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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的思想，为以后二千多年里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示了方向。以后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精神、主要特点、主要发展方向，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露出了端倪。其中尤以先秦儒学的发展，对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儒学发展到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儒学的地位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化，从民间的一个学派，百家中的一家，一变而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学说，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以后经魏晋隋唐，到宋代又有一个重要发展。宋儒取佛、道之长，使儒学进一步哲理化，同时特别注重于完善和发展了儒学的人生哲学、道德学说，从而使儒学进一步真正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的精神渗透到了社会各个方面，支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在长期的发展中，先秦儒学的基本精神不断丰富、发展，并且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其主要的有：
一、重视做人，重视道德的精神
孔子讲仁学，不离人伦日用。从个人方面讲，是讲个人修养，建立理想人格；从社会方面讲，是讲道德教化，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理想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以每个人的人格修养为基础。总的说，仁学就是做人的学问。孟、荀提出人禽之别作为立论的基础，更把做人的主题突出了出来。而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儒学突出了道德。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孟、荀以礼义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所在，所以，无道德和道德教化，便沦于禽兽，讲做人，核心的问题就是讲道德和道德教化。重视做人，重视道德，是儒学的基本精神，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基本精神。中国人教育子弟，总以学会做人为第一要务；而在责骂他人时，又常像孟子批评杨墨时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那样，说对方“简直不是人”，是“衣冠禽兽”或“禽兽不如”，这都鲜明地体现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这种文化精神。
二、天人合一
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提出及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也给予了极大的影响。
在先秦儒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的内容，是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正如荀子说的“治乱非天”所表达的，是天命与治乱的关系。也就是：人间的治乱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天命决定的？还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孟子又说尽心知性知天，则是讲的人性与天的关系。总之，天人关系问题始终是与现实人生问题紧密相联的。道家思想跳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了“道”的问题，但其出发点及归宿，还是在如何治国和如何立身处世。而天人关系的解决，无论儒、道，除荀子之外，都归结为天人合一。尽管儒道两家所说天人关系的内容不同，思想也不同，儒家讨论的是人事、人性与天命的关系，道家讨论的是天地万物、自然与人的关系，孟子主张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老庄则主张由天道而知人道，然而，在天人合一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一致的。所以，天人合一思想不是儒学一家所独有，而是各家所共有的中国文化精神。而《易传》及以后宋代的理学，又吸取道家思想，使儒道融合，天人合一思想也就成为更全面、系统的世界观，既是指人性与天理的关系，又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世界观，渗透到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切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在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极高的评价：“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三、以求和谐为特点的辩证思维
从孔子提倡“中庸”，主张“和为贵”，“允执其中”，到《易传》认为“保合大和，乃利贞”，都反映了对和谐的重视。这种对和谐的重视，既是处事做人的指导原则，又是对世界万物本质及其发展的一种根本性的认识。先秦儒学的这一思想，在后世也得到发展，成为系统的关于万物发展的学说，指导着人们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和对各种问题的处理，从而也成为重要的传统文化精神。
传统的关于和谐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和，是宇宙与万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也是我们立身处世应遵循的原则和应追求的目标。
第二，和，是指不同的或对立的成分、因素相互协调。《易传》把这不同或对立的成分、因素概括为阴和阳。阴阳之间的交互作用引起万物的变化，阴阳之间的和谐则是万物存在的基础。
第三，为达到和，就要求中。和与中相连，所以又称“中和”。中是要求适度。这个度，只有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把握。整体的和谐对于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因素都有一定的要求。离开总体和谐的要求便无法把握各个局部因素的度。这也就是执两用中。
第四，为了达到和谐，对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儒家的传统道德，都是双方对举，从整体和谐的目标出发，对各种关系的双方分别提出不同要求。
第五，和不是随意的、无原则的调和，中庸不是四面讨好，取悦于人。爱恶分明，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才是真正的中和。
第六，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发生变化，和谐中包含着走向不和谐的因素。因此，既要防微杜渐，见几而作，防止和谐被破坏，又要适时革新，变而通之。
四、以群体为主，重视人的社会价值的价值观
先秦儒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怎样做人的问题，即人怎样真正成为人的问题是它的中心。而儒家谈人生的出发点，是把人看作群体中的一分子，做人，就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孔子之前，叔孙豹关于三不朽的思想已经表现出了这种观念，儒学把它系统化了。孔子仁学的基本思想，就是人与人相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基本的原则就是个人要服从于社会群体，为社会做贡献。具体表现在对人生的追求上，是仁以为己任，以平治天下，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为目标；在对人的评价上，是以其对社会、对百姓的贡献为衡量标准；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是以义为上，主张以义节利，见利思义，不以其道得之不取，在义与生命不可得兼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先秦儒学所提出的这种价值观，在后世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发扬，历代的志士仁人，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为社会、为民族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汇成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五、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
儒学从天命思想中解放出来，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充分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无论是孔子与命与仁，孟子主张天人合一，还是荀子主张天人相分，这一点都贯穿始终。荀子主张天人相分固然是突出了人的积极作用；孔子与命与仁、孟子讲天人合一，也不妨碍他们的积极有为。孔子还是把立足点放在人的主观努力上，努力把天命与人的积极作用统一起来。这是孔子讲天命的特点，而天人合一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找到的办法。发展到《易传》更以天道的生生不已来论证了自强不息，使人的积极有为也有了天道的根据。先秦儒学所表现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不可分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
六、重视教育，尊师重教的精神
儒家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因此十分重视教育。从孔子开始，都把教育作为治国的重要方面来对待。由此也就尊崇“师”的地位。孟子引《尚书》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把君与师并提。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把天地君亲师并提，作为礼的根本。我们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正是由此开始。
可见，先秦儒学对于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必须先了解先秦儒学的基本思想。
（选自《先秦儒学》，辽宁教育出版社，有删节。作者为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儒学发展到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儒学的地位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化，从民间的一个学派，百家中的一家，一变而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学说，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以后经魏晋隋唐，到宋代又有一个重要发展。宋儒取佛、道之长，使儒学进一步哲理化，同时特别注重于完善和发展了儒学的人生哲学、道德学说，从而使儒学进一步真正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的精神渗透到了社会各个方面，支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在长期的发展中，先秦儒学的基本精神不断丰富、发展，并且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其主要的有：
一、重视做人，重视道德的精神
孔子讲仁学，不离人伦日用。从个人方面讲，是讲个人修养，建立理想人格；从社会方面讲，是讲道德教化，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理想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以每个人的人格修养为基础。总的说，仁学就是做人的学问。孟、荀提出人禽之别作为立论的基础，更把做人的主题突出了出来。而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儒学突出了道德。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孟、荀以礼义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所在，所以，无道德和道德教化，便沦于禽兽，讲做人，核心的问题就是讲道德和道德教化。重视做人，重视道德，是儒学的基本精神，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基本精神。中国人教育子弟，总以学会做人为第一要务；而在责骂他人时，又常像孟子批评杨墨时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那样，说对方“简直不是人”，是“衣冠禽兽”或“禽兽不如”，这都鲜明地体现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这种文化精神。
二、天人合一
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提出及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也给予了极大的影响。
在先秦儒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的内容，是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正如荀子说的“治乱非天”所表达的，是天命与治乱的关系。也就是：人间的治乱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天命决定的？还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孟子又说尽心知性知天，则是讲的人性与天的关系。总之，天人关系问题始终是与现实人生问题紧密相联的。道家思想跳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了“道”的问题，但其出发点及归宿，还是在如何治国和如何立身处世。而天人关系的解决，无论儒、道，除荀子之外，都归结为天人合一。尽管儒道两家所说天人关系的内容不同，思想也不同，儒家讨论的是人事、人性与天命的关系，道家讨论的是天地万物、自然与人的关系，孟子主张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老庄则主张由天道而知人道，然而，在天人合一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一致的。所以，天人合一思想不是儒学一家所独有，而是各家所共有的中国文化精神。而《易传》及以后宋代的理学，又吸取道家思想，使儒道融合，天人合一思想也就成为更全面、系统的世界观，既是指人性与天理的关系，又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世界观，渗透到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切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在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极高的评价：“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三、以求和谐为特点的辩证思维
从孔子提倡“中庸”，主张“和为贵”，“允执其中”，到《易传》认为“保合大和，乃利贞”，都反映了对和谐的重视。这种对和谐的重视，既是处事做人的指导原则，又是对世界万物本质及其发展的一种根本性的认识。先秦儒学的这一思想，在后世也得到发展，成为系统的关于万物发展的学说，指导着人们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和对各种问题的处理，从而也成为重要的传统文化精神。
传统的关于和谐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和，是宇宙与万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也是我们立身处世应遵循的原则和应追求的目标。
第二，和，是指不同的或对立的成分、因素相互协调。《易传》把这不同或对立的成分、因素概括为阴和阳。阴阳之间的交互作用引起万物的变化，阴阳之间的和谐则是万物存在的基础。
第三，为达到和，就要求中。和与中相连，所以又称“中和”。中是要求适度。这个度，只有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把握。整体的和谐对于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因素都有一定的要求。离开总体和谐的要求便无法把握各个局部因素的度。这也就是执两用中。
第四，为了达到和谐，对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儒家的传统道德，都是双方对举，从整体和谐的目标出发，对各种关系的双方分别提出不同要求。
第五，和不是随意的、无原则的调和，中庸不是四面讨好，取悦于人。爱恶分明，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才是真正的中和。
第六，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发生变化，和谐中包含着走向不和谐的因素。因此，既要防微杜渐，见几而作，防止和谐被破坏，又要适时革新，变而通之。
四、以群体为主，重视人的社会价值的价值观
先秦儒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怎样做人的问题，即人怎样真正成为人的问题是它的中心。而儒家谈人生的出发点，是把人看作群体中的一分子，做人，就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孔子之前，叔孙豹关于三不朽的思想已经表现出了这种观念，儒学把它系统化了。孔子仁学的基本思想，就是人与人相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基本的原则就是个人要服从于社会群体，为社会做贡献。具体表现在对人生的追求上，是仁以为己任，以平治天下，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为目标；在对人的评价上，是以其对社会、对百姓的贡献为衡量标准；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是以义为上，主张以义节利，见利思义，不以其道得之不取，在义与生命不可得兼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先秦儒学所提出的这种价值观，在后世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发扬，历代的志士仁人，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为社会、为民族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汇成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五、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
儒学从天命思想中解放出来，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充分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无论是孔子与命与仁，孟子主张天人合一，还是荀子主张天人相分，这一点都贯穿始终。荀子主张天人相分固然是突出了人的积极作用；孔子与命与仁、孟子讲天人合一，也不妨碍他们的积极有为。孔子还是把立足点放在人的主观努力上，努力把天命与人的积极作用统一起来。这是孔子讲天命的特点，而天人合一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找到的办法。发展到《易传》更以天道的生生不已来论证了自强不息，使人的积极有为也有了天道的根据。先秦儒学所表现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不可分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
六、重视教育，尊师重教的精神
儒家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因此十分重视教育。从孔子开始，都把教育作为治国的重要方面来对待。由此也就尊崇“师”的地位。孟子引《尚书》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把君与师并提。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把天地君亲师并提，作为礼的根本。我们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正是由此开始。
可见，先秦儒学对于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必须先了解先秦儒学的基本思想。
（选自《先秦儒学》，辽宁教育出版社，有删节。作者为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