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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势如破竹，节节胜利。1928年北伐取得胜利。伴随着北伐的行进，社会各界发生着剧烈变化。在大动荡的时局面前，敏感的知识分子总会依据自身地位、思想、情感等，作出不同的判断和反应。清华园虽僻处京郊，但清华园中的师生，时时密切地关注时局的变化。
敏感心态与复杂心情
作为横跨政学两界，以一支常带感情的如椽大笔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巨子，梁启超虽然在20年代后逐渐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与在清华等地的教学工作中去，但仍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与热心。当北伐军由南往北顺利推进时，梁启超在忙于清华、燕京、司法储才馆等处的工作的同时，对时局表示担忧。他对北洋政府非常不满。1926年12月20日，他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时局变迁非常剧烈⋯⋯北洋军阀确已到末日了。将此麻木不仁的状态打破，总是好的，但将来起的变症如何，现在真不敢说了。”但他的政见与国民党、共产党分歧更大，认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1927年10月11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悲观地表示：“现在战事正在酣畅中，胜负如何，十日后当见分晓，但无论何方胜，前途都不会有光明，奈何奈何！”
正是梁启超这种想游离于双方之外的心态，使他为未来做着种种安排。梁启超一方面积极筹款准备游美，另一方面，也积极准备去天津避难：“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裂，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天津也不稳当，但不如北京之绝地，有变尚可设法避难，现已饬人打扫津房，随时搬回。”1927年7月6日，梁启超回到天津。此后，梁启超便常驻天津，逐渐减少了在清华、在北平的停留时间。
与梁启超未雨绸缪预先调整类似，吴宓则离京南下考察情势，主动寻求脱困之法。
当北伐军势如破竹长驱北上时，北京各种传闻、谣言不断，人心惶惶。就在北伐军进入北京前一天（1928年6月7日），清华校内“传闻校内之共党将于今夜放火，焚烧校舍”。对于京内教育界以及清华日后的变化，生性敏感、感情细腻的吴宓惶恐不安，担心日后清华改组甚至被解散，昔日田园诗意的清华生活将告结束。吴宓写到：“此局不知何日变，安居长恋旧巢深。”“非不得已，不离北京。清华如解散，而京中教育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薪金所微，不计。”“彼北大派之人到此宰制一切，仍各用其私党，未必公平选材。⋯⋯比之彼胡适、罗家伦之流，排除异己，以邪说曲学召世惑众者，不犹愈耶？”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吴宓决定南下考察，如果时局不利，则离京南下改赴南京任教，以为退路。7月29日，吴宓离京南下。在南方观察了一段时间，吴宓又返回北京静观其变。
让吴宓哭笑不得的是，原本是他担心罗家伦不能容己而南下探听风声，不料被人认为是提前南下与罗家伦通款。由是吴宓感慨“谣言如是，可谓奇已”。
罗家伦任校长后，吴宓曾托赵元任向罗家伦打听，并做好离开清华的准备。罗家伦对赵元任笑着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若是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亦可请他教，我决不是这样褊狭的人。”罗家伦并托杨振声致意吴宓“愿在校合作”，令其“勿萌去志”。他不但继续聘请吴宓，还将吴宓作为优良教授增加了薪资。这显示了罗家伦的气度，何尝又不是北伐胜利者的气度和自信的体现？
如果说梁启超、吴宓是对时局悲观但积极寻求转圜之道的话，那么与梁启超同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则表现得过于悲观并主动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在王国维自沉的前一天，即1927年6月1日，王国维一清早就来到学校的工字厅。这天是国学院第二届学生毕业的日子，工字厅里早已布置妥当，毕业宴会即将在这里举行。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
晚上，学生谢国桢等上门拜访。谈到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地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送走了谢国桢等后，王国维为他们题写了扇面。题好扇面后，王国维还批改了学生的作业，然后才安然入睡。
6月2日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上班，与同事商谈了下一学期的招生事宜，表现一如平常。处理完日常公务，王国维向研究院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两块银元，因侯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于是，王国维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自沉于昆明湖。这位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自沉弃世。其“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言，当世及后世解颐纷繁，留下无尽想象空间。
同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哀悼“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对于王国维的死，学术界有殉清、被逼等各种说法，陈寅恪有自己看法。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将王国维之死阐释为与传统文化共存共亡的理念，揭示了王国维心灵深处的悲观失落以及绝望之情，对王国维之死的了解非常深刻。而这种深刻的背后，反映着他们某种共通的文化理念。陈寅恪以“思想囿于咸同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自况，他对王国维的深刻理解，又何尝不是自己当时心态的写照？
同样面对北伐，朱自清的反映显然没有王国维那么激烈决绝。他对未来的惶恐与现实的不满、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以及思念担心南方朋友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含蓄委婉地在《荷塘月色》一文中抒发出来：“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北伐胜利前夕的1928年2月，朱自清写了一篇长文《那里走》。文中说：心中“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颇有些惘惘然”，“我知道这种心情的起源。春间北来过上海时，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渐发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荫的大树，根株蟠结，不易除去。那时上海还没有革命呢⋯⋯”这正是他这段时间真实的思想和感情。
梁启超、吴宓、王国维、陈寅恪、朱自清等人的不同选择和反应，具体而微地反映出了在大动荡面前知识分子的不同心境与选择。这些选择往往又超越个人而带有某种思想、文化的象征意味。从这个角度看，清华园知识分子的选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北方知识界知识分子的选择。
国家观念益深，国民觉悟益著
五四运动后，尤其是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革命日益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词，政治救国、革命救国的思潮影响深入社会各个方面。清华园内，经过从“五四”到“五卅”，再到“三一八”一系列革命风暴的洗礼，学生思想觉悟大为提高。有学生激昂地指出：“五四运动，霹雳一声，而外人侵略我之实况，因以宣示全国，家喻户晓，全国国民始有国家之自觉，国民自身之自觉。民气磅礴，不可复遏，政府当局及世界各国，始知我国民气之不可畏，而稍戢其暴虐强顽之野心。自来年年继续，绵延不断，迄今年‘五卅’惨剧发生，全国沸腾，经数月宣传呼号之结束，国家观念之自觉益益深，国民自身之觉悟益益著。”
1926年初，北京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更大发展，群众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3月13日，清华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会，请李大钊、陈毅来校演讲。李大钊做了《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历史上之位置》的演讲，高度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指出孙中山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群众的党”，孙中山“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民众，广结于世界民众”。陈毅则在演讲中驳斥了反动派对共产主义的污蔑，指出人类不应该有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而应平等相待。这次演讲大大鼓舞了同学的革命志气，使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清华园内更为流行。一位教师曾著文惊呼：“最近一年之内，清华学生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即旧日多不注意种种新主义，而近日则注意种种新主义是也。现时最时髦之新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而在最近清华之中，均已‘崭然露头角’矣！”
1927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本等帝国主义入侵和干涉我国内政游行请愿，段祺瑞政府予以镇压，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清华学生受伤20余人，广西籍学生韦杰三因伤势过重于3月21日牺牲，年仅23岁。他临终遗言：“我心甚安，可是中国要快强起来呀！”遗言朴实无华但气壮山河。朱自清先生悲痛地写下《哀韦杰三君》：“⋯⋯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
政治救国、革命救国之外，科学救国的思想在清华师生中同样根深蒂固。
1928年，受济南惨案刺激，清华师生组织了边疆问题研究会，积极开展了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和边疆资料的收集整理，还积极进行社会宣传，体现出清华师生高度关注时势、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国民、民族命运结合的特点与爱国传统。当这些著名教授和那些日后均各有所长的学生们在一起，以学术的研究增加救国的力量，实际上开辟了后来以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代表的“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的学术传统。因而，边疆问题研究会不仅是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清华爱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接收清华之争
北伐军由南往北势如破竹，国内政局剧烈变化。反映在学校内，则再次出现校长更迭风潮。1927年12月28日，校长曹云祥以“校务棘手，进行困难，深恐贻误大学之发展”为由向外交部提出辞职。此后，严鹤龄、温应星、余日宣先后任校长或代理校长。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取得美国公使同意后，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9月18日，罗家伦宣誓就职，校务暂趋平静。
6月8日，北伐军进入北京。当日，清华校内国民党学生在大礼堂前面悬挂青天白日旗，并在校内各处张贴铲除土豪劣绅、以党为国、党化教育等内容的标语。9日，清华举行青天白日升旗仪式，国民党在清华的活动正式公开。当天，校内国民党员对内发表《为北伐胜利告清华教职员及同学书》，对外发表《为北伐胜利告各界同胞书》。政象纷扰，校内人心浮动。10日，梁启超给梁思成的信中写到：“清华评议会许多议案尚未通过，新教习聘书一概未发（旧教习契约满期者尚未续发），而北京局面已翻新，校长辞职，负责无人，下学期校务全在停顿中。该校为党人所必争，不久必将全体改组。”
正如梁氏所言，6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3次会议上，蔡元培提议统一中央教育学术机关。提案说：“查从前北京政府之下，中央教育学术机关，往往分隶各部院机关，如清华学校及俄文专修学校属于外交部⋯⋯。现在国民政府既设有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教育学术机关。从前在北京政府时代分隶各部院机关之中央教育学术机关，自应一律改归大学院主管。”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和外交部，会同致电原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委派他“暂代校务”，听候接管。18日，大学院宣布要“统一全国教育学术机关”，接管北平（这时北京已改称北平）各大学院校，声称清华也在接管之列。而外交部却坚持要由它来承袭北洋政府外交部对清华的管辖权力，抢先接管了清华的基金，拒绝大学院插脚进来。7月17日上午，外交部派张歆海等八人“查账”，以示“接管”。第二天，大学院的特派员高鲁等三人也接踵而至，来清华“视察”，并对外交部提前“查账”表示不满。双方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国民党各派势力竞相逐鹿清华校长这个肥缺，一时竟然有30多人。清华学生会为此通过一项决议：“在管辖问题未解决以前，任何人不得接收清华。”“在管辖问题未解决以前，请梅教务长不让任何人接收清华。”
经过两个月的明争暗斗，最后，大学院与外交部达成了共同管辖清华的协议，决定：一、将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按照美国文理科大学办理，并逐步添设研究院；二、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合派董事九人，组成新的董事会，掌管清华大学；三、原“清华学校暨留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中外交部长、美国公使保留，外交部次长由大学院院长（后为教育部长）接替，仍保持三人规模。上述这些接管措施，基本上承袭了北洋政府的一套老办法。不同的只是恢复了最初清华学堂时期由外交、教育两部共管的局面，两部通过董事会行使职权。
根据外交部与大学院共同拟定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董事会具有四项职权：第一，推举校长候选人；第二，议决清华重要章制、教育方针、预算、派遣及管理留学生之方针与留学经费之支配、通常教育行政以外之契约缔结、其他关于设备或财政上之重要计划；第三，审查学校决算与校长校务报告；第四，向清华基金保管机关提出保管建议，并随时了解基金数目及保管状况。
显然，虽然一部独辖变为两部共管，但董事会的职权并未发生变化，仍无异于学校决策机关，改革并未解决清华管理体制上的根本问题。同时，两部在董事会、基金等问题上龃龉不断，更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清华校内，师生继续要求改革。1929年4月6日和7日，学生代表大会、全体大会相继召开，议决提请国民政府取消董事会、改归教育部管辖等案。15日，学生会全体大会选举曹盛德、袁翰青、李述庚三名同学作为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17日，学生发表宣言，请求将清华改归教育部管辖。表示：“对董事会乖舛之一切议决案，誓不承认；对董事会之存在，誓死反对；全体一致，非达到直隶教育部目的不止。”24日，三名代表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改两部共管为教育部独辖、取消董事会等请求。
4月8日，教授会临时会议，提请改组董事会，并请评议会拟订方案。当晚，评议会开会建议教授会直接向国民政府提出取消董事会制度等请求。5月2日，教授会第七次会议议决提请清华归教育部直辖、清查基金等案，并选举杨振声、叶企孙为代表赴南京请愿。
师生的这些要求，与校长罗家伦改革清华的想法一致。罗家伦得到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驻南京总领事泼莱士的同意，在教育部、外交部召集的基金保管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罗家伦的提议，将基金交给中美人士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属于教育部。
为了彻底解决清华大学管辖问题，1929年5月，罗家伦取得国民政府高层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陈果夫、孙科等人支持，在外交、教育两部部长均不出席的国民政府第28次国务会议上，通过了由戴季陶、陈果夫联名提交的议案，将清华划归教育部管辖，彻底解决学校归属问题。后来，罗家伦又积极努力，并以辞职相要挟，促使国民政府取消了董事会。从此以后，清华在行政系统上纳入国立大学的正轨。
接管问题解决了学校外部管理的一个大问题，但校内却很快出现了校长更迭风波。未来几年内，包括与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等有关的校长更迭风波，固然与他们本人行事作为有关，清华校政不稳定的背后，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行政管理者与知识分子教授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前者到了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后者到了作风民主的梅贻琦长校以后，才得到缓冲。不过，这已经是1931年以后了。
敏感心态与复杂心情
作为横跨政学两界，以一支常带感情的如椽大笔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巨子，梁启超虽然在20年代后逐渐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与在清华等地的教学工作中去，但仍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与热心。当北伐军由南往北顺利推进时，梁启超在忙于清华、燕京、司法储才馆等处的工作的同时，对时局表示担忧。他对北洋政府非常不满。1926年12月20日，他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时局变迁非常剧烈⋯⋯北洋军阀确已到末日了。将此麻木不仁的状态打破，总是好的，但将来起的变症如何，现在真不敢说了。”但他的政见与国民党、共产党分歧更大，认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1927年10月11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悲观地表示：“现在战事正在酣畅中，胜负如何，十日后当见分晓，但无论何方胜，前途都不会有光明，奈何奈何！”
正是梁启超这种想游离于双方之外的心态，使他为未来做着种种安排。梁启超一方面积极筹款准备游美，另一方面，也积极准备去天津避难：“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裂，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天津也不稳当，但不如北京之绝地，有变尚可设法避难，现已饬人打扫津房，随时搬回。”1927年7月6日，梁启超回到天津。此后，梁启超便常驻天津，逐渐减少了在清华、在北平的停留时间。
与梁启超未雨绸缪预先调整类似，吴宓则离京南下考察情势，主动寻求脱困之法。
当北伐军势如破竹长驱北上时，北京各种传闻、谣言不断，人心惶惶。就在北伐军进入北京前一天（1928年6月7日），清华校内“传闻校内之共党将于今夜放火，焚烧校舍”。对于京内教育界以及清华日后的变化，生性敏感、感情细腻的吴宓惶恐不安，担心日后清华改组甚至被解散，昔日田园诗意的清华生活将告结束。吴宓写到：“此局不知何日变，安居长恋旧巢深。”“非不得已，不离北京。清华如解散，而京中教育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薪金所微，不计。”“彼北大派之人到此宰制一切，仍各用其私党，未必公平选材。⋯⋯比之彼胡适、罗家伦之流，排除异己，以邪说曲学召世惑众者，不犹愈耶？”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吴宓决定南下考察，如果时局不利，则离京南下改赴南京任教，以为退路。7月29日，吴宓离京南下。在南方观察了一段时间，吴宓又返回北京静观其变。
让吴宓哭笑不得的是，原本是他担心罗家伦不能容己而南下探听风声，不料被人认为是提前南下与罗家伦通款。由是吴宓感慨“谣言如是，可谓奇已”。
罗家伦任校长后，吴宓曾托赵元任向罗家伦打听，并做好离开清华的准备。罗家伦对赵元任笑着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若是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亦可请他教，我决不是这样褊狭的人。”罗家伦并托杨振声致意吴宓“愿在校合作”，令其“勿萌去志”。他不但继续聘请吴宓，还将吴宓作为优良教授增加了薪资。这显示了罗家伦的气度，何尝又不是北伐胜利者的气度和自信的体现？
如果说梁启超、吴宓是对时局悲观但积极寻求转圜之道的话，那么与梁启超同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则表现得过于悲观并主动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在王国维自沉的前一天，即1927年6月1日，王国维一清早就来到学校的工字厅。这天是国学院第二届学生毕业的日子，工字厅里早已布置妥当，毕业宴会即将在这里举行。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
晚上，学生谢国桢等上门拜访。谈到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地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送走了谢国桢等后，王国维为他们题写了扇面。题好扇面后，王国维还批改了学生的作业，然后才安然入睡。
6月2日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上班，与同事商谈了下一学期的招生事宜，表现一如平常。处理完日常公务，王国维向研究院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两块银元，因侯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于是，王国维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自沉于昆明湖。这位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自沉弃世。其“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言，当世及后世解颐纷繁，留下无尽想象空间。
同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哀悼“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对于王国维的死，学术界有殉清、被逼等各种说法，陈寅恪有自己看法。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将王国维之死阐释为与传统文化共存共亡的理念，揭示了王国维心灵深处的悲观失落以及绝望之情，对王国维之死的了解非常深刻。而这种深刻的背后，反映着他们某种共通的文化理念。陈寅恪以“思想囿于咸同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自况，他对王国维的深刻理解，又何尝不是自己当时心态的写照？
同样面对北伐，朱自清的反映显然没有王国维那么激烈决绝。他对未来的惶恐与现实的不满、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以及思念担心南方朋友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含蓄委婉地在《荷塘月色》一文中抒发出来：“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北伐胜利前夕的1928年2月，朱自清写了一篇长文《那里走》。文中说：心中“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颇有些惘惘然”，“我知道这种心情的起源。春间北来过上海时，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渐发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荫的大树，根株蟠结，不易除去。那时上海还没有革命呢⋯⋯”这正是他这段时间真实的思想和感情。
梁启超、吴宓、王国维、陈寅恪、朱自清等人的不同选择和反应，具体而微地反映出了在大动荡面前知识分子的不同心境与选择。这些选择往往又超越个人而带有某种思想、文化的象征意味。从这个角度看，清华园知识分子的选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北方知识界知识分子的选择。
国家观念益深，国民觉悟益著
五四运动后，尤其是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革命日益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词，政治救国、革命救国的思潮影响深入社会各个方面。清华园内，经过从“五四”到“五卅”，再到“三一八”一系列革命风暴的洗礼，学生思想觉悟大为提高。有学生激昂地指出：“五四运动，霹雳一声，而外人侵略我之实况，因以宣示全国，家喻户晓，全国国民始有国家之自觉，国民自身之自觉。民气磅礴，不可复遏，政府当局及世界各国，始知我国民气之不可畏，而稍戢其暴虐强顽之野心。自来年年继续，绵延不断，迄今年‘五卅’惨剧发生，全国沸腾，经数月宣传呼号之结束，国家观念之自觉益益深，国民自身之觉悟益益著。”
1926年初，北京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更大发展，群众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3月13日，清华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会，请李大钊、陈毅来校演讲。李大钊做了《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历史上之位置》的演讲，高度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指出孙中山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群众的党”，孙中山“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民众，广结于世界民众”。陈毅则在演讲中驳斥了反动派对共产主义的污蔑，指出人类不应该有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而应平等相待。这次演讲大大鼓舞了同学的革命志气，使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清华园内更为流行。一位教师曾著文惊呼：“最近一年之内，清华学生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即旧日多不注意种种新主义，而近日则注意种种新主义是也。现时最时髦之新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而在最近清华之中，均已‘崭然露头角’矣！”
1927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本等帝国主义入侵和干涉我国内政游行请愿，段祺瑞政府予以镇压，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清华学生受伤20余人，广西籍学生韦杰三因伤势过重于3月21日牺牲，年仅23岁。他临终遗言：“我心甚安，可是中国要快强起来呀！”遗言朴实无华但气壮山河。朱自清先生悲痛地写下《哀韦杰三君》：“⋯⋯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
政治救国、革命救国之外，科学救国的思想在清华师生中同样根深蒂固。
1928年，受济南惨案刺激，清华师生组织了边疆问题研究会，积极开展了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和边疆资料的收集整理，还积极进行社会宣传，体现出清华师生高度关注时势、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国民、民族命运结合的特点与爱国传统。当这些著名教授和那些日后均各有所长的学生们在一起，以学术的研究增加救国的力量，实际上开辟了后来以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代表的“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的学术传统。因而，边疆问题研究会不仅是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清华爱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接收清华之争
北伐军由南往北势如破竹，国内政局剧烈变化。反映在学校内，则再次出现校长更迭风潮。1927年12月28日，校长曹云祥以“校务棘手，进行困难，深恐贻误大学之发展”为由向外交部提出辞职。此后，严鹤龄、温应星、余日宣先后任校长或代理校长。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取得美国公使同意后，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9月18日，罗家伦宣誓就职，校务暂趋平静。
6月8日，北伐军进入北京。当日，清华校内国民党学生在大礼堂前面悬挂青天白日旗，并在校内各处张贴铲除土豪劣绅、以党为国、党化教育等内容的标语。9日，清华举行青天白日升旗仪式，国民党在清华的活动正式公开。当天，校内国民党员对内发表《为北伐胜利告清华教职员及同学书》，对外发表《为北伐胜利告各界同胞书》。政象纷扰，校内人心浮动。10日，梁启超给梁思成的信中写到：“清华评议会许多议案尚未通过，新教习聘书一概未发（旧教习契约满期者尚未续发），而北京局面已翻新，校长辞职，负责无人，下学期校务全在停顿中。该校为党人所必争，不久必将全体改组。”
正如梁氏所言，6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3次会议上，蔡元培提议统一中央教育学术机关。提案说：“查从前北京政府之下，中央教育学术机关，往往分隶各部院机关，如清华学校及俄文专修学校属于外交部⋯⋯。现在国民政府既设有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教育学术机关。从前在北京政府时代分隶各部院机关之中央教育学术机关，自应一律改归大学院主管。”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和外交部，会同致电原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委派他“暂代校务”，听候接管。18日，大学院宣布要“统一全国教育学术机关”，接管北平（这时北京已改称北平）各大学院校，声称清华也在接管之列。而外交部却坚持要由它来承袭北洋政府外交部对清华的管辖权力，抢先接管了清华的基金，拒绝大学院插脚进来。7月17日上午，外交部派张歆海等八人“查账”，以示“接管”。第二天，大学院的特派员高鲁等三人也接踵而至，来清华“视察”，并对外交部提前“查账”表示不满。双方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国民党各派势力竞相逐鹿清华校长这个肥缺，一时竟然有30多人。清华学生会为此通过一项决议：“在管辖问题未解决以前，任何人不得接收清华。”“在管辖问题未解决以前，请梅教务长不让任何人接收清华。”
经过两个月的明争暗斗，最后，大学院与外交部达成了共同管辖清华的协议，决定：一、将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按照美国文理科大学办理，并逐步添设研究院；二、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合派董事九人，组成新的董事会，掌管清华大学；三、原“清华学校暨留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中外交部长、美国公使保留，外交部次长由大学院院长（后为教育部长）接替，仍保持三人规模。上述这些接管措施，基本上承袭了北洋政府的一套老办法。不同的只是恢复了最初清华学堂时期由外交、教育两部共管的局面，两部通过董事会行使职权。
根据外交部与大学院共同拟定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董事会具有四项职权：第一，推举校长候选人；第二，议决清华重要章制、教育方针、预算、派遣及管理留学生之方针与留学经费之支配、通常教育行政以外之契约缔结、其他关于设备或财政上之重要计划；第三，审查学校决算与校长校务报告；第四，向清华基金保管机关提出保管建议，并随时了解基金数目及保管状况。
显然，虽然一部独辖变为两部共管，但董事会的职权并未发生变化，仍无异于学校决策机关，改革并未解决清华管理体制上的根本问题。同时，两部在董事会、基金等问题上龃龉不断，更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清华校内，师生继续要求改革。1929年4月6日和7日，学生代表大会、全体大会相继召开，议决提请国民政府取消董事会、改归教育部管辖等案。15日，学生会全体大会选举曹盛德、袁翰青、李述庚三名同学作为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17日，学生发表宣言，请求将清华改归教育部管辖。表示：“对董事会乖舛之一切议决案，誓不承认；对董事会之存在，誓死反对；全体一致，非达到直隶教育部目的不止。”24日，三名代表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改两部共管为教育部独辖、取消董事会等请求。
4月8日，教授会临时会议，提请改组董事会，并请评议会拟订方案。当晚，评议会开会建议教授会直接向国民政府提出取消董事会制度等请求。5月2日，教授会第七次会议议决提请清华归教育部直辖、清查基金等案，并选举杨振声、叶企孙为代表赴南京请愿。
师生的这些要求，与校长罗家伦改革清华的想法一致。罗家伦得到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驻南京总领事泼莱士的同意，在教育部、外交部召集的基金保管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罗家伦的提议，将基金交给中美人士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属于教育部。
为了彻底解决清华大学管辖问题，1929年5月，罗家伦取得国民政府高层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陈果夫、孙科等人支持，在外交、教育两部部长均不出席的国民政府第28次国务会议上，通过了由戴季陶、陈果夫联名提交的议案，将清华划归教育部管辖，彻底解决学校归属问题。后来，罗家伦又积极努力，并以辞职相要挟，促使国民政府取消了董事会。从此以后，清华在行政系统上纳入国立大学的正轨。
接管问题解决了学校外部管理的一个大问题，但校内却很快出现了校长更迭风波。未来几年内，包括与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等有关的校长更迭风波，固然与他们本人行事作为有关，清华校政不稳定的背后，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行政管理者与知识分子教授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前者到了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后者到了作风民主的梅贻琦长校以后，才得到缓冲。不过，这已经是1931年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