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在其《极端的年代》中这样评判上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对我们这些年事已高，早已活过《圣经》为我们命定的七十寿数的时代生还者而言，这是唯一一件至今动机依然纯正，理由依然迫切的政治目标。当年如此，今日回顾依然如此。”
　　然而，在我这一代人的经验中，通过文艺，通过海明威、洛尔加、聂鲁达、奥登们的偶像化， 那一场正义之战却日益变成了浪漫事件。形形色色的文艺作品中，国际志愿者慷慨奔赴西班牙捍卫民主与共和的义举，越来越像一群不靠谱的文艺青年逃避现实、找寻自我的任性行为，仿佛与穷游世界也没什么区别。倪慧如、邹宁远《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却展示了更为真切的事实：当年来自53个国家的4万多志士当中，不仅有欧美文化精英，也有工人、农民、海员、厨师，包括作为华工前往法国谋生、不识字的中国人刘景田，以及有着同样华工经历的张瑞书、阎家治。
　　倪慧如、邹宁远是由台湾到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华人科学家，1988年，這一对夫妇偶然发现，昔日为民主西班牙而战的“国际纵队”里依稀似有中国人的身影，从此开始执著追索一段尘封的往事。多亏这两个有心人的坚持，如此值得我们骄傲的功业才得以重现在阳光之下：当初，自愿奔赴西班牙参战的中国人竟然多达数十人甚至可能近百人，“临近西班牙纯洁的前额，沉默坚定，如黎明前的钟”，保卫“受围攻的自由”（聂鲁达《国际军团到马德里来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年轻的陈文饶一样，牺牲并长眠在美丽而陌生的土地。尽管这般无私的献身曾长久被同胞遗忘，但其实早已获得海明威至诚的礼赞：“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完成人类的不朽。”
　　几年前，我曾经在西班牙《世界报》上偶然读到一篇梦魇般的文章，说巴塞罗那市准备将一条大街逐段翻开，寻找洛尔加的尸骨，因为很多人相信这位诗人一直就被埋压在那条街的街面之下。但也没有见到后续的报道，看来翻找并无结果。在西班牙人那里，佛朗哥及其独裁统治始终是处于清算过程中的黑暗噩梦。对此，今天的中国人当然很难感同身受，毕竟“那是一个陌生国家的战争”、“一个陌生国度的苦难”。《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却告诉读者，所谓的“西班牙内战”并不是什么“兄弟阋于墙”的纷争，相反，乃是反动势力对民主制度的围剿，是德、意法西斯在西班牙土地上第一次展露其獠牙，因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场序幕。尤其是，当西班牙在炮火中不屈抗争的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全面爆发，相隔万里的两个战场，其实属于同一场战争，属于全人类范围内压迫与反抗压迫的同一场殊死大搏斗。因此，并不奇怪的是，白求恩等多位曾经在西班牙救死扶伤的医生随即赶赴中国，在抗战前线舍生忘死。这些洋医生来自不同国家，包括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因为相同的经历，在当时被中国人赋予了一个特殊的统称——“西班牙医生”。我们自能感念这些医生对于中国的恩惠，那么又怎会不理解他们对西班牙人的意义？
　　让我感佩不已的是，2011年6月，书的作者之一邹宁远参与了“国际自由船队”的行动。“国际自由船队”是美国、西班牙、加拿大等20多国的仁人志士组成的一支船队，试图冲破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封锁，其中最高龄的一位成员是“二战”时进过纳粹集中营的86岁犹太老人。这一义举展开时，我曾通过一位西班牙议员的博客了解事情的进展，当时却没想到，还有华人同胞参与其中。
　　市侩也许会嘲笑这些努力都是无谓。但正如加缪就西班牙内战所发出的宏音：“除非全人类获得自由，否则没有人是自由的。这种民主才是唯一值得我们为它牺牲的民主。”
　　只要为人类自由的抗争存在，世界就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