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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斯坦福拜访大师
2013年12月14日，美西加州虽已是初冬季节，但感觉风清气爽，广袤的美西原野呈现出五颜六色的绚烂。今天，我和加州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李冬妍师妹一行三人去拜访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先生。
我们和斯科尔斯先生约好了九点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家咖啡厅会面。等我们到达咖啡厅的时候，距离九点还有一刻钟。我们先进去找了一个靠窗的地方坐下，等候斯科尔斯先生的到来。在美国咖啡厅一般九点开门，所以这时人还不是太多。这个咖啡厅很大，而且有三四个入口，我们不断地张望，看来往行人是否和照片上的相像。因为和先生联系都是通过E-mail，还没有真实见过先生，仅仅看过先生的几张照片而已。
大约距九点还有五分钟的时候，突然一个中等身材、健朗矍铄的老者从咖啡厅的另外一个门进来四处观望，我和师妹就起身迎了过去，等我们走过去却发现没有人，从门口追出去的时候看到刚才那位老者刚好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超市。我们从侧面看到了老者，很像照片上的斯科尔斯先生，估计着应该是他。但老者已经进了超市，我们就站在咖啡厅的门口凝视着超市，希望老者很快出现，担心会因此错过。没有多久，那位老者就出来了，我和师妹迎上去，我喊了一声：Professor Scholes，老者笑着答应一声，果然是斯科尔斯先生。我们就上前和先生握手，然后在咖啡厅就坐。
先生很守时，他大约是8点55分停好车进来环视了一下，没有发现我们才去了旁边超市。我们坐下来点了咖啡、中国茶和一些美式点心。先生很健谈，声音很洪亮，一点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告诉我们上个月刚从中国回来。他参加北京的高峰经济论坛，还去爬了长城，并且拿出手机给我们看他在长城上的照片。一下子就把大家的关系拉近了，原来大家认为诺奖大师一定很深沉、很有派头，其实是我们想错了，斯科尔斯先生非常随和，没有一点大师的架子，而且还很幽默风趣。他思路清晰，观点明确，言简意赅，切中肯綮，简约刚毅的风格显露无疑。先生平易近人，和他交流很轻松，就像和一位慈祥的长者谈天说地，聆听老人的教诲。他思维活跃，观点犀利，淳朴的像孩子般保留一份童真。他盛赞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中国存在的环境污染和社会信用等问题发表看法，他曾经受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邀请，曾多次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了解。他说去中国李克强总理曾接见过他，他还给李克强总理献计献策。
斯科尔斯教授因发现期权定价模型而获得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世人更多地关注其在资本市场、期权定价方面的贡献，但很少知晓他在税收、理财领域的贡献。他的名著《税收与企业战略》成为企业税收筹划和税务理财的经典著作，我是在国内看到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中译本，到美国后才找到该书的原版，中译本翻译的是第二版，而美国目前已经出版第四版。因为我的研究领域也是这个方向，所以就对斯科尔斯先生的税收理财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辗转找到了斯科尔斯教授的联系方式，并与他建立了联系，他告诉我整个冬天都会住在加州斯坦福，我就约好了来斯坦福大学拜访先生的具体时间。
我们从中国经济谈到税收问题，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税收发展寄以厚望，并鼓励我们下功夫从事税收领域的前沿理论以及实务研究，而且希望能更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他认为，艰涩生硬的理论没有多少用处，必须付之于实践应用。先生身体力行，他创立期权定价模型之后，就和一些投资人创办投资机构，用经济实践活动去检验理论。在交谈中，我表达了准备把先生的税收、理财领域的论文翻译推荐给中国读者，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并对他的论文按照重要性程度做了序列标注交给我们。和先生交谈，自始至终都是那么惬意，那么和谐，如沐春风。
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按照中国传统，先生在他的英文版著作《税收与企业战略》（Tax and business strategy）扉页上给我们签名，然后一起合影留念。我们送给先生一盒黄山毛尖茶和一幅绢制中国传统山水画，同时也对先生表达了即将到来的圣诞和新年的祝福之意。先生表示感谢欣然接受我们带来的异域礼物。随后先生起身告辞，我们送他出来，走到咖啡厅门口，我们才看清先生的汽车，是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奥迪车在美国只能算是很普通的一款轿车，价格也不算昂贵。奥迪车在中国是官方的政府采购用车，纯朴、舒适而实用。这就是诺奖大师的风采，并不追逐权势和奢华，而是以一颗好奇之心不懈追求真理，并永远保持一份纯朴善良与快乐的心情。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感悟到的大师风采，也是我们毕生追求的一种为人品格。
大师的人生传奇
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1941年7月1日出生），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斯坦福大学教授。迈伦·斯科尔斯1961年获工程学士学位，1964年获芝加哥MBA学位，1969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是乔治·斯蒂格勒、米尔顿·弗里德曼、莫顿·米勒，这三位导师都是经济学大师，分别于1982年、1968年和199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迈伦·斯科尔斯于1968～1973年执教麻省理工学院，1972～1983执教芝加哥大学，1983至今执教斯坦福大学。在此期间他曾与1990年诺贝尔奖得主默顿·米勒进行了合作研究，在工商管理学院担任Franke·Buck讲座财务学教授，同时也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迈伦·斯科尔斯与经济学家费西尔·布莱克提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设计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是当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依靠在金融衍生产品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迈伦·斯科尔斯1997年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默顿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实践方面，迈伦·斯科尔斯教授创立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MC业绩辉煌骄人，与著名的量子基金、老虎基金、欧米伽基金一起曾被称为国际四大“对冲基金”。 迈伦·斯科尔斯先生在得奖前后曾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情。获博士学位后有两份工作供他选择，其一是德克萨斯大学副教授，年薪17000美元，且可当企业顾问；其二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助教，且不准兼职。但斯科尔斯先生最终接受了MIT的聘约。他舍弃优厚的薪酬和诱人的职位而投向MIT，足见其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志向。当时MIT是美国学术研究重镇，特别是关于期权理论的研究，由于有萨缪尔森的参与，成为当时的研究中心。斯科尔斯选择MIT很可能与此有关。此后不久他遇到了费希尔·布莱克，由于他们两人都对CAPM模型的检验有共同的兴趣，而且都对期权定价理论有相似的见解，所以尽管两人性格差异很大，但却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合作伙伴。后来，他们于1973年发表的《期权定价和公司债务》一文给出了期权定价公式，即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也称为布莱尔-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
提起期权定价模型的发表过程还有一段曲折而有趣的经历。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最初就曾将阐述该模型的论文试投到最终发表了该论文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可是当时的主编根本未给编委们审读就退回了该稿件，其理由是金融内容太多、经济学内容太少。随后，他们又将该文试投《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杂志，这一回他们的退稿信里甚至连审读报告都没有。最后，当《政治经济学杂志》更换了主编，他们又通过芝加哥大学著名金融经济学家尤金·法马和默顿·米勒与《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打好了招呼”，这篇论文才被再次试投到《政治经济学杂志》，并于1973年得以最终发表。由于这些延误，以至于《金融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他们公式的实证测验文章反倒赶在了《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这一公式之前。当时恐怕谁也不会料到，正是这样一篇靠熟人所发表的“关系稿”却在后来为其著作者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师的两大经典理论
1.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
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与以往期权定价公式的重要差别在于只依赖于可观察到的或可估计出的变量，避免了期权估价中对未来股票价格概率分布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依赖。这主要得益于他们认识到，可以用标的股票和无风险资产构造的投资组合的收益来复制期权的收益，在无套利情况下，复制的期权价格应等于购买投资组合的成本，好期权价格仅依赖于股票价格的波动量、无风险利率、期权到期时间、执行价格、股票时价。上述几个变量较容易获取，这使得期权定价模型的操作性大大增强。市场许多大投资机构在股票市场和期权市场中连续交易进行套利，他们的行为类似于期权的复制者，使得期权价格越来越接近于布莱克-斯科尔斯的复制成本，即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确定的价格。布莱克和斯科尔斯通过对1966年至1969年期权交易价格数据的分析、另一学者哥雷对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成立后前七个月交易价格的分析都证实了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准确性。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告诉人们可以利用已存在的证券来复制符合于某种投资目的的新的证券品种，这成为金融机构设计新的金融产品的思想方法。
2.有效税收筹划理论
传统的税收筹划理论没有考虑成本因素，只是以纳税最小化为其核心目标。针对传统理论的种种缺陷，迈伦·主斯科尔斯和马克·沃尔夫森（Mark A.Wolfson）提出了有效税收筹划理论，它是一种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实现纳税人“税后收益最大化”目标的税收筹划理论。
有效税收筹划理论框架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当企业进行投融资决策时，其目标是取得最大化的投资报酬率或最小化的融资成本。税收规则的存在，又使得企业在进行各项战略性决策时必须考虑税收的作用。有效税收筹划理论将除税收成本以外的各项成本统称为非税成本。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交易成本的定义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因此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可以统一于交易成本。很显然，交易成本是由于交易各方之间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至此，有效税收筹划理论框架的三条思路可以通过交易成本联接起来，如图1所示。
根据图1可知，有效税收筹划理论框架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1）有效税收筹划要求筹划者从交易各方多边契约角度来考虑交易的税收问题；（2）有效税收筹划要求筹划者在投资和融资决策时，不仅考虑显性税收，还要考虑隐性税收；（3）有效税收筹划要求筹划者认识到税收成本仅仅是企业的一种成本形式，在筹划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所有的成本，一些被提议的税收筹划方案的实施可能会带来大量的非税成本。如果非税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则税收筹划方案是不可行的。
有效税收筹划理论框架的三条思路并非随意的组合，而是有联系的互相依存并层层分解的；而且，多边契约与利益相关者相关，交易成本与企业组织紧密相关，使得在这一框架下的企业税收筹划活动必须从企业整体角度进行，严格区别于短期化倾向的“税负最小化”目标；而有效税收筹划既考虑税收成本又考虑非税成本，目标是“税后收益最大化”。
2013年12月14日，美西加州虽已是初冬季节，但感觉风清气爽，广袤的美西原野呈现出五颜六色的绚烂。今天，我和加州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李冬妍师妹一行三人去拜访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先生。
我们和斯科尔斯先生约好了九点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家咖啡厅会面。等我们到达咖啡厅的时候，距离九点还有一刻钟。我们先进去找了一个靠窗的地方坐下，等候斯科尔斯先生的到来。在美国咖啡厅一般九点开门，所以这时人还不是太多。这个咖啡厅很大，而且有三四个入口，我们不断地张望，看来往行人是否和照片上的相像。因为和先生联系都是通过E-mail，还没有真实见过先生，仅仅看过先生的几张照片而已。
大约距九点还有五分钟的时候，突然一个中等身材、健朗矍铄的老者从咖啡厅的另外一个门进来四处观望，我和师妹就起身迎了过去，等我们走过去却发现没有人，从门口追出去的时候看到刚才那位老者刚好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超市。我们从侧面看到了老者，很像照片上的斯科尔斯先生，估计着应该是他。但老者已经进了超市，我们就站在咖啡厅的门口凝视着超市，希望老者很快出现，担心会因此错过。没有多久，那位老者就出来了，我和师妹迎上去，我喊了一声：Professor Scholes，老者笑着答应一声，果然是斯科尔斯先生。我们就上前和先生握手，然后在咖啡厅就坐。
先生很守时，他大约是8点55分停好车进来环视了一下，没有发现我们才去了旁边超市。我们坐下来点了咖啡、中国茶和一些美式点心。先生很健谈，声音很洪亮，一点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告诉我们上个月刚从中国回来。他参加北京的高峰经济论坛，还去爬了长城，并且拿出手机给我们看他在长城上的照片。一下子就把大家的关系拉近了，原来大家认为诺奖大师一定很深沉、很有派头，其实是我们想错了，斯科尔斯先生非常随和，没有一点大师的架子，而且还很幽默风趣。他思路清晰，观点明确，言简意赅，切中肯綮，简约刚毅的风格显露无疑。先生平易近人，和他交流很轻松，就像和一位慈祥的长者谈天说地，聆听老人的教诲。他思维活跃，观点犀利，淳朴的像孩子般保留一份童真。他盛赞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中国存在的环境污染和社会信用等问题发表看法，他曾经受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邀请，曾多次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了解。他说去中国李克强总理曾接见过他，他还给李克强总理献计献策。
斯科尔斯教授因发现期权定价模型而获得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世人更多地关注其在资本市场、期权定价方面的贡献，但很少知晓他在税收、理财领域的贡献。他的名著《税收与企业战略》成为企业税收筹划和税务理财的经典著作，我是在国内看到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中译本，到美国后才找到该书的原版，中译本翻译的是第二版，而美国目前已经出版第四版。因为我的研究领域也是这个方向，所以就对斯科尔斯先生的税收理财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辗转找到了斯科尔斯教授的联系方式，并与他建立了联系，他告诉我整个冬天都会住在加州斯坦福，我就约好了来斯坦福大学拜访先生的具体时间。
我们从中国经济谈到税收问题，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税收发展寄以厚望，并鼓励我们下功夫从事税收领域的前沿理论以及实务研究，而且希望能更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他认为，艰涩生硬的理论没有多少用处，必须付之于实践应用。先生身体力行，他创立期权定价模型之后，就和一些投资人创办投资机构，用经济实践活动去检验理论。在交谈中，我表达了准备把先生的税收、理财领域的论文翻译推荐给中国读者，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并对他的论文按照重要性程度做了序列标注交给我们。和先生交谈，自始至终都是那么惬意，那么和谐，如沐春风。
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按照中国传统，先生在他的英文版著作《税收与企业战略》（Tax and business strategy）扉页上给我们签名，然后一起合影留念。我们送给先生一盒黄山毛尖茶和一幅绢制中国传统山水画，同时也对先生表达了即将到来的圣诞和新年的祝福之意。先生表示感谢欣然接受我们带来的异域礼物。随后先生起身告辞，我们送他出来，走到咖啡厅门口，我们才看清先生的汽车，是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奥迪车在美国只能算是很普通的一款轿车，价格也不算昂贵。奥迪车在中国是官方的政府采购用车，纯朴、舒适而实用。这就是诺奖大师的风采，并不追逐权势和奢华，而是以一颗好奇之心不懈追求真理，并永远保持一份纯朴善良与快乐的心情。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感悟到的大师风采，也是我们毕生追求的一种为人品格。
大师的人生传奇
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1941年7月1日出生），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斯坦福大学教授。迈伦·斯科尔斯1961年获工程学士学位，1964年获芝加哥MBA学位，1969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是乔治·斯蒂格勒、米尔顿·弗里德曼、莫顿·米勒，这三位导师都是经济学大师，分别于1982年、1968年和199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迈伦·斯科尔斯于1968～1973年执教麻省理工学院，1972～1983执教芝加哥大学，1983至今执教斯坦福大学。在此期间他曾与1990年诺贝尔奖得主默顿·米勒进行了合作研究，在工商管理学院担任Franke·Buck讲座财务学教授，同时也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迈伦·斯科尔斯与经济学家费西尔·布莱克提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设计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是当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依靠在金融衍生产品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迈伦·斯科尔斯1997年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默顿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实践方面，迈伦·斯科尔斯教授创立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MC业绩辉煌骄人，与著名的量子基金、老虎基金、欧米伽基金一起曾被称为国际四大“对冲基金”。 迈伦·斯科尔斯先生在得奖前后曾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情。获博士学位后有两份工作供他选择，其一是德克萨斯大学副教授，年薪17000美元，且可当企业顾问；其二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助教，且不准兼职。但斯科尔斯先生最终接受了MIT的聘约。他舍弃优厚的薪酬和诱人的职位而投向MIT，足见其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志向。当时MIT是美国学术研究重镇，特别是关于期权理论的研究，由于有萨缪尔森的参与，成为当时的研究中心。斯科尔斯选择MIT很可能与此有关。此后不久他遇到了费希尔·布莱克，由于他们两人都对CAPM模型的检验有共同的兴趣，而且都对期权定价理论有相似的见解，所以尽管两人性格差异很大，但却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合作伙伴。后来，他们于1973年发表的《期权定价和公司债务》一文给出了期权定价公式，即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也称为布莱尔-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
提起期权定价模型的发表过程还有一段曲折而有趣的经历。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最初就曾将阐述该模型的论文试投到最终发表了该论文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可是当时的主编根本未给编委们审读就退回了该稿件，其理由是金融内容太多、经济学内容太少。随后，他们又将该文试投《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杂志，这一回他们的退稿信里甚至连审读报告都没有。最后，当《政治经济学杂志》更换了主编，他们又通过芝加哥大学著名金融经济学家尤金·法马和默顿·米勒与《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打好了招呼”，这篇论文才被再次试投到《政治经济学杂志》，并于1973年得以最终发表。由于这些延误，以至于《金融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他们公式的实证测验文章反倒赶在了《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这一公式之前。当时恐怕谁也不会料到，正是这样一篇靠熟人所发表的“关系稿”却在后来为其著作者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师的两大经典理论
1.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
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与以往期权定价公式的重要差别在于只依赖于可观察到的或可估计出的变量，避免了期权估价中对未来股票价格概率分布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依赖。这主要得益于他们认识到，可以用标的股票和无风险资产构造的投资组合的收益来复制期权的收益，在无套利情况下，复制的期权价格应等于购买投资组合的成本，好期权价格仅依赖于股票价格的波动量、无风险利率、期权到期时间、执行价格、股票时价。上述几个变量较容易获取，这使得期权定价模型的操作性大大增强。市场许多大投资机构在股票市场和期权市场中连续交易进行套利，他们的行为类似于期权的复制者，使得期权价格越来越接近于布莱克-斯科尔斯的复制成本，即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确定的价格。布莱克和斯科尔斯通过对1966年至1969年期权交易价格数据的分析、另一学者哥雷对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成立后前七个月交易价格的分析都证实了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准确性。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告诉人们可以利用已存在的证券来复制符合于某种投资目的的新的证券品种，这成为金融机构设计新的金融产品的思想方法。
2.有效税收筹划理论
传统的税收筹划理论没有考虑成本因素，只是以纳税最小化为其核心目标。针对传统理论的种种缺陷，迈伦·主斯科尔斯和马克·沃尔夫森（Mark A.Wolfson）提出了有效税收筹划理论，它是一种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实现纳税人“税后收益最大化”目标的税收筹划理论。
有效税收筹划理论框架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当企业进行投融资决策时，其目标是取得最大化的投资报酬率或最小化的融资成本。税收规则的存在，又使得企业在进行各项战略性决策时必须考虑税收的作用。有效税收筹划理论将除税收成本以外的各项成本统称为非税成本。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交易成本的定义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因此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可以统一于交易成本。很显然，交易成本是由于交易各方之间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至此，有效税收筹划理论框架的三条思路可以通过交易成本联接起来，如图1所示。
根据图1可知，有效税收筹划理论框架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1）有效税收筹划要求筹划者从交易各方多边契约角度来考虑交易的税收问题；（2）有效税收筹划要求筹划者在投资和融资决策时，不仅考虑显性税收，还要考虑隐性税收；（3）有效税收筹划要求筹划者认识到税收成本仅仅是企业的一种成本形式，在筹划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所有的成本，一些被提议的税收筹划方案的实施可能会带来大量的非税成本。如果非税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则税收筹划方案是不可行的。
有效税收筹划理论框架的三条思路并非随意的组合，而是有联系的互相依存并层层分解的；而且，多边契约与利益相关者相关，交易成本与企业组织紧密相关，使得在这一框架下的企业税收筹划活动必须从企业整体角度进行，严格区别于短期化倾向的“税负最小化”目标；而有效税收筹划既考虑税收成本又考虑非税成本，目标是“税后收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