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我国学术思想界展开的最为重要的讨论，就是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一论战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中国，我们要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问题。解放后，我国学术思想界也发生过诸多争论，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究竟从何时开端”的论争，核心就是要说明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以及“什么是中国道路”这个问题。
　　解放后这场争论，不仅囊括了中国学术界的各位大佬的意见，而且影响源远流长，波及海外，由日本京都史学派所提出的“唐宋之变”的论断，就是从世界史角度思考中国发展道路特殊性的典范，其核心观点是：中国自唐代中期开始，就率先走向“近代”，故“唐宋之变”，是世界近代化进程的开端。
　　我以为今天我们要思考中国道路，要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还是要从这里出发。
　　中国的改革与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思考面向近代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点起步呢？我倾向于，就是选择公元805年的“永贞革新”这个点。
　　“永贞革新”要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宰相制度，具体说就是尚书、中书、门下“三权”的官制。而“改革宰相制度”的实质，也就是要对支配中国政治1000多年的贵族制度，发起政治上的攻击。
　　古今中外，为什么会有“三权”、权力分割这种事？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社会上有贵族这个最大的利益集团，而所谓分权，也就是贵族与国王、皇帝分权，贵族阶级是社会上最大的利益集团，皇帝轮流做，但贵族世家源远流长，他们的地位是不变的。
　　而这其实就是魏晋以来直到初唐的情况，这也就是“封建”的实质所在，没有贵族权力的保障与保持，也就谈不上封建。
　　初唐的时候，皇帝的权力有时并不比郡望大姓更大，以至于皇帝希望与贵族郡望联姻，也常被拒绝，而初唐所实行的，便是皇权与贵族郡望的联合执政，表现在政治体制上，就是皇帝要依靠“三省”施政。三省，理论上说是以4个宰相（左右仆射、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为首组成的“贵族院”构成。
　　唐在晋祠起兵问鼎天下，晋祠太宗诏令碑前有一联：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这里说的是：马上固然能够得天下，而治天下却要靠掌握着文章大权的贵族集团。
　　但唐代的经济发展是很快的，随着帝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度支、盐铁、屯田、马政等治国理政的专门化知识，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开始逐渐压倒了治经和律令。这样，一批来自基层，特别是经济发展很快的苏吴地方的官员，便开始运用他们的经济知识，挑战朝廷里掌握着经书和律令的贵族集团。
　　公元805年，技术官僚在中央的代言人，团结起来向着贵族把持的“三省”展开攻击，这就是历史上的“永贞革新”。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即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和程异。
　　“永贞革新”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或者这场改革大戏的第一场矛盾冲突，就是王叔文闯“宰相会食”这件事。
　　王叔文，“永贞革新”的领袖，当时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翰林学士，负责帝国的财政工作，而他的改革盟友韦执谊，时任尚书左丞、同平章事，是执掌尚书省的宰相之一。唐制，宰相高居百官之上，地位身份与朝廷官员有天壤之别，其中就包括，宰相吃饭的地方在中书省，宰相吃饭的时候，朝廷官员是不能进入的。而朝廷官员议事的地方叫作“阁”，那地方也是宰相不能去的，如果跑错了地方，那就是乱了身份，也乱了王法。
　　某日，王叔文有急事找韦执谊商量汇报，就犯了这个大忌。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记曰：
　　贾耽以王叔文党用事，心恶之，称疾不出，屡乞骸骨。丁酉，诸宰相会食中书。故事，宰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叔文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旧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良语久。杜佑、高郢、郑珣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郢、佑心知不可，畏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独珣瑜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叔文、执谊益无所顾忌，远近大惧。
　　王叔文吃饭跑错了门，韦执谊开会跑错了地方，这犯了大忌，所谓大忌，就是犯了宰相制度的忌讳。而技术官僚集团与宰相制度之间的矛盾，就此变得不可調和了。
　　自宋代以来，宰相被虚位，贵族制度被最终消灭，而要寻找它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因此，我们说，中国面向近代的第一场政治改革，就是“永贞革新”，因为它的目标，就是要打倒贵族的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