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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在利用植物的过程中，植物对人类的思维活动以及认知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即植物文化。本文在回顾“原始思维”之争和认知人类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应用认知人类学的理论，探讨了民间植物分类与土著民族思维之间的关系，并以具体的田野资料比较了民间植物分类与科学分类的异同，得出了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都是人类认识植物的正确方法的结论，这从根本上驳斥了“原始思维”或“土著思维”如同“儿童思维”的西方种族主义观点。
[关键词]植物；思维；认知人类学；民族科学；民间分类
[作者]崔明昆，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杨雪吟，云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昆明，650092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056—008
自人类诞生以来，植物就与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人与植物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植物为人类提供了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必需品，也表现在人类认识和利用植物的过程中，植物对人类的思维活动以及认知模式等方面的影响，并形成了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认知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植物与土著民族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展示了民间植物分类过程中土著民族丰富多彩的思维特点，并以此说明了土著民族思维的逻辑性。
一、“原始思维”之争与认知人类学
(一)“原始思维”之争的由来
“原始思维”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问题。其实，人类学的诞生就与探讨此类问题有关。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问世就标志着学者们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人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对原始文化的简单认识，目的在于收集“原始思维”或“土著思维”如同“西方儿童思维”模式的证据到认知人类学者对土著民族仔细的田野调查，获取客观真实第一手资料，并从土著民族的传统知识中寻找生态智慧及其对文明社会的启示和反思作用为止，转变之巨大令人吃惊。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法国学者列维一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一书。这是因为，书中到处充盈着“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观点。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列维一布留尔研究“原始思维”的最初念头竟然来自他读了法文译本的司马迁《史记》之后，中国史书在他的眼中便是“原始人”神秘思维的模式标本，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当代的部分中国学者读了中译本的《原始思维》后又引用该书中的观点去分析《史记》，形成了一种东方主义神话的阐释循环。
《原始思维》把原始人或土著人的思维看成与文明人的思维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思维方式，把原始人的“成年思维”等同于文明人的“儿童思维”。列维一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的方式特征是神秘的和前逻辑的，可见，他在“原始思维”和“文明思维”之间划定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对此，人类学家做出了回应，例如，马凌诺夫斯基(Malinowski)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理性，都可以认识同样的逻辑规则，而且所有的人都将这些规则应用到他们的日常事务中。再如，美国人类学家保尔·拉定(Paul Radin)认为原始人和我们文明人一样，拥有发达的智力水平和惊人的智慧成果。他认为，甚至西方人引以自豪的哲学，其实也是从原始人那里发端的。他借鉴人类学广泛的田野调查资料，从一些重要的哲学性命题人手，揭示了原始人关于世界观、生命观等思想对西方哲学范式普适性价值的影响。例如，关于“自我”(ego)，过去西方人一向认为原始人没有“自我”观念。拉定以毛利人为例，说明了毛利人不仅有自我的观念，而且其复杂深刻的程度比西方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而E.E埃文斯一普理查德则分析了列维一布留尔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所在：列维-布留尔的错误部分地要归因于在他最初形成他的理论时，所掌握的材料的贫乏，也要归因于他以牺牲世间性和事实为代价而在好奇与感觉之间所做的双重选择。
此外，在对具体事物的分类认知中也存在着“土著人是如何分类”的争论。例如，一些学者在谈到土著民族对动植物的分类命名时认为土著民族“用名字来称呼的只是那些有用的或有害的东西”。@对此，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大量的事实，尤其是美国学者康克林对菲律宾群岛的哈努诺人的田野调查资料说明，土著人对动植物的认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可循的。
由此可见，关于“原始思维”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和“民族中心主义”以及“文化相对论”联系在一起。随着认知人类学的研究进展，作为思维方式认知论的“相对论”观点越来越得到人类学家的认同。
(二)认知人类学——研究“土著人是如何思维”的科学方法论
结构功能人类学把文化看成制度，象征人类学把文化看成符号，而认知人类学则把文化看成知识，即研究对象的本土知识。认知人类学是研究隐藏在文字、故事、文化遗物等中的文化知识的学科。认知人类学家所要了解的是：作为群体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和组织周围世界中的物质现象、事件和经验的，其中包括从具体的客观事物，如对野生动植物的分类到抽象事件如对正义的理解。
作为一门具有专门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人类学分支学科——_认知人类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的“民族科学”。民族科学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前人类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叛。传统的民族志强调，为了对土著民的物质或精神层面的文化进行仔细的研究，人类学者要坚持实地调查。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学者走进田野后人们却发现，对同一田野点不同的时间进行重复调查后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总是一致，而这又不能用时间的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变异来加以解释。这些前后相矛盾的民族志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民族志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高?
矛盾的冲突源于雷德非尔德(Robert Redfield)与刘易思(Lewis)之间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场争论。雷德非尔德曾经在墨西哥的一个名叫特泊泽兰的村寨中做过田野调查，并于1930年发表了关于当地人的研究报告。后来，刘易思随一个调查队重访该地，并于1951年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雷德非尔德报告中描绘的是浸染了宗教和家族价值的村社图景，协调与和合作是村社的规范。刘易思的图景则相反，该村庄是被敌对情绪、嫉妒和竞争搅得四分五裂的村社，自我利益甚至压倒亲属关系的联结。由于前后两次的研究结果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用时间的差异来加以解释。为此，民族志的真实性成了当时文化人类学界争论的焦点。
经过争论，人们发现，传统的民族志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忽视了研究者自身文化因素的干扰。因为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文化观来设计调查方案和分析调查资料，这样就难免使所撰写的民族志存在一定的偏见。为了消除传统民族志方法中存在的缺陷，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人类学 家尝试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民族文化，他们把自己的田野调查点看成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把田野调查看成科学实验，这就是所谓的“新民族志”(new ethnography)或民族科学。民族科学的出现，标志着认知人类学的诞生。
传统民族志的科学性和真实性问题由于应用了民族科学的研究方法首次得到解决。“民族科学”的主要创始人美国人类学家古德纳夫(Ward H.Goodenough)首先提出了作为民族科学理论基础的文化概念，认为“所谓某个社会的文化，就是其成员明确认识的，相互关联的，为进行解释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模式”。换句话说，文化就是桌个社会的分类体系。由于深受萨皮尔一沃尔夫假设，即文化模塑着民族思维的假设的影响，并采用雅各布森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认知人类学试图探究每个民族的分类体系，因而早期的认知人类学又称为“民间分类学”(folk taxonomy)。从研究视角或研究者的立场来看，认知人类学借用派克(K.L.Pike)语言学中的两个概念，即etic(源于phonetic，语音)和emic(源于phonemic，音位)，来区分两种研究立场。简而言之，eric(客位)立场就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看待所研究的文化；emic(主位)立场则是站在局内人的立场对待所研究的文化。因此，认知人类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
美国人类学家对民族科学的建立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作为民族科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的斯特蒂文特在其《民族科学研究》一文中对民族科学的性质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论述。他讲到，虽然新民族志并没有贬低其他民族志的意思，但“民族科学”这一名称的使用还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它能使人们认为，除了民间分类和民间分类学是科学以外，其它的民族志都不是科学。然而，作者还是高度评价了民族科学，认为民族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望提升整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水准，民族科学提高了民族志的可信度、真实性和广泛性。民族科学就是要建立一种研究某一社会对其物质和社会领域分类的方法。斯特蒂文特还列举了作为方法论的民族科学方法之特征：主位法和客位法研究、研究领域、词类变化与术语系统、成分分析、分类学及其研究程序等。作为语言学和人类学家的弗雷克主要从事土著民对环境世界的分类和认知研究，曾长期在菲律宾对不同文化的民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建立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调查研究方法，进而成为了民族科学研究的先驱。弗雷克同时也强调，民族志研究者“应该努力根据他的研究对象的观念系统来定义客观物体”。他对历史上研究土著民族是如何思维的民族志表示出了不满，认为这不是进行真正的认知过程的调查研究，而是在收集“原始思维”(primitive thinking)的证据。他主张，认知人类学的研究应该与亲属关系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上的严格性相匹配，并最终形成一套了解土著民族对世界的理解之方法。对民族科学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美国耶鲁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康克林，其主要从事土著民族的亲属制度、颜色以及生物等的认知研究。《哈努诺人的颜色分类》是民族科学对颜色认知研究的开山之作，为人类学家开展颜色研究树立了榜样。其研究发现，哈努诺人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层次来区分颜色。第一层次是关于颜色的一般分类，这一层次的颜色具有明显的对立性，它包括了四种固定的颜色：黑色、白色、红色和绿色。第二层次包括上百种的特殊颜色，这一层次中的一些颜色会有交叉重叠(例如金黄色和橙色)。所有第二层次的颜色都被包含在了第一层次之中。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使用第一层次的颜色，只有当特别需要时才会使用第二层次的颜色术语。康克林的这一研究成果揭示了不同环境条件下人们认知上的多样性。
柏林(B.Berlin)是美国新一代的民族科学研究者的代表，主要致力于民间分类与认知的研究，对颜色的认知也具有较出色的研究。其代表之作《基本的颜色词：其普遍性与演化》对人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一百多种语言的颜色词后发现，尽管各种语言的颜色词分界不同，但是，人们对中心色的判断是一致的，存在如下蕴含模式：
白／黑→红→绿／→黄→蓝→褐
也就是说，任何语言，如果只有两个颜色词范畴，必然是白和黑；如果有三个，第三个范畴必然是红。如此类推，如果有七个颜色范畴，第七个就是褐色。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某语言存在褐色范畴，则必然同时存在排列在它前面的其他六种颜色范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关于颜色词的普遍的认知规律，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任何语言的颜色系统。
20世纪60-70年代，认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发生了转变。语言学的分析方法继续提供理解和接近土著民的认知分类方法，然而，其重点不仅仅限于土著民对事物的分类及其关系的研究，也注意对分类的心理过程的研究。这一代的学者相信，存在着基于思维结构的心理过程，因此，所有的人类都具有普遍性。这些研究的视野不仅着重于对人的思想抽象系统的成分分析，而且扩展到对人的心理过程是如何与符号和观念发生联系等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式理论成了认知人类学理解文化心理方面的主要手段。图式理论的产生，可以说是认知人类学关注人与周围环境互动的结果。图式(schemas)是完全抽象了的实体(entities)和个人的无意识行为，是组织经验和理解社会成员所共享的世界模型，“它是一个由客体及其关系组成的框架”。图式理论创造了一种新的心理实体。认知人类学者开始把人类学家概念化了的文化看成是部件(parts)而不是整体(wholes)。当然，这里所讲的“部件”与传统功能主义意义上的有所不同，它不再是构成整体的静止实体，而是构成了认知的形成单位：特征、原始型、图式、命题和认知分类等。文化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单位，或称文化片段(piece of culture)而得到解释。当前的问题是：(1)文化片段事实上是否是共享的；(2)如果它们是共享的，那么共享的程度如何；(3)它们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如何分布的；(4)这些分布的片段是如何被内化的(internalized)。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事实上使得认知人类学的研究背离了人类学的主流而向心理学靠拢。
虽然德安德雷德(D'Andrade)声称，在20世纪80年代认知人类学在理解认知文化上就打破了对语言学的依赖，但是，人类学领域内有关认知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仍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近期认知人类学中引用率很高的参考文献之一：大卫克罗内非尔德的《塑料眼镜与教父》(Plastic Glasses and Church Father)仍是以语言学为基础写成的。上述事实说明，认知人类学的研究中，语言在理解和研究文化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土著逻辑思维”的学科——民间植物分类学
民间植物分类(folk plant classification)是指科学分类以外的存在于民间中对植物进行分门别类的一种方法和过程。民族科学中，学者们对民间分类研究最透彻，成果最丰富的是民间植物分类学。这是因为，民族科学开始于人们对文化内涵事物的分类，而植物界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很自 然地成为了人们的分类对象，又由于植物界种类的多样性，因此植物的民间分类在认知人类学的形成初期就成为民族科学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把当时的民族科学又称民间分类(folk classification)或民间分类学(folk taxonomy)，更有甚者，甚至把认知人类学就称为民间分类学。民族科学通过对民间植物分类的研究来揭示其分类方法、命名原理及其分类系统，从而把握分类的认知意义，并以此说明土著民族的逻辑思维之特点。
康克林是人类学领域中，率先进行民间植物认知研究的学者。通过长期对菲律宾群岛的哈努诺人的田野调查，于1954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哈努诺人与植物界的关系”。哈努诺人的植物学知识等方面的资料因被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的引用而著名。在哈努诺人的语言中，“有150多个名称表示植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这些名称为辨认植物和讨论区分各类植物，而且还往往表明药用和营养的重要特征的几百种植物特性，提供了类目”。“哈努诺人的1625种植物类中的每一种都有专门的全名，它至少在一种组成成分中与一切其它名称不同。植物的全名是由从一个到五个字词单位组成的。最普通的形式是双名组合”。康克林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民间生物分类，尤其是民间植物分类和命名的普遍原理的基础。
作为人类学家的柏林，与生物学家雷文(Peter H，Raven)及布里德洛弗(Dennis E，Breedlove)合作，对民间生物分类学开展了跨学科研究。经过长期对墨西哥南部和秘鲁的广大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尤其对墨西哥讲玛雅语的泽尔沱人的植物分类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们在世界著名的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先后发表了《民间分类学与生物分类》和《分类学的起源》两篇重要文章。《民间分类学与生物分类》一文中，作者将泽尔沱人的民间植物分类和生物学(科学)分类进行了比较，划分出了民间植物分类与生物分类的三种关系：粗分、细分和一一对应的关系。探讨了这三种情况以及民间分类群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指出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存在可比性。在《分类学的起源》一文中，作者从民间生物分类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生物(科学)分类学的起源，指出科学分类与民间分类的关系。在比较了墨西哥的泽尔沱人、菲律宾的哈努诺人、阿根廷的格阿拉尼人、美洲的那伐霍人等民间生物分类的基础上，总结了民间生物分类的共同特征。通过对世界上民间生物分类的考察总结，得出了所有的民间植物分类，除了一些人群生活的特殊环境外，其分类的基本单位——“民间属”的数量在250-800个属的论断(民间动物分类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大概在300-600之间，极少有例外”的估计基本吻合。他们所设计的民间植物分类方案被大多数的研究者所接受，并被证明对比较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民间植物分类是十分有用的。
美国人类学家布朗(Cecil H.Brown)是对民间植物分类中的重要分类依据——生活型(Lifeforms)的认知作了深入的研究，在《民间植物的生活型：它们的普遍性与演进》一文中。作者统计了世界上105种语言中有关植物生活型术语后，提出了民间植物生活型名称的演化过程，即人类对植物生活型的认知顺序，得出了如下的认知模式：
这就是说，在任何语言中，如果只有一种生活型的术语，那必然是“树”(Tree)；如果有二种生活型的名称，第二个必然是“草”(Grass)；如果还有其他的生活型名称，就是藤本(Vine)或灌木(Bush)，或是两者都有。这就是关于民间植物生活型认知的普遍规律。
该文中，作者还讨论了民间植物生活型术语的多少和社会的复杂程度以及植物多样性的对应关系：“社会的复杂程度和民间植物生活型术语的多少具有紧密的关系。语言中只有两种或少于两种生活型术语的人群往往生活在缺乏复杂的政治整合和社会结构的小规模社会中，而语言中具有三种或三种以上生活型术语的人群则生活在技术复杂的社会中。生活型术语的丰富程度也与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密切相关，语言中缺少生活型术语的人群往往生活在植物多样性贫乏的荒漠或极地苔原区。而语言中具有较多生活型术语的人群往往生活在植物多样性丰富的温带林区或热带地区。”这一结论也有助于说明，人们对植物的认知思维主要与所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有关，而和智力的高低并无必然的关联。
民间植物生活型认知的普遍性也证明，现代人与“土著人”在对植物的认知及思维上是基本一致的。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速率的加快，使常规的科学分类方法在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地区的物种多样性评估中显出不足，因此，世界上的一些民族植物学家将民间生物分类系统应用在热带或敏感区域的物种多样性快速评估中。对此，我国的民族植物学家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们以西双版纳的三个傣族村寨为调查对象，对当地人的植物认知能力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傣族的植物识别程度与其年龄呈显著正相关，中年以后识别能力趋于稳定，识别率高达91％以上；通过与长期在西双版纳地区工作的野外植物分类学家相比较，研究者发现傣族土著民的植物识别率不低于分类学家，且所需时间比分类学家少。因而，该文作者认为，民间植物分类系统可以用于局部地区的物种多样性快速评估。发表在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上的《通过民间分类系统在热带雨林地区进行快速植物多样性评估研究：以中国西双版纳个案研究为例》一文认为，土著民有着丰富的动植物知识，西双版纳傣族有着自己的植物分类系统，通过对比研究表明，傣族的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在种的分类等级上有87.7％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表明民间植物分类在一定区域内可以用于植物多样性的快速评估，这有助于传统知识和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上研究结果是十分有趣的，它不但出乎许多植物学家的意外，也使许多人类学家感到惊奇，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民间植物分类与科学分类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也使得认知人类学中的“民间分类学”得以应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发挥了作用。
本文作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了云南新平傣族的民间植物分类，阐释了土著植物的分类与逻辑思维之间的关系。现简要介绍其重要内容。
1、新平傣族植物的分类等级
对世界上一些植物民间分类的研究表明，民间分类的命名近乎完善地表明了民间分类的结构。植物民间分类等级也就是植物民间分类的认知结构。
分类等级是人们为了处理分类对象的相似性和相异性所建立起来的等级结构网。植物分类中，各种的分类群被安排在这些等级网络中。研究表明，世界上许多的植物民间分类具有相似的分类等级，一般由4-5个等级组成。新平傣族的物分类等级由6个等级构成。
2、新平傣族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之间的比较
民间植物分类中，“属”是基本的分类单位；而科学分类中，“种”是基本的分类单位。作者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来看民问分类与科学分类在认知植物“种”上的异同。
根据民间属和科学种的对应关系，可以将它们的关系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民间属与科学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二类是1个民间属包含了2个或2个以上科学种的关系(民间属的粗分)；第三类是1个科学种包含了2个或2个以上民间属的关系(民间属的细分)。
新平傣族410个民间属中有354个属与科学种是一一对应的，占到总属数的86％；剩下的56属中，有49属属于粗分，约占总属数的12％；属于细分的有7个属，约占总属数的2％。
民间属与科学种高达86％的一一对应关系表明，新平傣族对“物种”的认知上与科学的概念较为接近。而民间属的“粗分”和“细分”与植物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密切相关。文化上重要的植物往往采用“细分”，例如甘薯被细分为红甘薯、自甘薯和黄甘薯。文化上不重要的植物往往采取“粗分”的处理办法，绝大部分粗分的植物为草本植物，尤其是禾草类。当地民间分类中的“粗分”不失为处理丰富的植物多样性，尤其是复杂类群的一种有效方式。
通过对新平傣族的植物民间分类研究，使我们了解到在对植物的分类中，除了科学分类以外，还存在一套民间的分类体系，这就是植物分类学的“传统知识”。然而，这种“传统知识”自西方植物学建立以来，遭到了“唯科学主义者们的蔑视”。通过与科学分类的比较，我们知道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并不是格格不入、毫不相干，而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甚至相似，“像科学一样，这种体系还具有纯粹的思辩目的”。可见，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一样，都是人类认识植物界的正确方法。
上述国内外民间植物分类的研究成果表明，土著民族对植物的认知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具备了逻辑思维的特征，完全可以称为“民间植物分类学”。这从根本上驳斥了“原始思维”或“土著人的思维”如同“儿童思维”的西方种族主义观点。
责任编辑：陈家柳
[关键词]植物；思维；认知人类学；民族科学；民间分类
[作者]崔明昆，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杨雪吟，云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昆明，650092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056—008
自人类诞生以来，植物就与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人与植物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植物为人类提供了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必需品，也表现在人类认识和利用植物的过程中，植物对人类的思维活动以及认知模式等方面的影响，并形成了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认知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植物与土著民族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展示了民间植物分类过程中土著民族丰富多彩的思维特点，并以此说明了土著民族思维的逻辑性。
一、“原始思维”之争与认知人类学
(一)“原始思维”之争的由来
“原始思维”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问题。其实，人类学的诞生就与探讨此类问题有关。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问世就标志着学者们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人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对原始文化的简单认识，目的在于收集“原始思维”或“土著思维”如同“西方儿童思维”模式的证据到认知人类学者对土著民族仔细的田野调查，获取客观真实第一手资料，并从土著民族的传统知识中寻找生态智慧及其对文明社会的启示和反思作用为止，转变之巨大令人吃惊。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法国学者列维一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一书。这是因为，书中到处充盈着“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观点。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列维一布留尔研究“原始思维”的最初念头竟然来自他读了法文译本的司马迁《史记》之后，中国史书在他的眼中便是“原始人”神秘思维的模式标本，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当代的部分中国学者读了中译本的《原始思维》后又引用该书中的观点去分析《史记》，形成了一种东方主义神话的阐释循环。
《原始思维》把原始人或土著人的思维看成与文明人的思维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思维方式，把原始人的“成年思维”等同于文明人的“儿童思维”。列维一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的方式特征是神秘的和前逻辑的，可见，他在“原始思维”和“文明思维”之间划定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对此，人类学家做出了回应，例如，马凌诺夫斯基(Malinowski)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理性，都可以认识同样的逻辑规则，而且所有的人都将这些规则应用到他们的日常事务中。再如，美国人类学家保尔·拉定(Paul Radin)认为原始人和我们文明人一样，拥有发达的智力水平和惊人的智慧成果。他认为，甚至西方人引以自豪的哲学，其实也是从原始人那里发端的。他借鉴人类学广泛的田野调查资料，从一些重要的哲学性命题人手，揭示了原始人关于世界观、生命观等思想对西方哲学范式普适性价值的影响。例如，关于“自我”(ego)，过去西方人一向认为原始人没有“自我”观念。拉定以毛利人为例，说明了毛利人不仅有自我的观念，而且其复杂深刻的程度比西方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而E.E埃文斯一普理查德则分析了列维一布留尔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所在：列维-布留尔的错误部分地要归因于在他最初形成他的理论时，所掌握的材料的贫乏，也要归因于他以牺牲世间性和事实为代价而在好奇与感觉之间所做的双重选择。
此外，在对具体事物的分类认知中也存在着“土著人是如何分类”的争论。例如，一些学者在谈到土著民族对动植物的分类命名时认为土著民族“用名字来称呼的只是那些有用的或有害的东西”。@对此，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大量的事实，尤其是美国学者康克林对菲律宾群岛的哈努诺人的田野调查资料说明，土著人对动植物的认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可循的。
由此可见，关于“原始思维”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和“民族中心主义”以及“文化相对论”联系在一起。随着认知人类学的研究进展，作为思维方式认知论的“相对论”观点越来越得到人类学家的认同。
(二)认知人类学——研究“土著人是如何思维”的科学方法论
结构功能人类学把文化看成制度，象征人类学把文化看成符号，而认知人类学则把文化看成知识，即研究对象的本土知识。认知人类学是研究隐藏在文字、故事、文化遗物等中的文化知识的学科。认知人类学家所要了解的是：作为群体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和组织周围世界中的物质现象、事件和经验的，其中包括从具体的客观事物，如对野生动植物的分类到抽象事件如对正义的理解。
作为一门具有专门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人类学分支学科——_认知人类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的“民族科学”。民族科学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前人类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叛。传统的民族志强调，为了对土著民的物质或精神层面的文化进行仔细的研究，人类学者要坚持实地调查。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学者走进田野后人们却发现，对同一田野点不同的时间进行重复调查后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总是一致，而这又不能用时间的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变异来加以解释。这些前后相矛盾的民族志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民族志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高?
矛盾的冲突源于雷德非尔德(Robert Redfield)与刘易思(Lewis)之间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场争论。雷德非尔德曾经在墨西哥的一个名叫特泊泽兰的村寨中做过田野调查，并于1930年发表了关于当地人的研究报告。后来，刘易思随一个调查队重访该地，并于1951年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雷德非尔德报告中描绘的是浸染了宗教和家族价值的村社图景，协调与和合作是村社的规范。刘易思的图景则相反，该村庄是被敌对情绪、嫉妒和竞争搅得四分五裂的村社，自我利益甚至压倒亲属关系的联结。由于前后两次的研究结果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用时间的差异来加以解释。为此，民族志的真实性成了当时文化人类学界争论的焦点。
经过争论，人们发现，传统的民族志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忽视了研究者自身文化因素的干扰。因为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文化观来设计调查方案和分析调查资料，这样就难免使所撰写的民族志存在一定的偏见。为了消除传统民族志方法中存在的缺陷，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人类学 家尝试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民族文化，他们把自己的田野调查点看成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把田野调查看成科学实验，这就是所谓的“新民族志”(new ethnography)或民族科学。民族科学的出现，标志着认知人类学的诞生。
传统民族志的科学性和真实性问题由于应用了民族科学的研究方法首次得到解决。“民族科学”的主要创始人美国人类学家古德纳夫(Ward H.Goodenough)首先提出了作为民族科学理论基础的文化概念，认为“所谓某个社会的文化，就是其成员明确认识的，相互关联的，为进行解释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模式”。换句话说，文化就是桌个社会的分类体系。由于深受萨皮尔一沃尔夫假设，即文化模塑着民族思维的假设的影响，并采用雅各布森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认知人类学试图探究每个民族的分类体系，因而早期的认知人类学又称为“民间分类学”(folk taxonomy)。从研究视角或研究者的立场来看，认知人类学借用派克(K.L.Pike)语言学中的两个概念，即etic(源于phonetic，语音)和emic(源于phonemic，音位)，来区分两种研究立场。简而言之，eric(客位)立场就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看待所研究的文化；emic(主位)立场则是站在局内人的立场对待所研究的文化。因此，认知人类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
美国人类学家对民族科学的建立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作为民族科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的斯特蒂文特在其《民族科学研究》一文中对民族科学的性质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论述。他讲到，虽然新民族志并没有贬低其他民族志的意思，但“民族科学”这一名称的使用还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它能使人们认为，除了民间分类和民间分类学是科学以外，其它的民族志都不是科学。然而，作者还是高度评价了民族科学，认为民族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望提升整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水准，民族科学提高了民族志的可信度、真实性和广泛性。民族科学就是要建立一种研究某一社会对其物质和社会领域分类的方法。斯特蒂文特还列举了作为方法论的民族科学方法之特征：主位法和客位法研究、研究领域、词类变化与术语系统、成分分析、分类学及其研究程序等。作为语言学和人类学家的弗雷克主要从事土著民对环境世界的分类和认知研究，曾长期在菲律宾对不同文化的民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建立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调查研究方法，进而成为了民族科学研究的先驱。弗雷克同时也强调，民族志研究者“应该努力根据他的研究对象的观念系统来定义客观物体”。他对历史上研究土著民族是如何思维的民族志表示出了不满，认为这不是进行真正的认知过程的调查研究，而是在收集“原始思维”(primitive thinking)的证据。他主张，认知人类学的研究应该与亲属关系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上的严格性相匹配，并最终形成一套了解土著民族对世界的理解之方法。对民族科学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美国耶鲁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康克林，其主要从事土著民族的亲属制度、颜色以及生物等的认知研究。《哈努诺人的颜色分类》是民族科学对颜色认知研究的开山之作，为人类学家开展颜色研究树立了榜样。其研究发现，哈努诺人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层次来区分颜色。第一层次是关于颜色的一般分类，这一层次的颜色具有明显的对立性，它包括了四种固定的颜色：黑色、白色、红色和绿色。第二层次包括上百种的特殊颜色，这一层次中的一些颜色会有交叉重叠(例如金黄色和橙色)。所有第二层次的颜色都被包含在了第一层次之中。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使用第一层次的颜色，只有当特别需要时才会使用第二层次的颜色术语。康克林的这一研究成果揭示了不同环境条件下人们认知上的多样性。
柏林(B.Berlin)是美国新一代的民族科学研究者的代表，主要致力于民间分类与认知的研究，对颜色的认知也具有较出色的研究。其代表之作《基本的颜色词：其普遍性与演化》对人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一百多种语言的颜色词后发现，尽管各种语言的颜色词分界不同，但是，人们对中心色的判断是一致的，存在如下蕴含模式：
白／黑→红→绿／→黄→蓝→褐
也就是说，任何语言，如果只有两个颜色词范畴，必然是白和黑；如果有三个，第三个范畴必然是红。如此类推，如果有七个颜色范畴，第七个就是褐色。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某语言存在褐色范畴，则必然同时存在排列在它前面的其他六种颜色范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关于颜色词的普遍的认知规律，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任何语言的颜色系统。
20世纪60-70年代，认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发生了转变。语言学的分析方法继续提供理解和接近土著民的认知分类方法，然而，其重点不仅仅限于土著民对事物的分类及其关系的研究，也注意对分类的心理过程的研究。这一代的学者相信，存在着基于思维结构的心理过程，因此，所有的人类都具有普遍性。这些研究的视野不仅着重于对人的思想抽象系统的成分分析，而且扩展到对人的心理过程是如何与符号和观念发生联系等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式理论成了认知人类学理解文化心理方面的主要手段。图式理论的产生，可以说是认知人类学关注人与周围环境互动的结果。图式(schemas)是完全抽象了的实体(entities)和个人的无意识行为，是组织经验和理解社会成员所共享的世界模型，“它是一个由客体及其关系组成的框架”。图式理论创造了一种新的心理实体。认知人类学者开始把人类学家概念化了的文化看成是部件(parts)而不是整体(wholes)。当然，这里所讲的“部件”与传统功能主义意义上的有所不同，它不再是构成整体的静止实体，而是构成了认知的形成单位：特征、原始型、图式、命题和认知分类等。文化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单位，或称文化片段(piece of culture)而得到解释。当前的问题是：(1)文化片段事实上是否是共享的；(2)如果它们是共享的，那么共享的程度如何；(3)它们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如何分布的；(4)这些分布的片段是如何被内化的(internalized)。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事实上使得认知人类学的研究背离了人类学的主流而向心理学靠拢。
虽然德安德雷德(D'Andrade)声称，在20世纪80年代认知人类学在理解认知文化上就打破了对语言学的依赖，但是，人类学领域内有关认知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仍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近期认知人类学中引用率很高的参考文献之一：大卫克罗内非尔德的《塑料眼镜与教父》(Plastic Glasses and Church Father)仍是以语言学为基础写成的。上述事实说明，认知人类学的研究中，语言在理解和研究文化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土著逻辑思维”的学科——民间植物分类学
民间植物分类(folk plant classification)是指科学分类以外的存在于民间中对植物进行分门别类的一种方法和过程。民族科学中，学者们对民间分类研究最透彻，成果最丰富的是民间植物分类学。这是因为，民族科学开始于人们对文化内涵事物的分类，而植物界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很自 然地成为了人们的分类对象，又由于植物界种类的多样性，因此植物的民间分类在认知人类学的形成初期就成为民族科学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把当时的民族科学又称民间分类(folk classification)或民间分类学(folk taxonomy)，更有甚者，甚至把认知人类学就称为民间分类学。民族科学通过对民间植物分类的研究来揭示其分类方法、命名原理及其分类系统，从而把握分类的认知意义，并以此说明土著民族的逻辑思维之特点。
康克林是人类学领域中，率先进行民间植物认知研究的学者。通过长期对菲律宾群岛的哈努诺人的田野调查，于1954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哈努诺人与植物界的关系”。哈努诺人的植物学知识等方面的资料因被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的引用而著名。在哈努诺人的语言中，“有150多个名称表示植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这些名称为辨认植物和讨论区分各类植物，而且还往往表明药用和营养的重要特征的几百种植物特性，提供了类目”。“哈努诺人的1625种植物类中的每一种都有专门的全名，它至少在一种组成成分中与一切其它名称不同。植物的全名是由从一个到五个字词单位组成的。最普通的形式是双名组合”。康克林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民间生物分类，尤其是民间植物分类和命名的普遍原理的基础。
作为人类学家的柏林，与生物学家雷文(Peter H，Raven)及布里德洛弗(Dennis E，Breedlove)合作，对民间生物分类学开展了跨学科研究。经过长期对墨西哥南部和秘鲁的广大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尤其对墨西哥讲玛雅语的泽尔沱人的植物分类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们在世界著名的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先后发表了《民间分类学与生物分类》和《分类学的起源》两篇重要文章。《民间分类学与生物分类》一文中，作者将泽尔沱人的民间植物分类和生物学(科学)分类进行了比较，划分出了民间植物分类与生物分类的三种关系：粗分、细分和一一对应的关系。探讨了这三种情况以及民间分类群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指出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存在可比性。在《分类学的起源》一文中，作者从民间生物分类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生物(科学)分类学的起源，指出科学分类与民间分类的关系。在比较了墨西哥的泽尔沱人、菲律宾的哈努诺人、阿根廷的格阿拉尼人、美洲的那伐霍人等民间生物分类的基础上，总结了民间生物分类的共同特征。通过对世界上民间生物分类的考察总结，得出了所有的民间植物分类，除了一些人群生活的特殊环境外，其分类的基本单位——“民间属”的数量在250-800个属的论断(民间动物分类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大概在300-600之间，极少有例外”的估计基本吻合。他们所设计的民间植物分类方案被大多数的研究者所接受，并被证明对比较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民间植物分类是十分有用的。
美国人类学家布朗(Cecil H.Brown)是对民间植物分类中的重要分类依据——生活型(Lifeforms)的认知作了深入的研究，在《民间植物的生活型：它们的普遍性与演进》一文中。作者统计了世界上105种语言中有关植物生活型术语后，提出了民间植物生活型名称的演化过程，即人类对植物生活型的认知顺序，得出了如下的认知模式：
这就是说，在任何语言中，如果只有一种生活型的术语，那必然是“树”(Tree)；如果有二种生活型的名称，第二个必然是“草”(Grass)；如果还有其他的生活型名称，就是藤本(Vine)或灌木(Bush)，或是两者都有。这就是关于民间植物生活型认知的普遍规律。
该文中，作者还讨论了民间植物生活型术语的多少和社会的复杂程度以及植物多样性的对应关系：“社会的复杂程度和民间植物生活型术语的多少具有紧密的关系。语言中只有两种或少于两种生活型术语的人群往往生活在缺乏复杂的政治整合和社会结构的小规模社会中，而语言中具有三种或三种以上生活型术语的人群则生活在技术复杂的社会中。生活型术语的丰富程度也与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密切相关，语言中缺少生活型术语的人群往往生活在植物多样性贫乏的荒漠或极地苔原区。而语言中具有较多生活型术语的人群往往生活在植物多样性丰富的温带林区或热带地区。”这一结论也有助于说明，人们对植物的认知思维主要与所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有关，而和智力的高低并无必然的关联。
民间植物生活型认知的普遍性也证明，现代人与“土著人”在对植物的认知及思维上是基本一致的。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速率的加快，使常规的科学分类方法在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地区的物种多样性评估中显出不足，因此，世界上的一些民族植物学家将民间生物分类系统应用在热带或敏感区域的物种多样性快速评估中。对此，我国的民族植物学家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们以西双版纳的三个傣族村寨为调查对象，对当地人的植物认知能力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傣族的植物识别程度与其年龄呈显著正相关，中年以后识别能力趋于稳定，识别率高达91％以上；通过与长期在西双版纳地区工作的野外植物分类学家相比较，研究者发现傣族土著民的植物识别率不低于分类学家，且所需时间比分类学家少。因而，该文作者认为，民间植物分类系统可以用于局部地区的物种多样性快速评估。发表在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上的《通过民间分类系统在热带雨林地区进行快速植物多样性评估研究：以中国西双版纳个案研究为例》一文认为，土著民有着丰富的动植物知识，西双版纳傣族有着自己的植物分类系统，通过对比研究表明，傣族的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在种的分类等级上有87.7％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表明民间植物分类在一定区域内可以用于植物多样性的快速评估，这有助于传统知识和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上研究结果是十分有趣的，它不但出乎许多植物学家的意外，也使许多人类学家感到惊奇，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民间植物分类与科学分类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也使得认知人类学中的“民间分类学”得以应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发挥了作用。
本文作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了云南新平傣族的民间植物分类，阐释了土著植物的分类与逻辑思维之间的关系。现简要介绍其重要内容。
1、新平傣族植物的分类等级
对世界上一些植物民间分类的研究表明，民间分类的命名近乎完善地表明了民间分类的结构。植物民间分类等级也就是植物民间分类的认知结构。
分类等级是人们为了处理分类对象的相似性和相异性所建立起来的等级结构网。植物分类中，各种的分类群被安排在这些等级网络中。研究表明，世界上许多的植物民间分类具有相似的分类等级，一般由4-5个等级组成。新平傣族的物分类等级由6个等级构成。
2、新平傣族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之间的比较
民间植物分类中，“属”是基本的分类单位；而科学分类中，“种”是基本的分类单位。作者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来看民问分类与科学分类在认知植物“种”上的异同。
根据民间属和科学种的对应关系，可以将它们的关系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民间属与科学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二类是1个民间属包含了2个或2个以上科学种的关系(民间属的粗分)；第三类是1个科学种包含了2个或2个以上民间属的关系(民间属的细分)。
新平傣族410个民间属中有354个属与科学种是一一对应的，占到总属数的86％；剩下的56属中，有49属属于粗分，约占总属数的12％；属于细分的有7个属，约占总属数的2％。
民间属与科学种高达86％的一一对应关系表明，新平傣族对“物种”的认知上与科学的概念较为接近。而民间属的“粗分”和“细分”与植物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密切相关。文化上重要的植物往往采用“细分”，例如甘薯被细分为红甘薯、自甘薯和黄甘薯。文化上不重要的植物往往采取“粗分”的处理办法，绝大部分粗分的植物为草本植物，尤其是禾草类。当地民间分类中的“粗分”不失为处理丰富的植物多样性，尤其是复杂类群的一种有效方式。
通过对新平傣族的植物民间分类研究，使我们了解到在对植物的分类中，除了科学分类以外，还存在一套民间的分类体系，这就是植物分类学的“传统知识”。然而，这种“传统知识”自西方植物学建立以来，遭到了“唯科学主义者们的蔑视”。通过与科学分类的比较，我们知道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并不是格格不入、毫不相干，而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甚至相似，“像科学一样，这种体系还具有纯粹的思辩目的”。可见，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一样，都是人类认识植物界的正确方法。
上述国内外民间植物分类的研究成果表明，土著民族对植物的认知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具备了逻辑思维的特征，完全可以称为“民间植物分类学”。这从根本上驳斥了“原始思维”或“土著人的思维”如同“儿童思维”的西方种族主义观点。
责任编辑：陈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