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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皮克、拉铁摩尔、费正清等人，开始在美国掀起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这一问题研究在美国的出现开启了美国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取向；初步奠定了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格局；这一问题研究的出现既是美国中国研究转变的结果，也体现了美国中国研究的转变。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民族主义
[作者]韦磊，中国地质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中图分类号]13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022-007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以卡尔斯·皮克、拉铁摩尔、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美国学界开始正式出现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论著。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在美国的出现为日后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在美国的发端
(一)皮克与美国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开端
1922年，皮克在西北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2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1935年，他成为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研究员。1935年-1936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中文讲师和助理教授，1937年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副教授。1946年-1947年，在东京盟军最高司令部任顾问。1947-1956年，任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情报研究处特别助理。1960年起，他开始任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研究院中国史教授和名誉教授。
在美国学界，皮克是较早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1932年，皮克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1934年，皮克又发表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满洲回音》一文。这些论著的出版、发表标志美国学界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正式出现。皮克的研究在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首先，皮克明确从民族主义角度研究中国问题，并明确以中国民族主义为研究主题。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一书中，皮克系统回顾了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诞生、发展，以及教育问题所富含的民族主义内涵，同时他也试图揭示教育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和传播中的作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一书共分五章。第一章考察并描述了1860—1894年间中国的近代教育及其目标。第二章考察的是1895—1911年间中国的近代教育及其目标。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第一个近代教育体系在中国被采纳，教育部也处于和其他政府部门同样地位上了。第三章考察的是民国建立到30年代的教育目标和课程问题。第四章主要是考察教科书以及教育部控制公共教科书的方法问题。最后一章是一个总结，作者试图追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教育体系的影响。作者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发生的首要动力就是来自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在1860—1930年间，那些把近代教育介绍到中国的中国人，他们的动力和目标就是试图通过增强军事力量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及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体系中使中国得以生存。”而教育体系的演进、发展又同中国民族国家的演进相伴发展。作者认为：近代教育体系最初被官方统治阶层认为是强国的最有效工具；后来，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就被认为是国家独有的特权，被当作国家统一和帮助国家在民族国家体系中获得平等地位的工具。《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满洲回音》一文主要描述了“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满州国”的建立和日本对于中国北部的控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情况，特别是描述了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民族反映。可见，皮克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是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考察的，而民族主义在他的研究中也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他对中国人对日本入侵反映的研究，则直接以民族主义为主题。从现有的材料看，皮克这一研究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是属于开创性的，具有先导性意义。
其次，皮克涉及了民族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重要视角。皮克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时，开创了多个重要的研究视角：民族主义与外来侵略、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其一，民族主义与外来侵略。在皮克看来，近代中国教育问题的出现是中国人面对外来侵略所做出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既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源头，同时又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体现。“在1860—1930年间，那些把现代教育介绍到中国的中国人，他们的动力和目标就是试图通过增强军事力量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及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体系中使得中国得以幸存。”在探讨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主义关系时，他更是直接体现这一点。《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满洲回音》一文的主题，就是探讨“满洲国建立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状况”。皮克认为，随着外来的入侵，中国人兴起了民族主义。“过去，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接触中，引发了以心理态度和政策计划变化为表征的危机。1894—1895年与日本的战争，1898年的反教会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义和团危机，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9年的巴黎和会(这引发了以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情感为目标的学生运动)，这些都是民族主义运动扩大和深化的显著时期。”因此，他认为：“外国侵略是现代民族主义给养。不需要太多的勇气来言说：源于丧失满洲的耻辱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收复领土运动的兴起，将进一步导致向群众传播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其二，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皮克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不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来侵略有直接的联系，而且，他还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相关联。这一点，皮克在探讨近代中国教育变革过程时说明了其中的关系。一方面，以民族国家为重要内容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带来的是民族国家建构的诉求。但是，清王朝的覆灭，民族国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没有带来政治与社会的稳定，从而导致了教育体系的不断变革，而变革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民族国家试图控制教育。“由政治活动者和官僚所控制的近代教育体系的演进，可以归因于国家政治命运变动的影响。它导致了高层中个人的不断变动，并且影响到了教育官员。这又反过来导致了许多管理形式、课程、教育目标和教科书的变动。”另一方面，由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当时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随着政治的变动，这又必然反映到教育方面，即教育管理机构、学校、课程、教科书都随之而变化。皮克认为，民国建立之后，有两个教育目标一直保持并得到不断的强调：一是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意识；二是将教育体系作为军国主义化的工具。实际上，特别是在1925年后，当教育体系广泛渗透进了近代民族主义情感理念时，这些目标就变得越发的急迫。不仅如此，皮克还考察了民国建立后中国教科书设置以及内容等方面的变革，说明以民族国家观念为重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对于教育的影响。可以看出，在研究中国教育问题时，皮克是以民族主义为切入点。在他看来，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民族国家理念。这在皮克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中也得到了明确的说明：民族主义是“伴随着爱国主义情感兴起的，它强调的是对于政治国家的忠诚”。
(二)拉铁摩尔与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开创 拉铁摩尔1900年生于华盛顿，不满周岁随父母来到中国。他在19岁时，由于未能实现“唯一的雄心壮志——获得一份去牛津读书的奖学金，只得返回中国”。1928年，拉铁摩尔第一次回到美国。此后，他开始进行学术研究。1933年，拉铁摩尔在民办的国际亚洲问题调查机构“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简称IPR)工作。1934—1941年任该机构杂志《太平洋事务》季刊的编辑。1941年7月他被罗斯福总统推荐，前往重庆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蒋介石的手下任职了一年半。1943—1945年，拉铁摩尔转到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后来担任太平洋作战部长，在旧金山等地从事情报活动。1944年6月受战时情报局委托，跟随华莱士(Henry A，Wallace)副总统访问了西伯利亚和苏联的中亚地区，还访问了新疆、重庆和乌兰巴托。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拉铁摩尔首当其冲并成为最大受害者之一。从1950年3月开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政府雇员忠诚审查委员会对拉铁摩尔等9人进行了3个月的审查。由于在美国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和授课，拉铁摩尔不得不远走他乡到了英国，任利兹大学中文系主任，直至1970年退休才回美国。拉铁摩尔于1989年5月30日逝世。
30年代，除了皮克之外，还应该提及的就是拉铁摩尔的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1936年，拉铁摩尔发表《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等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在学界关于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出现。在前文中，拉铁摩尔描述了日本对于满洲的征服和在内蒙古所导致的政治后果，满洲国统治下在满洲蒙古人地区所建立的兴安省，中国统治下的部分内蒙古人对于自治的要求，在日本征服与中国省份利益的扩张及其同国家政策之间的冲突所形成的共同压力下民族运动的衰败。后一篇文章是继前一篇文章之后而写，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探讨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作者首先考察了蒙古的历史、蒙古在中国历史上(包括近代)的政治地位后，指出，内蒙与外蒙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等结构。作者认为，导致内蒙社会经济变更的因素，不仅包括军事方面(如：改变了中国和蒙古军队的效能的现代军火的引入)，还包括工厂和铁路的引入。“这些经济上的变更改变了中国和蒙古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和蒙古导致了新的政治形势，也导致二者形成了新的关系。”此外，作者还考察了蒙古社会阶层的状况，认为，外蒙的王公阶层与中国、满洲联系没有内蒙王公阶层联系的密切；但是蒙古的民族主义最先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其原因在于：由于内蒙社会结构的特点(蒙古的牧民要比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高，但是蒙古的经济与社会无法保障他们，同时中国省级军阀又比蒙古王公或者喇嘛统治者更有权威和财富)，蒙古人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民族主义的问题，而在于这样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政治自由会拯救蒙古传统旧社会，至少使它变得更为祥和而不是不公正。于是，蒙古的民族主义者就分化为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从民族解放的角度认为，民族解放将使蒙古王公的地位提高到与中国省级统治者一样。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样做就必须同时从整体上把蒙古人的生活降低到和中国农民一样。激进主义者认为，自由无法赢得，也很少能被保存，除非王公的特权能够被转变为促进平民权利。拉铁摩尔这一研究，在美国学界中有着重要的创新意义，这就是他首创了对于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的研究。
(三)费正清与中国民族主义研究
众所周知，费正清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就对中国民族主义进行研究而言，他要远远迟于皮克和拉铁摩尔。虽然如此，也必须承认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同样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在美国中国研究界的发端有着巨大意义。
费正清一生多次来华，其中对其中国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第一次和第二次来华。@1932年一1935年费正清第一次来到中国进行学习和研究。期间，他大量接触中国实际，并与当时许多中国著名学者有往来(如蒋廷黻、胡适等等)。二战爆发后，费正清对国际形势，特别是远东局势密切关注，并又一次来到中国。“这一段充满惊险事迹的插曲(从34～39岁)，把我卷进了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并毋庸置疑地再造了我。就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从战争时的勤奋工作中得到的磨炼和成长，使我更清楚地懂得自己在想什么，自己怎样能够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战争从根本上提出了新的思想和组织问题，这些问题要求采取创造性的行动。”第二次来华，“改变了费正清的思想”。二战结束到40年代末期，费正清根据在华经验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1948年5月，费正清在《远东观察》发表了《我们能在中国竞争吗?》一文。1949年夏，费正清和其他三位东亚问题专家——赖肖尔、克利夫兰、霍兰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一次美国东亚政策学术讨论会。在上述文章和讨论会中，费正清阐发了他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观点。
费正清认为，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抓住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中共在思想上对国民党的胜利，部分来自他们抓住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情绪。”不仅如此，费正清还分析了中共是如何抓住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其一，中共自身体现出了极强的民族性。费正清主要是从中共与俄国之间关系分析人手的。他认为，中共是独立的。一方面，这体现在中共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上，“必须记住，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人的掌握下已经有20多年了。在所有的共产党中，中共独立于俄国，他们在操控其政府和解决本国问题方面是最有经验的”，“10多年前，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一系列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共在思想上的独立性。费正清认为，中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完全的照搬照抄，而是根据中国实际来进行运用，并将其中国化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眼中，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中国化了，而并非是俄国控制下的一个工具。华北革命被中国人所控制，而没有被俄国控制证明了这种观点。对中国共产主义而言，在革命中，俄国共产主义只是个和蔼的兄长而不是一个最终可以决定中国内部事务的父亲。”其二，费正清认为中共将民族主义成功地转变到了对自己有利的轨道上。费正清认为，蒋介石的王牌之一是他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和利用，但是最终中共却将民族主义转为为己所，用。“蒋介石实际上是败于国内战线，而不是国际战线；为了解决中国的诸种弊病，他不是依靠改革，而是依靠内战同中共抗衡，使他最终成为人民的敌人。他失去公众的支持，不是由于他接受美国援助，而是由于他不把这种援助用于为民造福和进行改革。正如严肃的学者们所预言的，美国从军事上援助不得人心的政府，帮它镇压一场社会革命，这种政策正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下怀。值得指出的是，正当美国将其战略利益置于中国人民利益之上因而受到指责之时，中共抓住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绪。美国自私自利的政策，使中共的宣传有机可乘，一面把俄国描绘为友好的中立国，一面把民众的愤懑集中于美国制造和供应的轰炸机。”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虽然，这一时期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有限，但这却标志着这一问题研究的发端。这对后来的中国研究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二、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发端的学术意义
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开启了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取向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学界对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以及从民族主义角度思考、分析中国问题是极少的。但是，自从30年代皮克、拉铁摩尔等人开启了这一取向后，费正清在40年代开始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之后，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美国相继出版了大量运用民族主义取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论文等。其中，主要就是延续费正清所探讨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50年代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中国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联顾问的文献(1918—1927)》等；60—70年代，有探讨农民民族主义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有探讨学生民族主义的《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1927—1937等，有探讨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等，有探讨民族主义与中国革命的《19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与革命》等。80年代后，美国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拓宽，相继出版了诸如《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中国的蓝衣社：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等著作。90年代之后，美国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关注更是空前。仅1994年以来，以中国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就有数十篇。期间，还有大量专著出版。不仅如此，民族主义取向更是被运用于中国研究的各个方面。因此，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出现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取向，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初步奠定了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格局
皮克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时，涉及到了中国民族主义起源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外来侵略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中的作用问题。虽然，皮克只是初步涉及这个问题，但是，他的思考无疑给日后如何看待外来侵略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中的作用提出了思路。50年代之后，外来侵略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中的作用，一直是中国与海外学者的共识。时至今日，任何学者也无法回避外来侵略在中国民族主义中的重要性。自皮克以后，关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也成为人们分析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因为，作为现代思潮的民族主义从其自身的产生、发展来讲，都是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只不过出于不同的立场或意识形态，对其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拉铁摩尔的研究，首先将学者的视线转向了对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的关注。也就是说，当人们在考察中国民族主义的时候，不仅仅要从整体上考量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近代历史的复杂变迁等原因，学者也必须注意中国地方的民族主义问题。拉铁摩尔的研究不仅涉及了外国势力在中国地方民族主义中作用(如：在考察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时，他就十分注意考察俄国因素)，而且，拉铁摩尔的研究还涉及了中国国内民族关系问题(如：《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就强调了中国的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外，他对于地方民族主义的研究还涉及了民族政治的问题。在研究内蒙古民族主义时，他也将蒙古人关于政治独立等问题，纳入到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他所涉及到的问题和角度无疑是美国学者对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始祖。50年代之后，在美国学界始终都有学者关注中国的地方民族主义问题。如，1950年，林德贝克发表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伊斯兰和民族主义》一文。在文中，作者试图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所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能否解决中国的汉人与回族，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问题。1956年，艾伦·惠廷发表的《新疆的民族紧张》一文，主要考察了新疆的民族问题。1963年，莫里斯·迈斯纳发表了《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一文。该文是美国学界较早从民族主义角度来探讨台湾问题的。进入90年代，中国地方民族主义依然是美国学界关注的重要对象。199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穆斯林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种族民族主义》一书；1995年，WarrenWilliam Smith，Jr在弗莱彻外交学院通过博士学位论文——《西藏民族主义史与中藏关系》0的答辩；90年代之后，几乎每年都有以民族主义为取向研究中国台湾问题的博士论文。因此，拉铁摩尔的地方民族主义研究实际上就奠定了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基本格局。
费正清中国革命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取向，同样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界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所提出的问题主要就是如何看待中共与俄国之间的关系，这既包括组织上的关系，也包括思想理论、革命行动与俄国之间的关系。50年代之后，这些问题随着美国学界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日益引起各界的关注，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可以说，费正清的研究就为日后美国学界的研究既提出了主题，也提供了其中一派的主要观点。费正清关于中共不是莫斯科傀儡的观点，被他的学生——史华兹直接继承并发展了。1951年，史华兹发表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一书里，明确提出“毛主义”这一概念，并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此，威特福格尔提出异议。于是，60年代威特福格尔和史华兹之间就发生了激烈争论。
综上，30年代到40年代末，皮克等人关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外来侵略、地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中国革命等问题的探讨，为日后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奠定基本了格局。
(三)既是美国的中国研究转变的结果，也体现了美国的中国研究的转变
20世纪20、30年代是美国汉学分化的重要时期。美国汉学发生分化的进程“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由于它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揭开了地区研究的序幕”。另外，美国汉学的分化也体现在研究对象、内容的变革上。汉学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时，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以历史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思想文化的研究，出现了以当下中国为出发点，以中国未来发展为归宿的研究，其内容扩展到当下中国的各个方面。当然，对当下中国的研究并不排斥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相反，美国学者强调，对当代中国的认知必须置于传统中国的背景之中。不仅如此，汉学的分化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变革。对当下中国的研究更多的是区域研究方法，而区域研究强调的最主要方面就是跨学科研究方法，即将多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考察特定区域的特定问题。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运动。因此，从关注古代中国转向关注现代中国，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所以，随着美国汉学的分化，学者们必将把眼光投向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因此，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民族主义研究取向是美国汉学转变的必然结果。
不仅如此，民族主义研究取向的出现也深刻体现了美国汉学的转变。首先，民族主义研究将研究者的视域由古代中国转向了近现代中国。皮克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是在30年代初期，而他研究的范围则是1860—1930年。可见，他是以最近70年问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皮克对日本侵略所引发的中国民族主义，更是鲜明地体现了对现实中国的关怀。《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满洲回音》明确提出，作者的研究就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这些现实问题主要是：“面对日本的占领中国屈服了吗?他们将会被迫承认满洲国吗?他们会接受在日本刺刀下所建构的政治格局吗?国民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在面对外敌的时候为何无法保持民族的统一呢?”其次，在民族主义研究取向中，开始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学理角度讲，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它涉及了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等学科。因此，以民族主义为取向，就必须以跨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拉铁摩尔的研究是典型的以中国的一个区域为研究对象的，这就具有了区域研究的特征。同时，他的研究涉及了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方法。此外，皮克研究近代教育问题时所采用的民族主义研究取向，也鲜明地体现了跨学科的特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中，皮克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就有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此外，拉铁摩尔关于地方民族主义的研究，实际上也开创了后来柯文所说的“中国中心观”。在柯文看来，中国中心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中国分为不同区域，在研究时对中国社会进行分层。这种思路，在拉铁摩尔关于内蒙古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已经有所体现。拉铁摩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首先考察的就是内蒙古的民族主义。而且在研究中，他还将内蒙古的社会、经济、历史等放在与外蒙的对比之上。并且，在研究内蒙古时，他是将内蒙进行分层的，特别是他将内蒙的王公阶层、喇嘛阶层与一般的牧民进行了区别，以此来考察他们不同的态度。这样，拉铁摩尔不仅是对中国的某个区域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而且在具体研究中，他还对特定区域进行了分层、对比研究。
责任编辑 李士坤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民族主义
[作者]韦磊，中国地质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中图分类号]13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022-007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以卡尔斯·皮克、拉铁摩尔、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美国学界开始正式出现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论著。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在美国的出现为日后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在美国的发端
(一)皮克与美国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开端
1922年，皮克在西北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2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1935年，他成为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研究员。1935年-1936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中文讲师和助理教授，1937年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副教授。1946年-1947年，在东京盟军最高司令部任顾问。1947-1956年，任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情报研究处特别助理。1960年起，他开始任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研究院中国史教授和名誉教授。
在美国学界，皮克是较早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1932年，皮克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1934年，皮克又发表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满洲回音》一文。这些论著的出版、发表标志美国学界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正式出现。皮克的研究在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首先，皮克明确从民族主义角度研究中国问题，并明确以中国民族主义为研究主题。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一书中，皮克系统回顾了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诞生、发展，以及教育问题所富含的民族主义内涵，同时他也试图揭示教育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和传播中的作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一书共分五章。第一章考察并描述了1860—1894年间中国的近代教育及其目标。第二章考察的是1895—1911年间中国的近代教育及其目标。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第一个近代教育体系在中国被采纳，教育部也处于和其他政府部门同样地位上了。第三章考察的是民国建立到30年代的教育目标和课程问题。第四章主要是考察教科书以及教育部控制公共教科书的方法问题。最后一章是一个总结，作者试图追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教育体系的影响。作者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发生的首要动力就是来自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在1860—1930年间，那些把近代教育介绍到中国的中国人，他们的动力和目标就是试图通过增强军事力量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及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体系中使中国得以生存。”而教育体系的演进、发展又同中国民族国家的演进相伴发展。作者认为：近代教育体系最初被官方统治阶层认为是强国的最有效工具；后来，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就被认为是国家独有的特权，被当作国家统一和帮助国家在民族国家体系中获得平等地位的工具。《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满洲回音》一文主要描述了“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满州国”的建立和日本对于中国北部的控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情况，特别是描述了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民族反映。可见，皮克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是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考察的，而民族主义在他的研究中也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他对中国人对日本入侵反映的研究，则直接以民族主义为主题。从现有的材料看，皮克这一研究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是属于开创性的，具有先导性意义。
其次，皮克涉及了民族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重要视角。皮克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时，开创了多个重要的研究视角：民族主义与外来侵略、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其一，民族主义与外来侵略。在皮克看来，近代中国教育问题的出现是中国人面对外来侵略所做出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既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源头，同时又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体现。“在1860—1930年间，那些把现代教育介绍到中国的中国人，他们的动力和目标就是试图通过增强军事力量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及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体系中使得中国得以幸存。”在探讨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主义关系时，他更是直接体现这一点。《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满洲回音》一文的主题，就是探讨“满洲国建立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状况”。皮克认为，随着外来的入侵，中国人兴起了民族主义。“过去，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接触中，引发了以心理态度和政策计划变化为表征的危机。1894—1895年与日本的战争，1898年的反教会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义和团危机，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9年的巴黎和会(这引发了以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情感为目标的学生运动)，这些都是民族主义运动扩大和深化的显著时期。”因此，他认为：“外国侵略是现代民族主义给养。不需要太多的勇气来言说：源于丧失满洲的耻辱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收复领土运动的兴起，将进一步导致向群众传播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其二，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皮克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不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来侵略有直接的联系，而且，他还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相关联。这一点，皮克在探讨近代中国教育变革过程时说明了其中的关系。一方面，以民族国家为重要内容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带来的是民族国家建构的诉求。但是，清王朝的覆灭，民族国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没有带来政治与社会的稳定，从而导致了教育体系的不断变革，而变革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民族国家试图控制教育。“由政治活动者和官僚所控制的近代教育体系的演进，可以归因于国家政治命运变动的影响。它导致了高层中个人的不断变动，并且影响到了教育官员。这又反过来导致了许多管理形式、课程、教育目标和教科书的变动。”另一方面，由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当时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随着政治的变动，这又必然反映到教育方面，即教育管理机构、学校、课程、教科书都随之而变化。皮克认为，民国建立之后，有两个教育目标一直保持并得到不断的强调：一是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意识；二是将教育体系作为军国主义化的工具。实际上，特别是在1925年后，当教育体系广泛渗透进了近代民族主义情感理念时，这些目标就变得越发的急迫。不仅如此，皮克还考察了民国建立后中国教科书设置以及内容等方面的变革，说明以民族国家观念为重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对于教育的影响。可以看出，在研究中国教育问题时，皮克是以民族主义为切入点。在他看来，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民族国家理念。这在皮克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中也得到了明确的说明：民族主义是“伴随着爱国主义情感兴起的，它强调的是对于政治国家的忠诚”。
(二)拉铁摩尔与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开创 拉铁摩尔1900年生于华盛顿，不满周岁随父母来到中国。他在19岁时，由于未能实现“唯一的雄心壮志——获得一份去牛津读书的奖学金，只得返回中国”。1928年，拉铁摩尔第一次回到美国。此后，他开始进行学术研究。1933年，拉铁摩尔在民办的国际亚洲问题调查机构“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简称IPR)工作。1934—1941年任该机构杂志《太平洋事务》季刊的编辑。1941年7月他被罗斯福总统推荐，前往重庆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蒋介石的手下任职了一年半。1943—1945年，拉铁摩尔转到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后来担任太平洋作战部长，在旧金山等地从事情报活动。1944年6月受战时情报局委托，跟随华莱士(Henry A，Wallace)副总统访问了西伯利亚和苏联的中亚地区，还访问了新疆、重庆和乌兰巴托。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拉铁摩尔首当其冲并成为最大受害者之一。从1950年3月开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政府雇员忠诚审查委员会对拉铁摩尔等9人进行了3个月的审查。由于在美国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和授课，拉铁摩尔不得不远走他乡到了英国，任利兹大学中文系主任，直至1970年退休才回美国。拉铁摩尔于1989年5月30日逝世。
30年代，除了皮克之外，还应该提及的就是拉铁摩尔的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1936年，拉铁摩尔发表《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等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在学界关于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出现。在前文中，拉铁摩尔描述了日本对于满洲的征服和在内蒙古所导致的政治后果，满洲国统治下在满洲蒙古人地区所建立的兴安省，中国统治下的部分内蒙古人对于自治的要求，在日本征服与中国省份利益的扩张及其同国家政策之间的冲突所形成的共同压力下民族运动的衰败。后一篇文章是继前一篇文章之后而写，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探讨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作者首先考察了蒙古的历史、蒙古在中国历史上(包括近代)的政治地位后，指出，内蒙与外蒙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等结构。作者认为，导致内蒙社会经济变更的因素，不仅包括军事方面(如：改变了中国和蒙古军队的效能的现代军火的引入)，还包括工厂和铁路的引入。“这些经济上的变更改变了中国和蒙古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和蒙古导致了新的政治形势，也导致二者形成了新的关系。”此外，作者还考察了蒙古社会阶层的状况，认为，外蒙的王公阶层与中国、满洲联系没有内蒙王公阶层联系的密切；但是蒙古的民族主义最先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其原因在于：由于内蒙社会结构的特点(蒙古的牧民要比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高，但是蒙古的经济与社会无法保障他们，同时中国省级军阀又比蒙古王公或者喇嘛统治者更有权威和财富)，蒙古人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民族主义的问题，而在于这样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政治自由会拯救蒙古传统旧社会，至少使它变得更为祥和而不是不公正。于是，蒙古的民族主义者就分化为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从民族解放的角度认为，民族解放将使蒙古王公的地位提高到与中国省级统治者一样。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样做就必须同时从整体上把蒙古人的生活降低到和中国农民一样。激进主义者认为，自由无法赢得，也很少能被保存，除非王公的特权能够被转变为促进平民权利。拉铁摩尔这一研究，在美国学界中有着重要的创新意义，这就是他首创了对于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的研究。
(三)费正清与中国民族主义研究
众所周知，费正清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就对中国民族主义进行研究而言，他要远远迟于皮克和拉铁摩尔。虽然如此，也必须承认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同样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在美国中国研究界的发端有着巨大意义。
费正清一生多次来华，其中对其中国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第一次和第二次来华。@1932年一1935年费正清第一次来到中国进行学习和研究。期间，他大量接触中国实际，并与当时许多中国著名学者有往来(如蒋廷黻、胡适等等)。二战爆发后，费正清对国际形势，特别是远东局势密切关注，并又一次来到中国。“这一段充满惊险事迹的插曲(从34～39岁)，把我卷进了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并毋庸置疑地再造了我。就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从战争时的勤奋工作中得到的磨炼和成长，使我更清楚地懂得自己在想什么，自己怎样能够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战争从根本上提出了新的思想和组织问题，这些问题要求采取创造性的行动。”第二次来华，“改变了费正清的思想”。二战结束到40年代末期，费正清根据在华经验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1948年5月，费正清在《远东观察》发表了《我们能在中国竞争吗?》一文。1949年夏，费正清和其他三位东亚问题专家——赖肖尔、克利夫兰、霍兰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一次美国东亚政策学术讨论会。在上述文章和讨论会中，费正清阐发了他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观点。
费正清认为，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抓住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中共在思想上对国民党的胜利，部分来自他们抓住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情绪。”不仅如此，费正清还分析了中共是如何抓住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其一，中共自身体现出了极强的民族性。费正清主要是从中共与俄国之间关系分析人手的。他认为，中共是独立的。一方面，这体现在中共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上，“必须记住，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人的掌握下已经有20多年了。在所有的共产党中，中共独立于俄国，他们在操控其政府和解决本国问题方面是最有经验的”，“10多年前，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一系列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共在思想上的独立性。费正清认为，中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完全的照搬照抄，而是根据中国实际来进行运用，并将其中国化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眼中，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中国化了，而并非是俄国控制下的一个工具。华北革命被中国人所控制，而没有被俄国控制证明了这种观点。对中国共产主义而言，在革命中，俄国共产主义只是个和蔼的兄长而不是一个最终可以决定中国内部事务的父亲。”其二，费正清认为中共将民族主义成功地转变到了对自己有利的轨道上。费正清认为，蒋介石的王牌之一是他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和利用，但是最终中共却将民族主义转为为己所，用。“蒋介石实际上是败于国内战线，而不是国际战线；为了解决中国的诸种弊病，他不是依靠改革，而是依靠内战同中共抗衡，使他最终成为人民的敌人。他失去公众的支持，不是由于他接受美国援助，而是由于他不把这种援助用于为民造福和进行改革。正如严肃的学者们所预言的，美国从军事上援助不得人心的政府，帮它镇压一场社会革命，这种政策正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下怀。值得指出的是，正当美国将其战略利益置于中国人民利益之上因而受到指责之时，中共抓住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绪。美国自私自利的政策，使中共的宣传有机可乘，一面把俄国描绘为友好的中立国，一面把民众的愤懑集中于美国制造和供应的轰炸机。”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虽然，这一时期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有限，但这却标志着这一问题研究的发端。这对后来的中国研究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二、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发端的学术意义
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开启了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取向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学界对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以及从民族主义角度思考、分析中国问题是极少的。但是，自从30年代皮克、拉铁摩尔等人开启了这一取向后，费正清在40年代开始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之后，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美国相继出版了大量运用民族主义取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论文等。其中，主要就是延续费正清所探讨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50年代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中国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联顾问的文献(1918—1927)》等；60—70年代，有探讨农民民族主义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有探讨学生民族主义的《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1927—1937等，有探讨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等，有探讨民族主义与中国革命的《19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与革命》等。80年代后，美国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拓宽，相继出版了诸如《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中国的蓝衣社：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等著作。90年代之后，美国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关注更是空前。仅1994年以来，以中国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就有数十篇。期间，还有大量专著出版。不仅如此，民族主义取向更是被运用于中国研究的各个方面。因此，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出现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取向，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初步奠定了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格局
皮克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时，涉及到了中国民族主义起源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外来侵略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中的作用问题。虽然，皮克只是初步涉及这个问题，但是，他的思考无疑给日后如何看待外来侵略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中的作用提出了思路。50年代之后，外来侵略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中的作用，一直是中国与海外学者的共识。时至今日，任何学者也无法回避外来侵略在中国民族主义中的重要性。自皮克以后，关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也成为人们分析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因为，作为现代思潮的民族主义从其自身的产生、发展来讲，都是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只不过出于不同的立场或意识形态，对其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拉铁摩尔的研究，首先将学者的视线转向了对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的关注。也就是说，当人们在考察中国民族主义的时候，不仅仅要从整体上考量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近代历史的复杂变迁等原因，学者也必须注意中国地方的民族主义问题。拉铁摩尔的研究不仅涉及了外国势力在中国地方民族主义中作用(如：在考察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时，他就十分注意考察俄国因素)，而且，拉铁摩尔的研究还涉及了中国国内民族关系问题(如：《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就强调了中国的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外，他对于地方民族主义的研究还涉及了民族政治的问题。在研究内蒙古民族主义时，他也将蒙古人关于政治独立等问题，纳入到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他所涉及到的问题和角度无疑是美国学者对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始祖。50年代之后，在美国学界始终都有学者关注中国的地方民族主义问题。如，1950年，林德贝克发表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伊斯兰和民族主义》一文。在文中，作者试图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所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能否解决中国的汉人与回族，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问题。1956年，艾伦·惠廷发表的《新疆的民族紧张》一文，主要考察了新疆的民族问题。1963年，莫里斯·迈斯纳发表了《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一文。该文是美国学界较早从民族主义角度来探讨台湾问题的。进入90年代，中国地方民族主义依然是美国学界关注的重要对象。199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穆斯林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种族民族主义》一书；1995年，WarrenWilliam Smith，Jr在弗莱彻外交学院通过博士学位论文——《西藏民族主义史与中藏关系》0的答辩；90年代之后，几乎每年都有以民族主义为取向研究中国台湾问题的博士论文。因此，拉铁摩尔的地方民族主义研究实际上就奠定了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基本格局。
费正清中国革命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取向，同样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界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所提出的问题主要就是如何看待中共与俄国之间的关系，这既包括组织上的关系，也包括思想理论、革命行动与俄国之间的关系。50年代之后，这些问题随着美国学界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日益引起各界的关注，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可以说，费正清的研究就为日后美国学界的研究既提出了主题，也提供了其中一派的主要观点。费正清关于中共不是莫斯科傀儡的观点，被他的学生——史华兹直接继承并发展了。1951年，史华兹发表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一书里，明确提出“毛主义”这一概念，并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此，威特福格尔提出异议。于是，60年代威特福格尔和史华兹之间就发生了激烈争论。
综上，30年代到40年代末，皮克等人关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外来侵略、地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中国革命等问题的探讨，为日后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奠定基本了格局。
(三)既是美国的中国研究转变的结果，也体现了美国的中国研究的转变
20世纪20、30年代是美国汉学分化的重要时期。美国汉学发生分化的进程“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由于它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揭开了地区研究的序幕”。另外，美国汉学的分化也体现在研究对象、内容的变革上。汉学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时，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以历史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思想文化的研究，出现了以当下中国为出发点，以中国未来发展为归宿的研究，其内容扩展到当下中国的各个方面。当然，对当下中国的研究并不排斥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相反，美国学者强调，对当代中国的认知必须置于传统中国的背景之中。不仅如此，汉学的分化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变革。对当下中国的研究更多的是区域研究方法，而区域研究强调的最主要方面就是跨学科研究方法，即将多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考察特定区域的特定问题。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运动。因此，从关注古代中国转向关注现代中国，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所以，随着美国汉学的分化，学者们必将把眼光投向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因此，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民族主义研究取向是美国汉学转变的必然结果。
不仅如此，民族主义研究取向的出现也深刻体现了美国汉学的转变。首先，民族主义研究将研究者的视域由古代中国转向了近现代中国。皮克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是在30年代初期，而他研究的范围则是1860—1930年。可见，他是以最近70年问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皮克对日本侵略所引发的中国民族主义，更是鲜明地体现了对现实中国的关怀。《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满洲回音》明确提出，作者的研究就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这些现实问题主要是：“面对日本的占领中国屈服了吗?他们将会被迫承认满洲国吗?他们会接受在日本刺刀下所建构的政治格局吗?国民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在面对外敌的时候为何无法保持民族的统一呢?”其次，在民族主义研究取向中，开始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学理角度讲，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它涉及了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等学科。因此，以民族主义为取向，就必须以跨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拉铁摩尔的研究是典型的以中国的一个区域为研究对象的，这就具有了区域研究的特征。同时，他的研究涉及了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方法。此外，皮克研究近代教育问题时所采用的民族主义研究取向，也鲜明地体现了跨学科的特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中，皮克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就有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此外，拉铁摩尔关于地方民族主义的研究，实际上也开创了后来柯文所说的“中国中心观”。在柯文看来，中国中心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中国分为不同区域，在研究时对中国社会进行分层。这种思路，在拉铁摩尔关于内蒙古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已经有所体现。拉铁摩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首先考察的就是内蒙古的民族主义。而且在研究中，他还将内蒙古的社会、经济、历史等放在与外蒙的对比之上。并且，在研究内蒙古时，他是将内蒙进行分层的，特别是他将内蒙的王公阶层、喇嘛阶层与一般的牧民进行了区别，以此来考察他们不同的态度。这样，拉铁摩尔不仅是对中国的某个区域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而且在具体研究中，他还对特定区域进行了分层、对比研究。
责任编辑 李士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