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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李贽的思想体系中，传统的封建思想与启蒙的平等思想始终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文章对李贽著作中的社会思想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关键词：启蒙平等；个性解放；反对禁欲
李贽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敢于明确否定权威要求平等、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思想家，他提出的一系列启蒙式的思想，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独行者，他敢于反对迷信和偶像的大无畏精神，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一位“卓然独立”的思想家。
一、李贽著作中的社会思想
1.对道学家的揭露以及对现实的批判
李贽是尊敬孔子的。“孔子一不靠权势威劫，二不靠财富诱惑，聚徒三千讲学，乃至惶惶奔窜如丧家犬，弟子却相随不舍，欢然从之，其道德学问自有令人心悦诚服之处。”李贽所要抨击的不是孔子，而是反对将孔子奉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偶像。李贽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他在《答耿中丞》中写道：“孔子亦何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真以为可笑矣！”
李贽在《焚书》中勾勒出道学先生的形象：
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相互推委，以为能明哲。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90页）
李贽所说的道学家，是泛指宣扬孔孟之道的人，包括所有标榜儒学道德的士大夫。他痛恨他们的言不由衷，痛恨他们以此来猎取富贵的行为。李贽认为社会上讲道学的风气会盛行的原因有三：“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 （《初潭集》卷二十“道学类”）既然道学家们讲道学只是作为其猎取财富与名声的手段，就决定了道学并非什么值得推重的东西。从李贽对道学的揭露可以看出程朱理学控制中国学术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弊害。
2.主张个性解放与反对禁欲主义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1）“童心者，真心也”的个性自由。他在《焚书》“童心说”中写道：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在他看来，当人开始懂事起，对社会上的事情耳濡目染后，童心就开始被污染了，慢慢地长大，父辈兄长便会灌输代代相传的真理，当这些真理占据人的心灵，童心则失去了。李贽主张呼唤复“真心”，做“真人”，提倡人应该按照先天具有的淳朴天真的本性而自由地发展，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与冲破束缚地发展个性，他认为，全社会假病弥漫，是因为人们童心既障，迷失了真心与自我。
（2）“顺人欲”的思想。李贽这种“顺人欲”的观点与道学家们鼓吹的压抑个体“存天理”，维护纲常秩序的“灭人欲”是完全对立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是人们共同的愿望，是“自然之性”。他认为离开了穿衣吃饭谈“人伦物理”，不是清谈就是欺世盗名。“以此观之，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圣人之所以必用也，何可言无？”（《道古录》卷上） 这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观点也不谋而合，伏尔泰认为，在贫富悬殊的社会中，财富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是一个人从事创造性社会活动的坚实基础。
（3）反对道德标准至上的功利主义思想。在李贽的著作《藏书》中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即不以道德条件作为判别人物高下的尺度，而是以该人物的实学事功大小来评品定位。比如李贽对秦始皇的看法是不单纯以个人道德角度评价，他认为秦始皇“混一诸侯”功不可没；对汉武帝这个被历代谴责的君主，李贽认为汉武帝“英雄继创”，他对所有历史人物的褒贬与赞扬都反映了他重视社会实践与社会效果的立场，功业如何才是最有力的论据。
二、李贽社会思想形成的原因
1.李贽社会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1）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逐渐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秩序。李贽在商品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泉州生活，进入仕途后，承担了照顾宗族的道德责任，但这与他追求个性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这种背离传统的行为，必然受到社会传统道德的批判，也引起了李贽的一生反抗。
（2）明朝中后期沿海地区倭寇之患严重，李贽率领族人参加了晋江保卫战。“目今倭寇屯结釜山，自谓十年生聚，十年训练，可以安坐而制朝鲜矣”（《焚书》之《又书使通州诗后》），李贽看到了文武无用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无能。在道德的旗帜下，谨慎和优柔寡断被视为高尚的修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李贽批判曰：“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续焚书》卷二）
2.李贽的文化教养与师承关系
李贽这样评价左派王学：“心斋（即何心隐）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司请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从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焚书》之《为黄安二上人》）颜山农、何心隐力求打破封建传统的思想形式，极力提倡个性解放，李贽在思想上无疑深受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对何心隐佩服到了极点。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十四）中说：“罗近豁以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以罗近弼为圣人，李孛吾以何心隐为圣人。”除受左派王学的影响之外，李贽还受了禅学、墨子和利玛窦的影响。他提倡思想自由，主张三教合一，三教平等。他在《三教品序》中说：“三教圣人顶天立地不容异同明矣。故曰天下无二道，圣贤无二心。”
三、“异端”与“真儒”
李贽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到的推动作用。如顾炎武说“自古以来小认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李贽著作中的反圣教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说李贽的著作“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因此，他编的《四库全书》，不收李贽的著作，而“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张建业：《李贽文集》卷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纪昀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正统思想立场上对李贽的攻击，恰好说明李贽的著作在当时社会上确实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
李贽虽然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德礼政刑”提出了批判，但并没有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他虽然批判了某些封建道德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但又以“真儒”自居，用忠孝节义之类的道德概念来称赞他所赞美和肯定的人物。这些都明显地表现出李贽的阶级属性和时代的局限性。因此，李贽在大胆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和理学家虚伪、丑恶的面目的同时，在进行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战斗中，他一直都是孤独的。
参考文献：
[1] （明）李 贽.焚书（全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明）李 贽.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明）李 贽.道古录[A].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清）纪 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卷五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卷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鄢烈山，朱健国.李贽传[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8]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9]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武昌职业学院）
关键词：启蒙平等；个性解放；反对禁欲
李贽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敢于明确否定权威要求平等、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思想家，他提出的一系列启蒙式的思想，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独行者，他敢于反对迷信和偶像的大无畏精神，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一位“卓然独立”的思想家。
一、李贽著作中的社会思想
1.对道学家的揭露以及对现实的批判
李贽是尊敬孔子的。“孔子一不靠权势威劫，二不靠财富诱惑，聚徒三千讲学，乃至惶惶奔窜如丧家犬，弟子却相随不舍，欢然从之，其道德学问自有令人心悦诚服之处。”李贽所要抨击的不是孔子，而是反对将孔子奉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偶像。李贽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他在《答耿中丞》中写道：“孔子亦何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真以为可笑矣！”
李贽在《焚书》中勾勒出道学先生的形象：
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相互推委，以为能明哲。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90页）
李贽所说的道学家，是泛指宣扬孔孟之道的人，包括所有标榜儒学道德的士大夫。他痛恨他们的言不由衷，痛恨他们以此来猎取富贵的行为。李贽认为社会上讲道学的风气会盛行的原因有三：“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 （《初潭集》卷二十“道学类”）既然道学家们讲道学只是作为其猎取财富与名声的手段，就决定了道学并非什么值得推重的东西。从李贽对道学的揭露可以看出程朱理学控制中国学术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弊害。
2.主张个性解放与反对禁欲主义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1）“童心者，真心也”的个性自由。他在《焚书》“童心说”中写道：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在他看来，当人开始懂事起，对社会上的事情耳濡目染后，童心就开始被污染了，慢慢地长大，父辈兄长便会灌输代代相传的真理，当这些真理占据人的心灵，童心则失去了。李贽主张呼唤复“真心”，做“真人”，提倡人应该按照先天具有的淳朴天真的本性而自由地发展，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与冲破束缚地发展个性，他认为，全社会假病弥漫，是因为人们童心既障，迷失了真心与自我。
（2）“顺人欲”的思想。李贽这种“顺人欲”的观点与道学家们鼓吹的压抑个体“存天理”，维护纲常秩序的“灭人欲”是完全对立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是人们共同的愿望，是“自然之性”。他认为离开了穿衣吃饭谈“人伦物理”，不是清谈就是欺世盗名。“以此观之，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圣人之所以必用也，何可言无？”（《道古录》卷上） 这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观点也不谋而合，伏尔泰认为，在贫富悬殊的社会中，财富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是一个人从事创造性社会活动的坚实基础。
（3）反对道德标准至上的功利主义思想。在李贽的著作《藏书》中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即不以道德条件作为判别人物高下的尺度，而是以该人物的实学事功大小来评品定位。比如李贽对秦始皇的看法是不单纯以个人道德角度评价，他认为秦始皇“混一诸侯”功不可没；对汉武帝这个被历代谴责的君主，李贽认为汉武帝“英雄继创”，他对所有历史人物的褒贬与赞扬都反映了他重视社会实践与社会效果的立场，功业如何才是最有力的论据。
二、李贽社会思想形成的原因
1.李贽社会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1）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逐渐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秩序。李贽在商品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泉州生活，进入仕途后，承担了照顾宗族的道德责任，但这与他追求个性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这种背离传统的行为，必然受到社会传统道德的批判，也引起了李贽的一生反抗。
（2）明朝中后期沿海地区倭寇之患严重，李贽率领族人参加了晋江保卫战。“目今倭寇屯结釜山，自谓十年生聚，十年训练，可以安坐而制朝鲜矣”（《焚书》之《又书使通州诗后》），李贽看到了文武无用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无能。在道德的旗帜下，谨慎和优柔寡断被视为高尚的修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李贽批判曰：“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续焚书》卷二）
2.李贽的文化教养与师承关系
李贽这样评价左派王学：“心斋（即何心隐）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司请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从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焚书》之《为黄安二上人》）颜山农、何心隐力求打破封建传统的思想形式，极力提倡个性解放，李贽在思想上无疑深受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对何心隐佩服到了极点。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十四）中说：“罗近豁以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以罗近弼为圣人，李孛吾以何心隐为圣人。”除受左派王学的影响之外，李贽还受了禅学、墨子和利玛窦的影响。他提倡思想自由，主张三教合一，三教平等。他在《三教品序》中说：“三教圣人顶天立地不容异同明矣。故曰天下无二道，圣贤无二心。”
三、“异端”与“真儒”
李贽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到的推动作用。如顾炎武说“自古以来小认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李贽著作中的反圣教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说李贽的著作“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因此，他编的《四库全书》，不收李贽的著作，而“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张建业：《李贽文集》卷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纪昀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正统思想立场上对李贽的攻击，恰好说明李贽的著作在当时社会上确实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
李贽虽然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德礼政刑”提出了批判，但并没有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他虽然批判了某些封建道德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但又以“真儒”自居，用忠孝节义之类的道德概念来称赞他所赞美和肯定的人物。这些都明显地表现出李贽的阶级属性和时代的局限性。因此，李贽在大胆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和理学家虚伪、丑恶的面目的同时，在进行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战斗中，他一直都是孤独的。
参考文献：
[1] （明）李 贽.焚书（全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明）李 贽.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明）李 贽.道古录[A].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清）纪 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卷五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卷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鄢烈山，朱健国.李贽传[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8]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9]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武昌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