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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考察，介绍了中国历史上西南地区的一支民族群体——沙人的情况。沙人自称“布雅衣”，在西南边疆地区以武力著称，游移于边境两端，有的为边疆安定之患，有的成为土兵、土练，为安定中国西南边疆做出了贡献。有的沙人还迁入了今越南、老挝、缅甸境内。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民族识别，不同地方的沙人被分别归入壮族和布依族。对历史上沙人的情况进行考察，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壮族和布依族的形成过程及中国西南地区历史上和现在的多民族状况。
【关键词】沙人，文献，少数民族支系
【作 者】颜洁，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77-011
The Sha peopl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ne of the studies branch of minority minorities
Yan Jie
Abstract：Based on inspecting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case of the ethnic groups——Sha people in southwest area in history of China. Sha people called themselves “Buyayi，" they were celebrated for force at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s. They wavered on the border areas，and some become the hidden trouble of frontier stability，and some become Tu soldiers and Tu Lian，who had contributed to stabilize the frontier in southwest of China. Some Sha people moved into Vietnam，Laos and Burma. 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to distinguish the nations，the Sha people in different places were classified as Zhuang and Buyi. Inspecting to Sha people of history，it is advantageous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Zhuang and Buyi and the situation of multi-ethnic in southwest area in history of China and present.
Key words：Sha people；literature；minority branch
沙人是中国历史上西南民族中的一支，自称“布雅衣”(或作“布越”、“布越衣”等)。①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民族识别，云南文山等地的沙人成为中国壮族的一个分支，而云南罗平等地的沙人被确认为布依族，之后，中国学术界中关于沙人的研究都被包括在中国壮族和中国布依族研究范围之内。②学者们基本同意沙人来源于“百越”群体，与西瓯、骆越、僚、西原蛮、蛮等古代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③历史上，有的沙人还迁徙到了今越南④、老挝⑤、缅甸⑥境内。
中国壮族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内部支系之间是有所不同的。⑦对壮族、布依族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多，但鲜有人对其中的“沙人”进行专门的考察。笔者认为，利用文献资料对历史上的沙人进行考察，有利于更好的认识壮族、布依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识中国西南地区历史上和现有的多民族状况。需要说明的是，“沙人”主要是历史上的汉人对相关少数民族群体的称呼，有些地方自称“布雅衣”的群众并不认同这一称呼。⑧本文使用“沙人”一称，主要是为了引用史料和叙述方便，没有其他含义。我们尊重民族识别的成果，也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自我认同意识。
壮学研究一、历史上沙人的分布
1.清代以前云南的沙人
现在所知我国史籍中关于沙人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元史》中，⑨可见，至迟到宋代的时候，云南广南地区已经有沙人存在，且其首领势力强大，引起中央王朝的重视。
据明人刘文征于天启年间所纂的《滇志》，当时云南的广西府、广南府、罗平州、教化三部长官司和王弄山长官司都有沙人生活。有些地方的沙人为其它民族领袖的部属。⑩
明人所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11]、《滇史》[12]、《滇略》[13]等书中都有论及云南的沙人，多为云南广西府的沙人，也反映了当地众多民族杂居的现象。
明朝官方记录《明实录》中也有关于沙人、侬人“滋扰”当地的记载。[14]
2.清代云南的沙人
广南府向来为沙人居住地区，当地沙人分为白沙、黑沙两种，皆“散居”或“散处”，有的从事农业，也有“以贸易为生者”。[15]
《云南府风俗考》描述了广南府沙人火化和“悬尸”的丧葬习俗。[16]
开化府内有许多沙人的村寨。
(资料来源：[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点注·里甲附》，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清朝云南省广西府的地方志多有关于沙人的记载。如：“郡以内有沿江沙人、倮猡诸彝，犷悍成性，皆向不常，莫为之备御也。”[17]又说沙人：“男穿青蓝两截衣，头戴青帕，跣足，女人如男束发插簪，戴帕穿绣衣、绣裙。”沙人饮食习惯与白彝(按，即“摆夷”，傣族)相似。[18]
云南省广西府的沙人主要居住在师宗和邱北地区。师宗州的沙人也分为白沙、黑沙两种。[19]沙人在师宗州占大多数，[20]“以争占田土为事”，已稍受汉人影响。[21]师宗州上七?的“沙彝”和里耳?的黑沙人“无姓氏”、“好仇杀”，有多种武器，在水边居住，从事农业，且能“编藤为墩”。[22]
据记载，曲靖府罗平州因“沙寇常为州患”而重视兵防。沙人“以‘以’为姓”，[23]并不是当地土著：“世传此辈原籍粤之西东(按，原文如此)，元初入罗充实地方，年远相沿，遂化为彝。”[24]
弥勒州也有沙人居住，[25]而阿迷州中的沙人也不是当地土著，生性好斗，语言“差可识别”。[26]
蒙自县内民族众多，沙人便是其中一种。[27]他们多在山谷中居住，[28]“多艺能”，有“不落夫家”的习俗。[29]
建水州也有沙人居住。[30]
傅恒等人所修《皇清职贡图》综合各类材料，对当时广南府等地的沙人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沙人，安南土酋沙氏之裔。明初隶广南、广西府，屡不靖，沐氏讨平之，后土官沙定洲据会城，为李定国所擒，本朝顺治十五年平滇，与迤东各郡同时归顺，岁输粮赋，散处广南、广西、曲靖、临安、开化等五府，其居多在高山深箐，名曰掌房，寝无衾枕，坐牛皮中，拥火达旦，以耕渔射猎为生，出入带刀弩，性狡而悍，男女饰颇类齐民，其风俗多同侬人，而劲过之。”[31]
清朝时期的元江府也有沙人居住。[32]
云南沙人分布的西端是普洱府。[33]
民国《墨江县志稿》引清朝《他郎厅志》，说沙人有一种“沙药”，用来对付官差。[34]
《清实录》中也有关于当时中越边境地区沙人活动的记录，反映了边境地区沙人游走于边境两端的情况。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九月，云贵总督刘藻奏称：“云南普洱一府，地处极边，时有莽匪、沙匪出没。”[35]光绪十七年(1891年)九月，云南总督王文韶等奏：“沙夷节年扰害边地，现经官军擒获首匪，讯明正法，地方绥靖。”[36]等等。
云南师宗等地的沙人有时会进入邻近的广西地区活动。如民国《田西县志》记载，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云南师宗州黑沙人王福“僭王号”，“入寇”广西西隆州，进入西林后，被当时任团总的岑毓英剿获。[37]咸丰末年，有“黑沙股匪”一百多人从云南进入，滇桂边境有多处受到影响，央边村受“匪”害最为严重。[38]
3.民国时期云南的沙人
《马关县志》介绍了两种关于沙人由来的说法：“沙人，本侬人之变种，明末其酋长沙定洲骁悍雄桀，率属叛乱，其部谓之沙人，衣装剪裁另为格式，以示区别，此沙人之由来也。一说，该族多居于河滨，男妇老稚每于沙滩乘凉，初生小儿，以之卧沙上，则无疾养，故称为沙人云。查其语言风俗，与侬人无异，不同处惟裙不加摺，以情判之，则前之说较为近似。”[39]
由于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近代元江地区已无沙人生活。[40]
《个旧县志》也对沙人有所记载。[41]
民国人熊秉信以专文描述了民国时期蒙自南部金河上游地区的沙人情况。据介绍，该地的沙人(作者猜测来自开化地区)来到这块地方已有百年历史，主要居住在物产丰富的河谷、山腰地带。沙人的“村落有六，户口约七十，人数约四百。”沙人的房屋普遍为“草顶竹篱墙者”，“间亦有土墙者，然为数极少”。沙人有从事采矿业的，有经商的，与窝泥等其他民族相比，“生活最为优良。”[42]
《罗平县志》也对当地沙人进行了详细描述。据记载，当地民族主要有五种：汉族、倮族(按，即彝族)、苗族、沙人、回族，其中沙人(又名“仲家”)有一万零三百七十四人，二千一百八十七户，当时该县全境有四万一千五百四十二户，共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九人。可见沙人在该地区人口所占比例不算太高。沙人主要居住在罗平南区八达河的多衣(按，现为多依)等地 ，“衣饰尚青”，文字已失传。[43]
民国时期的师宗县城，汉人已占十分之九的比例，而“东乡以下极东?地沙夷居十之八九”，汉人仅占十分之一、二的比例。沙人已懂汉语，有些还能进入学校接受汉人的教育。据记载，沙人和倮猡(按，即彝族)一样，“皆师宗原土著之民”，汉人进入师宗县境后，逐渐将自己的田地卖给汉人，成为汉人的佃农。史书中记载：“沙夷性狡黠，较倮猡稍有能力，近尚有十之六七能自立，不为汉人佃民者，其饮食、居住皆污秽不堪，与牛马畜生相聚而处。”[44]
《邱北县志》说沙人“幼名矣某，壮名布某，老名光某，呼儿曰抱，呼女曰牙”，每年的二月份“过小年”，六月份祭天，杀牛举行宴会。节日时男女在田野间唱歌舞蹈，叫做“吃草烟”。该志也介绍了“沙人”名称由来的一种说法：“按穆天子传：天子西征至于沙衍。注：居水边曰沙。”并说，云南省的开化、广南、罗平、五?、师宗、邱北等地，广西省的归顺、西林、八达等地，贵州省的黄草坝地区都有沙人生活，“问其来历，间有家谱者，皆谓南京籍，播迁是地。随俗所变，此为变于夷之一证。”[45]民国时邱北县有沙人二万四千余人，有“沙语”，无文字。[46]
民国时期中越边境的麻栗坡地区[47]和镇越县[48]也有沙人生活。
近代著名的人类学家杨成志对云南河口地区的沙人进行过考察。他的考察报告显示，当地沙人说自己是从广西省迁徙而来，能说粤语(按，因有许多广东人在当地做生意的缘故)，对普通话却不熟悉。杨成志认为他们的语言和金沙江边的青苗差别不大，认为沙人和青苗是“疏地异名的同一族”。[49]
4.广西的沙人
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历史上也有沙人生活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他们主要分布在滇桂边境的左右江流域。鄂尔泰在雍正八年(1730年)正月十三日的奏折中就提到了滇桂边境地区的沙人、侬人。[50]清朝《广西通志》中也提到了“繞人”。[51]民国《桂平县志》也谈到了沙人的情况，叙述大致与《广西通志》相同。[52]
民国人刘锡蕃所著《岭表纪蛮》一书明确地记载了广西有沙人存在的情况。书中说道：“繞族，亦趏类也。”“吾桂西隆、西林及滇省之富州一带皆有之”。可见广西沙人与云南沙人是同一种。[53]
二、明末清初的云南沙氏土官
沙人在历史上因明末清初的沙氏土官而著名，[54]有的史籍甚至直接说沙人是“安南土酋沙氏之裔”。一些学者也对沙氏家族有过研究。[55]
宋代“沙酋”之后，中国史籍中未见对沙人活动的详细记载。直至明末清初，沙人首领再次重用于中央朝廷，功绩突出，见载于史籍。
据史料记载，明朝云南省王弄山长官司阿安页传六世之后，势力渐渐衰落，“不知所终”。[56]其部下的沙人首领沙伏诚的儿子沙源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以部兵斩贼，当事者委以王弄山副长官司事。”[57]之后沙源便屡以军功见载于史籍。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沙源“擒交南伪胜智侯，生获阮文美等，因以安南地畀之，令阻截交路。”[58]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建水州少数民族首领刀春琪联合常年占据安南国北部交冈地区的地方势力武氏“攻破五邦等地”，沙源“率众堵截，胜之”。天启元年(1621年)，武氏再次侵犯中越边境，沙源命令自己的弟弟沙清出马抵抗，“所获甲帐无数”。之后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首领都投附沙源，沙源乘机打败了宁州土司禄氏，“于是蒙自诸土司尽败亡，而沙氏愈强”。[59]
天启二年(1622年)云南巡抚沈敬介派原任参将袁善、土官沙源等人前往镇压四川水西、乌撒及云南沾益等地土司发动的“叛乱”，沙源等人获得成功。[60]该年十月，武氏又侵犯安南长官司，沙源等人与之交战，“交人遁归”。[61]由于沙源屡立战功，明熹宗让他“掌安南旧印，世袭长官司”。[62]至此，王弄山长官司、安南长官司都成为沙氏势力范围。
天启三年(1632年)，沙源和土官龙在田等镇压了威胁罗平的少数民族首领的“叛乱”，使各地“渐次恢复”。[63]该年，沙源被升为土守备。[64]天启七年(1627年)，安南长官司被升为安南宣抚司，沙源等人也因镇压水西、乌撒土司“叛乱”有功，“各赏赉有差”。[65]当时沙源部众号称“沙兵”，与阿迷州土司普名声的部下一样，名震一方，又因都听命于明臣沐昂，而称“昂兵”。[66]但沙源似乎更胜一筹，史载：“诸土司中，沙氏最强”。[67]
崇祯四年(1631年)，阿迷州土司普名声发动“叛乱”。[68]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许多云南土司都参与了对普名声的讨伐。[69]在讨伐普名声的过程中，沙源事迹已不见记载。崇祯五年(1632年)十月，明臣沐天波的疏奏中新出现了沙源儿子沙定海的名字。[70]
据史籍记载，该年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拥众据阿迷州”。[71]沙定海承袭沙源职位后，万氏为了壮大势力，先后招沙清之子沙如玉和沙定海为“赘婿”，最终杀了沙定海而与沙源的另一个儿子沙定洲结合。在诱杀普名声之子服远(又称福元)之后，沙定洲势力逐渐强大，“自是兼有安南、阿迷之众，复并吞夷地，西至元江，南连交趾，东抵广南，北至广西，绵亘数千里，称兵二十万”。[72]当时正值明末清初各地势力发展如火如荼之际，沙定洲和万氏逐渐有了独据云南的想法。
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元谋土司吾必奎发动“叛乱”，沐天波派沙定洲前往镇压。在吾必奎“伏诛”后，沙定洲逗留于省城之外，暗中联合沐天波手下为内应，并于该年十二月发动了“叛乱”。“变其仓卒，沙兵数千拥入”，[73]沐天波逃往楚雄，沙定洲“因得沐氏所有”，[74]占据省城，让巡抚吴兆元向朝廷上奏题请由自己代替沐天波镇守云南，在禄丰建贡院，并让吴兆元等官员“传檄各州县”，在各要隘放置兵力，设置各种官员，规定各府、州、县的事务“必咨启而后行”。在沙定洲的统治下，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纷纷恢复了自己的习俗。[75]
但沙定洲并未在云南地区最终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其他土司都尽力与他对抗。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因龙在田的邀请，孙可望进入云南，在曲靖大败沙定洲。[76]经过几次打击，沙定洲逃往临安，“与万氏分险自守”，其部下汤嘉宾、陈长寿等人“各据一山立营，相距数十里，为犄角之势”，并与安南交冈武氏势力联合，“借其援以固结蛮心”。[77]顺治五年(1648年)，李定国用计将沙定洲部众的水源截断，沙定洲部众纷纷向李定国投降。李定国擒获沙定洲和万氏，并在省城将他们杀死。
沙定洲在云南建立统治后，本想求得中央朝廷的承认和庇护，但明朝已日薄西山，清朝军队又尚未到达云南。沙定洲的经历说明，由少数民族首领在西南地区建立统治秩序是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云南地区并不具备由某一少数民族首领建立统治秩序的客观条件。首先，云南地区民族众多，民族首领各成割据势力且相互间斗争不断。在不能获得其它少数民族首领认可的情况下，沙定洲并没有足够的武力让其他首领臣服，又不能获得有效的外援(安南武氏也不过是在边境地区努力保存和壮大实力、伺机而动的地方势力罢了)，必然走向失败。有的学者认为，当时西南地区的沙人在领袖的带领之下，是一个“已经失去了独立的民族心理意识”的群体，沙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只不过因中央朝廷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强弱而带有很大的偶然性[78]。笔者认为，在对现有的历史文献进行考察后，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合理的。
三、沙练
“土司所属之民，皆籍为兵”。[79]西南地区的土司同样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80]
明朝时期的广西左、右江及红水河流域各土司拥兵少者数百，多者过万。[81]清代土司还增加了土游击、土都司、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等以绿营官衔授予的土弁。这些土司拥有的武装常被称为“土练”或“土兵”。[82]这些土兵的作用主要有：一为“讨蛮”，即为“以夷制夷”的手段，也是土司之间争霸的工具。二为“守境土”，包括镇压土民动乱和防止外藩入侵。[83]据研究，中央朝廷为了维持边疆秩序征调土兵始于宋朝镇压侬智高势力。[84]中央朝廷征调土兵，首先是因为这样能通过土司而拥有大量的兵源；其次，因为汉、土官兵之间的待遇存在差别，这样能够大量节省军费(土兵出征所需费用、粮食等均由土司负责)；再次，土兵熟悉边疆地形，适应边疆气候，常在作战中出奇制胜，适用于边疆地区作战；最后，由于少数民族性格和生活习惯上的原因，土兵战斗力不可小视。[85]总之，土练的作用可概括为：有事征调，无事守疆。
为了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清廷在云南各地驻扎绿营兵。为了现实需要，也时常把一些土练征调出来，防守在边境地区的各关隘，参与安定边疆的一些大小战斗，有些地方甚至逐渐以土练取代绿营兵。[86]西南各土司部下的 “沙练”，性格强悍，骁勇善战，因多次为中央朝廷效力而被载入史籍。
雍正、乾隆年间，清廷调集西南各路土兵镇压贵州“苗匪”“叛乱”时，云南沙练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广南府知府陈克复命令应袭土官侬振裔带领其部下的“精壮”沙练一千名，由守备周凤彩统率前往军营，以供朝廷调遣。此次征调沙练，由广南府知府自备银钱，奖赏有功的土目、土练。[87]乾隆元年(1736年)和乾隆三年(1738年)，云南地方都向朝廷奏报，说此次征调的一千名沙练贡献良多，并请求给予途中病故的一百二十名沙练赏恤。朝廷批准了云南地方的请求。[88]
乾隆十六年(1751年)四月，云贵总督硕色向朝廷奏报了安南兵士阮世魁在追剿“沙匪”时误杀清朝土练矣念的情况：“阮世魁追逐沙匪，并未敢入边界，实因矣念过河拾柴，与沙匪服色相同，以致误杀。”[89]很明显，矣念是清朝边境地区的一名沙练。
清朝《广南府志》记载了在各地阵亡的广南土练32人。具体情况如下表：
(资料来源：｢清)林刚徐、李希玲等：《广南府志》卷3，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表格括号内文字为文献中原有。)
由表可见，这些阵亡的广南土练除了少数有着汉人姓名形式的无法判断外，其他根据称呼判断，都应该是各个年龄层的沙人。如博领，在幼年时期被称为“矣领”，进入壮年后便被称为“博领”。
乾隆三十年底及三十一年(1766年)初，在中缅边境军事冲突中，云南地方调集官兵和各路土兵参战。[90]各地土练由普洱镇总兵刘德成统领进攻。截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二月，云南地方已调集官兵七千六百七十名，其中沙练就有一千名。[91]由于中缅战争多在有“瘴疠”的地方进行，因此云南各地的土兵在此次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92]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四月，据云南布政使钱度奏，云南地方本打算调集各地的官兵约一万四、五千名，其中，广南、元江两府的沙练三千名；后又调集各镇营士兵八千余名、广南和元江两府沙练一千五百名前往参战。[93]当时参加中缅战争的官员的记录中也反映了随征沙练的情况。[94]
清朝军队在中缅边境的军事行动使一些深受缅军侵扰之苦的少数民族群众前来投附清朝，其中就有中缅边境地区的沙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猛勇的沙人头目召斋、召汉喃带领部众共四千余名和驯象两只，“归附”清朝。据称，猛勇原为召斋、召汉喃父亲的势力范围，后被“莽匪”(即缅军)夺去。召斋、召汉喃据称“人俱勇干”，“边外夷人皆为倾服”，想要恢复父亲的旧有领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们将孟勇从缅军手中夺回。
同时，猛馢的沙人头目叭护猛也率领部众“归附”清朝。据叭护猛称，他的部众原来就生活在广南，祖先往中国境外迁徙，听说清朝军队对缅作战，已经攻克了整欠，便“率头人夷众愿附内地，永作编民。”据记载，叭护猛的领地约有二千余里，他的部众主要由沙人和禿高组成，共计七十余寨，约一千多户，四千余人。这些民众均以耕种田地为生。云南地方官员问他为什么没有遭受“莽匪”侵害，他回答说，我们早有防护，且部众中有沙人，“野夷不敢十分欺侮”。可见沙人的武力优势为边境其他一些民族所畏惧。
云南地方认为：“猛馢沙人幅员广阔，远与南掌、老挝接壤，其沙练一种，素称武勇，归附内地，足资捍御，尤可为滇省之藩篱，均与边防有益。”“且沙人一种，素称勇武，即如沿边之沙练，皆胜于他处之土练，是遇有防边之事，多以沙练为能。若边方得此等之人，甚觉有用。”清朝便授予召斋和召汉喃土千总职衔，归云南普洱镇普洱府管辖；授予叭护猛指挥同知职衔，归云南临元镇元江府管辖。[95]
结 语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我们可以将历史上沙人的情况做以下概括：
1.沙人在民国以前被称为“沙人”、“沙夷”、“沙彝”、“沙蛮”、“沙匪”等，民国以后主要被称为“沙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逐渐失传。
2.沙人除了在云南广南地区与侬人共同居住之外，其余的散居在云南省广西府、曲靖府、临安府、开化府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方，在元江、他郎、思茅和广西省的一些地方也有分布。有的府中府属各州都有沙人(如广西府)，而有的府中只有少数地方才有沙人群体居住(如曲靖府内只有罗平州有沙人居住)。[96]沙人虽为散居，但主要居住在壮族“桂边文化区”(包括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田林、西林、隆林、凌云、凤山、乐业等县)、“文山文化区”(包括现在云南省的富宁、广南、邱北、砚山、西畴、文山、麻栗坡、马关等县)[97]以及云南罗平等滇桂黔交界处的河谷或山腰地区。各地的沙人因受其他民族影响程度不同而呈现不同特点。沙人生产和生活水平因居住地而异，居住在河谷地区的多从事农业，生产水平较高，还有从事商业、采矿业的，其中有尚白、尚黑者。沙人的主要居住地之一的滇东南地区在交通、边防、商贸上有重要作用，也是民族迁徙和交流、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典型地区。[98]
3.关于沙人的记载主要出现在云南文献中，“沙人”主要是历史上汉人对云南省广南地区自称“布雅衣”的民族群众的特定称谓。广西也有自称“布雅衣”的民族群体，但一般不被称为“沙人”。同是自称“布雅衣”的民族群体，云南省罗平地区的布依族对“沙人”这一称呼却十分反感。显然，“沙人”称呼的产生与历史上西南地区土司势力范围的划分有很大关系。[99]而且，云南文献对当地民族种类划分较细，而广西文献常用“瑶僮”概括民族情况。[100]历史上，沙人在西南边疆的相关地区呈分散分布，且有许多迁徙和回迁现象。[101]沙人经常与其他民族群体杂居，有时甚至被认为等同于侬人、仲家，[102]相对于与之有许多相同点的侬人群体较为弱势。广南地区的沙人在历史上经常处于侬人首领的管辖之下，便是沙人在各地相较于侬人或许是后来者，并处于弱势的明证。[103]
4.沙人在当时边境地区以武力引人注目，他们善于制作和使用武器，虽然不时有成为边疆安定之患的可能，但如果能将其纳入西南地方管辖范围之内，在需要时征调之，可补西南边疆官兵战斗力的不足，有利于边疆安定。
注释：
①中国西南地区不少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众自称“布雅衣”，与文献记载中的“沙人”自称相同。本文所研究的“沙人”指主要生活在云南、广西的被文献确切记载为“沙人”的相关民族群体。
②相关壮族研究成果可见方国瑜：《僮族——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载《云南日报》1951年7月5日)；王方：《侬人、沙人、僮人的族源》(载《云南日报》1975年6月7日)。沙人的传统戏曲也被作为云南壮剧的一个分支剧种来看待，参见诗仁：《沙戏源流及发展形态初探》，载《民族艺术》1987年第1期。越南学者邓严万认为中国“沙集团”是“壮部族”的一部分。见何平：《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变》，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相关布依族研究成果可见贵州省布依学会：《布依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思久、历成：《云南布依族简介》，载《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3年第3期；刘达成：《调查研究云南布依族的几个问题》，载《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等。
③可参见雷广正：《侗傣语族族源与“百濮”、“百越”之关系初探》，载《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郑超雄：《壮侗语民族在贵州高原的繁衍》，载《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侯绍庄：《浅谈布依族的族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0年第3期；王懿之：《云南民族源流考》，载《云南上古文化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马曜：《云南民族中的同源异流和异源同流》，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范宏贵：《壮、泰、老、傣族的渊源研究》，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何正廷：《云南壮族族源与称谓新探》，载《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范宏贵、唐兆民：《壮族族称的缘起和演变》，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尤中：《壮侗语诸民族的历史发展演变》，载《思想战线》1991年第4期；王叔武：《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载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伍长胜：《布依族古今名称及其使用范围析考》，载贵州布依学会编《布依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覃圣敏：《壮泰族群的渊源》，载李富强主编《中国壮学(第一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④《清史稿》卷527，列传第314，《属国二·越南》。据相关口述史料，中法战争结束后，越南者兰地区的沙人有过反抗法国侵略者的行为。见赵和曼：《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在1959年公布全国64个民族之前，越南也有“沙”(Xa)这个族称。1960年公布北方26个民族，1974年公布北方40个民族，1978年公布全国59个民族和1979年公布全国54个民族时都将其称为热依族(越文为Giay)。见范宏贵：《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第二章第五节《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⑤《清高宗实录》卷762；《明清史料》庚编，第七本，《兵部“为内阁抄出云贵总督刘奏”移会》。又可参见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据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一书介绍，澜沧王国的著作《马瑞尼神父》反映当时已有聂依人(有学者认为是老泰语族的热依人)在老挝生活，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现代云南一些地方的沙人与老挝的同族人还有交往。见范宏贵：《云南勐腊县壮族调查》，载《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
⑥《清高宗实录》卷762、831；《明清史料》庚编，第七本，《吏部“为内阁抄出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杨奏”移会》。
⑦关于壮族内部的复杂性，可参见李富强：《壮族认同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梁敏：《论西瓯骆越的地理位置及壮族的形成》，载《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云南文山地区的壮族支系间有很大的差异，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壮族”不认同，更愿意称自己为“侬族”、“沙族”或“土族”。这在一些与外界交流较少的村寨，在这些支系的中上层人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年轻人已逐渐接受和认同“壮族”这个称呼。见杨经德等：《壮族：文山攀枝花镇旧平坝上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第157～158页。
⑧云南的布依族对于称呼他们为“沙人”或“沙族”十分反感，认为“沙人”、“仲家”等是封建社会时期的蔑称。参见刘达成：《调查研究云南布依族的几个问题》一文，及罗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罗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
⑨《元史》卷125。
⑩｢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77页。
[11]｢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云南景泰图经志书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2]｢明｣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滇史》，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13]｢明｣谢肇氵制：《滇略》，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1页。
[14]《明英宗实录》卷73；《明神宗实录》卷332、387。以上见《明实录云南事迹纂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清｣李熙龄著，杨磊等点校：《广南府志点校》，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79页。
[16]｢清｣佚名：《云南府风俗考》，载中国国家图书馆编《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三十四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
[17]｢清｣赵弘任：《纂修广西府志》卷9，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抄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
[18]｢清｣赵弘任：《纂修广西府志》卷11。
[19]｢清｣周?、李绶等：《广西府志》卷21，乾隆四年(1739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关于师宗地区的白沙人和黑沙人，云南省曲靖地区志编纂委员会、中共曲靖地委史志工作委员会：《曲靖地区志》中述，今师宗县的沙人可分为两支：一直自称“布依”或“布雅衣”的他称为“白沙”，另一支自称“布光”或“布桂”的他称为“黑沙”。见该书第一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清｣管轮：《师宗州志·赋役考》，清雍正七年增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
[21]｢清｣管轮：《师宗州志·土司考(种人附)》。
[22]｢清｣管轮：《师宗州志·物产纪略》。
[23]汉人认为沙人以“以”作为姓氏是一种误解，沙人的称呼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以某”是对青年沙人的称呼。
[24]｢清｣杨于鼎、张端：《罗平州志》，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抄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
[25]｢清｣吴永绪：《弥勒州志》卷7。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刻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
[26]｢清｣王民日皋：《阿迷州志》，康熙十二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清｣张大鼎：《阿迷州志》，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元年(1796年)刻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
[27]｢清｣韩三异等：《蒙自县志》，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刻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
[28]｢清｣李：《蒙自县志》，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29]｢清｣《续蒙自县志》，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30]｢清｣陈肇基、叶亻采：《建水州志》，康熙年间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5史部地理类》；｢清｣祝宏等：《建水县志》卷2，雍正九年(1731年)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
[31]傅恒等：《皇清职贡图》，收录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32]｢清｣章履成：《元江府志》，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刻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清｣广裕、王垲等：《元江府志》，据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清道光六年(1826年)刻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
[33]杨宗亮：《壮族文化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据尤中研究，近代易武地的沙人村、那着村仍有一部分壮族(即沙人)，而易武在清代属思茅厅管辖，道光《普洱府志》所记载的思茅的沙人，实际上是居住在接近当时南掌国疆域的易武地区。见尤中：《元、明、清时期的壮族》一文，载中国百越史研究会：《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可参见｢清｣陈宗海、陈度等：《普洱府志稿》，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
[34]《墨江县志稿》，著者、年代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35]《清高宗实录》卷744。
[36]《清德宗实录》卷301。
[37]《平桂纪略》卷1；《堂匪总录》卷5，《泗城府堂匪、土匪外匪附》，均收录于｢清｣苏风文：《广西昭忠录》，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38]｢民国｣叶鸣平、岑启沃：《田西县志》第七编《前事》，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39]｢民国｣张自明、王富臣：《马关县志》，民国二十一年(1922年)石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40]见尤中：《元、明、清时期的壮族》一文。
[41]转引自杨宗亮：《壮族文化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42]｢民国｣熊秉信：《金河上游之地文与人文》，载《西南边疆》创刊号，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
[43]｢民国｣朱纬、罗凤章：《罗平县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石印本，云南省图书馆藏。
[44]｢民国｣《师宗县填报县属地志资料》，著者、年代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
[45]｢民国｣徐孝?、缪云章：《邱北县志》，1926年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
[46]｢民国｣《邱北县地志资料》，著者、年代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
[47]｢民国｣王朝品：《麻栗坡概况地理稿》，收录于《少数民族资料摘抄》，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根据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关方志摘抄。又参见｢民国｣邓昌麒：《民国新编麻栗坡特别区地志资料(中卷)》，收录于《少数民族资料摘抄》，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根据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关方志摘抄。
[48]参见｢民国｣《镇越县志》，第五章、第六章，收录于《少数民族资料摘抄》，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根据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关方志摘抄。
[49]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原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29～139期合刊，1930年5月21日，收录于周大鸣：《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9页。
[50]见《石朱批鄂太保奏折(原钞本)》，第四册，第68页，文津书店，2005年版。
[51]｢清｣钱元昌等：《广西通志》卷93《诸蛮》。记载中的反犬旁应为贬义，是时代的产物。
[52]｢民国｣黄占梅修，程大璋纂：《桂平县志》，据民国九年(1920年)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收录于覃兆福、陈慕贞编：《壮族历代史料荟萃》，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53]｢民国｣刘锡蕃：《岭表纪蛮》，第24页，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影印，收录于《民国丛书·第三编·18：社会科学总论类》，上海书店，1991年版。由该书所引资料可见，明代广西已有“繞人”名称，见该书第291～292页。但限于当时民族学理论的发展水平，作者对于广西沙人属于“趏族”或“苗族”仍把握不准，该书《绪论》将“繞人”归入“苗族”，见《绪论》，第11页。
[54]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7～448页。
[55]白耀天：《安平李氏、安南沙氏土官散论》，载《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黄懿陆：《沙氏王族世家》，载其论文集《壮族文化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龚荫：《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一书中相关章节也对沙氏土官世系作了勾勒，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56]《云南志钞·土司志下·开化府》，转引自龚荫：《明清云南土司通纂》，第259页。
[57]｢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卷30。早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时，安南交冈武氏侵犯中国边境，教化三部长官司土司龙胜安请求沙源的弟弟沙河请沙源率兵入援。此次虽未能将交兵击败，但以龙氏请沙氏入援一事来看，当时沙源兵力强大已是有名。
[58]天启《滇志》卷30。
[59]以上内容见：｢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师旅考》。
[60]《明史》卷249。
[61]｢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大事考》。
[62]《明熹宗实录》卷27。
[63]｢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师旅考》。
[64]《明熹宗实录》卷28。
[65]《明熹宗实录》卷55、82。
[66]《明史》卷313。
[67]｢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师旅考》。
[68]同上。普氏“作乱”，本约武氏相助，不想武氏兵才到，普氏便“伏天诛矣”。见《明崇祯长编》卷64；《崇祯六年三月初四日兵部尚书张凤翼等为斩获云南八寨犯滇夷人并交功事题行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十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9]史载：“普酋从不睦邻，如沙、禄、侬之姓，皆不共之仇”，见崇祯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兵部尚书熊明遇等为云南巡抚王伉议得创败普酋事宜事题行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十一册。“普贼皆以掠夺为业，宁州不保，则禄姓剥肤；蒙自见危，则沙长燃眉；维摩三乡溃失，则侬酋创心”，《崇祯长编》卷51。
[70]《明崇祯长编》卷64。
[71]｢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师旅考》。对于万氏，史籍中多记载其“狡而淫”(｢清｣王崧纂《云南备征志》卷15)或“悍而淫”(《开化府志·师旅考》)，但云南沙人群众却尊敬地称其为“万氏祖母”。据云南邱北壮族中流传的说法，万氏十分重视发展生产，现在的当地百姓中还流传着她修筑“桥背水”工程的故事，并将之奉为神灵。见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03页；黄懿陆：《沙氏王族世家》。
[72][73]｢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师旅考》。
[74]｢清｣师范：《滇系》卷3，清朝嘉庆十三年(1808年)修，光绪十三年(1887年)重刊，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75][76]｢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师旅考》。
[77]｢清｣师范：《滇系·事略》。
[78]白耀天：《安平李氏、安南沙氏土官散论》。
[79]刘锡蕃：《岭表纪蛮》，第211页。
[80]“广南夷民归土同知土富州管辖。”“土同知向有土练七百五十名。”｢清｣何愚：《广南府志》卷2，传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藏道光五年(1825年)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
[81]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第641页。
[82]秦树才：《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83]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第644～648页。
[84][85]顾有识：《试论壮族土兵的性质、作用及社会影响》，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86]秦树才：《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87]《张允随奏稿》，载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8]嘉庆帝：《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172，台北：文海出版社，2005年；《清高宗实录》卷178。
[89]《清高宗实录》卷387。
[90]《清高宗实录》卷751、752、753、754、755、757、758。
[91]《明清史料》庚编，第七本，《兵部“为内阁抄出云贵总督刘奏”移会》。
[92]见David A. Bello：《去汉人不能久待的地方：瘴疠与清代云南边疆地区的民族管理空间结构》，原文载《近代中国》第31卷，2005年第3期，中译文载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3]《明清史料》庚编，第七本，《户部“为内阁抄出云南布政使钱奏”移会》。
[94]周裕：《从征缅甸日记》，借月山房汇钞本，第七集，载余定邦、黄重言：《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01页。
[95]以上沙人归附事可见《明清史料》庚编，第七本，《兵部“为内阁抄出云贵总督刘奏”移会》、《户部“为内阁抄出云南布政使钱奏”移会》。
[96]尤中：《元、明、清时期的壮族》。
[97]梁庭望：《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98]云南广南地区，向来是广西西林、隆林等地人民出入安南北部的通道。见《清高宗实录》卷197。关于滇东南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可参见方国瑜：《僮族——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李和：《清代滇东南的主要民族与民族关系》，载《铜仁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范宏贵、刘志强等：《中越边境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99]由于土司制度本身的特点，壮族土司统治下的群众对土司、土官有很强的依附性(覃冠昌：《广西土官制度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作用》，载《广西土官制度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自古以来壮族先民在大聚居区内各有酋长，互不统属状况的延续(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第620页)，因此，属于同一民族但处于不同土司势力范围的民众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彼此之间也有所区分。尤中《云南民族史》一书中说：“‘沙人’虽然是与‘侬人’共同居住在一个大的地域范围内，但由于在政治上各有疆界，加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这就造成了相互之间的差别。”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100]据苏建灵：《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一书所述，瑶、僮名称混用是在明清时期桂东、粤西等地文献中普遍出现的现象。有时“瑶趏”只是一种泛称，其义大致相当于“蛮”、“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101]据民族学调查结果，不少云南的沙人族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是广西或贵州迁徙过去的。见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有的学者认为广南区的沙人是由曲靖地区迁过去的，见黄懿陆：《壮族历史上的若干问题》一文，载其论文集《壮族文化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笔者于2008年3月19日清晨在昆明火车站遇到一位来自广西百色西林地区的王姓沙人。他自认为沙人，当地很多壮族群众被称为“沙人”。他本人在云南罗平有亲戚，他的祖上是从罗平地区迁至西林的。他们来昆明都是先到罗平，再从罗平乘火车至昆明。他同意笔者关于历史上沙人骁勇善战的说法。看来，沙人在当代西南边疆的生活情况值得考察，以便和文献记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102]这可能与民族群体之间的融合有关。有些地方的沙人就逐渐融入其他民族群体之中。如清代元江地区还有关于沙人的记载，而近代这些沙人已融合入当地的傣族中，已经没有关于沙人的记录。见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452页。
[103]据研究，西南边疆地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民族迁入迁出，鉴于地形因素，这些迁徙的民族群体虽然可以相对集中地分布在一片大的区域，但往往仅能实现小块聚居，和其他民族交错分布，而不能实现连片的大范围单一民族分布。西南边疆的民族村落一般是一个民族一个村落，不同民族村寨交错分布。而迁来的族群与土著的族群往往会因为河流、森林和土地等资源的使用和归属等发生纠纷，而弱势的一方往往只能实现小块聚居，和其他民族交错分布，而不是连片的大范围分布。见苍铭：《西南边疆历史上人口迁移特点及成因分析》，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从中国迁入越南的侬、高栏—山子等民族便是如此。(见｢越｣邓严万：《越南的岱-泰各民族集团的形成时间及其过程》，范宏贵节译自越南《历史研究》1968年3月第108期《越南岱、泰各民族集团的形成过程及其与中国南方、印度支那各民族集团的关系初论》，译文载《东南亚资料》1983年第1期。)可以推想，沙人在相关地区呈分散分布和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很可能就是民族迁徙造成的。沙人的迁徙和流动至少在近代还未停止。范宏贵：《泰族起源与迁徙再探》一文介绍，云南省金平县猛拉区小铜厂的壮族人民，过去也被称为“沙人”，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由广西迁到越南，然后再移居现住地的。见范宏贵：《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袁丽红〕
【关键词】沙人，文献，少数民族支系
【作 者】颜洁，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77-011
The Sha peopl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ne of the studies branch of minority minorities
Yan Jie
Abstract：Based on inspecting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case of the ethnic groups——Sha people in southwest area in history of China. Sha people called themselves “Buyayi，" they were celebrated for force at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s. They wavered on the border areas，and some become the hidden trouble of frontier stability，and some become Tu soldiers and Tu Lian，who had contributed to stabilize the frontier in southwest of China. Some Sha people moved into Vietnam，Laos and Burma. 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to distinguish the nations，the Sha people in different places were classified as Zhuang and Buyi. Inspecting to Sha people of history，it is advantageous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Zhuang and Buyi and the situation of multi-ethnic in southwest area in history of China and present.
Key words：Sha people；literature；minority branch
沙人是中国历史上西南民族中的一支，自称“布雅衣”(或作“布越”、“布越衣”等)。①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民族识别，云南文山等地的沙人成为中国壮族的一个分支，而云南罗平等地的沙人被确认为布依族，之后，中国学术界中关于沙人的研究都被包括在中国壮族和中国布依族研究范围之内。②学者们基本同意沙人来源于“百越”群体，与西瓯、骆越、僚、西原蛮、蛮等古代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③历史上，有的沙人还迁徙到了今越南④、老挝⑤、缅甸⑥境内。
中国壮族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内部支系之间是有所不同的。⑦对壮族、布依族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多，但鲜有人对其中的“沙人”进行专门的考察。笔者认为，利用文献资料对历史上的沙人进行考察，有利于更好的认识壮族、布依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识中国西南地区历史上和现有的多民族状况。需要说明的是，“沙人”主要是历史上的汉人对相关少数民族群体的称呼，有些地方自称“布雅衣”的群众并不认同这一称呼。⑧本文使用“沙人”一称，主要是为了引用史料和叙述方便，没有其他含义。我们尊重民族识别的成果，也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自我认同意识。
壮学研究一、历史上沙人的分布
1.清代以前云南的沙人
现在所知我国史籍中关于沙人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元史》中，⑨可见，至迟到宋代的时候，云南广南地区已经有沙人存在，且其首领势力强大，引起中央王朝的重视。
据明人刘文征于天启年间所纂的《滇志》，当时云南的广西府、广南府、罗平州、教化三部长官司和王弄山长官司都有沙人生活。有些地方的沙人为其它民族领袖的部属。⑩
明人所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11]、《滇史》[12]、《滇略》[13]等书中都有论及云南的沙人，多为云南广西府的沙人，也反映了当地众多民族杂居的现象。
明朝官方记录《明实录》中也有关于沙人、侬人“滋扰”当地的记载。[14]
2.清代云南的沙人
广南府向来为沙人居住地区，当地沙人分为白沙、黑沙两种，皆“散居”或“散处”，有的从事农业，也有“以贸易为生者”。[15]
《云南府风俗考》描述了广南府沙人火化和“悬尸”的丧葬习俗。[16]
开化府内有许多沙人的村寨。
(资料来源：[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点注·里甲附》，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清朝云南省广西府的地方志多有关于沙人的记载。如：“郡以内有沿江沙人、倮猡诸彝，犷悍成性，皆向不常，莫为之备御也。”[17]又说沙人：“男穿青蓝两截衣，头戴青帕，跣足，女人如男束发插簪，戴帕穿绣衣、绣裙。”沙人饮食习惯与白彝(按，即“摆夷”，傣族)相似。[18]
云南省广西府的沙人主要居住在师宗和邱北地区。师宗州的沙人也分为白沙、黑沙两种。[19]沙人在师宗州占大多数，[20]“以争占田土为事”，已稍受汉人影响。[21]师宗州上七?的“沙彝”和里耳?的黑沙人“无姓氏”、“好仇杀”，有多种武器，在水边居住，从事农业，且能“编藤为墩”。[22]
据记载，曲靖府罗平州因“沙寇常为州患”而重视兵防。沙人“以‘以’为姓”，[23]并不是当地土著：“世传此辈原籍粤之西东(按，原文如此)，元初入罗充实地方，年远相沿，遂化为彝。”[24]
弥勒州也有沙人居住，[25]而阿迷州中的沙人也不是当地土著，生性好斗，语言“差可识别”。[26]
蒙自县内民族众多，沙人便是其中一种。[27]他们多在山谷中居住，[28]“多艺能”，有“不落夫家”的习俗。[29]
建水州也有沙人居住。[30]
傅恒等人所修《皇清职贡图》综合各类材料，对当时广南府等地的沙人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沙人，安南土酋沙氏之裔。明初隶广南、广西府，屡不靖，沐氏讨平之，后土官沙定洲据会城，为李定国所擒，本朝顺治十五年平滇，与迤东各郡同时归顺，岁输粮赋，散处广南、广西、曲靖、临安、开化等五府，其居多在高山深箐，名曰掌房，寝无衾枕，坐牛皮中，拥火达旦，以耕渔射猎为生，出入带刀弩，性狡而悍，男女饰颇类齐民，其风俗多同侬人，而劲过之。”[31]
清朝时期的元江府也有沙人居住。[32]
云南沙人分布的西端是普洱府。[33]
民国《墨江县志稿》引清朝《他郎厅志》，说沙人有一种“沙药”，用来对付官差。[34]
《清实录》中也有关于当时中越边境地区沙人活动的记录，反映了边境地区沙人游走于边境两端的情况。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九月，云贵总督刘藻奏称：“云南普洱一府，地处极边，时有莽匪、沙匪出没。”[35]光绪十七年(1891年)九月，云南总督王文韶等奏：“沙夷节年扰害边地，现经官军擒获首匪，讯明正法，地方绥靖。”[36]等等。
云南师宗等地的沙人有时会进入邻近的广西地区活动。如民国《田西县志》记载，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云南师宗州黑沙人王福“僭王号”，“入寇”广西西隆州，进入西林后，被当时任团总的岑毓英剿获。[37]咸丰末年，有“黑沙股匪”一百多人从云南进入，滇桂边境有多处受到影响，央边村受“匪”害最为严重。[38]
3.民国时期云南的沙人
《马关县志》介绍了两种关于沙人由来的说法：“沙人，本侬人之变种，明末其酋长沙定洲骁悍雄桀，率属叛乱，其部谓之沙人，衣装剪裁另为格式，以示区别，此沙人之由来也。一说，该族多居于河滨，男妇老稚每于沙滩乘凉，初生小儿，以之卧沙上，则无疾养，故称为沙人云。查其语言风俗，与侬人无异，不同处惟裙不加摺，以情判之，则前之说较为近似。”[39]
由于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近代元江地区已无沙人生活。[40]
《个旧县志》也对沙人有所记载。[41]
民国人熊秉信以专文描述了民国时期蒙自南部金河上游地区的沙人情况。据介绍，该地的沙人(作者猜测来自开化地区)来到这块地方已有百年历史，主要居住在物产丰富的河谷、山腰地带。沙人的“村落有六，户口约七十，人数约四百。”沙人的房屋普遍为“草顶竹篱墙者”，“间亦有土墙者，然为数极少”。沙人有从事采矿业的，有经商的，与窝泥等其他民族相比，“生活最为优良。”[42]
《罗平县志》也对当地沙人进行了详细描述。据记载，当地民族主要有五种：汉族、倮族(按，即彝族)、苗族、沙人、回族，其中沙人(又名“仲家”)有一万零三百七十四人，二千一百八十七户，当时该县全境有四万一千五百四十二户，共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九人。可见沙人在该地区人口所占比例不算太高。沙人主要居住在罗平南区八达河的多衣(按，现为多依)等地 ，“衣饰尚青”，文字已失传。[43]
民国时期的师宗县城，汉人已占十分之九的比例，而“东乡以下极东?地沙夷居十之八九”，汉人仅占十分之一、二的比例。沙人已懂汉语，有些还能进入学校接受汉人的教育。据记载，沙人和倮猡(按，即彝族)一样，“皆师宗原土著之民”，汉人进入师宗县境后，逐渐将自己的田地卖给汉人，成为汉人的佃农。史书中记载：“沙夷性狡黠，较倮猡稍有能力，近尚有十之六七能自立，不为汉人佃民者，其饮食、居住皆污秽不堪，与牛马畜生相聚而处。”[44]
《邱北县志》说沙人“幼名矣某，壮名布某，老名光某，呼儿曰抱，呼女曰牙”，每年的二月份“过小年”，六月份祭天，杀牛举行宴会。节日时男女在田野间唱歌舞蹈，叫做“吃草烟”。该志也介绍了“沙人”名称由来的一种说法：“按穆天子传：天子西征至于沙衍。注：居水边曰沙。”并说，云南省的开化、广南、罗平、五?、师宗、邱北等地，广西省的归顺、西林、八达等地，贵州省的黄草坝地区都有沙人生活，“问其来历，间有家谱者，皆谓南京籍，播迁是地。随俗所变，此为变于夷之一证。”[45]民国时邱北县有沙人二万四千余人，有“沙语”，无文字。[46]
民国时期中越边境的麻栗坡地区[47]和镇越县[48]也有沙人生活。
近代著名的人类学家杨成志对云南河口地区的沙人进行过考察。他的考察报告显示，当地沙人说自己是从广西省迁徙而来，能说粤语(按，因有许多广东人在当地做生意的缘故)，对普通话却不熟悉。杨成志认为他们的语言和金沙江边的青苗差别不大，认为沙人和青苗是“疏地异名的同一族”。[49]
4.广西的沙人
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历史上也有沙人生活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他们主要分布在滇桂边境的左右江流域。鄂尔泰在雍正八年(1730年)正月十三日的奏折中就提到了滇桂边境地区的沙人、侬人。[50]清朝《广西通志》中也提到了“繞人”。[51]民国《桂平县志》也谈到了沙人的情况，叙述大致与《广西通志》相同。[52]
民国人刘锡蕃所著《岭表纪蛮》一书明确地记载了广西有沙人存在的情况。书中说道：“繞族，亦趏类也。”“吾桂西隆、西林及滇省之富州一带皆有之”。可见广西沙人与云南沙人是同一种。[53]
二、明末清初的云南沙氏土官
沙人在历史上因明末清初的沙氏土官而著名，[54]有的史籍甚至直接说沙人是“安南土酋沙氏之裔”。一些学者也对沙氏家族有过研究。[55]
宋代“沙酋”之后，中国史籍中未见对沙人活动的详细记载。直至明末清初，沙人首领再次重用于中央朝廷，功绩突出，见载于史籍。
据史料记载，明朝云南省王弄山长官司阿安页传六世之后，势力渐渐衰落，“不知所终”。[56]其部下的沙人首领沙伏诚的儿子沙源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以部兵斩贼，当事者委以王弄山副长官司事。”[57]之后沙源便屡以军功见载于史籍。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沙源“擒交南伪胜智侯，生获阮文美等，因以安南地畀之，令阻截交路。”[58]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建水州少数民族首领刀春琪联合常年占据安南国北部交冈地区的地方势力武氏“攻破五邦等地”，沙源“率众堵截，胜之”。天启元年(1621年)，武氏再次侵犯中越边境，沙源命令自己的弟弟沙清出马抵抗，“所获甲帐无数”。之后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首领都投附沙源，沙源乘机打败了宁州土司禄氏，“于是蒙自诸土司尽败亡，而沙氏愈强”。[59]
天启二年(1622年)云南巡抚沈敬介派原任参将袁善、土官沙源等人前往镇压四川水西、乌撒及云南沾益等地土司发动的“叛乱”，沙源等人获得成功。[60]该年十月，武氏又侵犯安南长官司，沙源等人与之交战，“交人遁归”。[61]由于沙源屡立战功，明熹宗让他“掌安南旧印，世袭长官司”。[62]至此，王弄山长官司、安南长官司都成为沙氏势力范围。
天启三年(1632年)，沙源和土官龙在田等镇压了威胁罗平的少数民族首领的“叛乱”，使各地“渐次恢复”。[63]该年，沙源被升为土守备。[64]天启七年(1627年)，安南长官司被升为安南宣抚司，沙源等人也因镇压水西、乌撒土司“叛乱”有功，“各赏赉有差”。[65]当时沙源部众号称“沙兵”，与阿迷州土司普名声的部下一样，名震一方，又因都听命于明臣沐昂，而称“昂兵”。[66]但沙源似乎更胜一筹，史载：“诸土司中，沙氏最强”。[67]
崇祯四年(1631年)，阿迷州土司普名声发动“叛乱”。[68]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许多云南土司都参与了对普名声的讨伐。[69]在讨伐普名声的过程中，沙源事迹已不见记载。崇祯五年(1632年)十月，明臣沐天波的疏奏中新出现了沙源儿子沙定海的名字。[70]
据史籍记载，该年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拥众据阿迷州”。[71]沙定海承袭沙源职位后，万氏为了壮大势力，先后招沙清之子沙如玉和沙定海为“赘婿”，最终杀了沙定海而与沙源的另一个儿子沙定洲结合。在诱杀普名声之子服远(又称福元)之后，沙定洲势力逐渐强大，“自是兼有安南、阿迷之众，复并吞夷地，西至元江，南连交趾，东抵广南，北至广西，绵亘数千里，称兵二十万”。[72]当时正值明末清初各地势力发展如火如荼之际，沙定洲和万氏逐渐有了独据云南的想法。
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元谋土司吾必奎发动“叛乱”，沐天波派沙定洲前往镇压。在吾必奎“伏诛”后，沙定洲逗留于省城之外，暗中联合沐天波手下为内应，并于该年十二月发动了“叛乱”。“变其仓卒，沙兵数千拥入”，[73]沐天波逃往楚雄，沙定洲“因得沐氏所有”，[74]占据省城，让巡抚吴兆元向朝廷上奏题请由自己代替沐天波镇守云南，在禄丰建贡院，并让吴兆元等官员“传檄各州县”，在各要隘放置兵力，设置各种官员，规定各府、州、县的事务“必咨启而后行”。在沙定洲的统治下，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纷纷恢复了自己的习俗。[75]
但沙定洲并未在云南地区最终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其他土司都尽力与他对抗。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因龙在田的邀请，孙可望进入云南，在曲靖大败沙定洲。[76]经过几次打击，沙定洲逃往临安，“与万氏分险自守”，其部下汤嘉宾、陈长寿等人“各据一山立营，相距数十里，为犄角之势”，并与安南交冈武氏势力联合，“借其援以固结蛮心”。[77]顺治五年(1648年)，李定国用计将沙定洲部众的水源截断，沙定洲部众纷纷向李定国投降。李定国擒获沙定洲和万氏，并在省城将他们杀死。
沙定洲在云南建立统治后，本想求得中央朝廷的承认和庇护，但明朝已日薄西山，清朝军队又尚未到达云南。沙定洲的经历说明，由少数民族首领在西南地区建立统治秩序是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云南地区并不具备由某一少数民族首领建立统治秩序的客观条件。首先，云南地区民族众多，民族首领各成割据势力且相互间斗争不断。在不能获得其它少数民族首领认可的情况下，沙定洲并没有足够的武力让其他首领臣服，又不能获得有效的外援(安南武氏也不过是在边境地区努力保存和壮大实力、伺机而动的地方势力罢了)，必然走向失败。有的学者认为，当时西南地区的沙人在领袖的带领之下，是一个“已经失去了独立的民族心理意识”的群体，沙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只不过因中央朝廷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强弱而带有很大的偶然性[78]。笔者认为，在对现有的历史文献进行考察后，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合理的。
三、沙练
“土司所属之民，皆籍为兵”。[79]西南地区的土司同样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80]
明朝时期的广西左、右江及红水河流域各土司拥兵少者数百，多者过万。[81]清代土司还增加了土游击、土都司、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等以绿营官衔授予的土弁。这些土司拥有的武装常被称为“土练”或“土兵”。[82]这些土兵的作用主要有：一为“讨蛮”，即为“以夷制夷”的手段，也是土司之间争霸的工具。二为“守境土”，包括镇压土民动乱和防止外藩入侵。[83]据研究，中央朝廷为了维持边疆秩序征调土兵始于宋朝镇压侬智高势力。[84]中央朝廷征调土兵，首先是因为这样能通过土司而拥有大量的兵源；其次，因为汉、土官兵之间的待遇存在差别，这样能够大量节省军费(土兵出征所需费用、粮食等均由土司负责)；再次，土兵熟悉边疆地形，适应边疆气候，常在作战中出奇制胜，适用于边疆地区作战；最后，由于少数民族性格和生活习惯上的原因，土兵战斗力不可小视。[85]总之，土练的作用可概括为：有事征调，无事守疆。
为了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清廷在云南各地驻扎绿营兵。为了现实需要，也时常把一些土练征调出来，防守在边境地区的各关隘，参与安定边疆的一些大小战斗，有些地方甚至逐渐以土练取代绿营兵。[86]西南各土司部下的 “沙练”，性格强悍，骁勇善战，因多次为中央朝廷效力而被载入史籍。
雍正、乾隆年间，清廷调集西南各路土兵镇压贵州“苗匪”“叛乱”时，云南沙练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广南府知府陈克复命令应袭土官侬振裔带领其部下的“精壮”沙练一千名，由守备周凤彩统率前往军营，以供朝廷调遣。此次征调沙练，由广南府知府自备银钱，奖赏有功的土目、土练。[87]乾隆元年(1736年)和乾隆三年(1738年)，云南地方都向朝廷奏报，说此次征调的一千名沙练贡献良多，并请求给予途中病故的一百二十名沙练赏恤。朝廷批准了云南地方的请求。[88]
乾隆十六年(1751年)四月，云贵总督硕色向朝廷奏报了安南兵士阮世魁在追剿“沙匪”时误杀清朝土练矣念的情况：“阮世魁追逐沙匪，并未敢入边界，实因矣念过河拾柴，与沙匪服色相同，以致误杀。”[89]很明显，矣念是清朝边境地区的一名沙练。
清朝《广南府志》记载了在各地阵亡的广南土练32人。具体情况如下表：
(资料来源：｢清)林刚徐、李希玲等：《广南府志》卷3，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表格括号内文字为文献中原有。)
由表可见，这些阵亡的广南土练除了少数有着汉人姓名形式的无法判断外，其他根据称呼判断，都应该是各个年龄层的沙人。如博领，在幼年时期被称为“矣领”，进入壮年后便被称为“博领”。
乾隆三十年底及三十一年(1766年)初，在中缅边境军事冲突中，云南地方调集官兵和各路土兵参战。[90]各地土练由普洱镇总兵刘德成统领进攻。截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二月，云南地方已调集官兵七千六百七十名，其中沙练就有一千名。[91]由于中缅战争多在有“瘴疠”的地方进行，因此云南各地的土兵在此次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92]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四月，据云南布政使钱度奏，云南地方本打算调集各地的官兵约一万四、五千名，其中，广南、元江两府的沙练三千名；后又调集各镇营士兵八千余名、广南和元江两府沙练一千五百名前往参战。[93]当时参加中缅战争的官员的记录中也反映了随征沙练的情况。[94]
清朝军队在中缅边境的军事行动使一些深受缅军侵扰之苦的少数民族群众前来投附清朝，其中就有中缅边境地区的沙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猛勇的沙人头目召斋、召汉喃带领部众共四千余名和驯象两只，“归附”清朝。据称，猛勇原为召斋、召汉喃父亲的势力范围，后被“莽匪”(即缅军)夺去。召斋、召汉喃据称“人俱勇干”，“边外夷人皆为倾服”，想要恢复父亲的旧有领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们将孟勇从缅军手中夺回。
同时，猛馢的沙人头目叭护猛也率领部众“归附”清朝。据叭护猛称，他的部众原来就生活在广南，祖先往中国境外迁徙，听说清朝军队对缅作战，已经攻克了整欠，便“率头人夷众愿附内地，永作编民。”据记载，叭护猛的领地约有二千余里，他的部众主要由沙人和禿高组成，共计七十余寨，约一千多户，四千余人。这些民众均以耕种田地为生。云南地方官员问他为什么没有遭受“莽匪”侵害，他回答说，我们早有防护，且部众中有沙人，“野夷不敢十分欺侮”。可见沙人的武力优势为边境其他一些民族所畏惧。
云南地方认为：“猛馢沙人幅员广阔，远与南掌、老挝接壤，其沙练一种，素称武勇，归附内地，足资捍御，尤可为滇省之藩篱，均与边防有益。”“且沙人一种，素称勇武，即如沿边之沙练，皆胜于他处之土练，是遇有防边之事，多以沙练为能。若边方得此等之人，甚觉有用。”清朝便授予召斋和召汉喃土千总职衔，归云南普洱镇普洱府管辖；授予叭护猛指挥同知职衔，归云南临元镇元江府管辖。[95]
结 语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我们可以将历史上沙人的情况做以下概括：
1.沙人在民国以前被称为“沙人”、“沙夷”、“沙彝”、“沙蛮”、“沙匪”等，民国以后主要被称为“沙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逐渐失传。
2.沙人除了在云南广南地区与侬人共同居住之外，其余的散居在云南省广西府、曲靖府、临安府、开化府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方，在元江、他郎、思茅和广西省的一些地方也有分布。有的府中府属各州都有沙人(如广西府)，而有的府中只有少数地方才有沙人群体居住(如曲靖府内只有罗平州有沙人居住)。[96]沙人虽为散居，但主要居住在壮族“桂边文化区”(包括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田林、西林、隆林、凌云、凤山、乐业等县)、“文山文化区”(包括现在云南省的富宁、广南、邱北、砚山、西畴、文山、麻栗坡、马关等县)[97]以及云南罗平等滇桂黔交界处的河谷或山腰地区。各地的沙人因受其他民族影响程度不同而呈现不同特点。沙人生产和生活水平因居住地而异，居住在河谷地区的多从事农业，生产水平较高，还有从事商业、采矿业的，其中有尚白、尚黑者。沙人的主要居住地之一的滇东南地区在交通、边防、商贸上有重要作用，也是民族迁徙和交流、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典型地区。[98]
3.关于沙人的记载主要出现在云南文献中，“沙人”主要是历史上汉人对云南省广南地区自称“布雅衣”的民族群众的特定称谓。广西也有自称“布雅衣”的民族群体，但一般不被称为“沙人”。同是自称“布雅衣”的民族群体，云南省罗平地区的布依族对“沙人”这一称呼却十分反感。显然，“沙人”称呼的产生与历史上西南地区土司势力范围的划分有很大关系。[99]而且，云南文献对当地民族种类划分较细，而广西文献常用“瑶僮”概括民族情况。[100]历史上，沙人在西南边疆的相关地区呈分散分布，且有许多迁徙和回迁现象。[101]沙人经常与其他民族群体杂居，有时甚至被认为等同于侬人、仲家，[102]相对于与之有许多相同点的侬人群体较为弱势。广南地区的沙人在历史上经常处于侬人首领的管辖之下，便是沙人在各地相较于侬人或许是后来者，并处于弱势的明证。[103]
4.沙人在当时边境地区以武力引人注目，他们善于制作和使用武器，虽然不时有成为边疆安定之患的可能，但如果能将其纳入西南地方管辖范围之内，在需要时征调之，可补西南边疆官兵战斗力的不足，有利于边疆安定。
注释：
①中国西南地区不少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众自称“布雅衣”，与文献记载中的“沙人”自称相同。本文所研究的“沙人”指主要生活在云南、广西的被文献确切记载为“沙人”的相关民族群体。
②相关壮族研究成果可见方国瑜：《僮族——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载《云南日报》1951年7月5日)；王方：《侬人、沙人、僮人的族源》(载《云南日报》1975年6月7日)。沙人的传统戏曲也被作为云南壮剧的一个分支剧种来看待，参见诗仁：《沙戏源流及发展形态初探》，载《民族艺术》1987年第1期。越南学者邓严万认为中国“沙集团”是“壮部族”的一部分。见何平：《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变》，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相关布依族研究成果可见贵州省布依学会：《布依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思久、历成：《云南布依族简介》，载《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3年第3期；刘达成：《调查研究云南布依族的几个问题》，载《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等。
③可参见雷广正：《侗傣语族族源与“百濮”、“百越”之关系初探》，载《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郑超雄：《壮侗语民族在贵州高原的繁衍》，载《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侯绍庄：《浅谈布依族的族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0年第3期；王懿之：《云南民族源流考》，载《云南上古文化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马曜：《云南民族中的同源异流和异源同流》，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范宏贵：《壮、泰、老、傣族的渊源研究》，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何正廷：《云南壮族族源与称谓新探》，载《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范宏贵、唐兆民：《壮族族称的缘起和演变》，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尤中：《壮侗语诸民族的历史发展演变》，载《思想战线》1991年第4期；王叔武：《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载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伍长胜：《布依族古今名称及其使用范围析考》，载贵州布依学会编《布依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覃圣敏：《壮泰族群的渊源》，载李富强主编《中国壮学(第一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④《清史稿》卷527，列传第314，《属国二·越南》。据相关口述史料，中法战争结束后，越南者兰地区的沙人有过反抗法国侵略者的行为。见赵和曼：《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在1959年公布全国64个民族之前，越南也有“沙”(Xa)这个族称。1960年公布北方26个民族，1974年公布北方40个民族，1978年公布全国59个民族和1979年公布全国54个民族时都将其称为热依族(越文为Giay)。见范宏贵：《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第二章第五节《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⑤《清高宗实录》卷762；《明清史料》庚编，第七本，《兵部“为内阁抄出云贵总督刘奏”移会》。又可参见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据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一书介绍，澜沧王国的著作《马瑞尼神父》反映当时已有聂依人(有学者认为是老泰语族的热依人)在老挝生活，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现代云南一些地方的沙人与老挝的同族人还有交往。见范宏贵：《云南勐腊县壮族调查》，载《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
⑥《清高宗实录》卷762、831；《明清史料》庚编，第七本，《吏部“为内阁抄出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杨奏”移会》。
⑦关于壮族内部的复杂性，可参见李富强：《壮族认同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梁敏：《论西瓯骆越的地理位置及壮族的形成》，载《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云南文山地区的壮族支系间有很大的差异，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壮族”不认同，更愿意称自己为“侬族”、“沙族”或“土族”。这在一些与外界交流较少的村寨，在这些支系的中上层人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年轻人已逐渐接受和认同“壮族”这个称呼。见杨经德等：《壮族：文山攀枝花镇旧平坝上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第157～158页。
⑧云南的布依族对于称呼他们为“沙人”或“沙族”十分反感，认为“沙人”、“仲家”等是封建社会时期的蔑称。参见刘达成：《调查研究云南布依族的几个问题》一文，及罗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罗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
⑨《元史》卷125。
⑩｢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77页。
[11]｢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云南景泰图经志书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2]｢明｣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滇史》，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13]｢明｣谢肇氵制：《滇略》，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1页。
[14]《明英宗实录》卷73；《明神宗实录》卷332、387。以上见《明实录云南事迹纂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清｣李熙龄著，杨磊等点校：《广南府志点校》，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79页。
[16]｢清｣佚名：《云南府风俗考》，载中国国家图书馆编《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三十四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
[17]｢清｣赵弘任：《纂修广西府志》卷9，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抄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
[18]｢清｣赵弘任：《纂修广西府志》卷11。
[19]｢清｣周?、李绶等：《广西府志》卷21，乾隆四年(1739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关于师宗地区的白沙人和黑沙人，云南省曲靖地区志编纂委员会、中共曲靖地委史志工作委员会：《曲靖地区志》中述，今师宗县的沙人可分为两支：一直自称“布依”或“布雅衣”的他称为“白沙”，另一支自称“布光”或“布桂”的他称为“黑沙”。见该书第一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清｣管轮：《师宗州志·赋役考》，清雍正七年增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
[21]｢清｣管轮：《师宗州志·土司考(种人附)》。
[22]｢清｣管轮：《师宗州志·物产纪略》。
[23]汉人认为沙人以“以”作为姓氏是一种误解，沙人的称呼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以某”是对青年沙人的称呼。
[24]｢清｣杨于鼎、张端：《罗平州志》，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抄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
[25]｢清｣吴永绪：《弥勒州志》卷7。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刻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
[26]｢清｣王民日皋：《阿迷州志》，康熙十二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清｣张大鼎：《阿迷州志》，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元年(1796年)刻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
[27]｢清｣韩三异等：《蒙自县志》，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刻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
[28]｢清｣李：《蒙自县志》，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29]｢清｣《续蒙自县志》，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30]｢清｣陈肇基、叶亻采：《建水州志》，康熙年间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5史部地理类》；｢清｣祝宏等：《建水县志》卷2，雍正九年(1731年)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
[31]傅恒等：《皇清职贡图》，收录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32]｢清｣章履成：《元江府志》，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刻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清｣广裕、王垲等：《元江府志》，据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清道光六年(1826年)刻本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
[33]杨宗亮：《壮族文化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据尤中研究，近代易武地的沙人村、那着村仍有一部分壮族(即沙人)，而易武在清代属思茅厅管辖，道光《普洱府志》所记载的思茅的沙人，实际上是居住在接近当时南掌国疆域的易武地区。见尤中：《元、明、清时期的壮族》一文，载中国百越史研究会：《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可参见｢清｣陈宗海、陈度等：《普洱府志稿》，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
[34]《墨江县志稿》，著者、年代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35]《清高宗实录》卷744。
[36]《清德宗实录》卷301。
[37]《平桂纪略》卷1；《堂匪总录》卷5，《泗城府堂匪、土匪外匪附》，均收录于｢清｣苏风文：《广西昭忠录》，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38]｢民国｣叶鸣平、岑启沃：《田西县志》第七编《前事》，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39]｢民国｣张自明、王富臣：《马关县志》，民国二十一年(1922年)石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40]见尤中：《元、明、清时期的壮族》一文。
[41]转引自杨宗亮：《壮族文化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42]｢民国｣熊秉信：《金河上游之地文与人文》，载《西南边疆》创刊号，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
[43]｢民国｣朱纬、罗凤章：《罗平县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石印本，云南省图书馆藏。
[44]｢民国｣《师宗县填报县属地志资料》，著者、年代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
[45]｢民国｣徐孝?、缪云章：《邱北县志》，1926年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
[46]｢民国｣《邱北县地志资料》，著者、年代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
[47]｢民国｣王朝品：《麻栗坡概况地理稿》，收录于《少数民族资料摘抄》，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根据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关方志摘抄。又参见｢民国｣邓昌麒：《民国新编麻栗坡特别区地志资料(中卷)》，收录于《少数民族资料摘抄》，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根据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关方志摘抄。
[48]参见｢民国｣《镇越县志》，第五章、第六章，收录于《少数民族资料摘抄》，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根据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关方志摘抄。
[49]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原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29～139期合刊，1930年5月21日，收录于周大鸣：《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9页。
[50]见《石朱批鄂太保奏折(原钞本)》，第四册，第68页，文津书店，2005年版。
[51]｢清｣钱元昌等：《广西通志》卷93《诸蛮》。记载中的反犬旁应为贬义，是时代的产物。
[52]｢民国｣黄占梅修，程大璋纂：《桂平县志》，据民国九年(1920年)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收录于覃兆福、陈慕贞编：《壮族历代史料荟萃》，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53]｢民国｣刘锡蕃：《岭表纪蛮》，第24页，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影印，收录于《民国丛书·第三编·18：社会科学总论类》，上海书店，1991年版。由该书所引资料可见，明代广西已有“繞人”名称，见该书第291～292页。但限于当时民族学理论的发展水平，作者对于广西沙人属于“趏族”或“苗族”仍把握不准，该书《绪论》将“繞人”归入“苗族”，见《绪论》，第11页。
[54]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7～448页。
[55]白耀天：《安平李氏、安南沙氏土官散论》，载《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黄懿陆：《沙氏王族世家》，载其论文集《壮族文化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龚荫：《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一书中相关章节也对沙氏土官世系作了勾勒，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56]《云南志钞·土司志下·开化府》，转引自龚荫：《明清云南土司通纂》，第259页。
[57]｢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卷30。早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时，安南交冈武氏侵犯中国边境，教化三部长官司土司龙胜安请求沙源的弟弟沙河请沙源率兵入援。此次虽未能将交兵击败，但以龙氏请沙氏入援一事来看，当时沙源兵力强大已是有名。
[58]天启《滇志》卷30。
[59]以上内容见：｢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师旅考》。
[60]《明史》卷249。
[61]｢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大事考》。
[62]《明熹宗实录》卷27。
[63]｢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师旅考》。
[64]《明熹宗实录》卷28。
[65]《明熹宗实录》卷55、82。
[66]《明史》卷313。
[67]｢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师旅考》。
[68]同上。普氏“作乱”，本约武氏相助，不想武氏兵才到，普氏便“伏天诛矣”。见《明崇祯长编》卷64；《崇祯六年三月初四日兵部尚书张凤翼等为斩获云南八寨犯滇夷人并交功事题行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十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9]史载：“普酋从不睦邻，如沙、禄、侬之姓，皆不共之仇”，见崇祯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兵部尚书熊明遇等为云南巡抚王伉议得创败普酋事宜事题行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十一册。“普贼皆以掠夺为业，宁州不保，则禄姓剥肤；蒙自见危，则沙长燃眉；维摩三乡溃失，则侬酋创心”，《崇祯长编》卷51。
[70]《明崇祯长编》卷64。
[71]｢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师旅考》。对于万氏，史籍中多记载其“狡而淫”(｢清｣王崧纂《云南备征志》卷15)或“悍而淫”(《开化府志·师旅考》)，但云南沙人群众却尊敬地称其为“万氏祖母”。据云南邱北壮族中流传的说法，万氏十分重视发展生产，现在的当地百姓中还流传着她修筑“桥背水”工程的故事，并将之奉为神灵。见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03页；黄懿陆：《沙氏王族世家》。
[72][73]｢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师旅考》。
[74]｢清｣师范：《滇系》卷3，清朝嘉庆十三年(1808年)修，光绪十三年(1887年)重刊，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75][76]｢清｣汤大宾、周柄纂，娄自昌、李明君点注：《开化府志·师旅考》。
[77]｢清｣师范：《滇系·事略》。
[78]白耀天：《安平李氏、安南沙氏土官散论》。
[79]刘锡蕃：《岭表纪蛮》，第211页。
[80]“广南夷民归土同知土富州管辖。”“土同知向有土练七百五十名。”｢清｣何愚：《广南府志》卷2，传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藏道光五年(1825年)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
[81]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第641页。
[82]秦树才：《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83]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第644～648页。
[84][85]顾有识：《试论壮族土兵的性质、作用及社会影响》，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86]秦树才：《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87]《张允随奏稿》，载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8]嘉庆帝：《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172，台北：文海出版社，2005年；《清高宗实录》卷178。
[89]《清高宗实录》卷387。
[90]《清高宗实录》卷751、752、753、754、755、757、758。
[91]《明清史料》庚编，第七本，《兵部“为内阁抄出云贵总督刘奏”移会》。
[92]见David A. Bello：《去汉人不能久待的地方：瘴疠与清代云南边疆地区的民族管理空间结构》，原文载《近代中国》第31卷，2005年第3期，中译文载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3]《明清史料》庚编，第七本，《户部“为内阁抄出云南布政使钱奏”移会》。
[94]周裕：《从征缅甸日记》，借月山房汇钞本，第七集，载余定邦、黄重言：《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01页。
[95]以上沙人归附事可见《明清史料》庚编，第七本，《兵部“为内阁抄出云贵总督刘奏”移会》、《户部“为内阁抄出云南布政使钱奏”移会》。
[96]尤中：《元、明、清时期的壮族》。
[97]梁庭望：《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98]云南广南地区，向来是广西西林、隆林等地人民出入安南北部的通道。见《清高宗实录》卷197。关于滇东南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可参见方国瑜：《僮族——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李和：《清代滇东南的主要民族与民族关系》，载《铜仁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范宏贵、刘志强等：《中越边境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99]由于土司制度本身的特点，壮族土司统治下的群众对土司、土官有很强的依附性(覃冠昌：《广西土官制度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作用》，载《广西土官制度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自古以来壮族先民在大聚居区内各有酋长，互不统属状况的延续(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第620页)，因此，属于同一民族但处于不同土司势力范围的民众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彼此之间也有所区分。尤中《云南民族史》一书中说：“‘沙人’虽然是与‘侬人’共同居住在一个大的地域范围内，但由于在政治上各有疆界，加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这就造成了相互之间的差别。”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100]据苏建灵：《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一书所述，瑶、僮名称混用是在明清时期桂东、粤西等地文献中普遍出现的现象。有时“瑶趏”只是一种泛称，其义大致相当于“蛮”、“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101]据民族学调查结果，不少云南的沙人族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是广西或贵州迁徙过去的。见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有的学者认为广南区的沙人是由曲靖地区迁过去的，见黄懿陆：《壮族历史上的若干问题》一文，载其论文集《壮族文化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笔者于2008年3月19日清晨在昆明火车站遇到一位来自广西百色西林地区的王姓沙人。他自认为沙人，当地很多壮族群众被称为“沙人”。他本人在云南罗平有亲戚，他的祖上是从罗平地区迁至西林的。他们来昆明都是先到罗平，再从罗平乘火车至昆明。他同意笔者关于历史上沙人骁勇善战的说法。看来，沙人在当代西南边疆的生活情况值得考察，以便和文献记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102]这可能与民族群体之间的融合有关。有些地方的沙人就逐渐融入其他民族群体之中。如清代元江地区还有关于沙人的记载，而近代这些沙人已融合入当地的傣族中，已经没有关于沙人的记录。见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452页。
[103]据研究，西南边疆地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民族迁入迁出，鉴于地形因素，这些迁徙的民族群体虽然可以相对集中地分布在一片大的区域，但往往仅能实现小块聚居，和其他民族交错分布，而不能实现连片的大范围单一民族分布。西南边疆的民族村落一般是一个民族一个村落，不同民族村寨交错分布。而迁来的族群与土著的族群往往会因为河流、森林和土地等资源的使用和归属等发生纠纷，而弱势的一方往往只能实现小块聚居，和其他民族交错分布，而不是连片的大范围分布。见苍铭：《西南边疆历史上人口迁移特点及成因分析》，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从中国迁入越南的侬、高栏—山子等民族便是如此。(见｢越｣邓严万：《越南的岱-泰各民族集团的形成时间及其过程》，范宏贵节译自越南《历史研究》1968年3月第108期《越南岱、泰各民族集团的形成过程及其与中国南方、印度支那各民族集团的关系初论》，译文载《东南亚资料》1983年第1期。)可以推想，沙人在相关地区呈分散分布和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很可能就是民族迁徙造成的。沙人的迁徙和流动至少在近代还未停止。范宏贵：《泰族起源与迁徙再探》一文介绍，云南省金平县猛拉区小铜厂的壮族人民，过去也被称为“沙人”，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由广西迁到越南，然后再移居现住地的。见范宏贵：《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