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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胡庚申所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主张源语言与译入语所呈现的是一个与自然界生物进化“优胜劣汰”法则相一致的“生态翻译环境”，其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断调整和转换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多种不平衡因素，生成“适者生存”的高质量译语文本，以求译文可以全方位地适应翻译生态。以毕肖普英语诗歌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解析的方法对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论”的核心理念进行阐释，以证实生态翻译理论在诗歌翻译中的指导价值。
[关 键 词] 生态翻译理论;译者中心论;英语诗歌;文本解析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0）23-0050-02
一、生态翻译学理论概述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由胡庚申所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胡庚申认为，翻译的原则如同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法则，面临着特定的环境中“优胜劣汰”。胡庚申对生态翻译做出了定义，生态翻译是指“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这就意味着，从原文到译文，从作者到译者，生态翻译面临着一个有着多种因素制约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过程，以保证源语生态能够移植到译语生态。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承担着最重要的角色。要实现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平衡，译者需不断调整和转换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多种不平衡因素，以求译文可以全方位适应翻译生态。
根据生态翻译理论，译者为了避免遭到自然规律的淘汰，必须充分发挥其个体的适应力、选择力和创造力，以翻译出“适者生存”的译语文本。胡庚申教授提出了两个生态翻译的基本原则：（1）多维度适应;（2）适应性选择。在生态翻译过程中，译者发挥着主导作用。目前，生态翻译理论已经呈现出不同的理论模式和视角，本文主要从以下三种视角出发。
（一）翻译生态环境
所谓源语言与译入语所呈现的与自然界生物进化“优胜劣汰”法则相一致的“生态翻译环境”，是一个包含源语言、原文本、译入语、译文等在内的总体环境，也就是说，除了译者之外，一切与翻译相关的因素都可以参与构成生态翻译环境。因此，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译者的翻译活动势必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就需要译者进行多维度适应。
（二）适应性选择
译者为了从多维度适应生态翻译环境，会本能地进行适应性选择。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需全面均衡地选择出可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词句，运用多种翻译手段调整和转换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多种不平衡因素，呈现出最能适应译入语生态环境的译文文本。
（三）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理论同时提出译者在生成译文的动态过程中需要进行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语言维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在语言层面上转换成适应译文生态的语言;文化维转换要求译者兼顾语言转换中所涉及的源语言文化和译入语文化，避免译文读者在文化上产生不适应;交际维转换要求译者关注原文的交际功能和目的。因此，三维转换关注信息转换、文化传递和交际实现。
二、生态翻译理论对英汉诗歌翻译的要求
1.诗歌翻译应尽量与汉语诗歌的词汇特点、句式结构、篇章语境相一致，与此同时保持英语诗歌的原貌。这要求译者尽量突破英文诗歌的语法逻辑限制。
英语诗歌的语言特点是“重形合”，在英汉诗歌翻译中，应注意到英语和汉语各自在语言上的特点，寻求两者共同的部分，从而翻译出最适合目的语读者理解的文本。翻译学家Fenollosa认为，汉语句式和英语句式有多方面的共性，在对字直译时，译者应当尽量避免使用英语语法逻辑中的小品词，而用璀璨丰富的汉语语言来替代被忽略的小品词。这样一来，就符合汉语的语言特点，使译文更具有生态特性。
2.译者应充分认知英汉两门语言的用词差异，尤其是英汉诗歌的用词特点。译者在英诗汉译的过程中，应当不拘泥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具有实际意义之词的束缚，也不能机械地套用词典中已有的字面意思。狭隘的语法分类是导致语言呈现生态特征的最大天地，它会造成生态环境中诸多不平衡的因素，让语篇变得工具性。只有译者在英诗汉译的过程中能够脱离这一局限，发挥自我的主体想象，就可以确保译文能够处于一种源源不断的生态环境中。
3.在英诗汉译中，译者应当突出汉语诗歌的特点，通过省略主语、并置意象、避免系动词、少用连接词和分割句子等翻译手段对译文进行生态化。与此同时，原诗的意境也能在译文中再现。译者为了让原诗的内容和意境在译诗中生态化，就应当将原诗中的语言文化“中国化”，这意味着译者放弃英文中的语言逻辑、指示、连接、句式结构等，追随汉式的“表意文字”形式，以展现和谐生态的语境。
三、生态翻译理论指导下的英诗汉译分析
在英诗汉译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对三个维度（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相互转换，不断地对符合生态的译文文本进行适應性选择。三个维度的转换是互联互动的，在不同的生态环境需求下，译者可以主观地对任何一个维度进行应用，以追求译文生态环境的和谐，实现生态翻译的目的。
（一）语言维
在保证准确传达原文信息时，应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感受。从语言维角度出发，译者在英诗汉译翻译实践中，需要考虑词性、词义、句型、语态等诸多问题。 例1
原文：There are too many waterfalls here;the crowded streams/hurry too rapidly down to the sea，/and the pressure of so many clouds on the mountaintops/makes them spill over the sides in soft slow-motion，/turning to waterfalls under our very eyes.
译文：这儿的瀑布太多;拥挤的溪流/太过心急地奔流入海，/山顶上那么多云彩的压力/使它们以柔和的慢动作漫过山坡，/就在我们眼前化为瀑布。
在这句诗的处理中，译者用了省译法，将原诗中的and略去不译，避免了对汉语读者的干扰。在这节选诗中，译者首先通过直译法保留原文中具象的实词，再用省译法略去原文中无实际意义的连接词，这样一来，既完整准确地传达了原文作者的意图，又将原文中的意蕴表述了出来。从语言维的角度来评价译文，可谓是完整而成功地实现了生态翻译的效果。
（二）文化维
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深谙源语言和译入语文化的差异，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完成两种文化系统在语言上的适应性转换。在诗歌翻译中，译者常常会遇到英汉语言在各自文化中的缺省问题，因此，要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对应一致，就需要采用增译、意译、注译等手段。
在毕肖普“A summer’s dream”一诗的翻译中，译者就运用了大量四字格这种汉语文化的特殊表达。如“numbered”被译为“历历可数”;“extraordinary”被译为“匪夷所思”;“glittered”被译为“闪闪发亮”;“grumbling”被译为“骂骂咧咧”;“morose”被译为“郁郁寡欢”;“cheerful”被译为“兴高采烈”;“close”被译为“近在咫尺”等。这些汉语四字格成语的运用，使译诗的表达言简意赅、整齐匀称、顺口悦耳。中国语言文化受“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和“中庸之道”儒家文化的潜移默化，因此非常讲究整体平衡的观念，在语言文字上，四字格的表达即是汉语生态思想的一种写照。译文频频出现四字格的表达现象，也是兼顾了中国读者的阅读需求。这种独具汉语文化特色的语言表达势必比普通词汇深入人心，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在“Sonnet（1979）”一诗中也出现了文化维度的不平衡现象，因此，译者也对相关的词汇表达进行了适应性转换。
例2
原文：The rainbow-bird/ from the narrow bevel/ of the empty mirror，/ flying wherever/ it feels like，gay！
译文：那只彩虹鸟/来自空镜子/那狭窄的斜角，/飞向随便哪个/它感到快活的①地方！
在这首《十四行诗》的翻译中，译者采取直译加注的翻译策略对原诗进行了文化维度的处理。“gay”一词不仅指“同性恋”，还有“快活的”含义，译者取前者释义，译诗对中国读者来说会显得不知所云，而如果取后者释义，读者则顿感清晰明了，豁然开朗。然而，加注又说明“此诗可作‘同性恋’解”，这是译者在了解原詩作者毕肖普的生活经历后的又一重理解。毕肖普一生有多位同性恋人，并且为她们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这首《十四行诗》发表于1979年，通常被认为是她临终前的最后一首诗歌。诗中那只“彩虹鸟”，是诗人自喻，因此，诗中意象亦不得不与诗人生活息息相关。倘若无此加注，全诗读来只是形式主义上的美。而直译加注的翻译策略让全诗读罢散发着一种牛皮纸历久弥新的芳香，其意境美不可触摸。
（三）交际维
与其他文体相比，诗歌作为一种凝练的文学形式，其在语言文化维度的生态平衡早已超越了其在交际维度的意义。在应用文体和说明文体中，交际维度是举足轻重的。译者应从词汇、句式和语篇等层面出发进行适应性选择，以适应译文的生态环境。在诗歌翻译中，交际维的生态平衡最终是为了克服译文读者的不适应心理，避免文化不对等时的阅读干扰。因此，诗歌翻译在交际维上的生态平衡要求译者注重原诗和译诗的文化对等，最大限度避免文化差异在诗歌中的体现。
在具体的诗歌翻译实践中，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相辅相成。相比而言，语言维和文化维的生态平衡比交际维对诗歌翻译来说更为重要。但是，只有每个维度的生态都做到了平衡，才能实现翻译的生态平衡。
四、结语
在生态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译者能够全面而灵活地对译文进行处理。根据对三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译者可以应用直译法、意译法、省译法、增译法、音译法和直译加注法对译文进行生态处理，以最终维持译文的生态平衡。尤其是在语言和文化维度上，当原文中出现了影响诗歌生态平衡的语言和文化因素，译者可以主观地对任何一个维度进行应用，做到“择善而从”，以追求译文生态环境的和谐，实现生态翻译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3]伊丽莎白·毕肖普.唯有孤独恒常如斯[M].包慧怡，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
[4]Ernest F. Fenollosa， Ezra Pound，Haun Saussy，etal.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
编辑 冯永霞
[关 键 词] 生态翻译理论;译者中心论;英语诗歌;文本解析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0）23-0050-02
一、生态翻译学理论概述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由胡庚申所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胡庚申认为，翻译的原则如同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法则，面临着特定的环境中“优胜劣汰”。胡庚申对生态翻译做出了定义，生态翻译是指“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这就意味着，从原文到译文，从作者到译者，生态翻译面临着一个有着多种因素制约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过程，以保证源语生态能够移植到译语生态。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承担着最重要的角色。要实现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平衡，译者需不断调整和转换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多种不平衡因素，以求译文可以全方位适应翻译生态。
根据生态翻译理论，译者为了避免遭到自然规律的淘汰，必须充分发挥其个体的适应力、选择力和创造力，以翻译出“适者生存”的译语文本。胡庚申教授提出了两个生态翻译的基本原则：（1）多维度适应;（2）适应性选择。在生态翻译过程中，译者发挥着主导作用。目前，生态翻译理论已经呈现出不同的理论模式和视角，本文主要从以下三种视角出发。
（一）翻译生态环境
所谓源语言与译入语所呈现的与自然界生物进化“优胜劣汰”法则相一致的“生态翻译环境”，是一个包含源语言、原文本、译入语、译文等在内的总体环境，也就是说，除了译者之外，一切与翻译相关的因素都可以参与构成生态翻译环境。因此，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译者的翻译活动势必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就需要译者进行多维度适应。
（二）适应性选择
译者为了从多维度适应生态翻译环境，会本能地进行适应性选择。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需全面均衡地选择出可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词句，运用多种翻译手段调整和转换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多种不平衡因素，呈现出最能适应译入语生态环境的译文文本。
（三）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理论同时提出译者在生成译文的动态过程中需要进行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语言维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在语言层面上转换成适应译文生态的语言;文化维转换要求译者兼顾语言转换中所涉及的源语言文化和译入语文化，避免译文读者在文化上产生不适应;交际维转换要求译者关注原文的交际功能和目的。因此，三维转换关注信息转换、文化传递和交际实现。
二、生态翻译理论对英汉诗歌翻译的要求
1.诗歌翻译应尽量与汉语诗歌的词汇特点、句式结构、篇章语境相一致，与此同时保持英语诗歌的原貌。这要求译者尽量突破英文诗歌的语法逻辑限制。
英语诗歌的语言特点是“重形合”，在英汉诗歌翻译中，应注意到英语和汉语各自在语言上的特点，寻求两者共同的部分，从而翻译出最适合目的语读者理解的文本。翻译学家Fenollosa认为，汉语句式和英语句式有多方面的共性，在对字直译时，译者应当尽量避免使用英语语法逻辑中的小品词，而用璀璨丰富的汉语语言来替代被忽略的小品词。这样一来，就符合汉语的语言特点，使译文更具有生态特性。
2.译者应充分认知英汉两门语言的用词差异，尤其是英汉诗歌的用词特点。译者在英诗汉译的过程中，应当不拘泥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具有实际意义之词的束缚，也不能机械地套用词典中已有的字面意思。狭隘的语法分类是导致语言呈现生态特征的最大天地，它会造成生态环境中诸多不平衡的因素，让语篇变得工具性。只有译者在英诗汉译的过程中能够脱离这一局限，发挥自我的主体想象，就可以确保译文能够处于一种源源不断的生态环境中。
3.在英诗汉译中，译者应当突出汉语诗歌的特点，通过省略主语、并置意象、避免系动词、少用连接词和分割句子等翻译手段对译文进行生态化。与此同时，原诗的意境也能在译文中再现。译者为了让原诗的内容和意境在译诗中生态化，就应当将原诗中的语言文化“中国化”，这意味着译者放弃英文中的语言逻辑、指示、连接、句式结构等，追随汉式的“表意文字”形式，以展现和谐生态的语境。
三、生态翻译理论指导下的英诗汉译分析
在英诗汉译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对三个维度（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相互转换，不断地对符合生态的译文文本进行适應性选择。三个维度的转换是互联互动的，在不同的生态环境需求下，译者可以主观地对任何一个维度进行应用，以追求译文生态环境的和谐，实现生态翻译的目的。
（一）语言维
在保证准确传达原文信息时，应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感受。从语言维角度出发，译者在英诗汉译翻译实践中，需要考虑词性、词义、句型、语态等诸多问题。 例1
原文：There are too many waterfalls here;the crowded streams/hurry too rapidly down to the sea，/and the pressure of so many clouds on the mountaintops/makes them spill over the sides in soft slow-motion，/turning to waterfalls under our very eyes.
译文：这儿的瀑布太多;拥挤的溪流/太过心急地奔流入海，/山顶上那么多云彩的压力/使它们以柔和的慢动作漫过山坡，/就在我们眼前化为瀑布。
在这句诗的处理中，译者用了省译法，将原诗中的and略去不译，避免了对汉语读者的干扰。在这节选诗中，译者首先通过直译法保留原文中具象的实词，再用省译法略去原文中无实际意义的连接词，这样一来，既完整准确地传达了原文作者的意图，又将原文中的意蕴表述了出来。从语言维的角度来评价译文，可谓是完整而成功地实现了生态翻译的效果。
（二）文化维
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深谙源语言和译入语文化的差异，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完成两种文化系统在语言上的适应性转换。在诗歌翻译中，译者常常会遇到英汉语言在各自文化中的缺省问题，因此，要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对应一致，就需要采用增译、意译、注译等手段。
在毕肖普“A summer’s dream”一诗的翻译中，译者就运用了大量四字格这种汉语文化的特殊表达。如“numbered”被译为“历历可数”;“extraordinary”被译为“匪夷所思”;“glittered”被译为“闪闪发亮”;“grumbling”被译为“骂骂咧咧”;“morose”被译为“郁郁寡欢”;“cheerful”被译为“兴高采烈”;“close”被译为“近在咫尺”等。这些汉语四字格成语的运用，使译诗的表达言简意赅、整齐匀称、顺口悦耳。中国语言文化受“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和“中庸之道”儒家文化的潜移默化，因此非常讲究整体平衡的观念，在语言文字上，四字格的表达即是汉语生态思想的一种写照。译文频频出现四字格的表达现象，也是兼顾了中国读者的阅读需求。这种独具汉语文化特色的语言表达势必比普通词汇深入人心，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在“Sonnet（1979）”一诗中也出现了文化维度的不平衡现象，因此，译者也对相关的词汇表达进行了适应性转换。
例2
原文：The rainbow-bird/ from the narrow bevel/ of the empty mirror，/ flying wherever/ it feels like，gay！
译文：那只彩虹鸟/来自空镜子/那狭窄的斜角，/飞向随便哪个/它感到快活的①地方！
在这首《十四行诗》的翻译中，译者采取直译加注的翻译策略对原诗进行了文化维度的处理。“gay”一词不仅指“同性恋”，还有“快活的”含义，译者取前者释义，译诗对中国读者来说会显得不知所云，而如果取后者释义，读者则顿感清晰明了，豁然开朗。然而，加注又说明“此诗可作‘同性恋’解”，这是译者在了解原詩作者毕肖普的生活经历后的又一重理解。毕肖普一生有多位同性恋人，并且为她们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这首《十四行诗》发表于1979年，通常被认为是她临终前的最后一首诗歌。诗中那只“彩虹鸟”，是诗人自喻，因此，诗中意象亦不得不与诗人生活息息相关。倘若无此加注，全诗读来只是形式主义上的美。而直译加注的翻译策略让全诗读罢散发着一种牛皮纸历久弥新的芳香，其意境美不可触摸。
（三）交际维
与其他文体相比，诗歌作为一种凝练的文学形式，其在语言文化维度的生态平衡早已超越了其在交际维度的意义。在应用文体和说明文体中，交际维度是举足轻重的。译者应从词汇、句式和语篇等层面出发进行适应性选择，以适应译文的生态环境。在诗歌翻译中，交际维的生态平衡最终是为了克服译文读者的不适应心理，避免文化不对等时的阅读干扰。因此，诗歌翻译在交际维上的生态平衡要求译者注重原诗和译诗的文化对等，最大限度避免文化差异在诗歌中的体现。
在具体的诗歌翻译实践中，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相辅相成。相比而言，语言维和文化维的生态平衡比交际维对诗歌翻译来说更为重要。但是，只有每个维度的生态都做到了平衡，才能实现翻译的生态平衡。
四、结语
在生态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译者能够全面而灵活地对译文进行处理。根据对三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译者可以应用直译法、意译法、省译法、增译法、音译法和直译加注法对译文进行生态处理，以最终维持译文的生态平衡。尤其是在语言和文化维度上，当原文中出现了影响诗歌生态平衡的语言和文化因素，译者可以主观地对任何一个维度进行应用，做到“择善而从”，以追求译文生态环境的和谐，实现生态翻译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3]伊丽莎白·毕肖普.唯有孤独恒常如斯[M].包慧怡，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
[4]Ernest F. Fenollosa， Ezra Pound，Haun Saussy，etal.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
编辑 冯永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