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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必素，199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主持的“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相关项目分别荣获全国“六大”和“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以及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等奖项。周必素女士专注文化遗产领域 30 年，热爱考古，期望在工作之余，让脚步停下来，集中思想将自己的研究与心得转换为文字，唤起大众对考古学及文化遗产的关注、保护和传承。
1991年秋天，我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几经波折，在遵义杨粲墓博物馆谋到一份工作，从此与播州杨氏土司结缘。
贵州乌江以北的遵义地域，《禹贡》为梁州南徼，在梁以后属周，多为本土酋豪所据。秦以前为鄨国地，秦设鄨县。战国时属楚。汉初以来先后属犍为郡、牂牁郡。东晋改隶平蛮郡。至隋，因中国统一，户口增多，始招慰置郡县。隋高祖开皇初，置牂州。隋炀帝改为牂牁郡，领牂牁、宾化两县。唐属黔中道的夷、播、珍、溱等州地域。
播州之名，出现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由贞观九年（635年）在隋牂牁郡北部地所置郎州改置。为什么叫“播”？番，是外国或外族的意思，故有种解释是“播，為番之有才者，播州即招抚蛮夷所置的州”。当时的播州还很袖珍，仅包括今天的遵义城区及桐梓、绥阳县等部分区域。但是，播州位居要津，“乃眷西南之疆，外引六诏，内接三苗，地险俗厖，播川郡实据其会”（程钜夫《忠烈庙碑》）。 是故虽弹丸之地，却发生了唐末南诏侵播的历史事件，因此而有了山西太原人杨端于乾符三年（876年）平南诏入播的故事，由此拉开了杨氏世袭统治播州的序幕。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对政权更替规律的总结也是魔咒，说明了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的硬道理。而贵州遵义的这支地方羁縻·土司——播州杨氏，自唐至明，由弱到强到最终灭亡，虽然终究还是没能摆脱走向终结的历史魔咒，被中央剿灭，顺应了改土归流的大潮，但是，却创下了一个历经27代30位世袭首领、统治时间长达725年的地方家族政权传奇。
杨氏家族治播史
杨氏治播，分两个时期：一是唐宋时期的羁縻制时期，杨氏从入播初期的草创基业、内部纷争，北宋末期始重儒兴教，和谐发展，到南宋中期进入播州盛世;二是元明土司制时期，播州盛世奠定了杨氏得以雄踞西南的经济、军事及文化的基础，土司制度的有序管理，使得杨氏与中央的关系更加紧密，再加上杨氏一以贯之的忠君思想，杨氏在播州不断做大做强，播州版图到元代已经包括了今重庆南部和贵州黔东南、黔南部分地区。
贵州，偏居西南一隅，地处蛮荒，而杨氏将其北部的播州居然打理成了卫戍边疆的“西南藩屏”。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是这样说的：“自唐末以迄明季，虽版籍列于职方，然专制千里，自相君臣，赋税之册，不上户部;兵役之制，不关枢腐，名为外臣，实为一独立政权。西南夷族之大，盖自汉之夜郎，唐宋之南诏、大理而外，无出其右者”。虽性质不同，但堪比夜郎、南诏、大理等西南古国，俨然一独立王国。元明之世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谚，言土司之最巨者，实则田、岑、黄三姓，亦非杨氏之比也。杨氏之大，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以海龙囤遗址为核心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海龙囤新王宫遗址、土司墓地及出土随葬品的高规格等，是目前周边地区发现的土司遗存不能比的。
而一个家族势力长期世袭统治的弊端，特别是在末代土司杨应龙身上，得到集中表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发生了万历三大征之首的“平播之役”，杨应龙被剿灭，杨氏历唐宋元明四代共725年的治播历史宣告结束。
播州杨氏，从一开始就声势浩大。因平南诏而来，收复播州后扎根于此，这一背景，是杨氏军事力量的鉴证，也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生动案例。而事实上，以后播州和杨氏的同步发展和壮大，的确也是得益于杨氏的军事基因。因有一套成熟的军事理念和强大的军事武装，杨氏在西南地区纵横捭阖，协助朝廷屡次平定西南地区叛乱，参与抗蒙，十四世杨价、十五世杨文在长江一线的抗蒙战争中，或带兵亲战，或出抗蒙之策，有效抑制了蒙军南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维护着中国西南边疆腹地的平安。再加上杨氏对朝廷一贯的忠心思想，杨氏在这里，皇上是放心的，这也是其能繁衍存续725年的最根本原因。
但最终末代土司杨应龙却走向了反面，成了明神宗万历时期先后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三次大规模战征之首的“播州之役”的剿灭对象。播州，废于平播战争的次年，明中央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对播州实行改土归流，分播州为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结束了播州共963年的历史。
可以说，“播州”史，几乎就是一部杨氏家族的治播史。而其发展历程，亦是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土司管理制度的一个缩影。
杨氏入播之谜
隋末唐初，今云南洱海地区有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分别是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被称为六诏。而位于最南面的蒙舍诏势力最强，为了制衡吐蕃，唐王朝扶持蒙舍诏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廷封蒙舍诏主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建立南诏国。但随着南诏势力的发展和唐朝国力的衰退，在天宝年间至唐末（750-875年）南诏世隆时期，与唐朝战事不断，其间有三次大的战争。
第一次是唐玄宗天宝末年，南诏脱离唐朝投靠吐蕃，并在安史之乱期间夺得了云贵高原大部，最后与唐朝结盟而终。
第二次是829年，南诏侵犯西川，攻下成都外城，但南诏再次归附。
第三次是在唐懿宗时期，南诏又向北、向南、向东侵犯，向北即对西川、成都地区的大渡河之战，最终以唐军溃败告终。向南打到了广西邕州、越南交趾地区。南诏的这次东侵开始于大中十三年（859年），最远到达了黔中长江三峡地区，其中有两次战事涉及到播州。
第一次是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唐宣宗驾崩，派遣使臣去南诏告丧。但南诏的“世隆（《唐书》名酋龙）新立，凶狠悖慢”（诸葛元声《滇史》）。“上以酋龙不遣使者来告丧，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遣兵陷播州”（《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唐纪”）。相同的记载还见于《新唐书》“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是岁，云南蛮陷播州……。”和杨升庵《南诏野史》“（世隆）自称皇帝，遣兵取乌蛮僰爨之地置东川郡……隆绝朝贡，寇播州”。但旋即于“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鄠克播州”（《新唐书》）、“安南都护李鄠复取播州”（《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 第二次是唐乾符元年（874年）。《南诏野史》载“（世隆）咸通十四年（873年）攻黔中”;《滇史》又载“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春，南诏寇黔中，陷播州”，同书又载“蛮至新津而还，回寇黔中。经略使秦
匡谋惧，奔荆南”，《资治通鉴》亦载“（南诏）寇黔南，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兵少不敌，弃城奔荆南”，应该是同一事件。
而当时唐朝正值儿皇帝僖宗时期，政局混乱，有王仙芝、黄巢等农民起义，内忧外患，应接不暇。是故，朝廷乃下诏招募勇士率兵前往征讨。山西太原人杨端，“仕越会稽”，梦神人相告：“尔亟往，此功名机也。”杨端与其舅氏谢将军来到长安，上疏皇帝请允许他们带兵前往被恩准。带着平定南诏的历史使命，杨端便与舅氏谢将军率领乡人“令孤、成、赵、犹、娄、梁、韦、谢”等八姓入播，经泸州、合江，径入白锦，驻军高遥山，据险立寨，赶走了南诏，结土豪“臾、蒋、黄”三姓，打败地方蛮夷，适逢“唐诈移于后梁”，“端感愤，发疾而卒”，子孙遂“家于播”，开始了对播州的世袭统治。
据以上史料，南诏陷播的史事是成立的。南诏为什么打播州，除了世隆与唐朝的对峙以外，或亦有水西土司的因素。水西土司世代领今贵州毕节地区，与云南毗邻，长期依赖南诏而与播州不和。
收复播州事，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开始的那一次陷播，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鄠复取播州（《资治通鉴》）”的记载。而“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春，南诏寇黔中，陷播州”，却无一丝收复情况的信息。杨端入播应该就是因此次南诏陷播，但却不见于官方文献记载。
目前最早可依的文献是《杨粲墓志铭》“蜀无壅塞之患，而六诏绝烽……警”，应即指杨端败南诏复播州事。《杨文神道碑》亦载有“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其功始著”，此“大理”，应为世隆于“咸通元年（860年）自称皇帝，国号大礼”之“大礼”，而非公元937年后晋通海节度使段思平所建立之大理国。以上信息，均源于杨氏族谱，故史家多认为杨
氏为其山西族源而附会了南诏陷播这一史事，持否定观点。
结合第二次播州为南诏所陷、胜败与否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而杨氏族谱恰恰是附会了该历史事实，或许并非巧合。不见文献记载，或有文献漏记、文献失传和杨端初入播州还名不见经传等种种原因。
杨氏族源之谜
除了平南诏入播背景外，杨氏族源，也一直是个谜。播州世系虽然清晰，但早期先祖名较为虚幻，如鼻祖恰恰名“端”，与《家传》记载的杨氏始祖入播、从北方南征等事件很贴切，似有意为之;而且《家传》里杨氏早段的记载更像传说，如“三公剪帛系獠颈，吸水噀之，帛成蛇形”等，增加了很多迷幻成分。碰巧播州杨氏第6世杨昭无后，过继“宋赠太师中書令业之孙，莫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延郎之子（充广）之子贵迁为之后。自是守播者，皆业之子孙也”，其族源再添疑点，再贴“攀附大族”的标签，而“攀附大族”在两宋时期的确是普遍现象。
播州杨氏夷说观点始于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他在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期间，结合诸文献及《杨氏家传》“行次泸”等记录，否定杨氏“山西太原说”，认为杨氏系“杨保”，出自于川南泸叙地区即今泸州宜宾地区的地方土著罗罗族即彝人或是“僰人”后裔。由此启发的后续观点，以杨氏为当地土著为主流，有僚人即仡佬族、苗族及白族说等。以上种种观点，主要是从播州区域土著民族成分进行分析，认为杨氏是在这些少数民族中诞生的地方大族。
西南土司族源的中原说，并非播州杨氏孤例。仅“贵州四大土司”，除水西安氏是土著彝族外，思州田氏源自于陕西，水东土司宋氏源自于河北，为什么有着“四大土司”土著、中原族源的明显差异，耐人寻味，也是对四大家族族源追寻的重要参考。从杨、田、宋三姓土司与水西安氏截然不同的汉文化元素，中原说应该还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家族自身先进的文化基因和雄厚的军事力量，恰恰是其大族形成的基础，三大家族的脱颖而出并非偶然，杨氏更甚。
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发现却没有更多的“土著”的支撑。杨粲、杨价墓两个墓室棺床下腰坑里出土的铜鼓和陶质铜鼓，是目前播州杨氏土司遗存里发现的典型土著元素，而腰坑，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因素，二者结合，是文化交融的客观体现。杨粲墓室内卷发雕像也只能是播州社会等级划分的生动写照。而杨氏深厚的儒学传统、与思州田氏和水东宋氏的联姻以及汉风浓郁的考古遗存，均是对杨氏文化基因的彰显。
当然，遵义，因地处乌江以北，地近巴蜀和荆楚，是贵州汉文化传播的先驱之地，汉武帝开西南后，即诞生了三位被誉为“汉三贤”的杰出代表人物舍人、盛览、尹珍。晚清时期的遵义沙滩，文人辈出，代表人物有被誉为“沙滩三贤”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创造了堪称贵州文化奇迹的沙滩文化。而这一区域两宋以来深厚的汉文化底蕴，也得益于杨氏700余年的重儒兴教传统。
真相，已经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而淹没，播州杨氏族源，山西也好土著也罢，已无法决然明断。但，杨氏在播州世袭统治725年，雄踞西南，是不争的史实。播州杨氏，仍将是需要继续揭开的历史谜案。
（责任编辑/黄莎莎）
1991年秋天，我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几经波折，在遵义杨粲墓博物馆谋到一份工作，从此与播州杨氏土司结缘。
贵州乌江以北的遵义地域，《禹贡》为梁州南徼，在梁以后属周，多为本土酋豪所据。秦以前为鄨国地，秦设鄨县。战国时属楚。汉初以来先后属犍为郡、牂牁郡。东晋改隶平蛮郡。至隋，因中国统一，户口增多，始招慰置郡县。隋高祖开皇初，置牂州。隋炀帝改为牂牁郡，领牂牁、宾化两县。唐属黔中道的夷、播、珍、溱等州地域。
播州之名，出现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由贞观九年（635年）在隋牂牁郡北部地所置郎州改置。为什么叫“播”？番，是外国或外族的意思，故有种解释是“播，為番之有才者，播州即招抚蛮夷所置的州”。当时的播州还很袖珍，仅包括今天的遵义城区及桐梓、绥阳县等部分区域。但是，播州位居要津，“乃眷西南之疆，外引六诏，内接三苗，地险俗厖，播川郡实据其会”（程钜夫《忠烈庙碑》）。 是故虽弹丸之地，却发生了唐末南诏侵播的历史事件，因此而有了山西太原人杨端于乾符三年（876年）平南诏入播的故事，由此拉开了杨氏世袭统治播州的序幕。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对政权更替规律的总结也是魔咒，说明了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的硬道理。而贵州遵义的这支地方羁縻·土司——播州杨氏，自唐至明，由弱到强到最终灭亡，虽然终究还是没能摆脱走向终结的历史魔咒，被中央剿灭，顺应了改土归流的大潮，但是，却创下了一个历经27代30位世袭首领、统治时间长达725年的地方家族政权传奇。
杨氏家族治播史
杨氏治播，分两个时期：一是唐宋时期的羁縻制时期，杨氏从入播初期的草创基业、内部纷争，北宋末期始重儒兴教，和谐发展，到南宋中期进入播州盛世;二是元明土司制时期，播州盛世奠定了杨氏得以雄踞西南的经济、军事及文化的基础，土司制度的有序管理，使得杨氏与中央的关系更加紧密，再加上杨氏一以贯之的忠君思想，杨氏在播州不断做大做强，播州版图到元代已经包括了今重庆南部和贵州黔东南、黔南部分地区。
贵州，偏居西南一隅，地处蛮荒，而杨氏将其北部的播州居然打理成了卫戍边疆的“西南藩屏”。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是这样说的：“自唐末以迄明季，虽版籍列于职方，然专制千里，自相君臣，赋税之册，不上户部;兵役之制，不关枢腐，名为外臣，实为一独立政权。西南夷族之大，盖自汉之夜郎，唐宋之南诏、大理而外，无出其右者”。虽性质不同，但堪比夜郎、南诏、大理等西南古国，俨然一独立王国。元明之世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谚，言土司之最巨者，实则田、岑、黄三姓，亦非杨氏之比也。杨氏之大，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以海龙囤遗址为核心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海龙囤新王宫遗址、土司墓地及出土随葬品的高规格等，是目前周边地区发现的土司遗存不能比的。
而一个家族势力长期世袭统治的弊端，特别是在末代土司杨应龙身上，得到集中表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发生了万历三大征之首的“平播之役”，杨应龙被剿灭，杨氏历唐宋元明四代共725年的治播历史宣告结束。
播州杨氏，从一开始就声势浩大。因平南诏而来，收复播州后扎根于此，这一背景，是杨氏军事力量的鉴证，也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生动案例。而事实上，以后播州和杨氏的同步发展和壮大，的确也是得益于杨氏的军事基因。因有一套成熟的军事理念和强大的军事武装，杨氏在西南地区纵横捭阖，协助朝廷屡次平定西南地区叛乱，参与抗蒙，十四世杨价、十五世杨文在长江一线的抗蒙战争中，或带兵亲战，或出抗蒙之策，有效抑制了蒙军南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维护着中国西南边疆腹地的平安。再加上杨氏对朝廷一贯的忠心思想，杨氏在这里，皇上是放心的，这也是其能繁衍存续725年的最根本原因。
但最终末代土司杨应龙却走向了反面，成了明神宗万历时期先后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三次大规模战征之首的“播州之役”的剿灭对象。播州，废于平播战争的次年，明中央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对播州实行改土归流，分播州为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结束了播州共963年的历史。
可以说，“播州”史，几乎就是一部杨氏家族的治播史。而其发展历程，亦是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土司管理制度的一个缩影。
杨氏入播之谜
隋末唐初，今云南洱海地区有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分别是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被称为六诏。而位于最南面的蒙舍诏势力最强，为了制衡吐蕃，唐王朝扶持蒙舍诏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廷封蒙舍诏主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建立南诏国。但随着南诏势力的发展和唐朝国力的衰退，在天宝年间至唐末（750-875年）南诏世隆时期，与唐朝战事不断，其间有三次大的战争。
第一次是唐玄宗天宝末年，南诏脱离唐朝投靠吐蕃，并在安史之乱期间夺得了云贵高原大部，最后与唐朝结盟而终。
第二次是829年，南诏侵犯西川，攻下成都外城，但南诏再次归附。
第三次是在唐懿宗时期，南诏又向北、向南、向东侵犯，向北即对西川、成都地区的大渡河之战，最终以唐军溃败告终。向南打到了广西邕州、越南交趾地区。南诏的这次东侵开始于大中十三年（859年），最远到达了黔中长江三峡地区，其中有两次战事涉及到播州。
第一次是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唐宣宗驾崩，派遣使臣去南诏告丧。但南诏的“世隆（《唐书》名酋龙）新立，凶狠悖慢”（诸葛元声《滇史》）。“上以酋龙不遣使者来告丧，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遣兵陷播州”（《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唐纪”）。相同的记载还见于《新唐书》“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是岁，云南蛮陷播州……。”和杨升庵《南诏野史》“（世隆）自称皇帝，遣兵取乌蛮僰爨之地置东川郡……隆绝朝贡，寇播州”。但旋即于“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鄠克播州”（《新唐书》）、“安南都护李鄠复取播州”（《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 第二次是唐乾符元年（874年）。《南诏野史》载“（世隆）咸通十四年（873年）攻黔中”;《滇史》又载“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春，南诏寇黔中，陷播州”，同书又载“蛮至新津而还，回寇黔中。经略使秦
匡谋惧，奔荆南”，《资治通鉴》亦载“（南诏）寇黔南，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兵少不敌，弃城奔荆南”，应该是同一事件。
而当时唐朝正值儿皇帝僖宗时期，政局混乱，有王仙芝、黄巢等农民起义，内忧外患，应接不暇。是故，朝廷乃下诏招募勇士率兵前往征讨。山西太原人杨端，“仕越会稽”，梦神人相告：“尔亟往，此功名机也。”杨端与其舅氏谢将军来到长安，上疏皇帝请允许他们带兵前往被恩准。带着平定南诏的历史使命，杨端便与舅氏谢将军率领乡人“令孤、成、赵、犹、娄、梁、韦、谢”等八姓入播，经泸州、合江，径入白锦，驻军高遥山，据险立寨，赶走了南诏，结土豪“臾、蒋、黄”三姓，打败地方蛮夷，适逢“唐诈移于后梁”，“端感愤，发疾而卒”，子孙遂“家于播”，开始了对播州的世袭统治。
据以上史料，南诏陷播的史事是成立的。南诏为什么打播州，除了世隆与唐朝的对峙以外，或亦有水西土司的因素。水西土司世代领今贵州毕节地区，与云南毗邻，长期依赖南诏而与播州不和。
收复播州事，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开始的那一次陷播，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鄠复取播州（《资治通鉴》）”的记载。而“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春，南诏寇黔中，陷播州”，却无一丝收复情况的信息。杨端入播应该就是因此次南诏陷播，但却不见于官方文献记载。
目前最早可依的文献是《杨粲墓志铭》“蜀无壅塞之患，而六诏绝烽……警”，应即指杨端败南诏复播州事。《杨文神道碑》亦载有“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其功始著”，此“大理”，应为世隆于“咸通元年（860年）自称皇帝，国号大礼”之“大礼”，而非公元937年后晋通海节度使段思平所建立之大理国。以上信息，均源于杨氏族谱，故史家多认为杨
氏为其山西族源而附会了南诏陷播这一史事，持否定观点。
结合第二次播州为南诏所陷、胜败与否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而杨氏族谱恰恰是附会了该历史事实，或许并非巧合。不见文献记载，或有文献漏记、文献失传和杨端初入播州还名不见经传等种种原因。
杨氏族源之谜
除了平南诏入播背景外，杨氏族源，也一直是个谜。播州世系虽然清晰，但早期先祖名较为虚幻，如鼻祖恰恰名“端”，与《家传》记载的杨氏始祖入播、从北方南征等事件很贴切，似有意为之;而且《家传》里杨氏早段的记载更像传说，如“三公剪帛系獠颈，吸水噀之，帛成蛇形”等，增加了很多迷幻成分。碰巧播州杨氏第6世杨昭无后，过继“宋赠太师中書令业之孙，莫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延郎之子（充广）之子贵迁为之后。自是守播者，皆业之子孙也”，其族源再添疑点，再贴“攀附大族”的标签，而“攀附大族”在两宋时期的确是普遍现象。
播州杨氏夷说观点始于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他在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期间，结合诸文献及《杨氏家传》“行次泸”等记录，否定杨氏“山西太原说”，认为杨氏系“杨保”，出自于川南泸叙地区即今泸州宜宾地区的地方土著罗罗族即彝人或是“僰人”后裔。由此启发的后续观点，以杨氏为当地土著为主流，有僚人即仡佬族、苗族及白族说等。以上种种观点，主要是从播州区域土著民族成分进行分析，认为杨氏是在这些少数民族中诞生的地方大族。
西南土司族源的中原说，并非播州杨氏孤例。仅“贵州四大土司”，除水西安氏是土著彝族外，思州田氏源自于陕西，水东土司宋氏源自于河北，为什么有着“四大土司”土著、中原族源的明显差异，耐人寻味，也是对四大家族族源追寻的重要参考。从杨、田、宋三姓土司与水西安氏截然不同的汉文化元素，中原说应该还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家族自身先进的文化基因和雄厚的军事力量，恰恰是其大族形成的基础，三大家族的脱颖而出并非偶然，杨氏更甚。
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发现却没有更多的“土著”的支撑。杨粲、杨价墓两个墓室棺床下腰坑里出土的铜鼓和陶质铜鼓，是目前播州杨氏土司遗存里发现的典型土著元素，而腰坑，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因素，二者结合，是文化交融的客观体现。杨粲墓室内卷发雕像也只能是播州社会等级划分的生动写照。而杨氏深厚的儒学传统、与思州田氏和水东宋氏的联姻以及汉风浓郁的考古遗存，均是对杨氏文化基因的彰显。
当然，遵义，因地处乌江以北，地近巴蜀和荆楚，是贵州汉文化传播的先驱之地，汉武帝开西南后，即诞生了三位被誉为“汉三贤”的杰出代表人物舍人、盛览、尹珍。晚清时期的遵义沙滩，文人辈出，代表人物有被誉为“沙滩三贤”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创造了堪称贵州文化奇迹的沙滩文化。而这一区域两宋以来深厚的汉文化底蕴，也得益于杨氏700余年的重儒兴教传统。
真相，已经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而淹没，播州杨氏族源，山西也好土著也罢，已无法决然明断。但，杨氏在播州世袭统治725年，雄踞西南，是不争的史实。播州杨氏，仍将是需要继续揭开的历史谜案。
（责任编辑/黄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