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读了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后，深深体会他的治学思想。这些治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尚古斥洋的治史思想；具有辩证思想的治史方法；以人为中心的治史思想。
　　[关键词]钱穆治学方法治史精神
　　[中图分类号]I21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090089
　　《中国史学名著》实为钱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讲堂实录。因为是讲堂实录，因而文章中所讲的前后有重复，“并有一意反复申明，词繁不杀”的原样。然而由于此讲稿是给博士班学生开设的，钱穆大都从大处讲，而且跨度大，所涉及知识面广，因而读起来并非易事，还得慢慢去体会。如果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必定能从中受益。从整体上来看，钱穆的治学方法贯穿整本书，与其说他在《中国史学名著》中讲古人的治史方法，还不如说是他治中国史学名著的方法。下面就谈谈钱穆的治学方法。
　　一、尚古斥洋的治史精神
　　在《中国史学名著》中，钱穆是一位非常崇尚古人的学者，特别是古人的思想。他认为古人的思想经历的时间长，而且后人又不断去更新它，因此中国古人的观念是很伟大的。在讲到中国古人思想的源头时，他不主张只从老子、孔子讲起，他认为至少要追溯到西周，从周公、召公讲起，其实也就是把中国古人思想的源头又追溯到了更古的时候，大概要早几百年，这样中国古人思想的历史就更源远流长了，我们后人更有必要去向古人学习。所以在看待古人方面，钱穆认为后一代的年轻人要懂得向前人学习，不要以为自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就可以把自己看得比前人要高，看得比前人重要。为此，钱穆提出“前人所创造的，后人应奉为常识”。此外，他还要求后人不要随便去批评古人。
　　钱穆在崇尚古人的同时，也在排斥西洋的史学。在中国史学与西洋史学之间，钱穆认为中国的学问有中国的一套，西洋也有西洋的来历，而且中国的要比西洋的先进，所以他以为在治史时不能只想一意地去学西洋，假如“都尽想望西洋的新史学，而忽视了中国的旧历史，那么中国的历史亡了，中国的史学又在何处栽根！”从这里看出钱穆是站在中国历史长远发展的高度，担忧中国史学的根基和发展。他痛心的是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丢掉自己的历史根基。为此他提出：“我们将来所需要的新史学，应该在这些地方，对国家，对民族，对整个文化传统，要有一个宽大的胸襟，要有一番恳挚的感情。”钱穆崇尚古人不单单是中国古人思想之伟大在深深影响着他，更为甚是他对古人传统思想传承的担忧和那一份责任；他排斥西洋史学也不是盲目的，而是要扭转年青一代对中国古人传统思想的看法，重新确立中国历史原有的地位。这些无不体现了钱穆的良苦用心，也表现出他尚古斥洋治史精神的思想。
　　二、体现辩证思想的治史精神
　　在钱穆的治史方法中，不少都体现了辩证思想。在辨析史料时，他认为史料中有许多真伪是要辨的，但辨伪不能过分。因为辨伪工夫中寓有甚深义理，不能轻易妄肆疑辨。其实也就是要在治史辨伪时把握一个“度”，如果“度”不注意，就会从一个死角走到另外一个死角，许多原本说不通的就更加说不通了。把握住“度”这一点，钱穆在谈到论史的时候，也提出了应需要注意的地方。他说在批评古人的时候，要有新的意见，但不能一味抹杀古人的历史，比如五四运动以来的信口批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就是一棒子打死人或是一味的崇尚西方国家。此外，钱穆还提出做学问要上升到整个的大的文化传统和国家社会，不能太单调，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和领域。这从中体现了钱穆是从一个大整体和大范围的角度来看待学问的，也体现了他治学的严谨和科学的态度，充分说明了他那体现辩证思维的治学思想。
　　三、以“人”为中心的治史精神
　　钱穆在文中所惯用的治史方法中，不少地方都提到了要注重强调“人”。“人”一指的是书中的人，也就是史书中之人；二指的是书后的人，也就是书的作者。在谈到史书的体裁时，钱老说，中国历史有三种体裁，一是记事的，二是记年代的，三是记人的，而历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他认为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流，没有人怎么会有历史？历史记载的是人事，人的事应以人为主，事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来的。而且他认为以人为中心是东西方学术上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为什么钱老如此注重人物，特别是注重书背后的人？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的序中有这么一句话：文，典籍也；献，贤者也。钱老认为“文”，指的是书本，“献”指的是人物，也就是识大者的贤人。对于书本和贤人，钱老认为如果只看重书本，不能看重贤人，那就是读死书，死读书，但如果你得到贤人的指点，就会明白这书本中精深的含义。所以钱老得出：做学问，书本固然重要，人物也不例外，而且人物或许比书本更重要的治学方法。
　　钱穆的治史思想虽然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形成的，但从今天看来，还是有值得学习的一面。现今我们要发扬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还需不断向古人学习，前人有许多优秀的方法还须我们进一步学习继承。
　　（责任编辑陈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