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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外宣翻译的性质及其重要性，然后详细论述了生态翻译的定义及其核心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外宣翻译应遵循的相应标准。
关键词：生态翻译；翻译适应选择论；外宣翻译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327-02
一、外宣翻译
“外宣”就是“对外宣传”,但对“外”的理解似乎有两种。第一种不妨称为广义的“外宣”,相对于宣传主体所在地区而言,外地区属于“外”。第二种可称为狭义的“外宣”,特指面向国际的对外宣传,主要以外国人为宣传对象,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在对外开放中发挥先导与桥梁作用,其主要任务是“服务经济、促进开放、宣传中国、树立形象[1]。本文主要探讨第二种狭义的外宣翻译。
文化全球化日益突出了外宣翻译的重要地位,无疑为促进外宣翻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也给外宣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国要走向世界,要生存,就必须加强外宣翻译,让世界了解中国。只有这样,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才能被全球各国认同,才具有全球化的性质。创造这种文化的国家会作为一个对全球化具有贡献的国家而存在着,但是这种被认同的文化已经属于全球各国所有,不再具有国别性。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常常会使译者陷入困境,那么,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外宣翻译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和标准呢？
二、生态翻译
什么是生态翻译呢？我们首先解释一下生态、生态平衡、生态学。《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说，生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生态平衡“是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态系统之中，各种对立因素互相制约而达到相对平衡”。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也就是说，生态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研究、认识生物与其环境所形成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表现出的功能关系的规律，研究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生态又是如何跟翻译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们知道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信息转换、文化转换。这种转换很难达到对等或平衡。而这种不平等或不平衡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如语际之间，英语被译成其他语言的几率远远大于其他语言被译成英语的几率。实际上，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又如文化传递，弱势文化相对很少译成强势文化，而以欧美中心主义为代表的强势文化却大量译成弱势文化。显而易见，生态翻译就是“一种翻译实践，该实践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MichaelCronin2003:167)，具体说，生态翻译就是要保持语言地位的平衡，文化交流的平衡[2]。
生态翻译学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由于“生态翻译学”至少涉及到了“生态学”和“翻译学”，因此，它又是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科学”。随着人类对生物与环境逻辑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现代生态学扩展到了研究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逻辑关系。而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更进一步使生态学逐步脱离生物学领域，上升到了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本质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一词则已转义泛指自然健康、保持平衡与“和谐共生”的集合。生态学是奠基于整体主义的科学，其研究方法强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规律和艺术的学科。作为翻译学的一部分，翻译理论是对翻译实质、原理、过程、方法、标准等一系列翻译知识的理性认识和高度抽象。近年产生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以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基本原理为基石，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适中尚和”的经典智慧为依归，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理论(胡庚申，2001;2004)。在上述生态学和翻译学、特别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翻译生态的视角出发，取生态之要义，喻翻译之整体，基翻译之实际，逐渐形成了“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综而观之，生态翻译学研究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所谓“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所谓“实指”，指的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换句话说，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3]。
三、翻译适应选择论
生态翻译系列理论中最核心最基础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2001,2004)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同时,将翻译的“语境”扩展到“翻译生态环境”,其内涵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翻译过程被描述为由译者主导的适应与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翻译即适应与选择”是其主题概念,可以回答“何为译”的问题;“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可以回答“谁在译”的问题;“汰弱留强”/“求存择优”、“选择性适应”/“适应性选择”是翻译的主导方法,可以回答“怎样译”的问题;而“适者生存”、“强者长存”,特别是“译有所为”(即翻译行为的动因),则是翻译的原始目的,又可以回答“为何译”的问题[4]。这一理论探讨成为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中坚”。
四、外宣翻译的生态翻译理论标准
长期以来，说到翻译，必然要提“忠实”。追求译文与原文“形”、“神”皆同，忠实不二，似乎是译者天经地义必须努力达到的标准。这种标准的形成有它历史的原因。首先，长期以来，翻译主要是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翻译材料的面较窄，主要集中在文学作品。而忠实原文、尽量保留原作语体特征，充分传达原作的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往往就是大多数文学翻译的预期目的和要求。其次，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过去往往有一种思维定势，似乎文学翻译才是阳春白雪，才有研究价值。造成翻译研究对象集中于文学译作，导致翻译标准的单一性。就广义而言，文学也属于对外宣传，宣传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但是，传统上的“忠实”标准并不能机械地应用于除文学之外的其他外宣翻译。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翻译早已突破了狭义的以文学作品为媒介进行文化交流的范畴，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系。以翻译为工具，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中的各项成果，在国际上树立和维护中国的良好形象，增进外部世界对我国的了解和交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往往是当今翻译的主要内容和目的。由于对外宣传的目的性明确，以传达信息和施加影响为主，译文预期目的现实甚至功利。换句话说，对外宣传文字的翻译，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向英语读者提供文学欣赏，而是要使其在英语语境中发挥某种效果，实现某种功能。而汉英语言文化和修辞语用差异决定了译文不可与原文亦步亦趋，这就要求译者在了解本国传统的基础上，了解什么样的话语符合外国受众期望，在他们的价值尺度下中听在理，得体自然；了解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传递信息，阐明事实才容易被他们接受，而不是逐字照搬国内宣传语气和行文模式。在话语方式和接受习惯方面，汉英存在巨大差异。西方话语推崇表面上看似平白无华、质朴自然，实则精心构筑的修辞文本，倾向于使用质朴自然、无雕饰、不造作、有真情实感、在平实中显生动、重客观表述事实和传递具体信息的文字（至少是文本表现给人的感觉），不提倡文字表达中过分张扬、空洞无物、重复堆砌。受这样一种修辞文化熏陶的西方受众，也自然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对词语的过分雕饰将冲淡话语的感染力，令人感到虚情假意、华而不实。从而形成不喜修辞中
充斥大话、假话、空话，忌口气过于严厉或过于夸张，不喜用词强烈华丽，感情色彩过于显露的接受习惯。中国的修辞传统则不同。由于六朝骈体文的影响，以及历史上“泱泱大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喜热闹，好面子的传统民族心理，加上传统和当代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汉语修辞讲究词句整齐对仗、声韵和谐，重视凝练概括、含蓄浓缩，喜欢辞藻华丽、渲染烘托，大量使用比喻意象。
这一传统反映到其宣传用语上，往往表现为用词华丽，喜欢使用抽象、铺张的比喻、形容词、套语词、成语，大量使用均衡对称的并列结构、修饰性词语和渲染烘托性的语言，常有夸大、拔高、煽情的倾向[5]。一些事件、会议和领导活动的宣传报道文字甚至形成了一定“套路”。这些都是汉语语境中常见、汉语普通受众也习以为常、甚至喜闻乐见的形式。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华丽抒情的文体和热情奔放的语言具有文采和感染力，而宣传用语中动辄便可看到的“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再创历史新高”等字眼，作为能够树立民族自豪感、鼓舞民族精神的修辞手段，在汉语语境中得到普遍认同。
鉴于话语受众的不同，外宣翻译应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即“以西方受众认可接受的话语方式，达到宣传中国的目的”。翻译时以原文为基础，以译文在译语语境中达到预期功能或目的为标准，根据具体语境，采取必要的策略，用西方受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建构方式，有效发挥对外宣传翻译的作用。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是一种对译者与翻译生态系统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着眼于翻译生态体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其核心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回答了“何为译”“谁在译”“怎样译”等基本问题。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根据具体语境采取必要的策略，用西方受众易于接受的话语构建方式，有效发挥对外宣传翻译的作用。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成功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李崇月，张健.试谈“外宣翻译”的翻译[J].江苏大学学报，2009,09.
[2]祖利军.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翻译[J].中国外语，2007,11.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06.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2010,04.
[5]陈小慰，福建外宣翻译的现状与对策[J].
关键词：生态翻译；翻译适应选择论；外宣翻译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327-02
一、外宣翻译
“外宣”就是“对外宣传”,但对“外”的理解似乎有两种。第一种不妨称为广义的“外宣”,相对于宣传主体所在地区而言,外地区属于“外”。第二种可称为狭义的“外宣”,特指面向国际的对外宣传,主要以外国人为宣传对象,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在对外开放中发挥先导与桥梁作用,其主要任务是“服务经济、促进开放、宣传中国、树立形象[1]。本文主要探讨第二种狭义的外宣翻译。
文化全球化日益突出了外宣翻译的重要地位,无疑为促进外宣翻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也给外宣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国要走向世界,要生存,就必须加强外宣翻译,让世界了解中国。只有这样,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才能被全球各国认同,才具有全球化的性质。创造这种文化的国家会作为一个对全球化具有贡献的国家而存在着,但是这种被认同的文化已经属于全球各国所有,不再具有国别性。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常常会使译者陷入困境,那么,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外宣翻译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和标准呢？
二、生态翻译
什么是生态翻译呢？我们首先解释一下生态、生态平衡、生态学。《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说，生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生态平衡“是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态系统之中，各种对立因素互相制约而达到相对平衡”。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也就是说，生态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研究、认识生物与其环境所形成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表现出的功能关系的规律，研究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生态又是如何跟翻译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们知道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信息转换、文化转换。这种转换很难达到对等或平衡。而这种不平等或不平衡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如语际之间，英语被译成其他语言的几率远远大于其他语言被译成英语的几率。实际上，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又如文化传递，弱势文化相对很少译成强势文化，而以欧美中心主义为代表的强势文化却大量译成弱势文化。显而易见，生态翻译就是“一种翻译实践，该实践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MichaelCronin2003:167)，具体说，生态翻译就是要保持语言地位的平衡，文化交流的平衡[2]。
生态翻译学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由于“生态翻译学”至少涉及到了“生态学”和“翻译学”，因此，它又是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科学”。随着人类对生物与环境逻辑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现代生态学扩展到了研究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逻辑关系。而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更进一步使生态学逐步脱离生物学领域，上升到了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本质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一词则已转义泛指自然健康、保持平衡与“和谐共生”的集合。生态学是奠基于整体主义的科学，其研究方法强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规律和艺术的学科。作为翻译学的一部分，翻译理论是对翻译实质、原理、过程、方法、标准等一系列翻译知识的理性认识和高度抽象。近年产生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以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基本原理为基石，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适中尚和”的经典智慧为依归，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理论(胡庚申，2001;2004)。在上述生态学和翻译学、特别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翻译生态的视角出发，取生态之要义，喻翻译之整体，基翻译之实际，逐渐形成了“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综而观之，生态翻译学研究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所谓“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所谓“实指”，指的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换句话说，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3]。
三、翻译适应选择论
生态翻译系列理论中最核心最基础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2001,2004)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同时,将翻译的“语境”扩展到“翻译生态环境”,其内涵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翻译过程被描述为由译者主导的适应与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翻译即适应与选择”是其主题概念,可以回答“何为译”的问题;“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可以回答“谁在译”的问题;“汰弱留强”/“求存择优”、“选择性适应”/“适应性选择”是翻译的主导方法,可以回答“怎样译”的问题;而“适者生存”、“强者长存”,特别是“译有所为”(即翻译行为的动因),则是翻译的原始目的,又可以回答“为何译”的问题[4]。这一理论探讨成为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中坚”。
四、外宣翻译的生态翻译理论标准
长期以来，说到翻译，必然要提“忠实”。追求译文与原文“形”、“神”皆同，忠实不二，似乎是译者天经地义必须努力达到的标准。这种标准的形成有它历史的原因。首先，长期以来，翻译主要是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翻译材料的面较窄，主要集中在文学作品。而忠实原文、尽量保留原作语体特征，充分传达原作的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往往就是大多数文学翻译的预期目的和要求。其次，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过去往往有一种思维定势，似乎文学翻译才是阳春白雪，才有研究价值。造成翻译研究对象集中于文学译作，导致翻译标准的单一性。就广义而言，文学也属于对外宣传，宣传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但是，传统上的“忠实”标准并不能机械地应用于除文学之外的其他外宣翻译。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翻译早已突破了狭义的以文学作品为媒介进行文化交流的范畴，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系。以翻译为工具，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中的各项成果，在国际上树立和维护中国的良好形象，增进外部世界对我国的了解和交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往往是当今翻译的主要内容和目的。由于对外宣传的目的性明确，以传达信息和施加影响为主，译文预期目的现实甚至功利。换句话说，对外宣传文字的翻译，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向英语读者提供文学欣赏，而是要使其在英语语境中发挥某种效果，实现某种功能。而汉英语言文化和修辞语用差异决定了译文不可与原文亦步亦趋，这就要求译者在了解本国传统的基础上，了解什么样的话语符合外国受众期望，在他们的价值尺度下中听在理，得体自然；了解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传递信息，阐明事实才容易被他们接受，而不是逐字照搬国内宣传语气和行文模式。在话语方式和接受习惯方面，汉英存在巨大差异。西方话语推崇表面上看似平白无华、质朴自然，实则精心构筑的修辞文本，倾向于使用质朴自然、无雕饰、不造作、有真情实感、在平实中显生动、重客观表述事实和传递具体信息的文字（至少是文本表现给人的感觉），不提倡文字表达中过分张扬、空洞无物、重复堆砌。受这样一种修辞文化熏陶的西方受众，也自然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对词语的过分雕饰将冲淡话语的感染力，令人感到虚情假意、华而不实。从而形成不喜修辞中
充斥大话、假话、空话，忌口气过于严厉或过于夸张，不喜用词强烈华丽，感情色彩过于显露的接受习惯。中国的修辞传统则不同。由于六朝骈体文的影响，以及历史上“泱泱大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喜热闹，好面子的传统民族心理，加上传统和当代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汉语修辞讲究词句整齐对仗、声韵和谐，重视凝练概括、含蓄浓缩，喜欢辞藻华丽、渲染烘托，大量使用比喻意象。
这一传统反映到其宣传用语上，往往表现为用词华丽，喜欢使用抽象、铺张的比喻、形容词、套语词、成语，大量使用均衡对称的并列结构、修饰性词语和渲染烘托性的语言，常有夸大、拔高、煽情的倾向[5]。一些事件、会议和领导活动的宣传报道文字甚至形成了一定“套路”。这些都是汉语语境中常见、汉语普通受众也习以为常、甚至喜闻乐见的形式。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华丽抒情的文体和热情奔放的语言具有文采和感染力，而宣传用语中动辄便可看到的“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再创历史新高”等字眼，作为能够树立民族自豪感、鼓舞民族精神的修辞手段，在汉语语境中得到普遍认同。
鉴于话语受众的不同，外宣翻译应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即“以西方受众认可接受的话语方式，达到宣传中国的目的”。翻译时以原文为基础，以译文在译语语境中达到预期功能或目的为标准，根据具体语境，采取必要的策略，用西方受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建构方式，有效发挥对外宣传翻译的作用。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是一种对译者与翻译生态系统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着眼于翻译生态体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其核心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回答了“何为译”“谁在译”“怎样译”等基本问题。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根据具体语境采取必要的策略，用西方受众易于接受的话语构建方式，有效发挥对外宣传翻译的作用。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成功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李崇月，张健.试谈“外宣翻译”的翻译[J].江苏大学学报，2009,09.
[2]祖利军.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翻译[J].中国外语，2007,11.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06.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2010,04.
[5]陈小慰，福建外宣翻译的现状与对策[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