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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读毛泽东主席的书。前年偶然购买到一部八卷本的 《毛泽东文选》，非常高兴，因为其中有许多以前没有出版与发表过的文稿和谈话稿。认真地读下去，想不到其中有不少地方都提到了延安审干与肃反。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的“整风、审干、锄奸問题”部分中有这样的话：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关于特务，以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一）
读到这里，我想起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还讲过审干与肃反问题。在哪篇文里呢？我在 《时局问题及其他》 一文的“审查干部问题”里找到了，他是这样说的：
“上次我在这里讲过一次，有很多的同志没有听到，我再讲一下，”“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拿件数来说就很多，党校就犯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也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毛泽东承认犯了错误，并且承担责任，特别是还要赔礼道歉，这很了不起。毛泽东接着又说，“在审查干部中搞错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毛泽东讲了工作成绩，他不因为有错误，而否定成绩，特别又强调要全面与正确认识审干与肃反，强调团结。在这里，毛泽东又说了杀人问题，他说：“口头讲一个不杀，如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读毛泽东这段话，我相信延安时期审干与肃反没有杀人，近年有人说杀过几个人，这是误会。大家知道作家王实味被错杀了，那是解放战争时期康生批准杀的，当时毛泽东不知道，事后提出过批评。
毛泽东“上次”在中央党校讲过一次审干与肃反问题，文集里找不到，不知是因为文集是按“精选原则”编的没有选入，还是“上次”讲话根本没有整理记录稿。那时毛泽东的讲话有许多都没有整理或发表。
读毛泽东上述关于审干与肃反的讲话，我感到又受一次深刻的教育。首先，是他讲得实事求是，“是就是”，“非就非”，讲成绩，也讲错误。其次，是承担责任，不往执行人身上推，也不强调犯错误的客观原因。
还有，是他找出犯错误的根源是“瞎子摸鱼”，这是很有分量的说法，瞎子入水本是危险事，你还摸什么鱼呢？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总结了经验，他说：“在审干中间，提出一个不杀，大都不抓，九条方针 （按：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并不是一开始就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个月情况的反映，逐渐积累才搞出来的。废止肉刑，不轻信口供，特别是再加上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都不抓，乱就出不来了。”
关于 《在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都不抓》 的指示，是1943年12月27日毛泽东、康生致华中局等电报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有的文件汇编中把康生的署名删掉了。
（二）
现在读毛泽东关于审干与肃反的论著，历历往事，浮现脑际。我是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参加整风的，我被审查过，也被“抢救”过。
1942—1944年在 《解放日报》 任过两年总编辑的陆定一 （1942年8月下旬至1944年大约也是8月下旬），在1981年 《解放日报》 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谈 《解放日报》 改版”（发表在当年的《新闻研究》 上） 时，说：“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讲一讲，就是‘抢救运动’。‘抢救运动’在报社也搞了，后来停下来。很多机关把青年打得很惨，《解放日报》 损失较轻一些。”
整顿“三风”的报告，毛泽东1942年2月1日与2月8日分别向“七大”代表、高级干部与业务干部1000人或800人作报告，由康生分别于2月21日和3月7日向2200多干部与3000多干部作传达。4月3日中宣部发出 《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以后，18日又由康生向中央直属与军委直属机关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向2000余人作布置。
陈清泉所著 《陆定一传》 中说：“《解放日报》学习西北公学，召开群众大会，由博古报告形势，号召有问题的人上台坦白。台下分小组‘促’，搞得很热闹，没有想到居然也有六七个人上台坦白交代自己是特务。”
（三）
事实是这样的，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的整风指示，是公开发报刊上的，是思想革命，是清除党内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思想。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出的继续整风的指示，没有公开发表，一般党员都看不到，是组织革命，清除混进党内的特务内奸分子。
1943年7月15日，因为有敌情，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 《抢救失足者》 的报告，这个报告很长，现只摘录少许主要的部分。
同志们！
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正当着国民党以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的三个集团军的主力，以暂二十五师、六十一师、二十八师、五十三师、新三十七师、第八师、一百六十五师、新骑二师、新二十七师、一百六十七师、七十八师、新二十四师、新二十六师、二百九十一师，及七个保安团、一个炮兵旅、一个重炮营作为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日寇第五纵队的国特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国民党为了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不惜将第一军、第九十军等河防部队调离河防，背向日本，面向边区，内战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的会议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局中间来开的。如果一个普通的政党，普通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吓倒，如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看到国民党撤退河防，发动内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但我们却还是照常开会，更加积极地工作、学习，整顿三风，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是边区人民，我们坚信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无论国民党想如何挑动内战，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有力量打破和粉碎他们这种祸国殃民的阴谋的。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我们不要忘掉一九四二年五月时局紧张之时，于炳然特务已准备好人，准备好枪，企图配合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军队来破坏我们，雖然于炳然这个阴谋被我们破获了，但是这个教训我们是不应忘记的。
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分子他们不去破坏敌人，而是与敌探一起来破坏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和华中、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他们不是去拯救被日寇毒害的中国青年，而是将许多有为的中国青年，拉到特务的罪恶泥坑中去为日寇的第五纵队服务。因此从四月十日起，我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人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被害的青年接受党的号召，起来控诉日寇与国民党杀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不管他们其中尚有许多人未彻底觉悟，但我们应该欢迎他们这种进步，因为他们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可能，使我们可能引导他们跳出罪恶的泥坑，走向新生的道路。
国民党与共产党两种不同的政策，摆在所有失足者的面前，何去？何从？这是很明显的。因此四百五十个人向党自新改过，正是这两种政策对照的结果，党的宽大政策胜利的结果。但是不是所有失足的人，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呢？不，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除了一部分少数甘心为敌人作第五纵队的人们外，其中大多数是在他们的脑子中尚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们过去想不通，我们尚有时间等待，但是现在是军事时期，我们应该赶快地促使他们觉悟，今天开会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最后康生说：我们的宽大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是有镇压政策的另一方面的。因此，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坚决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我们希望未坦白的人，对于国民党的问题，对于共产党的问题，对于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问题，都要仔细地想一想。在这里我们送给他们一副对联，“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康生当时的职务是中央社会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总学委主任是毛泽东，康生可以说是党的第二把手，康生作报告由总学委委员彭英主持，会上还有中直机关的几名“特务”上台作坦白报告，再次宣布让各机关回去依照做。
（四）
这时，报社没有人坦白交代自己是特务分子，怎么学着做呢？报社被社会部抓去四个特嫌，他们是李锐、黄操良、缪海棱与S，S在社会部坦白自己是特务，S的妻子、在某文工团担任支部书记的L也在社会部坦白了。于是，把S要回来，作坦白报告，这是清凉山第一次坦白大会，这次坦白大会上，没有别的人坦白，坦白大会是晚上在清凉山中央出版局处边的小坪坝上开的，陈清泉说的“《解放日报》 学习西北公学，召开群众大会……有六七个人在台上坦白交代……”，是第二次群众大会。第一次大会说没有抢救出特务，康生发脾气，说：“你们清凉山是特务集中的地方，为什么抢救不出来特务？”于是编委会（也即是整风学习领导委员会）研究，让陈坦秘书长去西北公学学，回来抢救出三四个特务，就开第二次群众大会，就有了陈清泉说的：“由博古报告形势，号召有问题的人上台坦白，台下分小组‘促’，搞得很热闹，没有想到居然也有六七个人上台交代自己是特务。”博古报告，就是按康生讲的话讲的。上台坦白有四人，新华社一女二男共三人，新华社副社长陈光寒积极，抢救的特务多。解放日报有一个女的，中央出版局秘书长许之祯稳当，没抢救出一个，不是陈清泉说的“六七个”，这些都是事前准备好的，不存在“没有想到”的情况，这次群众大会，在博古报告形势以后，是陆定一讲话 （这一点，《传》 中没有写）。号召“有问题的人上台坦白”。陆定一讲话简单有力，气魄也大，他说坦白交代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有问题不坦白交代是不行的，这是“关系你们一代青年的大事”。当时我心里想：一代青年是特务分子、坏分子与有问题的，这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事业可怎么搞？
这两次群众大会，是由博古领导的驻在清凉山的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出版局等单位的抢救动员大会，这几个单位健在的人还很多，许多人记忆得很清楚。
在群众大会上“坦白交代”的女士，都说特务“强奸”了她的灵魂，也“强奸”了她的肉体，还有人说了具体的经过，以致后来被作为笑料。“抢救运动”时，各机关封闭，外出采购与调查材料的人出入凭证、夫妇亲友不准来往。各种晚会与舞会通通停办，报社一般窑洞鸦雀无声，积极分子的窑内莺歌燕语与肉味枣香，生活不正常，以致气得副总编辑余光生在编辑部会议上大声批评：×××女士，一天也离不开男人，这样乱搞是不允许的。余光生在清凉山全报社或报社编辑部，抢救大会上都没有讲过话。
至于陆定一说的报社“抢救运动损失较轻一些”，则是个人的看法、说法，我只说些事实。有一天，在文津俱乐部碰见李锐，我说，温济泽在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的自述》 （以下简称 《自述》）里说 《解放日报》 编辑部被抢救的人有百分之七十左右，你说报社抢救过多少人呢？他说，你说呢？我说总有二分之一，编辑人员抢救得多，行政人员抢救得少。他说，1943年春天我就被社会部抓走了，后来的情况我不清楚，社会部抓我，博古不同意。他向康生提过意见，没有用。
某传记中说：“报社被逮捕12人。”我打听不到第五个人是谁。这四个被捕的有一人的家“破”了，有一个坦白的人的家破了。有一个被批的人要结婚，经过九曲十八弯，经博古帮助才结成。某传记中说，“报社总务科长是河南人，思想不通，竟刎颈自杀”，“终于死了”。报社总务处只二十来人，我在报社五年多，还在行政处宿舍住过，至今打听不到行政处总务科或别的科有河南人。我记得总务科长是葵孝父，安徽省人，“文革”后自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岗位离休，如真的有人自杀，损失又有人亡一项了，被抢救搞坏身体的很有一些。某传记中说的那个被抢救以后坦白的“姓邓的青年”，1946年与国民党和谈时请假去重庆，在那里某报社工作，不要党籍也不回来了，这位“姓邓的青年”是邓友新。我记得还有记者田海燕与资料员林坚夫妇，吓得逃跑到重庆，向董必武报告：我不是特务，延安 《解放日报》 要整我，我不干，偷跑出来了，我要求在重庆地下党领导下干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田海燕与林坚才在武汉市重新入党。 报社出报，新华社要发稿，不能像一般机关学校整天搞运动，只是半天搞运动，开会少，谈话多，鲁迅艺术学院的张鲁和徐之不约而同地被逼无奈交代我是他们复兴社的领导人。L找我谈话，他的警卫员拿出盒子枪，手扣扳机，L站起身问我是不是特务，我说不是，我说我能找到证明人。L向我走一步，警卫员持枪前进一步，把我逼到窑角，L说你再不坦白，我送你去社会部。我没办法，写个条子装在口袋里，准备送我去社会部以前交给博古，说我不是特务，请他救命。我认为博古实事求是。
在副刊部，最早向大家说L冲动的是温济泽，他说：老艾 （思奇） 在整风学委会上说黎辛的问题是不是应当两点论，因为有人说他有问题，也有人说他没有问题。L听了立刻拍桌子，说：“你老艾是什么人，包庇特务分子，也要审查你，我撤销你学委会委员的职务。”学委会主任博古没有说话，副刊部仍由艾思奇领导运动。温济泽还说：副刊部协助老艾审干的林默涵与他也受到批评；特别是在L与余光生参加的支部大会上，还揭发他与温崇信的关系。他在 《自述》 中，只说在余光生主持的支部大会 （黎按：只是少数积极分子参加的所谓支部大会） 上，有一个“坦白”自己是“特务”的人，大着嗓门说：“我要揭发温济泽，他有个叔叔叫温崇信，是西安附近宝鸡地区的国民党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把他的侄子派到延安来搞破坏……”“我一听就火冒三丈……我厉声地反驳说，‘我1938年初到延安的第二天，就到中央组织部谈清楚了我在白区工作的经历和社会关系’”。当场，老艾为温济泽说了好话，“支部会就草草结束了”。温崇信不仅是宝鸡专区的专员，还是个不大不小的CC分子，北平市解放时，他任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秘书长，北京虽然是和平解放的，他也畏罪逃往台湾去了。温崇信的独生女温联琛在扬州中学读书，受江上青老师的影响，坚决要去延安参加革命。曾经从家里逃跑，温崇信不能不给她买飞机票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考抗大，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她把温崇信的情况与社会关系都说清楚了，办事处伍云甫处长介绍温联琛认识将与她同乘一辆军车去延安的陈学昭博士，陈学昭说伍处长“要我一路照顾她”。可是，“抢救运动”时，却全校批斗她，还不征求她的意见，给她作了特务分子的结论 （1946年，她调中央党校工作时，中组部为她改正了结论）。假如揭发温济泽的人，知道温济泽从苏州反省院出来，是温崇信保释的，出狱后到延安以前又是住在温崇信家里的，那次支部大会是不是可能不会“草草结束”呢？这是温联琛告诉我的，她还健在。
某传记中还说：“解放日报就分别召开了大型和小型平反大会。”这与事实不符。中央与毛泽东都说过在什么场合搞错的在什么场合平反，这不可能做到，比如在中直抢救会搞错的，怎么召开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的大会平反呢？解放日报没有开过平反会。
《自述》 中特别说：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开头就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接着说国民党有个“庞大的特务系统”，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国人做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 《抢救失足者》 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的“抢救运动”。温济泽说的继续整风的决定是4月3日发出的，但是他只说了“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温济泽引用的那些话，出自1943年8月15日中央发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康生作 《抢救失足者》 的报告是7月15日，在中央发出审干决定之前一个月。
解放日报社审查干部从1943年春天开始，艾思奇在副刊部提出：“我们审查干部怎么开始？第一个审查谁？”陈企霞首先说：“我的历史复杂，先审查我。”陈企霞被国民党逮捕两次，英勇机智，没有问题。他自己交代抗日战争初期与托洛茨基派翁涛去浙江组织过抗日游击队未成，延安没有适当的人证明他与翁涛的关系，只好作为一个问题保留起来，以后再议。
审查下一个人时，老艾说，陈企霞的问题费了很多时间，下一个我们审查个历史简单的人。谁报名？陈学昭与我同时报名，老艾说先审查陈学昭，再审查我。审查陈学昭，很快结束了，结论是历史清楚。
审查我，前两天没事，第三天温济泽提出疑问：黎辛在河南省参加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什么组织？这时康生揪出来的大特务张克勤 （听说新中国成立后改正了） 诬蔑甘肃、河南、四川等有的共产党是假党，是特务组织。党的外围组织民先当然也是假的了。温济泽在 《自述》 里，说张克勤造谣说，四川、河南等省的党组织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而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它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吸收青年入党，其实是把青年骗去当特务。
我妈妈从河南省农村寄来100元法币，我按规矩去边区银行找王坦 （党员） 兑换为边币使用。温济泽在会上提出这特务经费是谁寄来的？并两次向王坦调查，新中国成立后王坦仍在银行工作，常把此事当作笑料谈。我不承认是特务，批斗到“抢救运动”结束，又侮我为“运动的绊脚石”，比特务还坏，因为我阻挡副刊部抢救别的特务。
副刊部没有揪出一个特务，是报社最不争气的单位，怎么办？抢救结束了，副刊部继续搞“抢救”，总编与副总编来，从别的编辑组调来积极分子加强火力，拍桌子打凳子，凶过抢救，斗争的对象是舒群与白朗。舒群1936年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过，按规定应当审查，这是历史问题，不是特务性质。舒群倔强，不承认是叛徒，骂他是“文痞”，他也拍台高喊：“我抗议！”帮助艾思奇审查过干部的林默涵在批斗我时看过全部材料，认为没有问题，不发言了，批斗舒群没有材料，他也不发言了，副刊部的积极分子，只剩下温济泽一人了，下午开会，温济泽与外部门的积极分子发言，晚间被派去监视舒群，住在舒群的窑洞里。白朗没有什么问题，她的丈夫罗烽是文抗的负责人，在伪满洲国被日本侵略军逮捕过，保释出狱后，同白朗一起逃回上海，审问白朗：“罗烽不投敌，怎么能出狱？”“哈尔滨沦陷后，什么机关开介绍信，让你们到关内来？”开始，白朗作些解释，会上提出“罗烽已经坦白了，你还不交代？”她就再不开腔了，一直到日本投降调她去东北工作，白朗在报社几乎成了哑巴。这样，副刊部仍然没有审查与抢救出一个特务。
在副刊部总结审干工作时，老艾说：“我没有怀疑过副刊部谁是特务分子，对陈企霞与黎辛的历史问题提的意见也是对的，但这并不能说我完全对，我就没有错误了，我的错误是没有在审干方针上，与报社学委会对立起来。”老艾是实事求是的，说话有分寸。老艾只说他没有在审干方针上与报社学委会对立起来，《自述》 却三次说他与老艾不赞成与反对“康生的那套做法”。康生当时是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又没直接过问过副刊部的事，怎么说对“康生的那套做法”呢？
1944年1月，党中央发出 《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5月又发出 《关于在反奸斗争中纠正过左及逼供信的指示》 以后，陆定一与学委会诸领导同志的态度也变了。我认为，报社的工作做得好，凡被抢救过的人无論本人坦白与否，都要根据他自己的交代，有关他的检举与揭发，以及批斗时提出的问题，经过内查外调进行甄别，逐个作出结论，征求本人意见，本人签署同意或保留意见后，适时与迅速在本单位宣布，并赔礼道歉。
经过甄别，报社与清凉山没有一个特务分子，S不是特务，被抓去社会部的李锐、黄操良与缪海棱也放回来了，不是特务，皆大欢喜。组织与个人相互了解与团结增强了。我问博古怎么清凉山一个特务都没有？他说如果每个机关都有特务，那还得了？
1944年初，陆定一在“抢救”我的窑洞向我赔礼，态度诚恳，说他的思想方法主观片面，态度急躁，请我原谅，我的历史清白的结论是报社最早作出的。陆定一、余光生与博古都在编辑部作过检讨，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博古的态度是从容的，因为他对审干与肃反的态度比较冷静。整风初期他与文艺栏同仁聊天，回答提问时曾经说过以前苏区的肃反错误，他是有认识的，他下达过阻挡的文件，他没有下令杀过一个人，他没有利用保卫机关处理过党内问题；谈到他以前负责中央的工作，开口第一句都是“我犯过路线错误”，而后才说别的，博古很谦虚。
（选自《亲历延安岁月》/黎辛 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版）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关于特务，以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一）
读到这里，我想起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还讲过审干与肃反问题。在哪篇文里呢？我在 《时局问题及其他》 一文的“审查干部问题”里找到了，他是这样说的：
“上次我在这里讲过一次，有很多的同志没有听到，我再讲一下，”“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拿件数来说就很多，党校就犯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也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毛泽东承认犯了错误，并且承担责任，特别是还要赔礼道歉，这很了不起。毛泽东接着又说，“在审查干部中搞错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毛泽东讲了工作成绩，他不因为有错误，而否定成绩，特别又强调要全面与正确认识审干与肃反，强调团结。在这里，毛泽东又说了杀人问题，他说：“口头讲一个不杀，如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读毛泽东这段话，我相信延安时期审干与肃反没有杀人，近年有人说杀过几个人，这是误会。大家知道作家王实味被错杀了，那是解放战争时期康生批准杀的，当时毛泽东不知道，事后提出过批评。
毛泽东“上次”在中央党校讲过一次审干与肃反问题，文集里找不到，不知是因为文集是按“精选原则”编的没有选入，还是“上次”讲话根本没有整理记录稿。那时毛泽东的讲话有许多都没有整理或发表。
读毛泽东上述关于审干与肃反的讲话，我感到又受一次深刻的教育。首先，是他讲得实事求是，“是就是”，“非就非”，讲成绩，也讲错误。其次，是承担责任，不往执行人身上推，也不强调犯错误的客观原因。
还有，是他找出犯错误的根源是“瞎子摸鱼”，这是很有分量的说法，瞎子入水本是危险事，你还摸什么鱼呢？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总结了经验，他说：“在审干中间，提出一个不杀，大都不抓，九条方针 （按：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并不是一开始就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个月情况的反映，逐渐积累才搞出来的。废止肉刑，不轻信口供，特别是再加上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都不抓，乱就出不来了。”
关于 《在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都不抓》 的指示，是1943年12月27日毛泽东、康生致华中局等电报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有的文件汇编中把康生的署名删掉了。
（二）
现在读毛泽东关于审干与肃反的论著，历历往事，浮现脑际。我是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参加整风的，我被审查过，也被“抢救”过。
1942—1944年在 《解放日报》 任过两年总编辑的陆定一 （1942年8月下旬至1944年大约也是8月下旬），在1981年 《解放日报》 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谈 《解放日报》 改版”（发表在当年的《新闻研究》 上） 时，说：“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讲一讲，就是‘抢救运动’。‘抢救运动’在报社也搞了，后来停下来。很多机关把青年打得很惨，《解放日报》 损失较轻一些。”
整顿“三风”的报告，毛泽东1942年2月1日与2月8日分别向“七大”代表、高级干部与业务干部1000人或800人作报告，由康生分别于2月21日和3月7日向2200多干部与3000多干部作传达。4月3日中宣部发出 《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以后，18日又由康生向中央直属与军委直属机关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向2000余人作布置。
陈清泉所著 《陆定一传》 中说：“《解放日报》学习西北公学，召开群众大会，由博古报告形势，号召有问题的人上台坦白。台下分小组‘促’，搞得很热闹，没有想到居然也有六七个人上台坦白交代自己是特务。”
（三）
事实是这样的，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的整风指示，是公开发报刊上的，是思想革命，是清除党内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思想。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出的继续整风的指示，没有公开发表，一般党员都看不到，是组织革命，清除混进党内的特务内奸分子。
1943年7月15日，因为有敌情，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 《抢救失足者》 的报告，这个报告很长，现只摘录少许主要的部分。
同志们！
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正当着国民党以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的三个集团军的主力，以暂二十五师、六十一师、二十八师、五十三师、新三十七师、第八师、一百六十五师、新骑二师、新二十七师、一百六十七师、七十八师、新二十四师、新二十六师、二百九十一师，及七个保安团、一个炮兵旅、一个重炮营作为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日寇第五纵队的国特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国民党为了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不惜将第一军、第九十军等河防部队调离河防，背向日本，面向边区，内战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的会议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局中间来开的。如果一个普通的政党，普通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吓倒，如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看到国民党撤退河防，发动内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但我们却还是照常开会，更加积极地工作、学习，整顿三风，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是边区人民，我们坚信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无论国民党想如何挑动内战，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有力量打破和粉碎他们这种祸国殃民的阴谋的。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我们不要忘掉一九四二年五月时局紧张之时，于炳然特务已准备好人，准备好枪，企图配合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军队来破坏我们，雖然于炳然这个阴谋被我们破获了，但是这个教训我们是不应忘记的。
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分子他们不去破坏敌人，而是与敌探一起来破坏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和华中、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他们不是去拯救被日寇毒害的中国青年，而是将许多有为的中国青年，拉到特务的罪恶泥坑中去为日寇的第五纵队服务。因此从四月十日起，我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人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被害的青年接受党的号召，起来控诉日寇与国民党杀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不管他们其中尚有许多人未彻底觉悟，但我们应该欢迎他们这种进步，因为他们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可能，使我们可能引导他们跳出罪恶的泥坑，走向新生的道路。
国民党与共产党两种不同的政策，摆在所有失足者的面前，何去？何从？这是很明显的。因此四百五十个人向党自新改过，正是这两种政策对照的结果，党的宽大政策胜利的结果。但是不是所有失足的人，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呢？不，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除了一部分少数甘心为敌人作第五纵队的人们外，其中大多数是在他们的脑子中尚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们过去想不通，我们尚有时间等待，但是现在是军事时期，我们应该赶快地促使他们觉悟，今天开会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最后康生说：我们的宽大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是有镇压政策的另一方面的。因此，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坚决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我们希望未坦白的人，对于国民党的问题，对于共产党的问题，对于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问题，都要仔细地想一想。在这里我们送给他们一副对联，“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康生当时的职务是中央社会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总学委主任是毛泽东，康生可以说是党的第二把手，康生作报告由总学委委员彭英主持，会上还有中直机关的几名“特务”上台作坦白报告，再次宣布让各机关回去依照做。
（四）
这时，报社没有人坦白交代自己是特务分子，怎么学着做呢？报社被社会部抓去四个特嫌，他们是李锐、黄操良、缪海棱与S，S在社会部坦白自己是特务，S的妻子、在某文工团担任支部书记的L也在社会部坦白了。于是，把S要回来，作坦白报告，这是清凉山第一次坦白大会，这次坦白大会上，没有别的人坦白，坦白大会是晚上在清凉山中央出版局处边的小坪坝上开的，陈清泉说的“《解放日报》 学习西北公学，召开群众大会……有六七个人在台上坦白交代……”，是第二次群众大会。第一次大会说没有抢救出特务，康生发脾气，说：“你们清凉山是特务集中的地方，为什么抢救不出来特务？”于是编委会（也即是整风学习领导委员会）研究，让陈坦秘书长去西北公学学，回来抢救出三四个特务，就开第二次群众大会，就有了陈清泉说的：“由博古报告形势，号召有问题的人上台坦白，台下分小组‘促’，搞得很热闹，没有想到居然也有六七个人上台交代自己是特务。”博古报告，就是按康生讲的话讲的。上台坦白有四人，新华社一女二男共三人，新华社副社长陈光寒积极，抢救的特务多。解放日报有一个女的，中央出版局秘书长许之祯稳当，没抢救出一个，不是陈清泉说的“六七个”，这些都是事前准备好的，不存在“没有想到”的情况，这次群众大会，在博古报告形势以后，是陆定一讲话 （这一点，《传》 中没有写）。号召“有问题的人上台坦白”。陆定一讲话简单有力，气魄也大，他说坦白交代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有问题不坦白交代是不行的，这是“关系你们一代青年的大事”。当时我心里想：一代青年是特务分子、坏分子与有问题的，这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事业可怎么搞？
这两次群众大会，是由博古领导的驻在清凉山的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出版局等单位的抢救动员大会，这几个单位健在的人还很多，许多人记忆得很清楚。
在群众大会上“坦白交代”的女士，都说特务“强奸”了她的灵魂，也“强奸”了她的肉体，还有人说了具体的经过，以致后来被作为笑料。“抢救运动”时，各机关封闭，外出采购与调查材料的人出入凭证、夫妇亲友不准来往。各种晚会与舞会通通停办，报社一般窑洞鸦雀无声，积极分子的窑内莺歌燕语与肉味枣香，生活不正常，以致气得副总编辑余光生在编辑部会议上大声批评：×××女士，一天也离不开男人，这样乱搞是不允许的。余光生在清凉山全报社或报社编辑部，抢救大会上都没有讲过话。
至于陆定一说的报社“抢救运动损失较轻一些”，则是个人的看法、说法，我只说些事实。有一天，在文津俱乐部碰见李锐，我说，温济泽在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的自述》 （以下简称 《自述》）里说 《解放日报》 编辑部被抢救的人有百分之七十左右，你说报社抢救过多少人呢？他说，你说呢？我说总有二分之一，编辑人员抢救得多，行政人员抢救得少。他说，1943年春天我就被社会部抓走了，后来的情况我不清楚，社会部抓我，博古不同意。他向康生提过意见，没有用。
某传记中说：“报社被逮捕12人。”我打听不到第五个人是谁。这四个被捕的有一人的家“破”了，有一个坦白的人的家破了。有一个被批的人要结婚，经过九曲十八弯，经博古帮助才结成。某传记中说，“报社总务科长是河南人，思想不通，竟刎颈自杀”，“终于死了”。报社总务处只二十来人，我在报社五年多，还在行政处宿舍住过，至今打听不到行政处总务科或别的科有河南人。我记得总务科长是葵孝父，安徽省人，“文革”后自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岗位离休，如真的有人自杀，损失又有人亡一项了，被抢救搞坏身体的很有一些。某传记中说的那个被抢救以后坦白的“姓邓的青年”，1946年与国民党和谈时请假去重庆，在那里某报社工作，不要党籍也不回来了，这位“姓邓的青年”是邓友新。我记得还有记者田海燕与资料员林坚夫妇，吓得逃跑到重庆，向董必武报告：我不是特务，延安 《解放日报》 要整我，我不干，偷跑出来了，我要求在重庆地下党领导下干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田海燕与林坚才在武汉市重新入党。 报社出报，新华社要发稿，不能像一般机关学校整天搞运动，只是半天搞运动，开会少，谈话多，鲁迅艺术学院的张鲁和徐之不约而同地被逼无奈交代我是他们复兴社的领导人。L找我谈话，他的警卫员拿出盒子枪，手扣扳机，L站起身问我是不是特务，我说不是，我说我能找到证明人。L向我走一步，警卫员持枪前进一步，把我逼到窑角，L说你再不坦白，我送你去社会部。我没办法，写个条子装在口袋里，准备送我去社会部以前交给博古，说我不是特务，请他救命。我认为博古实事求是。
在副刊部，最早向大家说L冲动的是温济泽，他说：老艾 （思奇） 在整风学委会上说黎辛的问题是不是应当两点论，因为有人说他有问题，也有人说他没有问题。L听了立刻拍桌子，说：“你老艾是什么人，包庇特务分子，也要审查你，我撤销你学委会委员的职务。”学委会主任博古没有说话，副刊部仍由艾思奇领导运动。温济泽还说：副刊部协助老艾审干的林默涵与他也受到批评；特别是在L与余光生参加的支部大会上，还揭发他与温崇信的关系。他在 《自述》 中，只说在余光生主持的支部大会 （黎按：只是少数积极分子参加的所谓支部大会） 上，有一个“坦白”自己是“特务”的人，大着嗓门说：“我要揭发温济泽，他有个叔叔叫温崇信，是西安附近宝鸡地区的国民党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把他的侄子派到延安来搞破坏……”“我一听就火冒三丈……我厉声地反驳说，‘我1938年初到延安的第二天，就到中央组织部谈清楚了我在白区工作的经历和社会关系’”。当场，老艾为温济泽说了好话，“支部会就草草结束了”。温崇信不仅是宝鸡专区的专员，还是个不大不小的CC分子，北平市解放时，他任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秘书长，北京虽然是和平解放的，他也畏罪逃往台湾去了。温崇信的独生女温联琛在扬州中学读书，受江上青老师的影响，坚决要去延安参加革命。曾经从家里逃跑，温崇信不能不给她买飞机票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考抗大，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她把温崇信的情况与社会关系都说清楚了，办事处伍云甫处长介绍温联琛认识将与她同乘一辆军车去延安的陈学昭博士，陈学昭说伍处长“要我一路照顾她”。可是，“抢救运动”时，却全校批斗她，还不征求她的意见，给她作了特务分子的结论 （1946年，她调中央党校工作时，中组部为她改正了结论）。假如揭发温济泽的人，知道温济泽从苏州反省院出来，是温崇信保释的，出狱后到延安以前又是住在温崇信家里的，那次支部大会是不是可能不会“草草结束”呢？这是温联琛告诉我的，她还健在。
某传记中还说：“解放日报就分别召开了大型和小型平反大会。”这与事实不符。中央与毛泽东都说过在什么场合搞错的在什么场合平反，这不可能做到，比如在中直抢救会搞错的，怎么召开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的大会平反呢？解放日报没有开过平反会。
《自述》 中特别说：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开头就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接着说国民党有个“庞大的特务系统”，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国人做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 《抢救失足者》 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的“抢救运动”。温济泽说的继续整风的决定是4月3日发出的，但是他只说了“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温济泽引用的那些话，出自1943年8月15日中央发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康生作 《抢救失足者》 的报告是7月15日，在中央发出审干决定之前一个月。
解放日报社审查干部从1943年春天开始，艾思奇在副刊部提出：“我们审查干部怎么开始？第一个审查谁？”陈企霞首先说：“我的历史复杂，先审查我。”陈企霞被国民党逮捕两次，英勇机智，没有问题。他自己交代抗日战争初期与托洛茨基派翁涛去浙江组织过抗日游击队未成，延安没有适当的人证明他与翁涛的关系，只好作为一个问题保留起来，以后再议。
审查下一个人时，老艾说，陈企霞的问题费了很多时间，下一个我们审查个历史简单的人。谁报名？陈学昭与我同时报名，老艾说先审查陈学昭，再审查我。审查陈学昭，很快结束了，结论是历史清楚。
审查我，前两天没事，第三天温济泽提出疑问：黎辛在河南省参加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什么组织？这时康生揪出来的大特务张克勤 （听说新中国成立后改正了） 诬蔑甘肃、河南、四川等有的共产党是假党，是特务组织。党的外围组织民先当然也是假的了。温济泽在 《自述》 里，说张克勤造谣说，四川、河南等省的党组织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而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它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吸收青年入党，其实是把青年骗去当特务。
我妈妈从河南省农村寄来100元法币，我按规矩去边区银行找王坦 （党员） 兑换为边币使用。温济泽在会上提出这特务经费是谁寄来的？并两次向王坦调查，新中国成立后王坦仍在银行工作，常把此事当作笑料谈。我不承认是特务，批斗到“抢救运动”结束，又侮我为“运动的绊脚石”，比特务还坏，因为我阻挡副刊部抢救别的特务。
副刊部没有揪出一个特务，是报社最不争气的单位，怎么办？抢救结束了，副刊部继续搞“抢救”，总编与副总编来，从别的编辑组调来积极分子加强火力，拍桌子打凳子，凶过抢救，斗争的对象是舒群与白朗。舒群1936年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过，按规定应当审查，这是历史问题，不是特务性质。舒群倔强，不承认是叛徒，骂他是“文痞”，他也拍台高喊：“我抗议！”帮助艾思奇审查过干部的林默涵在批斗我时看过全部材料，认为没有问题，不发言了，批斗舒群没有材料，他也不发言了，副刊部的积极分子，只剩下温济泽一人了，下午开会，温济泽与外部门的积极分子发言，晚间被派去监视舒群，住在舒群的窑洞里。白朗没有什么问题，她的丈夫罗烽是文抗的负责人，在伪满洲国被日本侵略军逮捕过，保释出狱后，同白朗一起逃回上海，审问白朗：“罗烽不投敌，怎么能出狱？”“哈尔滨沦陷后，什么机关开介绍信，让你们到关内来？”开始，白朗作些解释，会上提出“罗烽已经坦白了，你还不交代？”她就再不开腔了，一直到日本投降调她去东北工作，白朗在报社几乎成了哑巴。这样，副刊部仍然没有审查与抢救出一个特务。
在副刊部总结审干工作时，老艾说：“我没有怀疑过副刊部谁是特务分子，对陈企霞与黎辛的历史问题提的意见也是对的，但这并不能说我完全对，我就没有错误了，我的错误是没有在审干方针上，与报社学委会对立起来。”老艾是实事求是的，说话有分寸。老艾只说他没有在审干方针上与报社学委会对立起来，《自述》 却三次说他与老艾不赞成与反对“康生的那套做法”。康生当时是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又没直接过问过副刊部的事，怎么说对“康生的那套做法”呢？
1944年1月，党中央发出 《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5月又发出 《关于在反奸斗争中纠正过左及逼供信的指示》 以后，陆定一与学委会诸领导同志的态度也变了。我认为，报社的工作做得好，凡被抢救过的人无論本人坦白与否，都要根据他自己的交代，有关他的检举与揭发，以及批斗时提出的问题，经过内查外调进行甄别，逐个作出结论，征求本人意见，本人签署同意或保留意见后，适时与迅速在本单位宣布，并赔礼道歉。
经过甄别，报社与清凉山没有一个特务分子，S不是特务，被抓去社会部的李锐、黄操良与缪海棱也放回来了，不是特务，皆大欢喜。组织与个人相互了解与团结增强了。我问博古怎么清凉山一个特务都没有？他说如果每个机关都有特务，那还得了？
1944年初，陆定一在“抢救”我的窑洞向我赔礼，态度诚恳，说他的思想方法主观片面，态度急躁，请我原谅，我的历史清白的结论是报社最早作出的。陆定一、余光生与博古都在编辑部作过检讨，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博古的态度是从容的，因为他对审干与肃反的态度比较冷静。整风初期他与文艺栏同仁聊天，回答提问时曾经说过以前苏区的肃反错误，他是有认识的，他下达过阻挡的文件，他没有下令杀过一个人，他没有利用保卫机关处理过党内问题；谈到他以前负责中央的工作，开口第一句都是“我犯过路线错误”，而后才说别的，博古很谦虚。
（选自《亲历延安岁月》/黎辛 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