦民主政治的创举，比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早两千多年，对他们我们难道没有一点敬畏的感觉吗?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些做法或多或少有古希腊罗马民主政治的影子这是很正常的。
从哲学的角度看，文明传承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应该就像“黄文”说的“首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谈到欧洲的中世纪，就离不开基督教，讲基督教，就离不开神学，当神学使用论证分析的方法证明上帝存在并迫使人们信仰上帝的时候，就意味着信仰的对象变成了思维的对象，因而神学也就变成了哲学。“神学把信仰作为思维对象，决不是对信仰的加强，而是对信仰的瓦解”。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早就已经被证明并不是一无是处。“中世纪千年……并不意味着历史的中断，其中蕴涵了近代哲学的兴起、科学的发展、文艺复兴。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的体现：黑暗中黎明”。到了11世纪左右，西欧城市兴起，文化领域死气沉沉的局面开始改变。为适应城市市民知识文化的需要，西欧各地先后办起了一系列大学，如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等，早在12世纪就已经正式成立。在13世纪，教皇权力鼎盛的时候，格里哥利九世于123 1年授予巴黎大学以“不受宗教法庭干预的特权”。这些文化现象与传播古希腊罗马文明无关吗?大学就是传播文明的地方，即使是神学研究，研究它的方法论学问也要变成哲学；当神学僵尸腐烂的时候，新发芽的种子就成为新的哲学，这是倡导神学研究的组织想象不到的。中世纪的欧洲就是有这样矛盾的逻辑存在着，从而孕育着新的希望。
我们再来看看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相关表述。法国七月王朝的大臣基佐说：“不论武力产生什么作用，主宰社会、决定其命运的不是武力，而是思想和精神力量，在非本质的武力掩盖下操纵着社会的进程。”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思想和精神力量”就应该是指基督教会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传承。当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从阿拉伯文译出的拉丁文译本终于流传到西方世界以后，被1210年在巴黎召开的大教区会议所禁止。美国人梯利在评价这一事件时说：“这一切都证明独立精神的增长，人类思想又滋长一种倾向，跃跃欲试。”1150年左右的约翰·艾文戴思和多米尼克·贡迪萨耳维，把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以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书籍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在1210年和1225年之间，通过拉丁文译本，人们了解到了几乎所有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罗素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毕竟是希腊人的礼物，它导致经院哲学的解体。”罗素在论及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还说：“12世纪上半期的后半，托雷多大主教雷蒙德创办了一所译者学院，收到很大效果。公元1128年，威尼斯人雅各译出了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篇》《正位篇》《诡辩驳斥篇》；只是西方哲学家感到《分析论后篇》不易了解。公元12世纪的人们虽然对希腊哲学知道得不全面，但一些博学之士已认识到其中还有许多东西有待西方人去发掘，那时曾有过一种获取古代全面知识的渴望。”可见，中世纪对希腊古典的追求、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传播，在追求知识的人们当中是相当普遍的。这里，我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翻译成拉丁文的时间估计在1260年前后，好像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后《政治学》才开始影响西欧。英国的大宪章诞生在1215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不可能成为英国大宪章诞生的历史蓝本。我认为，亚氏的著作本身是一个系列，他的著作主要传承了古希腊文明，而不要拘泥于亚氏的哪部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之后才具体影响西欧文明。或者说，反映古希腊民主政治的著作不一定限于《政治学》，亚氏的其他著作和其他人的著作同样可以反映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内容和思想，只不过亚氏的《政治学》是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的集中反映而已。正如“黄文”所说“民主政治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思想观念的产物，但首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这里的“思想观念”对于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不是怎样去得到亚氏的真经《政治学》，然后对古希腊民主政治加以改造利用的问题，而是已经有不少古希腊的著作摆在英国贵族面前，就看他们如何改造利用的问题。我想，英国的贵族绝对不会那么教条，否则大宪章不可能在1215年诞生。这就是我所要坚持的古希腊民主政治不仅是对欧洲民主政治产生观念上影响，而且是实实在在影响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已故的著名学者顾准对该问题的相关看法：
“……近代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是古希腊人所不知道的。”
“罗马覆亡之时，许多罗马显贵投身教会，著名的教父多半是罗马文化的显贵。所以……教会是黑暗时期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在有教养的文明社会中，罗马传统还是正统。”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做过许多坏事情……然而也做过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中 世纪的唯一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世俗政治权威管不着它。教会也是学术研究中心。不管经院哲学如何繁琐，它总是一种心智活动。……即使我们肯定中世纪的教会所传播的文化，没有古代(希腊罗马)的前进一步，至少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下来。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西欧民主渊源于希腊民主是对的，但是说希腊政治除民主潮流而外没有别的潮流就不对了。”
“日耳曼征服以后的欧洲，确实出现了逆流——欧洲又回到了神权政治时代。不过雅典民主共和和共和罗马并不是白白地总算过去，甚至在神权的大本营也凭借神权的掩护，从雅典和罗马取得教益和神权相斗争……13世纪初期英国大宪章，虽然不过是国王和诸侯间的一个协议，然而多种历史事变的凑合，使在其上长出来的议会制度始而是一株不牢靠的随时可以摧毁的幼芽……然后发达起来成为一种精巧的、适合广土民众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
欧洲文明的传统，离不开希腊，希腊的社会经济类型，希腊思想，被罗马几乎全盘继承。蛮族的征服，给欧洲文明打上了日耳曼的烙印，可是罗马传统通过基督教大部分保存下来……谁都承认，文艺复兴运动是世界近代化，亦即资本主义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外国人承认这一点，随而肯定，迄今的欧洲文明可以名之日希腊罗马文明。
“取法希腊精神的罗马法，以及继承罗马法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和权相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封建制度，是具有严格身份等级的一种统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统治集团之间，相互间的身份和关系、观念上认为是由契约规定的，法学家称之为‘规定身份的契约’。”
“当代西方人(例如肯尼迪、罗素、费正清)都承认，西方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分析它的成分，有希腊思想、罗马法和日耳曼人的骑士精神。要历数它的演化变迁，那是头绪纷繁的。不过这三者之中，希腊思想是基本的。”
顺便说一下，“黄文”引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论及：“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起来利用大宪章这一古老文件为武器同专制王权作斗争。但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因为封臣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强化，因为专制王权的建立，大宪章在政治生活的影响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一文件，国王也不遵守其中的条款。”
法国的基佐在《欧洲文明史》里却说：“……1215年贵族的联合行动迫使国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大宪章后来不断地被重新提出，由大多数历代国王重加肯定。13世纪到16世纪期间，共有三十多位国王这样做了。不仅重新肯定而且还为了维护和发展大宪章，还加进了新条款。可以说它的生命从未间断过。”
翻阅刘明翰主编的《世界史·中世纪史》和刘祚昌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我觉得基佐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自1215年大宪章诞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王与国会之间的斗争不断，国会取得主导的机会最多，而且每一次与国王斗争的成果都有意或无意地强化和增加着大宪章里的内容。如1258年的贵族迫使国王亨利签订“牛津条例”，根据条例成立了15人常设会议和12人委员会，取得了御前大臣、大法官、财政大臣等一切高级官吏的任命权，国王和官吏必须遵守“牛津条例”；1265年贵族蒙福尔一派在英国召开第一次国会，这次国会标志着英国等级君主制国会开始形成；1295年的“模范国会”，骑士和市民由原来的邀请代表正式参加国会，变成为骑士和市民代表在另一地方开会；1296年国会获得批准赋税的权力；1343年国会的上下院两院制正式形成。之后国王与国会之间的博弈，因1337—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和1455—1485年的“玫瑰战争”而暂时转移。不久后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建立(1603年)，后来的历代英王为专制主义造声势，王权才大张旗鼓地与国会过招，但是国王都没有一直占上风，如1625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里列举的四点要求，国会答应拨出35万镑作为国王接受请愿书的条件，查理一世还是勉强接受了请愿书的要求，不过这个时候距1640年英国内战的爆发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责任编辑：陶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