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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时期，广东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州-佛山-澳门”核心城市组合，到晚清民国时期，转向以“香港-广州”为核心，但“无市不趋珠”的总格局未变。在广东商品经济的强劲辐射下，广西原来以桂林为总中心的城镇中心发生了东移，逐渐演变为以桂东端城镇梧州、戎圩为中心，并且呈现出越往东趋城镇级别越高的等级分布体系。
【关键词】明清民国；粤港；核心城市组合
【作 者】黄滨，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57-008
The change of Guangdong-Hongkong core city combin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ll the markets tend towards Guangdong of Guangxi’s city and town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rt Ⅵ of study on the radiation upon Guangxi’s economy from commercial economy of Guangdong and Hongkong Huang Bin
Abstract：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Guangdong had formed the core city combination “Guangzhou-Foshan-Macao” that centering o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it changed to centering on “Hong Kong-Guangzhou”，but the general pattern that all the markets tend towards Guangdong hadn’t changed. Under the forceful radiation of Guangdong commodity economy，the centre of city and town of Guangxi from Guilin moved to east，developed gradually to the centering on Wuzhou and Rongxu that lies east of Guangxi，and displayed the grade distributing system that the more tend towards east the more high.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Guangdong-Hongkong core city combination；all the markets tend towards Guangdong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人们对城市发育成长规律认识和把握的需求日益增强，打破地域分隔，从经济地理和长时段的经济成长历程，探究不同地域之间城市群成长的相互市场关联，以提供给今人关于城市个性规律方面的借鉴，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崭新视角和崭新课题。本人以晚清民国时期广东、香港、广西之间城镇网络的内在的等级分布和区域分工联系为个案，探讨珠江流域经济圈西向扇面城镇网络机制。
民族经济研究早在明清时代，广东的西邻省区广西，民间流传着“无东不成市”的民谚，意思是说：没有广东商人，广西就成不了买卖，形成不了市场。在明清时期，广东形成了“广州-佛山-澳门”核心城市组合，在此轴心支配作用之下，造成了广西城镇“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的形成。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到了民国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几位著名学者在对广西经济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后，惊异地发现：广西商业经济是受粤港支配的，广西是广东人的商业“殖民地”，并将其列为广西经济的特点之一。①稍晚，另一位经济地理学者张先辰先生也在40年代的研究中发现：“广西过去(指1938年湘桂铁路通车以前——笔者注)在商业上属于珠江系统，不啻粤港二地之附庸。与长江流域(自然含湘赣两省——笔者注)及中原之隔膜，无殊异国。故广西之商业以及重心，乃在于粤港接近之梧州一带。”②广西的整个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呈现出“无市不趋东”特点，广西的城市总中心，并不在广西的地理上的中心区域，而是在其东端城市梧州。进一步考察，将使我们发现，正是粤港这组在全国具有经济总中心城市地位的总中心城镇“广州-佛山-澳门”、“广州-香港”的最强大的市场组织力，分别规定着明清和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无市不趋东”的等级分布体系。
一、明清时期广东“广州-佛山-澳门”核心城市组合与广西城镇“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的形成
明代以前，广东一直没有形成市场性的城镇经济中心。广东当时商品产出稀有，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尚未发展起来。整个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仍然呈以中原地区北南走向辐射为轴线、以中原地区移民输入为主动力的传统的“北重南轻”格局(同这一时期广西一样)。这可从广东全省主要地区当时人口密度分布格局上得到印证。据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的刘佐泉著《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第63页引用的统计，北宋时期从太宗太平兴国到神宗元年的一百余年(976～1085年)，广东最靠近与中原连接孔道、接受移民最多的北部至东北部的几个州，人户增长幅度是最大的：梅州从1577户增到12390户，增长686%，南雄州从8363户增至20339户，增长143%，在当时，经济的繁荣与人口的密集是成正比的。而据黄慈博辑《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7年刻印本)追朔，广东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如番禺、顺德、南海、新会等地，还是一派“烟瘴地面，土广人稀”的荒景。这种情况下，自然商人队伍弱小，经济行业发育微弱，无法促成城镇经济的发育和它的网络总中心的形成。
明以前，广东早已出现城镇，但如同一时期的广西，基本上属于军政型城镇，尚未具有显著的市场性的组织功能。历史发展最久、规模发展最大的广州市，虽早已具有官统外贸的全国中心地位，但它并不是本地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而是在行政指令规定下，汇总各省和海外官统外贸物资集聚发展起来的，它与广东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尚未具备市场总中心的组织功能。其名声还远不如当时福建的泉州。广州所处的珠江三角洲，巨大的商品经济发展潜在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它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市场引力和对广西的商品经济辐射力，促使最靠近广东的广西东端城镇戎圩或梧州，形成广西最大的经济性城镇。正因如此，明代以前，广西东端的梧州，无论其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从秦汉至宋元，一直远逊于北部的桂林。
富庶的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中部，是广东最大的平原，面积11000平方公里，它主要由西江、北江、东江，还有绥江、潭江、增江、流溪河等带来的淤泥在海湾内堆积复合而成。它较之地处粤东的广东第二大平原潮汕平原的位置居中，面积大9.2倍。③至明清时期，广东经济重心迅速向沿海南移，珠江三角洲自然成为广东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巨区。宋代及宋代以前，广东经济发展重心在粤北地区④，随着经济重心从粤北向珠三角南移，广东的市场性城镇经济总中心终于在商品生产、商人队伍组成和行业发育最为集中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并以广州(附澳门)—佛山为二元市场中心。⑤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内贸经济的最佳地理点上，它“控羊城之上游”，可将内贸经济与广州的外贸经济联结互托，又“当西、北江之冲要”⑥，能最便当地将珠江三角洲商品运销全省各地，也能最便当地将各地商品吸纳市中。加之自明代起，佛山日益成为民间用量最大的商品之一——铁器用品的生产中心。因此，它从明初时仍然名不见经传，没什么经济地位的农业性村落⑦很快发展成为最能吸引和聚集三角洲商人因而规模最巨的市场聚落。据佛山史专家罗一星先生考证，嘉庆道光年间，佛山已成“周遭三十四里”，人口二三十万的繁华都会。佛山与京师、苏州、汉口并称明清“天下四聚”之一。⑧广州，则地处珠江三角洲外贸经济的最佳区位上。它内倚内贸巨镇佛山，外扼珠江出海口，历为省城和官府外贸巨埠，有很高程度的市场聚落基础。随着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迅速发展，它自然也最能吸引和聚集珠江三角洲商人，发展成为规模最大、以外贸为主兼有内贸功能的市场聚落即经济性城市。广州与佛山构成的首先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二元中心，它们所集散的商品主要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服务，构成它们的主体商帮，主要就是珠江三角洲商人。有人估计，嘉庆年间(1796～1820年)，省会(广州——笔者注)、佛山、石湾三镇的客商中，“顺德人居其三，新会人居其二，番禺及各县各府、外省之人居其二，南海人居其二”⑨。广州和佛山，实为珠江三角洲商人的大本营和派发珠商分往营造广东各城镇市场聚落点的总指挥部，从而也成为明清时期广东全省范围的城镇经济二元式总中心城市。依托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与佛山在本省内还造成了以自身为中心的全省城镇环绕式分层的等级分布体系。⑩
尤其特别论及的是广州南去约百公里、实为广州重要外贸外港的澳门，其在省、佛二元中心运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澳门半岛原称壕镜澳，为当时我国广东香山县地，位于珠江和西江三角洲的南端，原始面积为2.78平方公里，明中叶直至1840年6月，为我国国家主权仍充分行使之下，主要与广州进行贸易的葡萄牙等国商人在中国形成的居留地。由于它是中西方直接交流的港口，又依托着富庶的西江、珠江三角洲，明清时期曾为具有中外贸易中心地位的著名的国际性港市。以它为枢纽，形成了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菲律宾——墨西哥——秘鲁、澳门——大小巽他群岛等各条贸易航线。佛山、广州二元中心所集汇的货物，大宗是经过澳门出口的。史称澳门地方货港“均由省镇、佛山各处市镇转运到澳售卖”，[11]而运销海外的，大量从海外换回的白银，许多是从澳门吸入的。据不完全统计，在1637年以前，经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多万两，约相当于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中国官营银矿总产量的2.1倍，万历年间明政府国库岁入的3.8倍。来自日本的白银为数更多，在1636年一年中就达235万两，总数可能有1亿两左右。[12]据可靠推算，盛产白银的日本此时所生产的白银有近一半经过澳门输入了中国。此外，葡萄牙、印度也大量运来白银经澳门输入中国。[13]澳门的外贸繁荣又强劲地壮大着省—佛二元中心在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影响。广东省以上的区域经济格局，我们可称之为“无市不趋珠”(“珠”指珠江三角洲。下同——笔者注)。
广东的西江水系地域以及由西江延伸贯透的广西大部分地区，一并构成了粤港“无市不趋珠”环圈式城镇等级分布体系的西向扇面。由于广东尤其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在当时具有全国经济发展最高梯度的地位，广东省是商品经济辐射入桂的主要省区，以广州和佛山(简称省佛——笔者注)为中心的城镇网络，必然通过粤商拓展向广西全域推进，此情势之下，主赖粤商营造起来的广西城镇经济必然始终保持着对广州—佛山二元总城市中心的总向心力，始终以省—佛为终极轴心，并根据自身各个城镇点与省—佛距离的近与远，经济联系的强与弱，为省—佛服务功能的大与小，排布自身总体的等级分布体系——上列诸项越近、越强、越大，粤商聚居的梯度水平以及城镇的聚落功能水平就越高，等级就越高，反之亦然。而珠三角和省—佛等轴心对广西而言总是处于东向，这当然铸成了广西以东端城市为总中心，总体等级分布呈“无市不趋东”，越往东趋城镇级别越高的体系结构。笔者曾对明清时期广西此说有过专论：明清时期广西城镇经济体系等级分布具体就是如此，桂东端的梧州及附近戎圩镇为最大经济总中心城镇和圩市；然后由东而西，广西的城镇和圩市的等级规模不断递减而去。[14]
这样，明清时期，广西原先居北(以桂林为总中心)的城镇中心，在广东商品经济省—佛轴心的强劲辐射下，发生东移。广西城镇经济分布体系发生东倾，初步演变为以桂东端城镇梧州、戎圩为中心的“无市不趋东”结构。这就为晚清民国时期广东穗(广州)—港(香港)二元式总城市中心地位规定着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分布的“无市不趋东”结构的继续维系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局部微调而总局未变——晚清民国粤港地区广州—香港核心城市组合地位与广西城镇“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
1.二元总中心城市组合的变化：从广州—佛山到香港—广州
自鸦片战争以后，以香港的崛起为突出标志，广东的二元总中心城市的组合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在1842年被英国割占、被宣布为无税自由港以后，迅速崛起，在大约十数年间，一跃为广东乃至全国经济规模最大的贸易港市，加入了二元总中心城市的组合之中，并在这一新组合中成为位序高于广州的首位城市。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香港还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市，形成了以下多条相对固定的全球性的国际国内航线。国际航线西向有：(1)英国至香港线。由英国的利物浦南行入直布罗陀海峡，经地中海，至塞浦路斯岛，经塞德港入苏伊士运河(1869年3月11日通航，使欧洲船只不必绕过好望角)，经亚丁出红海，经印度洋至印度加尔各答，过马六甲海峡，抵新加坡，入南太平洋而至中国的香港，此为亚欧往来的主要航道。(2)法国至香港线：马赛—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越南西贡—中国香港。(3)德国至香港线：汉堡—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中国香港。(4)荷兰至香港线：鹿特丹—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中国香港。东向有：(1)香港至北美线：中国香港—上海—日本或美国檀香山—加拿大温哥华。(2)美国至香港线：旧金山—檀香山—中国香港。(3)日本至香港线：日本—上海—香港。其他方向的还有诸多航线：从香港至澳洲新金山、纽西兰；至菲律宾马尼拉；至越南西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至新加坡和印度加尔各答；至印度尼西亚和波罗洲。
国内沿海航线更是密布如织：香港至台湾，至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至汕头、厦门、福州等；至湛江、北海等。[15]由于香港较广州更为前突的港口位置和更为宽松的贸易自由度，“各国商船亦将香港视作中国领海的第一中心港，先将货物运至香港，然后再分别运往中国各埠(包括广州——笔者注)销售”[16]。这势必分夺原属广州的最大宗的货流，广州虽然仍保持着对全省的市场控驭的总经济中心地位，但在双元组合中，已降为第二位。据记述，1872年时，广州销往全省的洋货主要是由有“广东省的保险仓库”之称的香港供应。[17]而广州汇集起来的全省出口土货，也多由香港中转。如1914～1918年的四年间，广州与港澳(主要是香港)之间的航行进出旅客，共6848250人次，占广州同期与外地各口岸之间航行进出旅客共7175889人次的95%，这也可理解为广州与外地客商往来中与香港最为大量、频繁，占绝大多数比重。[18]因此，香港显然形成了对广州的控驭，构成了双元总中心组合中的第一轴心。至1894年时，香港在广东口岸城市群中的首位度已大得惊人。据统计，香港该年仅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为13321.79万海关两。[19]而该年广州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951.96万海关两[20]，仅为香港对国内贸易额的22%。即使当时广东的6个口岸(广州、汕头、九龙、拱北、琼州、北海)相合，当年的进出口总值也不过8731.17万海关两，仅占香港一埠对内地贸易一项总值的66%。[21]
佛山已退出了二元总中心位置，它原先的第二轴心地位，则由被香港取代首位轴心地位的广州来顶替。港—穗二元中心运行机制类似于明清时期的省—佛二元中心，即联体运行，内外贸易分工——广州主要担当起以往佛山内贸中心城市的任务，而香港则专门承担着以往广州的外贸中心城市的职能。诚如陈明铨先生在比较近代穗港情形以后指出的：“如果说那时的香港是近代中国华南产品的‘外贸部’，那末广州就起着这些出口产品‘采购收集’作用和进出口产品的‘分配传播作用’。”[22]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与上述局变相应，一直作为广州外贸外港的葡萄牙占据的澳门也随广州地位的下降和香港的崛起，失去了重要国际商埠和外商在华主要居地的地位，经济一落千丈，商业多向香港转移。[23]这也是近代广东二元中心城市组合变异的一个侧面的表现。
2.“无市不趋珠”：总格局未变
近代中心城市组合的变化，却始终没有改变广东城镇经济总体上的“无市不趋珠”等级分布结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心城市的基本的区域经济性质未变。广东城镇二元中心城市位置的向外移动，是以环球开放为特征的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大工业经济向中国及广东推移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与中国广东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区的充分发达的封建小商品经济外拓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一致的。实际上，明清时期，无论历届王朝政府如何闭关自守，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已经初步呈现出了这种向外开放和拓展的客观态势，广东经济重心的南移，整个珠江三角洲经济举世瞩目的发展，广州的突出繁荣，澳门的兴旺，粤籍侨商的四拓辐射都是明证。中国固有的客观的市场趋向性也会使地处珠江出海口而港泊条件优良的香港必然或迟或早地形成广东大港市。只不过这种客观存在的趋向性未能及时被清朝政府所认识，而是被已先期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拥有更高的经济技术梯度，而又有着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不断向全球扩张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发现并首先加以利用。[24]因此，虽然香港是由于英国的锐意营造辟为良港的，但是，香港从建港到发展，始终又是遵循着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广东经济发展的区域规律运作的。它是世界工业经济推移发展的产物，但从根本上看，它首先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依托着珠江三角洲经济突出发展而形成的广东乃至华南崭新的城市总中心，是依托着广东经济的突出发展而形成的崭新的中国外贸城市总中心，又是依托着地大物博的中国全国经济新发展而形成的远东国际贸易最大中心港市。[25]尽管当时的香港社会性质是殖民地性质的，广州也呈半殖民地社会属性，但是，其基本的区域经济性质即与国内经济同一整体的基本属性却没有改变。对于广东而言，香港—广州毫无疑义是一组足以构成全广东城镇等级分布“无市不趋珠”结构的强有力的辐射轴心。
(2)二元中心的地理位置总体未变，仍在珠江三角洲的核心范围。广州自不必论。新兴的香港，包括香港岛本身、地处大陆南尖的九龙半岛、新界也都地处珠江出海口，实为珠江水系的最终端地带，相距广州，不过100多公里。作为双元中心组合的第一轴心位置，从广州向香港南向100多公里的转移，这对于拥有22万平方公里的广东全省是微不足道的，居于珠三角核心区的地理位置没有改变。另外，尤须指出的，地处西、北江要冲，位于珠三角内贸最佳区位并一直保持手工业巨市地位的佛山，虽然在近代退出了二元中心城市行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全省性内贸中心城市功能完全丧失。实际上整个近代，广东许多县区货物仍赖佛山集散，它也仍是广东全省最大的冶铁、制陶中心，如光绪年间外国工业品冲击下的佛山手工业虽已衰落，但仍有178个行业[28]，产品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加之佛山相距广州仅三四十公里[29]，它始终协助广州发挥着全省性中心城市的作用。
(3)全省城镇等级分布体系的“无市不趋珠”结构未变。近代崛起的香港，大量吸引前往经营谋生的首先和最多的是广东经济核心区的珠江三角洲的商人。据估计，1908年时，“粤商营业于香港者不下二十万人”[30]。而当时相近年份的香港总人口，1901年为30万。[31]据英国人戴维·莱思布里奇研究，在香港，“广州市附近来的”“广东人今天居最多数”，“其次为四邑人(来自广东省西江下游)，再其次就是潮州人”[32]。广州附近及四邑实均为珠江三角洲地带。从香港方言系广府语状况看，云集香港构成港商的绝大多数的粤商中，也肯定多为珠商。这样，位于珠江三角洲城镇经济发展最佳区位上的香港也与广州一样，实际上是珠商经营活动的大本营。这里聚集着整个珠商集团中最为核心和基干的力量。所以，当省港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整个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实际上成广东省城镇经济总中心时，在广东范围内所造成的整个城镇经济网络必然是一个“无市不趋珠”的等级分布结构。首先，广东大部分地区的城镇经济发育，都是珠商分往营造的结果。北部如邻近湖南的连县，民国时县城由于商人多广州府来而流行广府语[33]；西部如乾隆时怀集县，商人“多新会、顺德、南海人”，近代此局也延续着[34]；又如民国时罗定县，“今市商场多广州人。各操乡音……日久相化成为方言”[35]；南面如阳江县，乾隆时经商者“多南海、新会人”，晚清以来也未改变[36]；沿海西向时属广东的钦州、廉州、北海、合浦各城中，如前所论，商人也“以广府人尤占多数”[37]。又如广州湾(即今湛江市)商帮分为广州帮和潮州帮[38]，而据笔者实地考察，两帮中又以广州帮为主力商帮。[39]其次，由于广东大部分地区城镇经济网络由珠商缔造而成，各个中结点都以珠江三角洲城镇总中心即珠商大本营广州、香港为回归轴心。如粤东的广东第二大平原——潮汕平原地带，即韩江三角洲平原，由于韩江、榕江、练江以及其他大小60多条支河均集韩江独流入海，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系统有自身一定的独立性。1933年的汕头，拥有19万人口，3000家商店，口岸的发展、经济规模水平在全国也曾排至第七位[40]，在广东范围通常被视为仅次于广州的华南第二大商港(未包括香港在内)[41]，同时也是广东省内最大的侨乡。然而，该区无论城内经济运转还是对东南亚的外拓、辐射都始终紧紧以香港为经济中心。工业品货源方面，汕头仰求香港，如当时外国人记述，汕头“接近香港这样的自由港，对外国商品的所有需求很容易从那里得到供应”[42]。对外贸易输出方面，始终主要以港澳和由港澳中转的东南亚为主要市场。据汕头海关历年统计，1909～1931年，汕头港的对外贸易额中，由与侨商、港商有密切关系的四个公所组织输往东南亚及港澳的数额通常占总额90%以上，至低也在83%以上。[43]这也造成潮汕商帮构成香港华商中仅次于珠商的第二大商帮的局面。潮汕如此，其他经济成长独立性远逊而又同处珠江水系的县区，自然更惟以香港、广州为归依中心。在近代，广东西江、东江、北江沿河县区的城镇均直接或通过佛山转接，以广州为经济中心，如四会县的香粉，在光绪年间是载往“佛山香粉行发卖”广州的。[44]又如陈济棠主粤时期，广东修建的纵贯东西南北贯通全省重要集镇的17条公路干线326条支线，均以广州为中心。[45]广东沿海城镇则主要直接以香港为经济中心，而广州直接统驭的广东全省内陆城镇又最终以香港为总经济中心。这两张网络相互叠加，就组成了一个以香港、广州为圆心，包括广东全部等级分布环绕层次分明的近似圆市场网络结构。在这里，“无市不趋珠”结构已接近于经济地理学理论上标准的圆形(或正六边形)市场结构。[46]从利流关系看，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城镇经济网络也是“无利不趋珠”的，即利润最大宗还是流往珠江三角洲地区，并最终汇往省佛和省港的。所以，无论明清还是晚清民国，广东最富的商人多在广州、佛山和香港。清前期有人记载：“南海大镇为省城、佛山、石湾”，“南海繁富不尽在民，而在省会、佛山、石湾三镇。”[47]广州“十三行”怡和洋行洋商伍秉鉴，拥有资产达2600万元以上。同文行洋商潘正炜总财产也达1亿法郎。[48]这不仅是广东首富，而且堪称全国首富，在当时世界上也不多见。近代香港实例材料笔者尚未掌握，但可推知，香港所集中的巨商当比省—佛更多更大。这些都说明广东城镇经济网络始终是围绕着省港二元中心也即珠商的大本营创造利润的。
3.粤港城镇总中心在珠三角范围的新组合与粤商对广西“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的进一步铸造
既然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变异以后的穗港总中心仍在珠三角区内，“无市不趋珠”布局并未根本改变，这当然规定了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的铸造仍然如同明清，是呈“无市不趋东”特征的，所变异的只是趋东终极所在不是省佛而是穗港而已。
首先，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全省性的“无珠(商)不成市”，规定了广西“无东不成市”实际上也是“无珠不成市”的，前文已论及的广西粤商主要帮系是珠江三角洲商人，广西城镇经济又主要是粤商中的珠商营造的，典型如梧州，珠商人数占梧州粤商人数的74%[49]，从这个意义上，广西“无东不成市”主要内涵是“无珠(商)不成市”。
既然“无珠(商)不成市”造成了粤港城镇经济等级分布网络的“无市不趋珠”并进而以穗港为中心，那么，作为这一环状结构延入广西的西向扇面，广西的“无珠不成市”也必然造成了广西城镇经济等级分布结构的“无市不趋珠”并以穗港为总中心。一方面，入桂珠商运入广西的大部分广东商品都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所生产或流经并由省佛或穗港集散、批发而来的。如经珠商运销大量入桂的“洋货”商品，主要是由“洋货在华南的总中转港口”香港和广州承接批发而来。1932年，由香港直接输入广西的工业品就占当年广西进口货值的35.45%。[50]广东其他城市与广西的进出口贸易数量和比例都很少。另一方面，珠商运出的广西农林土副特产商品也主要是销往珠江三角洲地区或经省佛省港转销国际市场的，而不是广东其他地方。如晚清民国时期左右两江沿岸地区的牛皮、八角、茴油、云耳、木耳、蛤蚧等商品都是远销广州转香港出口的。[51]珠商入桂的营销活动既以珠江三角洲中心城镇广州和香港为业务起点，又以它们为桂省回归的终点。这往返之间所编织起来的广西城镇经济网络，必然最终是直接趋往珠江三角洲地区，并最终以广州、香港为总经济中心的。而在广西境内，晚清民国的梧州距离省港最近，又上扼广西各支水路的总汇，下接广东最大的运输动脉西江，最能够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分销商品和组织货源。所以，梧州构成了省港总中心在广西的第一级分中心。也正因如此，它在广西范围内聚集珠商的规模最大，广东城镇经济行业延入的程度最高，从而成为广西最大的经济中心城镇。由此往西，城镇的等级和规模则不断呈梯度递减，这就组成了城镇经济等级分布在广西域内的“无市不趋东”体系。
从利流关系看，广东的“无利不趋珠”、富豪尽聚省佛港澳的机制，也造成了广西城镇经济网络大利东流的总格局。从广西到粤港的城镇经济网络，实际上是一条单元同一的利润主要汇往珠江三角洲省佛和省港的“生意链”。广西境内各地城镇以珠商为主的粤商，实际上都处在这根“生意链”的不同部位上数量不等地分取利润。决定这种不同部位取利数量不同的，是各地城镇粤商能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省佛香港总中心珠商实现利润的多与少。在广西范围内，梧州最靠近省佛香港，汇集着入桂珠江三角洲商品和入粤广西商品最主要的部分。这些地方的粤商，当然能最多最直接地为广州和香港的珠商实现大头利润，他们从“生意链”中分取的利润当然最大，因而富裕程度最高。而戎梧以西，随着与省佛、省港地理距离的延长，粤货销售规模和入粤桂货聚集规模相应递减，直接为广州、佛山、香港实现大头利润的数量随之递减，因而这些地方的粤商分取利润的数量也自然相应递减。所以，越往西部，入桂粤商富裕程度就越低。例如，同是经营鸦片起家，桂东端城市的梧州珠商梁颂塘可富达300万银元，而桂西凌乐县城专营烟土的当地大户——粤商石如记仅发展到光洋3000元，折银币仅1851元。[52]同理，入桂粤商不管如何致利，他们的取利份额又都不可能高于省佛尤其广州和香港的珠商。如清末梧州粤商梁颂塘拥资300万银元，是为广西首富。但若与清代广东的首富、广州怡和洋行洋商伍家的2100万银元拥资数额相比，则又相差了1800万银元。这种情况，1933年时吴半农等先生也从贸易不利的角度谈到过：“广西内地各都市无不对梧州为入超，而梧州对港粤又为入超。”[53]
而以上情形，同时也造成了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区域经济发展一系列特殊的局面，如区域经济发展的东南部率先，市场价格的东部操纵，货币流通的粤币主币等等，从而铸成了广西区域经济发展诸多一直延贯至今的重要特点。
总之，正是广州—香港二元中心地位，规定着入桂粤商根据自身与广西各部位城镇地理距离的近与远、市场经济关系的强与弱，安排粤港经济技术辐射能量输往的多与少，从而铸就了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的“无市不趋东”结构以及梧州在广西城镇体系中的有“广西的上海”之誉的总中心地位。
注释：
①千家驹：《广西省经济概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②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M]，桂林：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
③《广东风物志》[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
④黄滨：《历史上珠江流域人口移动的主流变迁初探》[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1995(7)。
⑤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J]，《广东社会科学》，1987(4)。
⑥《重修佛山堡八图祖祠碑记》。
⑦罗一星：《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J]，《广东社会科学》，1985(6)。
⑧刘献廷：《广阳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⑨(清)龙廷槐：《敬学轩文集》，清嘉庆年间撰本。
⑩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J]，《广东社会科学》，1987(4)；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圩市的发展》[M]，《广东社会科学》，1984(2)。该文指出：珠三角的圩市分布网络，大致以广州、佛山为中心，从密到疏地分布其周围。笔者据此思路进一步考察，明清时期整个广东的城镇、圩市的格局也是如此，都以广州、佛山为二元中心。
[11]梁廷辅：《粤海关志》卷二十九[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
[12]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白银的输入》[M]，于宗宪：《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第155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该文引日本学者提供的资料)。
[13]费成康：《澳门四百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51～52页。
[14]黄滨：《明清时期广西“无东不成市”布局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3(5)。
[15]陈谦：《香港旧事闻见杂录》[M]，《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23]程浩：《广州港史·近代部分》[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62页；308页。
[17]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761～762页。
[18]《民国七年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下卷，1919年版，第1224页有关统计表。
[19]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M]，第15表，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21]《历年海关报告》[M]，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22]陈明铨：《近代香港与广州的比较》[J]，《学术研究》1988(3)。
[24]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M]，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33页。
[25]参阅匡世平、张中华主编：《港台澳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28]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29]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M]，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1957年。
[30]《半星期报》，(广州)光绪戊申(1908年)第7期。
[31][32](英)戴维·莱思布里奇：《香港的营业环境》[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社，198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33]民国《连县志》，1985年。
[34]乾隆《怀集县志》。
[35]民国24年《罗定县志·地理·风俗》。
[36]乾隆《阳江县志》卷8。
[37]光绪年《北海杂录》商务。
[38]湛江市工商联：《广州湾商业琐谈》[M]，《广东文史资料》第56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39]1991年笔者在湛江访得。
[40]饶宗颐：《潮汕志·实业、商业篇》。
[41]洪松森：《潮汕近代工商业述略》[M]，《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42]谢雪影：《汕头指南》[M]，民国36年(1947)。
[43]王绵长：《近代华侨对汕头经济和海运贸易的贡献》[J]，《汕头侨史》，1986(1)。
[44]光绪《四会县志》编一《物产》。
[45]何苏照：《陈济棠时期的广东经济》[J]，《开放》，1985(1)。
[46]曹廷藩：《经济地理学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
[47]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2《初与邱滋畲书》。
[48]梁嘉彬：《广东十三行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49]梧州市档案馆藏：民国三十至三十八年《苍梧县西药、经纪、采运、食糖同业公会会员注册登记表》[Z]，全宗号125，目录号9，宗卷号6。
[50]潘载生：《广西进出口贸易》，《广西经济》第2号，民国23年8月。
[51]概据笔者综合的左右江沿岸各县志、回忆资料。
[52]《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Z]，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40页。
[53]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广西省经济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责任编辑：袁丽红〕
【关键词】明清民国；粤港；核心城市组合
【作 者】黄滨，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57-008
The change of Guangdong-Hongkong core city combin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ll the markets tend towards Guangdong of Guangxi’s city and town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rt Ⅵ of study on the radiation upon Guangxi’s economy from commercial economy of Guangdong and Hongkong Huang Bin
Abstract：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Guangdong had formed the core city combination “Guangzhou-Foshan-Macao” that centering o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it changed to centering on “Hong Kong-Guangzhou”，but the general pattern that all the markets tend towards Guangdong hadn’t changed. Under the forceful radiation of Guangdong commodity economy，the centre of city and town of Guangxi from Guilin moved to east，developed gradually to the centering on Wuzhou and Rongxu that lies east of Guangxi，and displayed the grade distributing system that the more tend towards east the more high.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Guangdong-Hongkong core city combination；all the markets tend towards Guangdong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人们对城市发育成长规律认识和把握的需求日益增强，打破地域分隔，从经济地理和长时段的经济成长历程，探究不同地域之间城市群成长的相互市场关联，以提供给今人关于城市个性规律方面的借鉴，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崭新视角和崭新课题。本人以晚清民国时期广东、香港、广西之间城镇网络的内在的等级分布和区域分工联系为个案，探讨珠江流域经济圈西向扇面城镇网络机制。
民族经济研究早在明清时代，广东的西邻省区广西，民间流传着“无东不成市”的民谚，意思是说：没有广东商人，广西就成不了买卖，形成不了市场。在明清时期，广东形成了“广州-佛山-澳门”核心城市组合，在此轴心支配作用之下，造成了广西城镇“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的形成。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到了民国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几位著名学者在对广西经济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后，惊异地发现：广西商业经济是受粤港支配的，广西是广东人的商业“殖民地”，并将其列为广西经济的特点之一。①稍晚，另一位经济地理学者张先辰先生也在40年代的研究中发现：“广西过去(指1938年湘桂铁路通车以前——笔者注)在商业上属于珠江系统，不啻粤港二地之附庸。与长江流域(自然含湘赣两省——笔者注)及中原之隔膜，无殊异国。故广西之商业以及重心，乃在于粤港接近之梧州一带。”②广西的整个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呈现出“无市不趋东”特点，广西的城市总中心，并不在广西的地理上的中心区域，而是在其东端城市梧州。进一步考察，将使我们发现，正是粤港这组在全国具有经济总中心城市地位的总中心城镇“广州-佛山-澳门”、“广州-香港”的最强大的市场组织力，分别规定着明清和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无市不趋东”的等级分布体系。
一、明清时期广东“广州-佛山-澳门”核心城市组合与广西城镇“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的形成
明代以前，广东一直没有形成市场性的城镇经济中心。广东当时商品产出稀有，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尚未发展起来。整个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仍然呈以中原地区北南走向辐射为轴线、以中原地区移民输入为主动力的传统的“北重南轻”格局(同这一时期广西一样)。这可从广东全省主要地区当时人口密度分布格局上得到印证。据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的刘佐泉著《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第63页引用的统计，北宋时期从太宗太平兴国到神宗元年的一百余年(976～1085年)，广东最靠近与中原连接孔道、接受移民最多的北部至东北部的几个州，人户增长幅度是最大的：梅州从1577户增到12390户，增长686%，南雄州从8363户增至20339户，增长143%，在当时，经济的繁荣与人口的密集是成正比的。而据黄慈博辑《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7年刻印本)追朔，广东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如番禺、顺德、南海、新会等地，还是一派“烟瘴地面，土广人稀”的荒景。这种情况下，自然商人队伍弱小，经济行业发育微弱，无法促成城镇经济的发育和它的网络总中心的形成。
明以前，广东早已出现城镇，但如同一时期的广西，基本上属于军政型城镇，尚未具有显著的市场性的组织功能。历史发展最久、规模发展最大的广州市，虽早已具有官统外贸的全国中心地位，但它并不是本地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而是在行政指令规定下，汇总各省和海外官统外贸物资集聚发展起来的，它与广东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尚未具备市场总中心的组织功能。其名声还远不如当时福建的泉州。广州所处的珠江三角洲，巨大的商品经济发展潜在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它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市场引力和对广西的商品经济辐射力，促使最靠近广东的广西东端城镇戎圩或梧州，形成广西最大的经济性城镇。正因如此，明代以前，广西东端的梧州，无论其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从秦汉至宋元，一直远逊于北部的桂林。
富庶的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中部，是广东最大的平原，面积11000平方公里，它主要由西江、北江、东江，还有绥江、潭江、增江、流溪河等带来的淤泥在海湾内堆积复合而成。它较之地处粤东的广东第二大平原潮汕平原的位置居中，面积大9.2倍。③至明清时期，广东经济重心迅速向沿海南移，珠江三角洲自然成为广东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巨区。宋代及宋代以前，广东经济发展重心在粤北地区④，随着经济重心从粤北向珠三角南移，广东的市场性城镇经济总中心终于在商品生产、商人队伍组成和行业发育最为集中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并以广州(附澳门)—佛山为二元市场中心。⑤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内贸经济的最佳地理点上，它“控羊城之上游”，可将内贸经济与广州的外贸经济联结互托，又“当西、北江之冲要”⑥，能最便当地将珠江三角洲商品运销全省各地，也能最便当地将各地商品吸纳市中。加之自明代起，佛山日益成为民间用量最大的商品之一——铁器用品的生产中心。因此，它从明初时仍然名不见经传，没什么经济地位的农业性村落⑦很快发展成为最能吸引和聚集三角洲商人因而规模最巨的市场聚落。据佛山史专家罗一星先生考证，嘉庆道光年间，佛山已成“周遭三十四里”，人口二三十万的繁华都会。佛山与京师、苏州、汉口并称明清“天下四聚”之一。⑧广州，则地处珠江三角洲外贸经济的最佳区位上。它内倚内贸巨镇佛山，外扼珠江出海口，历为省城和官府外贸巨埠，有很高程度的市场聚落基础。随着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迅速发展，它自然也最能吸引和聚集珠江三角洲商人，发展成为规模最大、以外贸为主兼有内贸功能的市场聚落即经济性城市。广州与佛山构成的首先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二元中心，它们所集散的商品主要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服务，构成它们的主体商帮，主要就是珠江三角洲商人。有人估计，嘉庆年间(1796～1820年)，省会(广州——笔者注)、佛山、石湾三镇的客商中，“顺德人居其三，新会人居其二，番禺及各县各府、外省之人居其二，南海人居其二”⑨。广州和佛山，实为珠江三角洲商人的大本营和派发珠商分往营造广东各城镇市场聚落点的总指挥部，从而也成为明清时期广东全省范围的城镇经济二元式总中心城市。依托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与佛山在本省内还造成了以自身为中心的全省城镇环绕式分层的等级分布体系。⑩
尤其特别论及的是广州南去约百公里、实为广州重要外贸外港的澳门，其在省、佛二元中心运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澳门半岛原称壕镜澳，为当时我国广东香山县地，位于珠江和西江三角洲的南端，原始面积为2.78平方公里，明中叶直至1840年6月，为我国国家主权仍充分行使之下，主要与广州进行贸易的葡萄牙等国商人在中国形成的居留地。由于它是中西方直接交流的港口，又依托着富庶的西江、珠江三角洲，明清时期曾为具有中外贸易中心地位的著名的国际性港市。以它为枢纽，形成了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菲律宾——墨西哥——秘鲁、澳门——大小巽他群岛等各条贸易航线。佛山、广州二元中心所集汇的货物，大宗是经过澳门出口的。史称澳门地方货港“均由省镇、佛山各处市镇转运到澳售卖”，[11]而运销海外的，大量从海外换回的白银，许多是从澳门吸入的。据不完全统计，在1637年以前，经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多万两，约相当于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中国官营银矿总产量的2.1倍，万历年间明政府国库岁入的3.8倍。来自日本的白银为数更多，在1636年一年中就达235万两，总数可能有1亿两左右。[12]据可靠推算，盛产白银的日本此时所生产的白银有近一半经过澳门输入了中国。此外，葡萄牙、印度也大量运来白银经澳门输入中国。[13]澳门的外贸繁荣又强劲地壮大着省—佛二元中心在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影响。广东省以上的区域经济格局，我们可称之为“无市不趋珠”(“珠”指珠江三角洲。下同——笔者注)。
广东的西江水系地域以及由西江延伸贯透的广西大部分地区，一并构成了粤港“无市不趋珠”环圈式城镇等级分布体系的西向扇面。由于广东尤其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在当时具有全国经济发展最高梯度的地位，广东省是商品经济辐射入桂的主要省区，以广州和佛山(简称省佛——笔者注)为中心的城镇网络，必然通过粤商拓展向广西全域推进，此情势之下，主赖粤商营造起来的广西城镇经济必然始终保持着对广州—佛山二元总城市中心的总向心力，始终以省—佛为终极轴心，并根据自身各个城镇点与省—佛距离的近与远，经济联系的强与弱，为省—佛服务功能的大与小，排布自身总体的等级分布体系——上列诸项越近、越强、越大，粤商聚居的梯度水平以及城镇的聚落功能水平就越高，等级就越高，反之亦然。而珠三角和省—佛等轴心对广西而言总是处于东向，这当然铸成了广西以东端城市为总中心，总体等级分布呈“无市不趋东”，越往东趋城镇级别越高的体系结构。笔者曾对明清时期广西此说有过专论：明清时期广西城镇经济体系等级分布具体就是如此，桂东端的梧州及附近戎圩镇为最大经济总中心城镇和圩市；然后由东而西，广西的城镇和圩市的等级规模不断递减而去。[14]
这样，明清时期，广西原先居北(以桂林为总中心)的城镇中心，在广东商品经济省—佛轴心的强劲辐射下，发生东移。广西城镇经济分布体系发生东倾，初步演变为以桂东端城镇梧州、戎圩为中心的“无市不趋东”结构。这就为晚清民国时期广东穗(广州)—港(香港)二元式总城市中心地位规定着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分布的“无市不趋东”结构的继续维系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局部微调而总局未变——晚清民国粤港地区广州—香港核心城市组合地位与广西城镇“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
1.二元总中心城市组合的变化：从广州—佛山到香港—广州
自鸦片战争以后，以香港的崛起为突出标志，广东的二元总中心城市的组合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在1842年被英国割占、被宣布为无税自由港以后，迅速崛起，在大约十数年间，一跃为广东乃至全国经济规模最大的贸易港市，加入了二元总中心城市的组合之中，并在这一新组合中成为位序高于广州的首位城市。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香港还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市，形成了以下多条相对固定的全球性的国际国内航线。国际航线西向有：(1)英国至香港线。由英国的利物浦南行入直布罗陀海峡，经地中海，至塞浦路斯岛，经塞德港入苏伊士运河(1869年3月11日通航，使欧洲船只不必绕过好望角)，经亚丁出红海，经印度洋至印度加尔各答，过马六甲海峡，抵新加坡，入南太平洋而至中国的香港，此为亚欧往来的主要航道。(2)法国至香港线：马赛—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越南西贡—中国香港。(3)德国至香港线：汉堡—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中国香港。(4)荷兰至香港线：鹿特丹—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中国香港。东向有：(1)香港至北美线：中国香港—上海—日本或美国檀香山—加拿大温哥华。(2)美国至香港线：旧金山—檀香山—中国香港。(3)日本至香港线：日本—上海—香港。其他方向的还有诸多航线：从香港至澳洲新金山、纽西兰；至菲律宾马尼拉；至越南西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至新加坡和印度加尔各答；至印度尼西亚和波罗洲。
国内沿海航线更是密布如织：香港至台湾，至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至汕头、厦门、福州等；至湛江、北海等。[15]由于香港较广州更为前突的港口位置和更为宽松的贸易自由度，“各国商船亦将香港视作中国领海的第一中心港，先将货物运至香港，然后再分别运往中国各埠(包括广州——笔者注)销售”[16]。这势必分夺原属广州的最大宗的货流，广州虽然仍保持着对全省的市场控驭的总经济中心地位，但在双元组合中，已降为第二位。据记述，1872年时，广州销往全省的洋货主要是由有“广东省的保险仓库”之称的香港供应。[17]而广州汇集起来的全省出口土货，也多由香港中转。如1914～1918年的四年间，广州与港澳(主要是香港)之间的航行进出旅客，共6848250人次，占广州同期与外地各口岸之间航行进出旅客共7175889人次的95%，这也可理解为广州与外地客商往来中与香港最为大量、频繁，占绝大多数比重。[18]因此，香港显然形成了对广州的控驭，构成了双元总中心组合中的第一轴心。至1894年时，香港在广东口岸城市群中的首位度已大得惊人。据统计，香港该年仅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为13321.79万海关两。[19]而该年广州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951.96万海关两[20]，仅为香港对国内贸易额的22%。即使当时广东的6个口岸(广州、汕头、九龙、拱北、琼州、北海)相合，当年的进出口总值也不过8731.17万海关两，仅占香港一埠对内地贸易一项总值的66%。[21]
佛山已退出了二元总中心位置，它原先的第二轴心地位，则由被香港取代首位轴心地位的广州来顶替。港—穗二元中心运行机制类似于明清时期的省—佛二元中心，即联体运行，内外贸易分工——广州主要担当起以往佛山内贸中心城市的任务，而香港则专门承担着以往广州的外贸中心城市的职能。诚如陈明铨先生在比较近代穗港情形以后指出的：“如果说那时的香港是近代中国华南产品的‘外贸部’，那末广州就起着这些出口产品‘采购收集’作用和进出口产品的‘分配传播作用’。”[22]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与上述局变相应，一直作为广州外贸外港的葡萄牙占据的澳门也随广州地位的下降和香港的崛起，失去了重要国际商埠和外商在华主要居地的地位，经济一落千丈，商业多向香港转移。[23]这也是近代广东二元中心城市组合变异的一个侧面的表现。
2.“无市不趋珠”：总格局未变
近代中心城市组合的变化，却始终没有改变广东城镇经济总体上的“无市不趋珠”等级分布结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心城市的基本的区域经济性质未变。广东城镇二元中心城市位置的向外移动，是以环球开放为特征的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大工业经济向中国及广东推移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与中国广东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区的充分发达的封建小商品经济外拓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一致的。实际上，明清时期，无论历届王朝政府如何闭关自守，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已经初步呈现出了这种向外开放和拓展的客观态势，广东经济重心的南移，整个珠江三角洲经济举世瞩目的发展，广州的突出繁荣，澳门的兴旺，粤籍侨商的四拓辐射都是明证。中国固有的客观的市场趋向性也会使地处珠江出海口而港泊条件优良的香港必然或迟或早地形成广东大港市。只不过这种客观存在的趋向性未能及时被清朝政府所认识，而是被已先期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拥有更高的经济技术梯度，而又有着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不断向全球扩张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发现并首先加以利用。[24]因此，虽然香港是由于英国的锐意营造辟为良港的，但是，香港从建港到发展，始终又是遵循着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广东经济发展的区域规律运作的。它是世界工业经济推移发展的产物，但从根本上看，它首先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依托着珠江三角洲经济突出发展而形成的广东乃至华南崭新的城市总中心，是依托着广东经济的突出发展而形成的崭新的中国外贸城市总中心，又是依托着地大物博的中国全国经济新发展而形成的远东国际贸易最大中心港市。[25]尽管当时的香港社会性质是殖民地性质的，广州也呈半殖民地社会属性，但是，其基本的区域经济性质即与国内经济同一整体的基本属性却没有改变。对于广东而言，香港—广州毫无疑义是一组足以构成全广东城镇等级分布“无市不趋珠”结构的强有力的辐射轴心。
(2)二元中心的地理位置总体未变，仍在珠江三角洲的核心范围。广州自不必论。新兴的香港，包括香港岛本身、地处大陆南尖的九龙半岛、新界也都地处珠江出海口，实为珠江水系的最终端地带，相距广州，不过100多公里。作为双元中心组合的第一轴心位置，从广州向香港南向100多公里的转移，这对于拥有22万平方公里的广东全省是微不足道的，居于珠三角核心区的地理位置没有改变。另外，尤须指出的，地处西、北江要冲，位于珠三角内贸最佳区位并一直保持手工业巨市地位的佛山，虽然在近代退出了二元中心城市行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全省性内贸中心城市功能完全丧失。实际上整个近代，广东许多县区货物仍赖佛山集散，它也仍是广东全省最大的冶铁、制陶中心，如光绪年间外国工业品冲击下的佛山手工业虽已衰落，但仍有178个行业[28]，产品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加之佛山相距广州仅三四十公里[29]，它始终协助广州发挥着全省性中心城市的作用。
(3)全省城镇等级分布体系的“无市不趋珠”结构未变。近代崛起的香港，大量吸引前往经营谋生的首先和最多的是广东经济核心区的珠江三角洲的商人。据估计，1908年时，“粤商营业于香港者不下二十万人”[30]。而当时相近年份的香港总人口，1901年为30万。[31]据英国人戴维·莱思布里奇研究，在香港，“广州市附近来的”“广东人今天居最多数”，“其次为四邑人(来自广东省西江下游)，再其次就是潮州人”[32]。广州附近及四邑实均为珠江三角洲地带。从香港方言系广府语状况看，云集香港构成港商的绝大多数的粤商中，也肯定多为珠商。这样，位于珠江三角洲城镇经济发展最佳区位上的香港也与广州一样，实际上是珠商经营活动的大本营。这里聚集着整个珠商集团中最为核心和基干的力量。所以，当省港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整个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实际上成广东省城镇经济总中心时，在广东范围内所造成的整个城镇经济网络必然是一个“无市不趋珠”的等级分布结构。首先，广东大部分地区的城镇经济发育，都是珠商分往营造的结果。北部如邻近湖南的连县，民国时县城由于商人多广州府来而流行广府语[33]；西部如乾隆时怀集县，商人“多新会、顺德、南海人”，近代此局也延续着[34]；又如民国时罗定县，“今市商场多广州人。各操乡音……日久相化成为方言”[35]；南面如阳江县，乾隆时经商者“多南海、新会人”，晚清以来也未改变[36]；沿海西向时属广东的钦州、廉州、北海、合浦各城中，如前所论，商人也“以广府人尤占多数”[37]。又如广州湾(即今湛江市)商帮分为广州帮和潮州帮[38]，而据笔者实地考察，两帮中又以广州帮为主力商帮。[39]其次，由于广东大部分地区城镇经济网络由珠商缔造而成，各个中结点都以珠江三角洲城镇总中心即珠商大本营广州、香港为回归轴心。如粤东的广东第二大平原——潮汕平原地带，即韩江三角洲平原，由于韩江、榕江、练江以及其他大小60多条支河均集韩江独流入海，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系统有自身一定的独立性。1933年的汕头，拥有19万人口，3000家商店，口岸的发展、经济规模水平在全国也曾排至第七位[40]，在广东范围通常被视为仅次于广州的华南第二大商港(未包括香港在内)[41]，同时也是广东省内最大的侨乡。然而，该区无论城内经济运转还是对东南亚的外拓、辐射都始终紧紧以香港为经济中心。工业品货源方面，汕头仰求香港，如当时外国人记述，汕头“接近香港这样的自由港，对外国商品的所有需求很容易从那里得到供应”[42]。对外贸易输出方面，始终主要以港澳和由港澳中转的东南亚为主要市场。据汕头海关历年统计，1909～1931年，汕头港的对外贸易额中，由与侨商、港商有密切关系的四个公所组织输往东南亚及港澳的数额通常占总额90%以上，至低也在83%以上。[43]这也造成潮汕商帮构成香港华商中仅次于珠商的第二大商帮的局面。潮汕如此，其他经济成长独立性远逊而又同处珠江水系的县区，自然更惟以香港、广州为归依中心。在近代，广东西江、东江、北江沿河县区的城镇均直接或通过佛山转接，以广州为经济中心，如四会县的香粉，在光绪年间是载往“佛山香粉行发卖”广州的。[44]又如陈济棠主粤时期，广东修建的纵贯东西南北贯通全省重要集镇的17条公路干线326条支线，均以广州为中心。[45]广东沿海城镇则主要直接以香港为经济中心，而广州直接统驭的广东全省内陆城镇又最终以香港为总经济中心。这两张网络相互叠加，就组成了一个以香港、广州为圆心，包括广东全部等级分布环绕层次分明的近似圆市场网络结构。在这里，“无市不趋珠”结构已接近于经济地理学理论上标准的圆形(或正六边形)市场结构。[46]从利流关系看，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城镇经济网络也是“无利不趋珠”的，即利润最大宗还是流往珠江三角洲地区，并最终汇往省佛和省港的。所以，无论明清还是晚清民国，广东最富的商人多在广州、佛山和香港。清前期有人记载：“南海大镇为省城、佛山、石湾”，“南海繁富不尽在民，而在省会、佛山、石湾三镇。”[47]广州“十三行”怡和洋行洋商伍秉鉴，拥有资产达2600万元以上。同文行洋商潘正炜总财产也达1亿法郎。[48]这不仅是广东首富，而且堪称全国首富，在当时世界上也不多见。近代香港实例材料笔者尚未掌握，但可推知，香港所集中的巨商当比省—佛更多更大。这些都说明广东城镇经济网络始终是围绕着省港二元中心也即珠商的大本营创造利润的。
3.粤港城镇总中心在珠三角范围的新组合与粤商对广西“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的进一步铸造
既然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变异以后的穗港总中心仍在珠三角区内，“无市不趋珠”布局并未根本改变，这当然规定了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的铸造仍然如同明清，是呈“无市不趋东”特征的，所变异的只是趋东终极所在不是省佛而是穗港而已。
首先，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全省性的“无珠(商)不成市”，规定了广西“无东不成市”实际上也是“无珠不成市”的，前文已论及的广西粤商主要帮系是珠江三角洲商人，广西城镇经济又主要是粤商中的珠商营造的，典型如梧州，珠商人数占梧州粤商人数的74%[49]，从这个意义上，广西“无东不成市”主要内涵是“无珠(商)不成市”。
既然“无珠(商)不成市”造成了粤港城镇经济等级分布网络的“无市不趋珠”并进而以穗港为中心，那么，作为这一环状结构延入广西的西向扇面，广西的“无珠不成市”也必然造成了广西城镇经济等级分布结构的“无市不趋珠”并以穗港为总中心。一方面，入桂珠商运入广西的大部分广东商品都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所生产或流经并由省佛或穗港集散、批发而来的。如经珠商运销大量入桂的“洋货”商品，主要是由“洋货在华南的总中转港口”香港和广州承接批发而来。1932年，由香港直接输入广西的工业品就占当年广西进口货值的35.45%。[50]广东其他城市与广西的进出口贸易数量和比例都很少。另一方面，珠商运出的广西农林土副特产商品也主要是销往珠江三角洲地区或经省佛省港转销国际市场的，而不是广东其他地方。如晚清民国时期左右两江沿岸地区的牛皮、八角、茴油、云耳、木耳、蛤蚧等商品都是远销广州转香港出口的。[51]珠商入桂的营销活动既以珠江三角洲中心城镇广州和香港为业务起点，又以它们为桂省回归的终点。这往返之间所编织起来的广西城镇经济网络，必然最终是直接趋往珠江三角洲地区，并最终以广州、香港为总经济中心的。而在广西境内，晚清民国的梧州距离省港最近，又上扼广西各支水路的总汇，下接广东最大的运输动脉西江，最能够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分销商品和组织货源。所以，梧州构成了省港总中心在广西的第一级分中心。也正因如此，它在广西范围内聚集珠商的规模最大，广东城镇经济行业延入的程度最高，从而成为广西最大的经济中心城镇。由此往西，城镇的等级和规模则不断呈梯度递减，这就组成了城镇经济等级分布在广西域内的“无市不趋东”体系。
从利流关系看，广东的“无利不趋珠”、富豪尽聚省佛港澳的机制，也造成了广西城镇经济网络大利东流的总格局。从广西到粤港的城镇经济网络，实际上是一条单元同一的利润主要汇往珠江三角洲省佛和省港的“生意链”。广西境内各地城镇以珠商为主的粤商，实际上都处在这根“生意链”的不同部位上数量不等地分取利润。决定这种不同部位取利数量不同的，是各地城镇粤商能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省佛香港总中心珠商实现利润的多与少。在广西范围内，梧州最靠近省佛香港，汇集着入桂珠江三角洲商品和入粤广西商品最主要的部分。这些地方的粤商，当然能最多最直接地为广州和香港的珠商实现大头利润，他们从“生意链”中分取的利润当然最大，因而富裕程度最高。而戎梧以西，随着与省佛、省港地理距离的延长，粤货销售规模和入粤桂货聚集规模相应递减，直接为广州、佛山、香港实现大头利润的数量随之递减，因而这些地方的粤商分取利润的数量也自然相应递减。所以，越往西部，入桂粤商富裕程度就越低。例如，同是经营鸦片起家，桂东端城市的梧州珠商梁颂塘可富达300万银元，而桂西凌乐县城专营烟土的当地大户——粤商石如记仅发展到光洋3000元，折银币仅1851元。[52]同理，入桂粤商不管如何致利，他们的取利份额又都不可能高于省佛尤其广州和香港的珠商。如清末梧州粤商梁颂塘拥资300万银元，是为广西首富。但若与清代广东的首富、广州怡和洋行洋商伍家的2100万银元拥资数额相比，则又相差了1800万银元。这种情况，1933年时吴半农等先生也从贸易不利的角度谈到过：“广西内地各都市无不对梧州为入超，而梧州对港粤又为入超。”[53]
而以上情形，同时也造成了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区域经济发展一系列特殊的局面，如区域经济发展的东南部率先，市场价格的东部操纵，货币流通的粤币主币等等，从而铸成了广西区域经济发展诸多一直延贯至今的重要特点。
总之，正是广州—香港二元中心地位，规定着入桂粤商根据自身与广西各部位城镇地理距离的近与远、市场经济关系的强与弱，安排粤港经济技术辐射能量输往的多与少，从而铸就了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的“无市不趋东”结构以及梧州在广西城镇体系中的有“广西的上海”之誉的总中心地位。
注释：
①千家驹：《广西省经济概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②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M]，桂林：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
③《广东风物志》[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
④黄滨：《历史上珠江流域人口移动的主流变迁初探》[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1995(7)。
⑤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J]，《广东社会科学》，1987(4)。
⑥《重修佛山堡八图祖祠碑记》。
⑦罗一星：《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J]，《广东社会科学》，1985(6)。
⑧刘献廷：《广阳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⑨(清)龙廷槐：《敬学轩文集》，清嘉庆年间撰本。
⑩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J]，《广东社会科学》，1987(4)；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圩市的发展》[M]，《广东社会科学》，1984(2)。该文指出：珠三角的圩市分布网络，大致以广州、佛山为中心，从密到疏地分布其周围。笔者据此思路进一步考察，明清时期整个广东的城镇、圩市的格局也是如此，都以广州、佛山为二元中心。
[11]梁廷辅：《粤海关志》卷二十九[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
[12]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白银的输入》[M]，于宗宪：《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第155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该文引日本学者提供的资料)。
[13]费成康：《澳门四百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51～52页。
[14]黄滨：《明清时期广西“无东不成市”布局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3(5)。
[15]陈谦：《香港旧事闻见杂录》[M]，《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23]程浩：《广州港史·近代部分》[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62页；308页。
[17]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761～762页。
[18]《民国七年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下卷，1919年版，第1224页有关统计表。
[19]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M]，第15表，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21]《历年海关报告》[M]，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22]陈明铨：《近代香港与广州的比较》[J]，《学术研究》1988(3)。
[24]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M]，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33页。
[25]参阅匡世平、张中华主编：《港台澳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28]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29]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M]，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1957年。
[30]《半星期报》，(广州)光绪戊申(1908年)第7期。
[31][32](英)戴维·莱思布里奇：《香港的营业环境》[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社，198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33]民国《连县志》，1985年。
[34]乾隆《怀集县志》。
[35]民国24年《罗定县志·地理·风俗》。
[36]乾隆《阳江县志》卷8。
[37]光绪年《北海杂录》商务。
[38]湛江市工商联：《广州湾商业琐谈》[M]，《广东文史资料》第56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39]1991年笔者在湛江访得。
[40]饶宗颐：《潮汕志·实业、商业篇》。
[41]洪松森：《潮汕近代工商业述略》[M]，《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42]谢雪影：《汕头指南》[M]，民国36年(1947)。
[43]王绵长：《近代华侨对汕头经济和海运贸易的贡献》[J]，《汕头侨史》，1986(1)。
[44]光绪《四会县志》编一《物产》。
[45]何苏照：《陈济棠时期的广东经济》[J]，《开放》，1985(1)。
[46]曹廷藩：《经济地理学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
[47]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2《初与邱滋畲书》。
[48]梁嘉彬：《广东十三行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49]梧州市档案馆藏：民国三十至三十八年《苍梧县西药、经纪、采运、食糖同业公会会员注册登记表》[Z]，全宗号125，目录号9，宗卷号6。
[50]潘载生：《广西进出口贸易》，《广西经济》第2号，民国23年8月。
[51]概据笔者综合的左右江沿岸各县志、回忆资料。
[52]《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Z]，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40页。
[53]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广西省经济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