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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是大唐王朝统治时期，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营造了其博大宽宏的文化风尚。唐王朝对外交往比较频繁，仅在东亚就与日本、高丽、百济、新罗、越南等有交流。其中尤以新罗与唐朝交往最频繁。新罗，又名鸡林，地处朝鲜半岛西部，《旧唐书·新罗传》载：“新罗国，本弁韩之苗裔也。其国在汉时乐浪之地，东及南方俱限大海，西接百济，北邻高丽”①，至龙朔元年（661），“春秋卒，诏其子太府卿法敏嗣位……三年，诏以其国为鸡林州都督府，授法敏为鸡林都督”②，由此可证新罗的另一名称“鸡林”的源起。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载，新罗最早是由古朝鲜右渠王庶断辰国下属的辰韩发展而来。随着唐朝与新罗的贸易交往越来越频繁，两国之间互遣使节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故而其文化交流亦盛极一时，在两国人民的友谊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韩文化研究所主任党银平先生编著的《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2月出版）一书集中论述了唐代与新罗文化教育发展的关系。党银平先生曾应邀赴韩国高校和研究所做学术演讲，出版了韩文版《崔致远研究》（韩国翰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专著，并于《域外汉籍研究集刊》，韩国《新罗史学报》、《中国学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笔者在史学界前贤的研究基础上，旁征博引，具体翔实地从历史与现状的层面对唐王朝与新罗两国的文化交流作了考述。
党银平先生一书主要分八章进行论述，作者就“新罗文化教育的历史与发展”、“新罗‘西学’教育风尚盛行的原因”、“唐代新罗留学生的教育管理方式”、“新罗留学生与唐代科举”、“新罗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与相关事迹”、“新罗留学生与唐代文人的交往”、“新罗留唐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及“唐代与新罗的佛教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行文编述。笔者认为在“新罗留学生与唐代科举”一章中，有几点问题需要商酌和考证：
问题之一：“宾贡”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党先生在书中提到：“‘宾贡’原是指中国古代地方荐举人才的方式，周代从小学选举贤能之士，以宾礼相待，升于国学，称为‘宾兴’或‘宾献’。”③唐代大诗人韩愈也在《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中提到了“宾贡”二字：“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灾害外者，皆已宾贡。”④至于党先生提出的“宾贡”亦称“宾兴”或者“宾献”，笔者认为在现有史籍中能用以考证的资料并不是很多。据《隋书·梁彦光传》载：“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⑤此处的意思是等到学生有大的成就，梁彦光就向朝廷推荐他们，并在郊外为他们设宴送行，且赠送他们财物。从这里看来，“宾贡”在隋朝时是仅作为地方向朝廷荐举人才的，而《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五《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谓：“古有宾献之礼，登于天府，扬于王庭。”⑥结合这两条史料，勉强可以认为“宾贡”是隋朝至唐初知识分子登第之前的一个必要步骤，也就是需要有名儒或高官的荐举。
张宝三先生在其著作《唐“宾贡进士”及其相关问题论考》的结论中提到：“‘宾贡进士’之‘宾贡’与泛表‘贡举’义之‘宾贡’，意义有狭窄之别，不可混同。”⑦笔者较认同张先生的说法，也就是说“宾贡”这一概念的意义范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推而论之，到了唐朝，鉴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宾贡”指科举考试科目，而且是专为外域学生服务的。
问题之二：“宾贡进士”出现于何时？
关于这一问题，党银平先生提到：“‘宾贡’用作科举选士，则是在隋代出现的”⑧，其论据是李百药《荆州都督刘瞻碑铭并序》称誉刘瞻：“爰自幼年，远标风尚……言从宾贡，利用王庭，虽礼秩未弘，而声猷藉甚。”⑨笔者认为，虽然此时“宾贡”成为科举贡士的辅佐途径，但是它仍未真正成为进士科考试的类别。
而“宾贡进士”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将周边诸族士子与唐本国士子加以区别并予以优惠照顾。所谓“宾贡科”，并非是指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科举考试科目，而是指进士科在考试时依据考生的特殊来源采取的考试和录取的一种特殊方式。史秀莲在《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一文指出：“‘宾贡进士’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在科举考试中将周边诸族士子与唐本国士子加以区别并予以优惠和照顾。”⑩党银平先生在书中也指出：“宾贡进士……特指新罗、渤海、大食、波斯等国的留学生以‘宾贡’身份进士登第者。”{11}作者认为在唐朝，“宾贡进士”是作为域外进士的类别代称。对此，朴真爽在其作《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也提到：“九世纪至十二世纪，新罗人金云卿第一次在唐朝的‘宾贡科’应试中举以后，直到唐末……应试中举的有金可纪、朴仁范、崔承裕、崔致远等五十八人。”{12}按照朴先生的说法，崔致远也应该归属于“宾贡进士”一列。但据《三国史记·崔致远传》载：“一举及第调授宣州溧水县尉。”{13}故笔者认为，崔致远是否属于宾贡进士出身还有待商酌。因为如果“宾贡进士”是特地为域外留学生而设置的，那么當时除了崔致远一人及第外，国内应该也有一名进士。那么这名进士是谁？史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个问题也就无从考证了。但是关于唐朝是否存在“宾贡”一科？笔者认为答案是基本上倾向于肯定的，据史料所载：唐朝诗人杜荀鹤曾赋诗一首送别留唐的新罗学生，诗名为《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
关于“宾贡科”问题，在陈尚胜所著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中也有记载：“唐朝还特别设立宾贡科，专门用于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以避免外国留学生在与中国考生的竞争中被淘汰。大食人李彦升、波斯人李珣、新罗人金云卿、崔致远、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唐名为晁衡）等人，都是通过宾贡考试后而在唐朝入仕。”{14}遗憾的是，陈先生也只是提到有“宾贡科”一词，却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解释。笔者认为，在唐朝时代，留学生于崇尚大开文化风尚的统治者来说是“物以稀为贵”，尤其是在初唐和盛唐两个阶段，当朝统治者多优待当时的留唐学生，如免除他们在留学期间的衣、食、住等费用。正因为如此，《唐会要》卷三十五之《学校》篇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太宗幸国学、太学，遂曾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谴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15}史秀莲在《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一文中也提到“宾贡科”问题，认为：“所谓‘宾贡科’，并非是指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科举考试科目，而是指进士科考生的特殊来源——‘盖除渤海十数人，余尽东士（按即新罗士人）’，以及考试和录取的特殊方式——‘每自别试，附名榜尾’（其中‘每自别试’是宋代才出现的制度）。”{16}因此，作者断定唐代科举考试科目中没有设置“宾贡科”这一科目，并不意味着唐代宾贡之制的不存在，而人们也并没有将宾贡科作为一种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考试科目来理解。
问题之三、四：唐朝是否设置过“宾贡科”？它是否隶属于进士科？
对于这两个问题，笔者认为前者是可以肯定的，而后者的话则应该加以考证。
关于唐朝设置“宾贡科”在史学界的学者看来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乌昭度传》记载：“乌昭度，于王玄锡之世，入唐应宾贡试。”{17}再有谢海平先生认为：“‘宾贡之制’，异于一般科目，其特色为每自别试，附名榜尾。盖以蕃胡之国学修养不及庸人，故命题、阅卷、放榜均不得与唐人同列也。”{18}另有记载：“人数众多的新罗留学生来到唐境，有些人宾贡进士及第，有些人长期滞留不归。”{19}故笔者认为，假若宾贡科真的属于科举考试项目的话，那么唐朝就应该有设置过。史载，在新罗众多的留学人员中，不少人还在唐应试科举，登宾贡科进士朝。韩国的《东文选》卷八四崔瀣《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云：“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821—824年）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以至天（904年）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20}。
唐诗中也有大量的诗歌可以证明唐时是存在宾贡科的。如著名诗人裴说曾赋诗一首，题名为《赠宾贡》：“惟君怀至业，万里信悠悠。路向东溟出，枝来北阙求。家无一夜梦，帆挂隔年秋。鬓发争禁得，孤舟往复愁。”诗人杜荀鹤也在《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一诗曰：“归捷中华第，登船鬓未丝。直应天上桂，别有海东枝。国界波穷处，乡心日出时。西风送君去，莫虑到家迟。”从这两首诗词来看，“赠宾贡”、“宾贡登第”都可以说明唐朝是存在宾贡之科的，而且其对象多为外域士子，诗中的“东溟出”、“帆”“枝”、“登船”、“海东枝”、“国界”、“乡心”、“西风”等词都是形容外域在唐留学生的。故笔者认为，如果唐朝不存在宾贡科的话，那么，这些诗从何而来？诗人任凭怎么聪明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一个词来的。史载：宾贡因专门录取留学中国的外国才俊而受到了当时日本、新罗等国在华留学生的欢迎。能够通过这种考试的，被称为“宾贡及第”，而这些外国进士也被称为“宾贡进士”。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哲俊先生在《谈宾贡科之有无》提到：“韩国的史料记载崔致远曾参加唐代宾贡科的科举，除了崔致远之外还有不少新罗文人也都参加了宾贡科的考试。目前学术界关于宾贡科的科举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唐代确实存在过为外国人举办的科举考试；一种看法认为唐代根本就没有举办过所谓的宾贡科。有关宾贡科的设立最初载于韩国的古代文献，高丽崔瀣（1287—1340）在《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中的记载。”{21}吴玉贵在《唐代文化》中称：“自唐文宗长庆初至后梁、后唐之际一百年间，新罗宾贡及第者90人，其中姓名可考者26人。”可见，唐朝统治者因留学生参加本朝科举考试，故专门为留学生设立了“宾贡科”，考中者称宾贡进士，可入仕做官。
党银平先生在书中也一再引用史料说明宾贡科存在于唐朝，史料较为丰富，且多为一手史料，故笔者认可作者的说法，宾贡科的确是唐朝用来招纳外域士子入朝为官的考试科目。不论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可争辩的，那就是由于当时亚洲各国派往唐朝的留学生人数众多，而且有些人对唐朝文化的学习也具备了相当高深的水平。为了表示对新罗留学生资格的确认，唐朝将科举制度套用在了留学生身上，专门为留学生设立“宾贡科”，并规定在科举考试时，留学生与唐朝士子一起应试。由于新罗深受唐朝文化濡染，而且留学人数众多，因此宾贡登第者，绝大多数都是新罗国留学生。
笔者认为，关于“宾贡之义以及其到底起源于何时”仍需继续进行考证，作为联系唐朝与新罗关系的纽带之一，它不仅为新罗留唐学生提供了一个升迁的机会，而且已经被来唐的新罗留学生带回了新罗，为新罗的考试制度提供了参考范例，为新罗的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①（后晋）刘昫.旧唐书.第页，中华书局，1999.8：3629.
②同上，1999.8：3630.
③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8.
④韩愈.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
⑤（唐）魏征等.隋书·梁彦光传.中华书局，1973，VOL.73：1675-1676.
⑥（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北京：中华书局装帧，2008.5，VOL.105：492.
⑦张宝三.唐“宾贡进士”及其相关问题论考.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印，第742.
⑧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8.
⑨《唐文拾遗》卷一四，转引自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8.
⑩史秀莲.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论文，2004.3.
{11}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8.
{12}{13}朴真爽.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0：67.
{14}陈尚胜著.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世届知识出版社，2000.1，VOL.1：224.
{15}［宋］王溥.《唐會要》卷三十五之《学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6}史秀莲.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论文，2004.3.
{17}党银平.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文史杂志，2000，（6）.
{18}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考述（第二编第一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124.
{19}拜根兴.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3，VOL.18，（1）.
{20}田廷柱.朝鲜，韩国古代史学略述.史学史研究，1998，（3）.
{21}张哲俊.谈宾贡科之有无.东方文学研究通讯，第6卷第1期.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旧唐书［M］.中华书局，1999年8月.
［2］［唐］魏征等.隋书·梁彦光传［M］.中华书局，1973，VOL.73.
［3］［宋］王溥.唐会要［M］.卷三十五之《学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卷一〇五《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北京：中华书局装帧，2008.5.
［5］陈尚胜著.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世届知识出版社，2000.1，VOL.1：224.
［6］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考述（第二编第一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7］朴真爽.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0.
［8］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
［9］张宝三.唐“宾贡进士”及其相关问题论考.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印.
［10］张哲俊.谈宾贡科之有无.东方文学研究通讯，第6卷第1期.
［11］拜根兴.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3，VOL.18，（1）.
［12］田廷柱.朝鲜，韩国古代史学略述.史学史研究，1998，（3）.
［13］史秀莲.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论文，2004.3.
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韩文化研究所主任党银平先生编著的《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2月出版）一书集中论述了唐代与新罗文化教育发展的关系。党银平先生曾应邀赴韩国高校和研究所做学术演讲，出版了韩文版《崔致远研究》（韩国翰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专著，并于《域外汉籍研究集刊》，韩国《新罗史学报》、《中国学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笔者在史学界前贤的研究基础上，旁征博引，具体翔实地从历史与现状的层面对唐王朝与新罗两国的文化交流作了考述。
党银平先生一书主要分八章进行论述，作者就“新罗文化教育的历史与发展”、“新罗‘西学’教育风尚盛行的原因”、“唐代新罗留学生的教育管理方式”、“新罗留学生与唐代科举”、“新罗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与相关事迹”、“新罗留学生与唐代文人的交往”、“新罗留唐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及“唐代与新罗的佛教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行文编述。笔者认为在“新罗留学生与唐代科举”一章中，有几点问题需要商酌和考证：
问题之一：“宾贡”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党先生在书中提到：“‘宾贡’原是指中国古代地方荐举人才的方式，周代从小学选举贤能之士，以宾礼相待，升于国学，称为‘宾兴’或‘宾献’。”③唐代大诗人韩愈也在《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中提到了“宾贡”二字：“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灾害外者，皆已宾贡。”④至于党先生提出的“宾贡”亦称“宾兴”或者“宾献”，笔者认为在现有史籍中能用以考证的资料并不是很多。据《隋书·梁彦光传》载：“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⑤此处的意思是等到学生有大的成就，梁彦光就向朝廷推荐他们，并在郊外为他们设宴送行，且赠送他们财物。从这里看来，“宾贡”在隋朝时是仅作为地方向朝廷荐举人才的，而《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五《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谓：“古有宾献之礼，登于天府，扬于王庭。”⑥结合这两条史料，勉强可以认为“宾贡”是隋朝至唐初知识分子登第之前的一个必要步骤，也就是需要有名儒或高官的荐举。
张宝三先生在其著作《唐“宾贡进士”及其相关问题论考》的结论中提到：“‘宾贡进士’之‘宾贡’与泛表‘贡举’义之‘宾贡’，意义有狭窄之别，不可混同。”⑦笔者较认同张先生的说法，也就是说“宾贡”这一概念的意义范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推而论之，到了唐朝，鉴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宾贡”指科举考试科目，而且是专为外域学生服务的。
问题之二：“宾贡进士”出现于何时？
关于这一问题，党银平先生提到：“‘宾贡’用作科举选士，则是在隋代出现的”⑧，其论据是李百药《荆州都督刘瞻碑铭并序》称誉刘瞻：“爰自幼年，远标风尚……言从宾贡，利用王庭，虽礼秩未弘，而声猷藉甚。”⑨笔者认为，虽然此时“宾贡”成为科举贡士的辅佐途径，但是它仍未真正成为进士科考试的类别。
而“宾贡进士”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将周边诸族士子与唐本国士子加以区别并予以优惠照顾。所谓“宾贡科”，并非是指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科举考试科目，而是指进士科在考试时依据考生的特殊来源采取的考试和录取的一种特殊方式。史秀莲在《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一文指出：“‘宾贡进士’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在科举考试中将周边诸族士子与唐本国士子加以区别并予以优惠和照顾。”⑩党银平先生在书中也指出：“宾贡进士……特指新罗、渤海、大食、波斯等国的留学生以‘宾贡’身份进士登第者。”{11}作者认为在唐朝，“宾贡进士”是作为域外进士的类别代称。对此，朴真爽在其作《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也提到：“九世纪至十二世纪，新罗人金云卿第一次在唐朝的‘宾贡科’应试中举以后，直到唐末……应试中举的有金可纪、朴仁范、崔承裕、崔致远等五十八人。”{12}按照朴先生的说法，崔致远也应该归属于“宾贡进士”一列。但据《三国史记·崔致远传》载：“一举及第调授宣州溧水县尉。”{13}故笔者认为，崔致远是否属于宾贡进士出身还有待商酌。因为如果“宾贡进士”是特地为域外留学生而设置的，那么當时除了崔致远一人及第外，国内应该也有一名进士。那么这名进士是谁？史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个问题也就无从考证了。但是关于唐朝是否存在“宾贡”一科？笔者认为答案是基本上倾向于肯定的，据史料所载：唐朝诗人杜荀鹤曾赋诗一首送别留唐的新罗学生，诗名为《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
关于“宾贡科”问题，在陈尚胜所著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中也有记载：“唐朝还特别设立宾贡科，专门用于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以避免外国留学生在与中国考生的竞争中被淘汰。大食人李彦升、波斯人李珣、新罗人金云卿、崔致远、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唐名为晁衡）等人，都是通过宾贡考试后而在唐朝入仕。”{14}遗憾的是，陈先生也只是提到有“宾贡科”一词，却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解释。笔者认为，在唐朝时代，留学生于崇尚大开文化风尚的统治者来说是“物以稀为贵”，尤其是在初唐和盛唐两个阶段，当朝统治者多优待当时的留唐学生，如免除他们在留学期间的衣、食、住等费用。正因为如此，《唐会要》卷三十五之《学校》篇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太宗幸国学、太学，遂曾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谴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15}史秀莲在《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一文中也提到“宾贡科”问题，认为：“所谓‘宾贡科’，并非是指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科举考试科目，而是指进士科考生的特殊来源——‘盖除渤海十数人，余尽东士（按即新罗士人）’，以及考试和录取的特殊方式——‘每自别试，附名榜尾’（其中‘每自别试’是宋代才出现的制度）。”{16}因此，作者断定唐代科举考试科目中没有设置“宾贡科”这一科目，并不意味着唐代宾贡之制的不存在，而人们也并没有将宾贡科作为一种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考试科目来理解。
问题之三、四：唐朝是否设置过“宾贡科”？它是否隶属于进士科？
对于这两个问题，笔者认为前者是可以肯定的，而后者的话则应该加以考证。
关于唐朝设置“宾贡科”在史学界的学者看来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乌昭度传》记载：“乌昭度，于王玄锡之世，入唐应宾贡试。”{17}再有谢海平先生认为：“‘宾贡之制’，异于一般科目，其特色为每自别试，附名榜尾。盖以蕃胡之国学修养不及庸人，故命题、阅卷、放榜均不得与唐人同列也。”{18}另有记载：“人数众多的新罗留学生来到唐境，有些人宾贡进士及第，有些人长期滞留不归。”{19}故笔者认为，假若宾贡科真的属于科举考试项目的话，那么唐朝就应该有设置过。史载，在新罗众多的留学人员中，不少人还在唐应试科举，登宾贡科进士朝。韩国的《东文选》卷八四崔瀣《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云：“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821—824年）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以至天（904年）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20}。
唐诗中也有大量的诗歌可以证明唐时是存在宾贡科的。如著名诗人裴说曾赋诗一首，题名为《赠宾贡》：“惟君怀至业，万里信悠悠。路向东溟出，枝来北阙求。家无一夜梦，帆挂隔年秋。鬓发争禁得，孤舟往复愁。”诗人杜荀鹤也在《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一诗曰：“归捷中华第，登船鬓未丝。直应天上桂，别有海东枝。国界波穷处，乡心日出时。西风送君去，莫虑到家迟。”从这两首诗词来看，“赠宾贡”、“宾贡登第”都可以说明唐朝是存在宾贡之科的，而且其对象多为外域士子，诗中的“东溟出”、“帆”“枝”、“登船”、“海东枝”、“国界”、“乡心”、“西风”等词都是形容外域在唐留学生的。故笔者认为，如果唐朝不存在宾贡科的话，那么，这些诗从何而来？诗人任凭怎么聪明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一个词来的。史载：宾贡因专门录取留学中国的外国才俊而受到了当时日本、新罗等国在华留学生的欢迎。能够通过这种考试的，被称为“宾贡及第”，而这些外国进士也被称为“宾贡进士”。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哲俊先生在《谈宾贡科之有无》提到：“韩国的史料记载崔致远曾参加唐代宾贡科的科举，除了崔致远之外还有不少新罗文人也都参加了宾贡科的考试。目前学术界关于宾贡科的科举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唐代确实存在过为外国人举办的科举考试；一种看法认为唐代根本就没有举办过所谓的宾贡科。有关宾贡科的设立最初载于韩国的古代文献，高丽崔瀣（1287—1340）在《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中的记载。”{21}吴玉贵在《唐代文化》中称：“自唐文宗长庆初至后梁、后唐之际一百年间，新罗宾贡及第者90人，其中姓名可考者26人。”可见，唐朝统治者因留学生参加本朝科举考试，故专门为留学生设立了“宾贡科”，考中者称宾贡进士，可入仕做官。
党银平先生在书中也一再引用史料说明宾贡科存在于唐朝，史料较为丰富，且多为一手史料，故笔者认可作者的说法，宾贡科的确是唐朝用来招纳外域士子入朝为官的考试科目。不论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可争辩的，那就是由于当时亚洲各国派往唐朝的留学生人数众多，而且有些人对唐朝文化的学习也具备了相当高深的水平。为了表示对新罗留学生资格的确认，唐朝将科举制度套用在了留学生身上，专门为留学生设立“宾贡科”，并规定在科举考试时，留学生与唐朝士子一起应试。由于新罗深受唐朝文化濡染，而且留学人数众多，因此宾贡登第者，绝大多数都是新罗国留学生。
笔者认为，关于“宾贡之义以及其到底起源于何时”仍需继续进行考证，作为联系唐朝与新罗关系的纽带之一，它不仅为新罗留唐学生提供了一个升迁的机会，而且已经被来唐的新罗留学生带回了新罗，为新罗的考试制度提供了参考范例，为新罗的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①（后晋）刘昫.旧唐书.第页，中华书局，1999.8：3629.
②同上，1999.8：3630.
③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8.
④韩愈.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
⑤（唐）魏征等.隋书·梁彦光传.中华书局，1973，VOL.73：1675-1676.
⑥（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北京：中华书局装帧，2008.5，VOL.105：492.
⑦张宝三.唐“宾贡进士”及其相关问题论考.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印，第742.
⑧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8.
⑨《唐文拾遗》卷一四，转引自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8.
⑩史秀莲.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论文，2004.3.
{11}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8.
{12}{13}朴真爽.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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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考述（第二编第一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124.
{19}拜根兴.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3，VOL.18，（1）.
{20}田廷柱.朝鲜，韩国古代史学略述.史学史研究，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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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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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哲俊.谈宾贡科之有无.东方文学研究通讯，第6卷第1期.
［11］拜根兴.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3，VOL.18，（1）.
［12］田廷柱.朝鲜，韩国古代史学略述.史学史研究，1998，（3）.
［13］史秀莲.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论文，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