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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红煤》作为支点,以宋长玉为典型,从“社会身份认同”这一视角探讨文本所表现出来的人物命运与社会身份认同,生存形态与社会身份认同、人物命运与生存形态之间的制约、选择关系。命运、社会身份认同、生命形态恰似“人”字的三个支点,在它们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不仅仅折射着社会转型期间人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同时也蕴涵着丰富的人性观。
关键词:命运 社会身份 生存形态 《红煤》 刘庆邦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作家刘庆邦的新作《红煤》的出现,无疑表明了作者对当前社会现实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读者对当前社会凸显的矿难事故背后深层原因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在《红煤》中,作者采用了“进入人物内部”的方法对人的灵魂深处所表现出来的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小说既描写了以宋长玉为代表的底层煤矿工,同时也把笔触伸向了以唐洪涛和明守福为代表的社会权力阶层。著名评论家白烨认为,《红煤》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两个真实:一个是当下变革时期,一些农民身上固有的缺点,如短视、势利等;另一个是某些基层农村掌权人的病态心理,如麻木、腐败等。本文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即“社会身份认同”,对小说蕴含的人的生命和生存形态从人物命运与社会身份认同的关系、小说人物生存形态与社会身份的之间的制约关系、命运与生存形态的选择关系的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人物命运与社会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身份即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复杂的社会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所组成的,而每一个孤立的个体在这个有机的社会结构中都有自己的身份,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必然反映。通常我们将社会身份理解为权利、义务与特权所确定的一个人的地位。威望、权力、财产、工资收入等都是构成社会个体的社会身份的要素,而身份认同在简金斯(Jenkins,1996)看来,就是由社会认同和个体认同所构成的连续体。因为个人认同融合了个人的各种社会认同成分,是各种社会认同的要素在个人身上的独特综合(Mead,1934),社会认同是对本群体在社会中的基本地位、形象和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性质的接受程度。
在中国,“农民”就是一种身份,这种身份的形成是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户籍管理的体制下,把城市居民划入非农业户口,农民划入农业户口。由此,便形成了两个界限分明的社会阶层,他们受到国家两种不同的待遇,彼此之间也以“城市人”、“乡下人”为区分,同时也根据所从事的职业的不同,有了“工人”、“农民”、“干部”身份的划分。这种农民的身份和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相对应的,他们往往处在“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最底层。这种底层的社会地位和农民的身份往往成为他们自身命运的枷锁,在森严的城乡壁垒面前,农民有的只是相依为命的土地,对“城”是一种想象和向往。而这种城乡二元分割和社会身份的认同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农民在心理上的“进城情结”,城市代表着文明和美好,城市对他们充满着诱惑和魅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壁垒的打破,农民进城成了一种“潮流”,大批的农民开始涌向城市,所谓的“民工潮”就是该时期这一现象的代名词。“农民工”作为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已经脱胎换骨,日益成长为一个迫切需要社会认可的新兴阶层。这种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同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中显得更为重要,它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同时也和个人命运的改变紧密相连。《红煤》中着力塑造的人物宋长玉就是一个出身于农村的人,这种“先天”出生的空间因素决定了他的“乡下人”、“农民”身份和社会地位,在他的自我认同中,他就是农民,但重要的是,他有着“城市”的梦想,为了能实现做一个城市人的梦想,高考落榜后他来到一家国有煤矿做轮换工。他不愿意轻易放弃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渴望挣脱的是农村、是土地,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农村还有城市,城市在高处,农村在低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要想有出息,必须到城里去。”在宋长玉看来,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道路就是“进城”,“向城求生”,做一个城市人,得到城市人的一种社会身份,这可以说是他要为之奋斗一生的梦想。
经过种种波折之后,宋长玉终于从一个农民轮换工成为了红煤村煤矿的矿长,不但在城里买了自己的房子、车子,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了城市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这种身份的标志就是宋长玉有了城市户籍,他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成为城市“市民”,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梦寐以求的“象征资本”,其社会地位也随之改变,应该说,宋长玉的命运从此将被改写。然而,他仍无法逃脱注定的悲剧命运。在小说结尾,我们看到的是宋长玉为了逃避矿难的责任而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就如鲁迅在《娜拉走后会怎样?》中所说的那样: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宋长玉正是如此。城市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似乎并没有能改变他的悲剧命运,城市身份使他获得了梦想的“象征资本”,但也正是这样一种“象征资本”,使他失去了土地,离开了乡村,同时却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虽然在空间地域上他走进了城市,但在心理上他和城市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段无法消除的距离,他对唐丽华所谓的征服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社会身份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使他在拥有物质富裕的同时,也失去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甚至是人性中最珍贵的内容,最终只能沦落为“边缘人”的悲剧的命运,也许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身份和地位背后更为复杂的东西,那就是丰富的人性。
随着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不断改变,宋长玉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身上所具有的社会性更多地凸现出来,与他的身份和地位相对应的人性也就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在他的灵魂的深处,也有像煤层一样厚实黑暗的所在,一旦仇恨的火种引燃了这些沉睡的“煤炭”就会燃起弥天的大火,不但将他自己毁灭,也将他周围的人毁灭,而导致这种毁灭性的结局的最根本的原因又恰恰是宋长玉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作为一个典型,宋长玉的命运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进城农民工的命运。
二 人物生存形态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制约关系
美国社会学家帕金曾提出“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这一概念。他认为,多种社会集团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社会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在社会屏蔽下,各种不同身份之间有明显差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并且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就将成为终身的。在中国,对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及其转换限制,是中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它人为地把公民分成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身份,并对这两种身份采取两种政策,从而在农民和市民之间形成了一道身份鸿沟。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在空间地域上,而且在社会认同中建构了一道边界,从整体上确立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确定了中国农民的身份,同时也在空间地域上确定了农民的生存形态。这种界定也使中国的农民自古就有“进城”的冲动,做着“城市”的美梦。
在《红煤》中,刘庆邦选取煤矿工这一特殊生态群体作为描写对象,正如他所说:
“我认为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现实的缩影,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在中国向工业化、城市化进军的过程中,煤矿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但它又是农村又是城市。煤炭占中国全部能源构成的70%,换句话说,中国的能源大厦,是靠千百万矿工的肩膀支撑的。他们的生活是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紧密相连的。”
这就从空间地域上为矿工(或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作了限定,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这样的一种社会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形态。有人说,认识中国就要认识中国的农民,而认识中国农民就要认识中国的矿工,他们是中国农民的另一种命运形态。“矿区多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有城市的生活习惯,也有乡村的生活习惯,是杂交的、复杂的人群。矿工多是离开土地离开田间耕作的农民,农民的心态、农民的文化传统,只是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也更具强韧的力量,这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也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的人,他们的卑微的欢乐和内心挣扎的痛苦一样让我们震撼。”矿工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空间地域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社会身份的特殊性,而社会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他们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是一个流动的、漂泊的群体。刘庆邦用自己的心灵之笔不断地书写着他的矿区小说,写着他心目中的矿工们。那些生存在黑暗之地的窑工们,通过刘庆邦的笔从暗无天日的地底下走出来,走到世人面前。它让我们触摸到了底层的另一种生命形态:处在乡村和城市交界的“边缘人”。
三 生存形态的选择与人物命运
在《红煤》中,刘庆邦虽然并没有直接地为读者展示酷烈的井下生活场景,但从夏观煤矿和红煤村煤矿工所发生的冒顶、透水两次事故,不难看出矿工的生存形态和他们的命运之间是紧密相连的。
在小说中,宋长玉为了改变自己命运,选择了“进城求生”的道路和生存方式,但这并不仅仅是宋长玉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千千万万“进城求生”的农民工的共同的选择。作为生命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生存形态的权利,而人生本来就有许许多多的选择可能,但矿工的生存境况促使他们与普通的生存嫁接方式不同,在没有身份、地位、权力优势可言的这些生命群体身上,他们所选择的似是偶然,事实上,已经是唯一可选的答案了。“往外奔,其实一直是父辈们心中的宗教,是山咀子每一个人心中的宗教,一如街与道的宗教”(《街与道的宗教》)。往外奔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重要的途径,在宋长玉眼里,在千千万万有着农民身份烙印的生命个体的眼里,“农村和城市是两重天地”,人为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社会身份的划分,使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神秘的“围城”,“城内”的文明与繁华和“城外”的愚昧与贫瘠,让生活在城外的人有着世世代代的“进城”的冲动,做着永远的“城市梦”。
而追求这种“城市”梦想的实现,对当下农民来说,注定将是十分痛苦的过程,刘庆邦笔下的矿工就是绝好的例证。他们来到煤矿做一个煤矿工,幻想着摆脱农民的身份,这是他们对于生存形态做出的无奈的选择,只是这种选择中蕴涵着更加强烈的悲剧色彩,他们将要进入的是一个有着“闷暗的环境、强悍恣肆的灵魂、粗鄙的语言、残酷的复仇”心态的人群里,他们将被放置于幽暗、险恶的自然环境之中,冒着“瓦斯爆炸、透水、冒顶”的危险,让恶劣的自然环境随时掌控着他们的命运选择。他们在选择另一种生存形态的同时,也就选择了一种扑朔迷离的命运,“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的命运”,生与死完全交给了上苍。这样的生存形态,不仅对生命提出了严酷的挑战,同时也暗含了人的命运的结局。人的命运有两个部分,一半在自己手里,一半在上帝手里,生命的过程就是用你手中掌握的一半去换取上帝手中的另一半,和命运抗争就是和自己抗争。对煤矿工人而言,他们心中的上帝又是什么样子?又存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如何用自己手里的一半去换取上帝手里的一半呢?刘庆邦笔下的煤矿工也许能给我们提供最好的答案。
参考文献:
[1]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焦会生:《刘庆邦小说论》,《当代文坛》,2005年第7期。
[3] 吴义勤:《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张凤梅,女,1976—,河南新乡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命运 社会身份 生存形态 《红煤》 刘庆邦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作家刘庆邦的新作《红煤》的出现,无疑表明了作者对当前社会现实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读者对当前社会凸显的矿难事故背后深层原因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在《红煤》中,作者采用了“进入人物内部”的方法对人的灵魂深处所表现出来的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小说既描写了以宋长玉为代表的底层煤矿工,同时也把笔触伸向了以唐洪涛和明守福为代表的社会权力阶层。著名评论家白烨认为,《红煤》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两个真实:一个是当下变革时期,一些农民身上固有的缺点,如短视、势利等;另一个是某些基层农村掌权人的病态心理,如麻木、腐败等。本文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即“社会身份认同”,对小说蕴含的人的生命和生存形态从人物命运与社会身份认同的关系、小说人物生存形态与社会身份的之间的制约关系、命运与生存形态的选择关系的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人物命运与社会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身份即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复杂的社会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所组成的,而每一个孤立的个体在这个有机的社会结构中都有自己的身份,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必然反映。通常我们将社会身份理解为权利、义务与特权所确定的一个人的地位。威望、权力、财产、工资收入等都是构成社会个体的社会身份的要素,而身份认同在简金斯(Jenkins,1996)看来,就是由社会认同和个体认同所构成的连续体。因为个人认同融合了个人的各种社会认同成分,是各种社会认同的要素在个人身上的独特综合(Mead,1934),社会认同是对本群体在社会中的基本地位、形象和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性质的接受程度。
在中国,“农民”就是一种身份,这种身份的形成是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户籍管理的体制下,把城市居民划入非农业户口,农民划入农业户口。由此,便形成了两个界限分明的社会阶层,他们受到国家两种不同的待遇,彼此之间也以“城市人”、“乡下人”为区分,同时也根据所从事的职业的不同,有了“工人”、“农民”、“干部”身份的划分。这种农民的身份和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相对应的,他们往往处在“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最底层。这种底层的社会地位和农民的身份往往成为他们自身命运的枷锁,在森严的城乡壁垒面前,农民有的只是相依为命的土地,对“城”是一种想象和向往。而这种城乡二元分割和社会身份的认同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农民在心理上的“进城情结”,城市代表着文明和美好,城市对他们充满着诱惑和魅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壁垒的打破,农民进城成了一种“潮流”,大批的农民开始涌向城市,所谓的“民工潮”就是该时期这一现象的代名词。“农民工”作为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已经脱胎换骨,日益成长为一个迫切需要社会认可的新兴阶层。这种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同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中显得更为重要,它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同时也和个人命运的改变紧密相连。《红煤》中着力塑造的人物宋长玉就是一个出身于农村的人,这种“先天”出生的空间因素决定了他的“乡下人”、“农民”身份和社会地位,在他的自我认同中,他就是农民,但重要的是,他有着“城市”的梦想,为了能实现做一个城市人的梦想,高考落榜后他来到一家国有煤矿做轮换工。他不愿意轻易放弃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渴望挣脱的是农村、是土地,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农村还有城市,城市在高处,农村在低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要想有出息,必须到城里去。”在宋长玉看来,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道路就是“进城”,“向城求生”,做一个城市人,得到城市人的一种社会身份,这可以说是他要为之奋斗一生的梦想。
经过种种波折之后,宋长玉终于从一个农民轮换工成为了红煤村煤矿的矿长,不但在城里买了自己的房子、车子,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了城市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这种身份的标志就是宋长玉有了城市户籍,他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成为城市“市民”,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梦寐以求的“象征资本”,其社会地位也随之改变,应该说,宋长玉的命运从此将被改写。然而,他仍无法逃脱注定的悲剧命运。在小说结尾,我们看到的是宋长玉为了逃避矿难的责任而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就如鲁迅在《娜拉走后会怎样?》中所说的那样: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宋长玉正是如此。城市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似乎并没有能改变他的悲剧命运,城市身份使他获得了梦想的“象征资本”,但也正是这样一种“象征资本”,使他失去了土地,离开了乡村,同时却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虽然在空间地域上他走进了城市,但在心理上他和城市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段无法消除的距离,他对唐丽华所谓的征服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社会身份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使他在拥有物质富裕的同时,也失去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甚至是人性中最珍贵的内容,最终只能沦落为“边缘人”的悲剧的命运,也许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身份和地位背后更为复杂的东西,那就是丰富的人性。
随着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不断改变,宋长玉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身上所具有的社会性更多地凸现出来,与他的身份和地位相对应的人性也就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在他的灵魂的深处,也有像煤层一样厚实黑暗的所在,一旦仇恨的火种引燃了这些沉睡的“煤炭”就会燃起弥天的大火,不但将他自己毁灭,也将他周围的人毁灭,而导致这种毁灭性的结局的最根本的原因又恰恰是宋长玉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作为一个典型,宋长玉的命运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进城农民工的命运。
二 人物生存形态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制约关系
美国社会学家帕金曾提出“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这一概念。他认为,多种社会集团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社会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在社会屏蔽下,各种不同身份之间有明显差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并且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就将成为终身的。在中国,对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及其转换限制,是中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它人为地把公民分成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身份,并对这两种身份采取两种政策,从而在农民和市民之间形成了一道身份鸿沟。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在空间地域上,而且在社会认同中建构了一道边界,从整体上确立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确定了中国农民的身份,同时也在空间地域上确定了农民的生存形态。这种界定也使中国的农民自古就有“进城”的冲动,做着“城市”的美梦。
在《红煤》中,刘庆邦选取煤矿工这一特殊生态群体作为描写对象,正如他所说:
“我认为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现实的缩影,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在中国向工业化、城市化进军的过程中,煤矿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但它又是农村又是城市。煤炭占中国全部能源构成的70%,换句话说,中国的能源大厦,是靠千百万矿工的肩膀支撑的。他们的生活是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紧密相连的。”
这就从空间地域上为矿工(或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作了限定,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这样的一种社会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形态。有人说,认识中国就要认识中国的农民,而认识中国农民就要认识中国的矿工,他们是中国农民的另一种命运形态。“矿区多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有城市的生活习惯,也有乡村的生活习惯,是杂交的、复杂的人群。矿工多是离开土地离开田间耕作的农民,农民的心态、农民的文化传统,只是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也更具强韧的力量,这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也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的人,他们的卑微的欢乐和内心挣扎的痛苦一样让我们震撼。”矿工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空间地域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社会身份的特殊性,而社会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他们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是一个流动的、漂泊的群体。刘庆邦用自己的心灵之笔不断地书写着他的矿区小说,写着他心目中的矿工们。那些生存在黑暗之地的窑工们,通过刘庆邦的笔从暗无天日的地底下走出来,走到世人面前。它让我们触摸到了底层的另一种生命形态:处在乡村和城市交界的“边缘人”。
三 生存形态的选择与人物命运
在《红煤》中,刘庆邦虽然并没有直接地为读者展示酷烈的井下生活场景,但从夏观煤矿和红煤村煤矿工所发生的冒顶、透水两次事故,不难看出矿工的生存形态和他们的命运之间是紧密相连的。
在小说中,宋长玉为了改变自己命运,选择了“进城求生”的道路和生存方式,但这并不仅仅是宋长玉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千千万万“进城求生”的农民工的共同的选择。作为生命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生存形态的权利,而人生本来就有许许多多的选择可能,但矿工的生存境况促使他们与普通的生存嫁接方式不同,在没有身份、地位、权力优势可言的这些生命群体身上,他们所选择的似是偶然,事实上,已经是唯一可选的答案了。“往外奔,其实一直是父辈们心中的宗教,是山咀子每一个人心中的宗教,一如街与道的宗教”(《街与道的宗教》)。往外奔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重要的途径,在宋长玉眼里,在千千万万有着农民身份烙印的生命个体的眼里,“农村和城市是两重天地”,人为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社会身份的划分,使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神秘的“围城”,“城内”的文明与繁华和“城外”的愚昧与贫瘠,让生活在城外的人有着世世代代的“进城”的冲动,做着永远的“城市梦”。
而追求这种“城市”梦想的实现,对当下农民来说,注定将是十分痛苦的过程,刘庆邦笔下的矿工就是绝好的例证。他们来到煤矿做一个煤矿工,幻想着摆脱农民的身份,这是他们对于生存形态做出的无奈的选择,只是这种选择中蕴涵着更加强烈的悲剧色彩,他们将要进入的是一个有着“闷暗的环境、强悍恣肆的灵魂、粗鄙的语言、残酷的复仇”心态的人群里,他们将被放置于幽暗、险恶的自然环境之中,冒着“瓦斯爆炸、透水、冒顶”的危险,让恶劣的自然环境随时掌控着他们的命运选择。他们在选择另一种生存形态的同时,也就选择了一种扑朔迷离的命运,“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的命运”,生与死完全交给了上苍。这样的生存形态,不仅对生命提出了严酷的挑战,同时也暗含了人的命运的结局。人的命运有两个部分,一半在自己手里,一半在上帝手里,生命的过程就是用你手中掌握的一半去换取上帝手中的另一半,和命运抗争就是和自己抗争。对煤矿工人而言,他们心中的上帝又是什么样子?又存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如何用自己手里的一半去换取上帝手里的一半呢?刘庆邦笔下的煤矿工也许能给我们提供最好的答案。
参考文献:
[1]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焦会生:《刘庆邦小说论》,《当代文坛》,2005年第7期。
[3] 吴义勤:《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张凤梅,女,1976—,河南新乡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