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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未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贵州省文史馆馆员、贵州省非遗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贵州省美术馆的刺绣藏品展，我期待已久。这些出类拔萃的藏品，仅是贵州民间美术遗产的冰山一角。我敬佩那些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奔波在贵州深山古寨的艺术家、收藏家们，还有执着保存这些珍品的前辈。
2005年，受冯骥才先生的委托，我与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同仁一道，做贵州民间美術遗产普查工作。普查中，得知贵州省群艺馆（现贵州省文化馆）有一批绣片珍藏。如何能够把它们拍摄下来呢？我找了贵州省群艺馆馆长，他说，需要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同意，我照办了。可后来，馆长说他做不通保管藏品的唐根山先生的工作。唐先生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视民间艺术品为生命。他不同意藏品外拍。无奈，我请了唐先生在贵阳市群艺馆的同行王先生，与他反复磋磨，王先生的执着让唐先生终于点头，应允我们在某个周日，派一个人去拍摄一天。唐先生事先将绣片一一挑出，拿到群艺馆的院子里露天拍，那可是数九寒天啊。年过花甲的唐先生就坐在一旁全程监拍。唐先生为何如此？一再追问，他才说出缘由：文化厅领导曾经带了一批绣片赴美国展示，回来就少了八件，唐先生心疼得如同被剜了肉。此后，唐先生决定，既然宝贝交给自己保管，自己就是把门的铁将军！唐先生到点退休了，仍一直严苛值守，直到有了他满意的替补，才将钥匙交出。宝贝至今完美无缺。
2015年筹建贵州省非遗博览馆时，慕名要在贵州省文化馆借一批刺绣展品，我受命前往挑选。这时，馆里定下了严格的安保制度。我去时，馆里三个人同在，同时用各自的钥匙打开了保管室。我们虽然相知，但还是按规章将身份证原件和手机，存放在指定地点而不得带进保管室。
我们那次去选藏品，希望能够找到最古老的、有代表性的、做工最佳的绣品。这些年的田野调查，我得知台江县施洞破线绣古老绣品上的动物腹部，常常会绣出两条粗硕的纹样来。据说那是肠子。为什么要绣出肠子来？经多方察访，得知当地苗族认为，肠子是灵气之所在。但这样的绣品如今很难寻觅到了。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儿，终于找到了。在这次省文化馆的展陈中，有四五幅这样的绣品，细心观察，能够发现。
前后十几年间，我访问过四位曾经在贵州省文旅厅、贵州省文化馆工作过的艺术家、收藏家。他们的人生经历让人感动，让人赞叹。也透视出贵州省文化馆这批藏品来之不易。
在20世纪50年代，马正荣先生是贵州第一批参与搜集民间艺术珍品的，他是我在贵州省文联同事中的老前辈，他慈蔼勤恳、温文尔雅。我在做贵州民间美术遗产普查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倾其所有，将自己一生一世的珍藏背扇、绣品、蜡染供我们选拍并亲自解读。
马先生于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1953年被分配到贵州省文化局（现省文旅厅）从事民族民间文化研究工作。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踏遍了贵州的崇山峻岭，在贵州民族民间艺术品搜集、绘图、记录、研究队伍中，他是参与最早，历时最长的老先生。1980年后，他还培养了女儿马俐成为自己艺术事业的接棒人。
贵州省文化馆的这批珍藏中，有他半生辛勤的汗水。马先生的独特优势是：出自名校名师门下，眼界开阔，艺术鉴赏品位高，理论基础扎实。他不仅为单位收藏艺术品，而且早在艺术人类学理论尚未翻译传入我国时，他就超前地采用了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田野作业，把每一件藏品的前世今生都做了深透的考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贾京
生教授称，马正荣先生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具有超前性，是先行者与开拓者。”马先生的记录工具不仅是相机，还有大量手绘。他在乡场上、山寨里、田间地头，一笔一画地描摹蜡染图样。这是一般收藏家难以做到的。马先生说：“贵州民间艺术之美，美在深山，美在民族，美在传承，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够我们使用几辈子的。”
马先生92岁高龄，于今年3月仙逝。他出版了18本著作，有的成为各艺术院校的教材。他向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捐赠了四批次，一共捐出了528件藏品、2005年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
十五年前，我与已故舞蹈家黄泽贵一道，拜访过殷树成先生。他自1964年在四川美院毕业后，就一直在贵州省文化馆工作至退休。也是馆内藏品的收集者和见证者。他认为，民间艺术不单是艺术品，而是人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一些当年尚未被研究者注目之处。比如发式。他认为，式样纷繁的发式，是贵州各民族独有。传承久远，各种高髻、盘髻、坠马髻，在侗族地区很普遍，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苗族头发梳得好，“根根通天”。不同的发式代表不同的年龄。有民歌唱道：“情人不见面，一月不梳头;情人见了面，一天要梳三次头。”
在刺绣方面，他说：“过去不让姑娘做粗活，怕手磨粗了不好拿丝线。有民谚：‘要得姑娘巧，花线当马草’。有一次，一位苗族姑娘看到我‘画得像’，就请教我配色的问题。我说了。后来她又问别的姑娘，那位姑娘说，要配橘红色。我一看，这个主意确实高！那以后，我就不敢轻易表态配色的问题了！”殷先生就是以这样虚怀若谷的态度来面对民间艺术的。殷先生说，就民间绣娘而言，一个人会三十种挑花刺绣纹样就是能手。他见到一位从六枝嫁到纳雍的媳妇，学会了娘家和婆家两地的刺绣纹样，加起来正好是三十种。当然，专业的民间艺人另当别论。
殷先生认为，苗族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项是族群迁徙。这是民族的大灾难。当年的情况是：如果不走，“九山九坡的人就要死去八山八坡”。在他们进入贵州之前，苗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是息息相关的。进入贵州后，交通极为不便，没有发展，停顿了。当然，这种封闭正好保存了古老的、珍贵的、多元的文化信息。这些东西在刺绣上都有全面的体现。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雍先生，也是从贵州省文化馆退休的艺术家。他开始搞收藏，是1973年的事。他刚刚从工厂的工人几经周折后调到贵阳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进入了梦寐以求的美术殿堂。他领命下乡收集民间工艺品。当他走进苗家吊脚楼，一眼看到苗族妇女手中的那些色彩绚丽的织锦、刺绣之时，他就被震住了！苗族妇女的高超艺术让他脸热心跳不能自已。他说，可能自己的布依族血统也在起作用——这种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感情让他陶醉，没法压抑。最后他与同事一人掏2.5元钱，私下合买了一对苗族花带，一人要一根，这是他个人的第一件神圣的收藏品。那时候他一月的工资只有38元，苗族的刺绣上衣是30—100元一件。面对这些美不胜收的艺术品，他越看越割舍不下，便掏粮票、摘手表、脱夹克衫，用自己这些“贵重物品”一一去换。收藏是一个无底洞，而他的钱、物太有限了。 在收藏中，他感叹贵州民族民间美术遗产命运多舛，令人触目惊心。他悲歌慷慨，倾诉着自己的所知所闻。
——1958年雷山县大炼钢铁，熔化了800面铜鼓。这凝聚了多少代人的心血、信仰和文化！
——安顺一个大队支书因为奉命收缴了民间的地戏面具却不忍心焚烧而藏匿起来，为此被判刑20年，改革开放以后才获释。这是青春和生命的代价！
——有的面具是用油纸包好后藏在粪坑里才得以幸免。在亵渎神灵与毁灭神灵上，只有无奈地选择前者。残酷的黑色幽默！
——台江县（2006年）在北京潘家园卖民间工艺品的有300家;上海、昆明、丽江、凯里都有大量的贵州民间艺术品出售，据说台湾有一条街，是专卖苗绣的市场。2003年贵州德江县举办了一个“中国梵净山傩文化研讨会”，海外与会者后来几乎买尽了当地民间的古老傩面具。贵州的老家当再多，也支撑不住这样的大卖场啊！
——多年以后，我们要研究、出版贵州的民族民间艺术，会不会只好求助于海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重蹈敦煌艺术的覆辙？
刘雍先生曾经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特别是黔东南。他曾经一个个村寨地去搜集民族民间工艺品。越是山高水险、不通公路的地方，民间宝藏的遗存越丰富，他越不能放过。
到少数民族乡里去走村串寨，他请上一位向导兼口语翻译，还兼保镖和挑脚。一去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在下面呆的時间当然是越长越合算。其间的酸甜苦辣滋味悠长。在三都县的一个乡里，晚上，他们歇宿之地被劫匪包围了。眼看无路可逃，情急之下刘雍大声嚷道：“快把子弹上好，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 劫匪居然被他即兴的“空城计”吓退了！在从江县的乡里，一次突发大水，前面是断桥，后有泥石流，山洪浊流中漂浮着猪、牛和百姓的家什。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生命仿佛脆弱得不堪一击;而意志这时却坚挺顽固得刀枪不入。就这样，不进不退不气不馁，定在这儿硬撑死守！也是命不该绝，他们最终等到了广西派来营救灾民的汽船……
在山乡转悠的时候，有的细节特别动人心魄。有的苗民把东西卖给刘雍后，刘雍走出了几十里山路，卖主却又追了上来，失悔不卖了，坚持要退款收回。有时就是为了再多看一眼自己的传家之宝。在村民眼里，那些宝贝仿佛不是物件，而是自己的亲生儿女。
他收藏了一件全身绣满了古老图腾的童衣，这可算得稀世珍宝。因为孩子长得快，极少有人家会花费精力去绣童衣。而台江县施洞镇的一户人家却有这个。刘雍了解到，这是个大户人家，土改时这家人别的浮财都拿出来分了，但老太太就是舍不得这件千针万线刺绣的童衣，便将它装进坛子里埋在地下隐藏起来。20世纪70年代施洞发大水，她家的人都被洪水吞噬了，只剩下一老一少，情急之中，主人家只得将它卖给了刘雍。面对这件留下了太多历史印记的童衣，双方都动心忍性，无可奈何。
一件件民间艺术品都有自己的灵气，与先生们的执着情怀交融一体。岁月流逝，灵气与情怀是永生的。（责任编辑/黄莎莎）
施秉马号苗族绣片，刘邦影绣，破线绣
这片衣袖绣片，主体纹样为蝴蝶、龙纹、人纹和鸟纹。每一个部分蝴蝶妈妈都处于中心，两边对称分饰龙纹和鸟纹，其余空间填充花草、人物、鱼等纹样。全部纹样都围绕蝴蝶妈妈展开，突出主题。色彩以蓝色为主，配以红色、绿色、 白色等色彩点缀，整体十分雅致。
贵州省美术馆的刺绣藏品展，我期待已久。这些出类拔萃的藏品，仅是贵州民间美术遗产的冰山一角。我敬佩那些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奔波在贵州深山古寨的艺术家、收藏家们，还有执着保存这些珍品的前辈。
2005年，受冯骥才先生的委托，我与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同仁一道，做贵州民间美術遗产普查工作。普查中，得知贵州省群艺馆（现贵州省文化馆）有一批绣片珍藏。如何能够把它们拍摄下来呢？我找了贵州省群艺馆馆长，他说，需要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同意，我照办了。可后来，馆长说他做不通保管藏品的唐根山先生的工作。唐先生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视民间艺术品为生命。他不同意藏品外拍。无奈，我请了唐先生在贵阳市群艺馆的同行王先生，与他反复磋磨，王先生的执着让唐先生终于点头，应允我们在某个周日，派一个人去拍摄一天。唐先生事先将绣片一一挑出，拿到群艺馆的院子里露天拍，那可是数九寒天啊。年过花甲的唐先生就坐在一旁全程监拍。唐先生为何如此？一再追问，他才说出缘由：文化厅领导曾经带了一批绣片赴美国展示，回来就少了八件，唐先生心疼得如同被剜了肉。此后，唐先生决定，既然宝贝交给自己保管，自己就是把门的铁将军！唐先生到点退休了，仍一直严苛值守，直到有了他满意的替补，才将钥匙交出。宝贝至今完美无缺。
2015年筹建贵州省非遗博览馆时，慕名要在贵州省文化馆借一批刺绣展品，我受命前往挑选。这时，馆里定下了严格的安保制度。我去时，馆里三个人同在，同时用各自的钥匙打开了保管室。我们虽然相知，但还是按规章将身份证原件和手机，存放在指定地点而不得带进保管室。
我们那次去选藏品，希望能够找到最古老的、有代表性的、做工最佳的绣品。这些年的田野调查，我得知台江县施洞破线绣古老绣品上的动物腹部，常常会绣出两条粗硕的纹样来。据说那是肠子。为什么要绣出肠子来？经多方察访，得知当地苗族认为，肠子是灵气之所在。但这样的绣品如今很难寻觅到了。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儿，终于找到了。在这次省文化馆的展陈中，有四五幅这样的绣品，细心观察，能够发现。
前后十几年间，我访问过四位曾经在贵州省文旅厅、贵州省文化馆工作过的艺术家、收藏家。他们的人生经历让人感动，让人赞叹。也透视出贵州省文化馆这批藏品来之不易。
在20世纪50年代，马正荣先生是贵州第一批参与搜集民间艺术珍品的，他是我在贵州省文联同事中的老前辈，他慈蔼勤恳、温文尔雅。我在做贵州民间美术遗产普查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倾其所有，将自己一生一世的珍藏背扇、绣品、蜡染供我们选拍并亲自解读。
马先生于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1953年被分配到贵州省文化局（现省文旅厅）从事民族民间文化研究工作。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踏遍了贵州的崇山峻岭，在贵州民族民间艺术品搜集、绘图、记录、研究队伍中，他是参与最早，历时最长的老先生。1980年后，他还培养了女儿马俐成为自己艺术事业的接棒人。
贵州省文化馆的这批珍藏中，有他半生辛勤的汗水。马先生的独特优势是：出自名校名师门下，眼界开阔，艺术鉴赏品位高，理论基础扎实。他不仅为单位收藏艺术品，而且早在艺术人类学理论尚未翻译传入我国时，他就超前地采用了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田野作业，把每一件藏品的前世今生都做了深透的考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贾京
生教授称，马正荣先生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具有超前性，是先行者与开拓者。”马先生的记录工具不仅是相机，还有大量手绘。他在乡场上、山寨里、田间地头，一笔一画地描摹蜡染图样。这是一般收藏家难以做到的。马先生说：“贵州民间艺术之美，美在深山，美在民族，美在传承，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够我们使用几辈子的。”
马先生92岁高龄，于今年3月仙逝。他出版了18本著作，有的成为各艺术院校的教材。他向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捐赠了四批次，一共捐出了528件藏品、2005年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
十五年前，我与已故舞蹈家黄泽贵一道，拜访过殷树成先生。他自1964年在四川美院毕业后，就一直在贵州省文化馆工作至退休。也是馆内藏品的收集者和见证者。他认为，民间艺术不单是艺术品，而是人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一些当年尚未被研究者注目之处。比如发式。他认为，式样纷繁的发式，是贵州各民族独有。传承久远，各种高髻、盘髻、坠马髻，在侗族地区很普遍，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苗族头发梳得好，“根根通天”。不同的发式代表不同的年龄。有民歌唱道：“情人不见面，一月不梳头;情人见了面，一天要梳三次头。”
在刺绣方面，他说：“过去不让姑娘做粗活，怕手磨粗了不好拿丝线。有民谚：‘要得姑娘巧，花线当马草’。有一次，一位苗族姑娘看到我‘画得像’，就请教我配色的问题。我说了。后来她又问别的姑娘，那位姑娘说，要配橘红色。我一看，这个主意确实高！那以后，我就不敢轻易表态配色的问题了！”殷先生就是以这样虚怀若谷的态度来面对民间艺术的。殷先生说，就民间绣娘而言，一个人会三十种挑花刺绣纹样就是能手。他见到一位从六枝嫁到纳雍的媳妇，学会了娘家和婆家两地的刺绣纹样，加起来正好是三十种。当然，专业的民间艺人另当别论。
殷先生认为，苗族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项是族群迁徙。这是民族的大灾难。当年的情况是：如果不走，“九山九坡的人就要死去八山八坡”。在他们进入贵州之前，苗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是息息相关的。进入贵州后，交通极为不便，没有发展，停顿了。当然，这种封闭正好保存了古老的、珍贵的、多元的文化信息。这些东西在刺绣上都有全面的体现。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雍先生，也是从贵州省文化馆退休的艺术家。他开始搞收藏，是1973年的事。他刚刚从工厂的工人几经周折后调到贵阳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进入了梦寐以求的美术殿堂。他领命下乡收集民间工艺品。当他走进苗家吊脚楼，一眼看到苗族妇女手中的那些色彩绚丽的织锦、刺绣之时，他就被震住了！苗族妇女的高超艺术让他脸热心跳不能自已。他说，可能自己的布依族血统也在起作用——这种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感情让他陶醉，没法压抑。最后他与同事一人掏2.5元钱，私下合买了一对苗族花带，一人要一根，这是他个人的第一件神圣的收藏品。那时候他一月的工资只有38元，苗族的刺绣上衣是30—100元一件。面对这些美不胜收的艺术品，他越看越割舍不下，便掏粮票、摘手表、脱夹克衫，用自己这些“贵重物品”一一去换。收藏是一个无底洞，而他的钱、物太有限了。 在收藏中，他感叹贵州民族民间美术遗产命运多舛，令人触目惊心。他悲歌慷慨，倾诉着自己的所知所闻。
——1958年雷山县大炼钢铁，熔化了800面铜鼓。这凝聚了多少代人的心血、信仰和文化！
——安顺一个大队支书因为奉命收缴了民间的地戏面具却不忍心焚烧而藏匿起来，为此被判刑20年，改革开放以后才获释。这是青春和生命的代价！
——有的面具是用油纸包好后藏在粪坑里才得以幸免。在亵渎神灵与毁灭神灵上，只有无奈地选择前者。残酷的黑色幽默！
——台江县（2006年）在北京潘家园卖民间工艺品的有300家;上海、昆明、丽江、凯里都有大量的贵州民间艺术品出售，据说台湾有一条街，是专卖苗绣的市场。2003年贵州德江县举办了一个“中国梵净山傩文化研讨会”，海外与会者后来几乎买尽了当地民间的古老傩面具。贵州的老家当再多，也支撑不住这样的大卖场啊！
——多年以后，我们要研究、出版贵州的民族民间艺术，会不会只好求助于海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重蹈敦煌艺术的覆辙？
刘雍先生曾经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特别是黔东南。他曾经一个个村寨地去搜集民族民间工艺品。越是山高水险、不通公路的地方，民间宝藏的遗存越丰富，他越不能放过。
到少数民族乡里去走村串寨，他请上一位向导兼口语翻译，还兼保镖和挑脚。一去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在下面呆的時间当然是越长越合算。其间的酸甜苦辣滋味悠长。在三都县的一个乡里，晚上，他们歇宿之地被劫匪包围了。眼看无路可逃，情急之下刘雍大声嚷道：“快把子弹上好，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 劫匪居然被他即兴的“空城计”吓退了！在从江县的乡里，一次突发大水，前面是断桥，后有泥石流，山洪浊流中漂浮着猪、牛和百姓的家什。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生命仿佛脆弱得不堪一击;而意志这时却坚挺顽固得刀枪不入。就这样，不进不退不气不馁，定在这儿硬撑死守！也是命不该绝，他们最终等到了广西派来营救灾民的汽船……
在山乡转悠的时候，有的细节特别动人心魄。有的苗民把东西卖给刘雍后，刘雍走出了几十里山路，卖主却又追了上来，失悔不卖了，坚持要退款收回。有时就是为了再多看一眼自己的传家之宝。在村民眼里，那些宝贝仿佛不是物件，而是自己的亲生儿女。
他收藏了一件全身绣满了古老图腾的童衣，这可算得稀世珍宝。因为孩子长得快，极少有人家会花费精力去绣童衣。而台江县施洞镇的一户人家却有这个。刘雍了解到，这是个大户人家，土改时这家人别的浮财都拿出来分了，但老太太就是舍不得这件千针万线刺绣的童衣，便将它装进坛子里埋在地下隐藏起来。20世纪70年代施洞发大水，她家的人都被洪水吞噬了，只剩下一老一少，情急之中，主人家只得将它卖给了刘雍。面对这件留下了太多历史印记的童衣，双方都动心忍性，无可奈何。
一件件民间艺术品都有自己的灵气，与先生们的执着情怀交融一体。岁月流逝，灵气与情怀是永生的。（责任编辑/黄莎莎）
施秉马号苗族绣片，刘邦影绣，破线绣
这片衣袖绣片，主体纹样为蝴蝶、龙纹、人纹和鸟纹。每一个部分蝴蝶妈妈都处于中心，两边对称分饰龙纹和鸟纹，其余空间填充花草、人物、鱼等纹样。全部纹样都围绕蝴蝶妈妈展开，突出主题。色彩以蓝色为主，配以红色、绿色、 白色等色彩点缀，整体十分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