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出版“二十四史”点校本，强调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斗争，规定“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明史》里有这样一段话：“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其中，朱由检的“苦我民耳”被认为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改用了句号（2010年8月9日《新京报》）。就因为他是“剥削阶级的总头目”，连使用感叹号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哲学家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其实，帝王君主也分三六九等，良莠不齐。固然多数是对人民苦难麻木不仁的，殷纣王、秦始皇、隋炀帝、宋高宗、明熹宗就是其代表；但也确有真关心人民疾苦的，尧、舜、禹、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即是其中佼佼者，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而史学界过去长期流行一个不无偏执的观点：凡是帝王君主，必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必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必视民众如草芥。如果有哪个君王对民众表示关怀，那一定是虚伪的，假惺惺的，是骗人的鬼话。
　　平心而论，这种看法既不合乎事实，从一般逻辑上来说也是讲不通的。道理很简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君王眼里，天下土地、民众都是他的私有财产。因此，任何一个只要不是糊涂到像“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那样的主子，都不会对自己的财产毫不爱护，对自己的子民的疾苦无动于衷的，只不过爱护的程度不同罢了。有的是口惠而实不至，有的是装装样子，有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自然也有真心实意地去赈济灾民、救民于水火的。
　　尧、舜、禹就不说了。《战国策》记：“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史记》曰：秦孝公变法图强，法行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还有，汉武帝为了保护边民不被匈奴袭扰，几次出征，浴血奋战，终将匈奴赶至大漠以北；刘玄德为保护民众不受战乱之苦，携民渡江，与难民同舟共济；“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曹孟德哀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朱元璋上台后重典治贪，对那些荼毒百姓的贪官毫不留情，斩杀无数；康、雍、乾三代皇帝，年年大修黄河大堤，年年对灾区百姓赈灾、调粮、免税，其言其行，应该说都是真诚的，都有资格被肯定，是都能享用感叹号待遇的。
　　就说崇祯帝朱由检，他本也是想有所作为、造福于民的。可惜生不逢时，上台时已是大厦将倾，四面楚歌，自己又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回天之力。接二连三的旱涝大灾，各地雨片般飞来的灾情报告，使他焦头烂额；北方边患已成，努尔哈赤的铁骑更是咄咄逼人；加上李自成起义军的致命一击，他也只有在“苦我民耳！”的哀叹声中吊死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了。其时，山穷水尽的朱由检卸下皇袍，在衣襟上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应该说朱由检的这几句遗言是真诚的，特别是“无伤百姓一人”一语，按其意思和语境，也是完全可以“享用”感叹号的。
　　如今，有关部门又要大规模重新点校“二十四史”，实为盛世雅事。但愿能务必求真求实求准，以事实说话，依证据下笔，对谁都不戴有色眼镜，不存偏见，不定框框，不设局限，不搞“凡是”，无论如何不要再闹出朱由检不能用感叹号的荒唐事情出来。
　　（作者单位：郑州测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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