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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吉很怀念逝去的革命岁月。他教孙女唱革命歌曲,还把自己参与816核工厂建设的经历写成文章。“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三线建设了。”他慨叹,以后,自己的孙女也要通过他的回忆去了解那一段历史。
40多年前,6万多名建设者进驻重庆涪陵的大山中,开始长达18年的816核工程建设。816是一个代号,它是周恩来1966年签署命令批准在西南建设的最早核工厂,在此之前,中国仅在甘肃404厂有一套核反应堆。
816核工厂紧靠乌江,背依武陵山,整个工厂完全隐匿在山体内。厂房进洞深度400米左右,顶部覆盖层最厚达200米,核心部位厂房的覆盖层厚度均在150米以上。作为冷战时期产物,符合毛泽东“深挖洞”指示精神的816军工洞体,可以预防100万吨氢弹空中爆炸冲击和1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攻击。在中国所有核工厂中,816核工厂是最为隐秘和坚固的,亦堪称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
1960年即参加国防建设的郑天吉,1969年来到816厂,先后担任动力处材料科科长和供水车间副主任。但令他和其他参与者意想不到的是,在1984年,由于国防战略调整,尚未最后完工的816核工厂正式停建,带着它的许多秘密,成为大山深处一片荒芜的洞体废墟。
当“战争”的压力消散,“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816核工厂和其他军工企业一样,开始艰难的“军转民”改制。
816厂的第二次创业,虽历经波折,但改制后的“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已是“军转民”企业的典范——进入重庆市工业企业50强。在这个过程中,它并未引起外界足够的关注,直到2004年国防科工委正式对816核工程解密,而今年4月底,闲置近30年的军工洞体正式对游客开放,所有尘封的记忆,开始大白于天下。
“帝修反大合唱”催生三线建设
郑天吉1969年11月来到重庆涪陵白涛镇时,816核工厂的兴建已有3年时间。
“1964年到1966年,是中国三线建设的高潮。”现为建峰化工集团武装部长的韩明说,他印象很深的是每年征兵期间看到的“没有国防,就没有厂房”等大幅标语。“当时中国在国际上也没什么朋友。”韩明记得,诸如“帝修反大合唱,我们不怕”和三线建设的标语曾遍布他生活的核工厂附近。而“三线建设”在1964年被中央正式提出时,正值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当时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北部湾海上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均指责是对方挑起。该事件导致美军开始对北越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越战全面升级。中国感受到美国的威胁,加上之前中苏关系破裂,“最紧张的时候,我们讲苏修在边界屯兵百万”,韩明和身边的人都认为加强战备相当必要。
“中国如果没原子弹,美帝苏修老拿原子弹吓唬你。我们当时都知道,赫鲁晓夫不同意中国搞原子弹。我们工作认真得很,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苏联撤走专家了,我们自己搞!”郑天吉说。1964年,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但出于“备战”的考虑,决定将核工厂迁移到更安全隐秘的三线地区。
几乎和文革同步,1966年6月,我国第一个核工厂甘肃404厂向二机部(核工业部前身)递交报告称:遵照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精神与西南建委、部党组的指示,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新疆等省区,踏勘了90多个厂址,提出了17个方案,经过最后比较和综合考虑,认为川东乌江流域的白涛条件比较好,能满足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要求,建议816厂设置在白涛。
这个报告获得了二机部的认同,很快,816厂的兴建就在白涛启动。
所谓“三线”,是指云、贵、川等十三个省区,一线则为沿海、边疆地区,一线和三线之中间地带则为二线。现在回过头看,“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堪称共和国史上之最。而816核工厂,是整个“三线建设”期间投入最大的工程之一。
郑天吉记得,他们几百人从甘肃404厂赶到涪陵时,天上下着雨,码头上有上百人鼓掌欢迎。“很高兴,因为重庆是我家乡,另外参与三线建设也感觉光荣。”他们一行下了船,直接就到距816洞体工程有十余里路远的白马,住在那里406厂(军工造船厂)的厂房中。在这之前,白涛镇村民家已被更早来到的404职工住满。
工程兵54师在1969年5月1日正式开始洞体开挖,而从404厂调来的技术人员,则负责“三通一平”等基建工作,他们在当地雇佣了数千名临时工。“附近的地主或反动人物,都要搬走。雇来的临时工,也要找政府、村委会挨家挨户问,把祖宗三代查遍,然后盖章才能转正。留下来的很少。”郑天吉说,核工程是高度机密,洞体内只有参建的部队才能进去,“我那时都没进去过。洞口设有岗哨,有一个警卫团保卫。少数人进去安电话线,也要发证。”
文革中的掘进
郑天吉来到816厂之后,大规模的修建才刚刚开始。此前,虽亦有开工,但人数少,且受制于文革政治运动较多。早郑天吉两年从404厂来到816厂的杨芳德,因此更多经历了派系斗争,并成为造反派的头目。
“厂部的工作停顿了,没人干活,只炊事员做饭,但后来他们也不干了,只好让民工进炊事班做饭。”杨芳德说,早期进行试验性挖洞的工程兵相对受文革冲击较少,受雇修路的民工最初也能照常干活,“但后来也慢慢被各派组织过去壮大力量,影响了施工。”当权派都受到冲击,总工程师赵如晏被下放到机修厂锯钢板。
816厂的革委会在1968年12月成立。作为造反派头目的杨芳德首当其冲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被专政队带到816下设各单位批斗。同样是1966年来到816厂的郭镇川,“想当逍遥派,但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一度也被戴高帽批判的他,最后成为与杨芳德对立派系的头目。
“抓革命,促生产”,生产仍未废弃,但“革命”被放在首位。“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发表,无论什么时候,大家听到招呼都要出来学习。”郭镇川记得,816厂一个姓姜的工程师在文革中自杀了。韩明的父亲韩志平也受到了批斗。
郑天吉1969年从404厂来到816厂时,赵如晏仍戴着老花镜在屋檐下干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有人打肿脸充胖子,说工人阶级啥都能干,没有赵如晏也能干。”
“技术权威都灰溜溜的。运动太多,业务工作一周干不了多少。”韩明说,厂里有个清华大学过来的工程师刘景武,很敢说话,有一次在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列了个表,一周下来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政治学习的时间远远超过业务工作。”
与不愉快的政治运动相伴生的记忆,还有在革命理念熏陶下的吃苦耐劳精神。韩明至今感慨的是,当年816厂夏天连风扇都没有,蚊子多,五六十人睡一个大通铺,钻进蚊帐后再起来,铺上就一个湿湿的人印。最辛苦的是工程兵,他们三班倒,人换机器不停,24小时连轴转进行掘洞。
郑天吉印象最深的,是1972年“大战取水口”的经历。他们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将直径37米,深达十余米的取水口淤泥清理干净。1982年,他尝试着用8台水泵将乌江水抽到70多米高的地方,花费了不小的精力。“那时思想压力可大了,如果生产时水供应不上,我是要掉脑袋的。有时考虑这些问题会睡不着觉。”
但就在这个时候,816厂接到缓建的通知。
“军转民”转机
听到缓建消息时,郑天吉想不通。此时,816核工厂已投资7.4亿元人民币,全部土建工程、85%的建筑工程、60%的安装工程已经完成。“费了那么大劲,花了那么多钱,怎么缓建了?”他认为关键的因素是缺钱,但也听到有人说,“现在不打仗了,生产那么多核武器干什么?!”
彼时正在816厂堆工一分厂搞调度工作的韩明尚且满腔热血,他对缓建同样不理解。不过,现在他可以平心静气分析816厂缓建和整个三线建设告停的原因:“1980年代,苏联被阿富汗战争陷住了。中美建交。战争不再迫在眉睫。中国开始压缩军备国防工业的开支,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
两年后,816厂正式接到停建的通知。在那几年,与816厂相同命运的三线建设项目多如牛毛。和那些规模小、早已建成的军工厂一样,没有任何现成项目的816厂,也要在“军转民”的浪潮中开拓新路。
此前享受几乎高于其他所有行业待遇的核工业职工们,开始纷纷寻找出路。郑天吉也有意调到邻近的南川,去一家生产常规武器的宁江厂工作,“那边已经答应了,但816不放人,没有办法。”留下来的他和韩明,目睹了816厂转型的艰难困顿。
“816厂做过面包,去南川等地卖。但这么多人(高峰时5000多人)不可能靠此维持下去。816厂知识分子很多,总要找条出路。”郑天吉回忆,他们后来争取到国家的大化肥厂项目,才扭转了局面。“获得国家批的大化肥厂,要通天才行,后来听说中央领导要来视察三峡,厂领导就找机会去汇报。包括运输、销路等各方面都论证完之后,在国家招标时,我们投上了。大家好高兴。”
原816厂厂长徐光回忆,他们的大化肥立项报告在1985年7月22日就获得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但不久,又被告知还要召开择优评审大会最后选定,因为四川省有四个大化肥项目都想上,但只能选择其中两个先上。他们于是组织了20多个精兵强将到北京,从8月初开始一直忙到9月底,为夺标做精心的准备工作。
当年10月27日,当评审结果揭晓,816厂以85.4分的成绩名列第二而中标时,徐光等人用电传把消息传回816厂,全厂如同过节一样,舞龙狮、扭秧歌、跑旱船,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1985年11月,国家计委和化工部把结果上报国务院后,时任副总理李鹏批示:“如果上一个大化肥,我同意上816,这可和三峡建设结合……”次年,816厂大化肥项目被正式列入“七五”计划。这成为816厂在其他三线军工项目纷纷破产倒闭背景下,异军突起的重要肇因。
最高核机密变身经济增长点
816厂变身建峰化工之后,当年核工厂的主要军工洞体,一直闲置在那里(只短期在里面培育过蘑菇)。它还是一个保密单位。直到2002年,这个代表国家三线建设时期最高机密和科技水平的地下核燃料基地,才终于被国防科工委部分解密。
816厂在2000年即提交“816堆工洞体解密并对外开放的请示”,上面称,(自1984年停建以来)经历了17年风雨,816洞体工程各方面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一是按核工业部批示精神,可用设备材料早已调拨给其他厂,并在转民项目尤其是大化肥工程建设中,尽可能利用了堆本体材料;二是由于维护费严重短缺,洞内空气潮湿,通气不畅,致使各种暴露金属、预埋件腐蚀严重,众多设备早已难以发挥正常功能;三是随着三峡工程上马,反应堆底部处于淹没线以下,洞体四周15厘米厚的喷射砼难以承受巨大压力作用,堆底安全将受到直接威胁。
请示报告称,当前国际形势与816洞体上马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的路线方针已进行了根本性调整,该厂认为816堆工已无复建利用的可能,建议对816洞体工程及堆本体部分予以解密,并拟利用原堆工洞体开发高科技旅游项目,既盘活国有资产,确保其保值增值,又安置部分下岗职工,并带动相关三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两年后,解密的愿望达成。
816厂随即将旅游提上日程。“2003年找了一家深圳策划公司,花了20万搞了个方案。后来觉得不理想,又找重庆师范学院旅游学院做了第二期策划。”建峰集团洞体工程副总经理何成福说,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耽搁着未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直到今年,因重庆与湖北争办长江旅游节,打造“中国唯一解密核反应堆/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旅游项目的规划旋即启动,付诸实施。
816厂住宅区,距离开放洞体仅数公里之遥,感觉这里仿佛还带有解放初的气息,但韩明已经在慨叹同志间的关系在改革年代的迅速瓦解。这里自1960年代被人为划定为军事禁区,形成一套自循环的封闭社区,而今,它将自己的样貌呈现给了世人。
没有其他地方比这里更能隐喻一个时代的流变。★
40多年前,6万多名建设者进驻重庆涪陵的大山中,开始长达18年的816核工程建设。816是一个代号,它是周恩来1966年签署命令批准在西南建设的最早核工厂,在此之前,中国仅在甘肃404厂有一套核反应堆。
816核工厂紧靠乌江,背依武陵山,整个工厂完全隐匿在山体内。厂房进洞深度400米左右,顶部覆盖层最厚达200米,核心部位厂房的覆盖层厚度均在150米以上。作为冷战时期产物,符合毛泽东“深挖洞”指示精神的816军工洞体,可以预防100万吨氢弹空中爆炸冲击和1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攻击。在中国所有核工厂中,816核工厂是最为隐秘和坚固的,亦堪称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
1960年即参加国防建设的郑天吉,1969年来到816厂,先后担任动力处材料科科长和供水车间副主任。但令他和其他参与者意想不到的是,在1984年,由于国防战略调整,尚未最后完工的816核工厂正式停建,带着它的许多秘密,成为大山深处一片荒芜的洞体废墟。
当“战争”的压力消散,“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816核工厂和其他军工企业一样,开始艰难的“军转民”改制。
816厂的第二次创业,虽历经波折,但改制后的“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已是“军转民”企业的典范——进入重庆市工业企业50强。在这个过程中,它并未引起外界足够的关注,直到2004年国防科工委正式对816核工程解密,而今年4月底,闲置近30年的军工洞体正式对游客开放,所有尘封的记忆,开始大白于天下。
“帝修反大合唱”催生三线建设
郑天吉1969年11月来到重庆涪陵白涛镇时,816核工厂的兴建已有3年时间。
“1964年到1966年,是中国三线建设的高潮。”现为建峰化工集团武装部长的韩明说,他印象很深的是每年征兵期间看到的“没有国防,就没有厂房”等大幅标语。“当时中国在国际上也没什么朋友。”韩明记得,诸如“帝修反大合唱,我们不怕”和三线建设的标语曾遍布他生活的核工厂附近。而“三线建设”在1964年被中央正式提出时,正值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当时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北部湾海上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均指责是对方挑起。该事件导致美军开始对北越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越战全面升级。中国感受到美国的威胁,加上之前中苏关系破裂,“最紧张的时候,我们讲苏修在边界屯兵百万”,韩明和身边的人都认为加强战备相当必要。
“中国如果没原子弹,美帝苏修老拿原子弹吓唬你。我们当时都知道,赫鲁晓夫不同意中国搞原子弹。我们工作认真得很,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苏联撤走专家了,我们自己搞!”郑天吉说。1964年,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但出于“备战”的考虑,决定将核工厂迁移到更安全隐秘的三线地区。
几乎和文革同步,1966年6月,我国第一个核工厂甘肃404厂向二机部(核工业部前身)递交报告称:遵照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精神与西南建委、部党组的指示,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新疆等省区,踏勘了90多个厂址,提出了17个方案,经过最后比较和综合考虑,认为川东乌江流域的白涛条件比较好,能满足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要求,建议816厂设置在白涛。
这个报告获得了二机部的认同,很快,816厂的兴建就在白涛启动。
所谓“三线”,是指云、贵、川等十三个省区,一线则为沿海、边疆地区,一线和三线之中间地带则为二线。现在回过头看,“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堪称共和国史上之最。而816核工厂,是整个“三线建设”期间投入最大的工程之一。
郑天吉记得,他们几百人从甘肃404厂赶到涪陵时,天上下着雨,码头上有上百人鼓掌欢迎。“很高兴,因为重庆是我家乡,另外参与三线建设也感觉光荣。”他们一行下了船,直接就到距816洞体工程有十余里路远的白马,住在那里406厂(军工造船厂)的厂房中。在这之前,白涛镇村民家已被更早来到的404职工住满。
工程兵54师在1969年5月1日正式开始洞体开挖,而从404厂调来的技术人员,则负责“三通一平”等基建工作,他们在当地雇佣了数千名临时工。“附近的地主或反动人物,都要搬走。雇来的临时工,也要找政府、村委会挨家挨户问,把祖宗三代查遍,然后盖章才能转正。留下来的很少。”郑天吉说,核工程是高度机密,洞体内只有参建的部队才能进去,“我那时都没进去过。洞口设有岗哨,有一个警卫团保卫。少数人进去安电话线,也要发证。”
文革中的掘进
郑天吉来到816厂之后,大规模的修建才刚刚开始。此前,虽亦有开工,但人数少,且受制于文革政治运动较多。早郑天吉两年从404厂来到816厂的杨芳德,因此更多经历了派系斗争,并成为造反派的头目。
“厂部的工作停顿了,没人干活,只炊事员做饭,但后来他们也不干了,只好让民工进炊事班做饭。”杨芳德说,早期进行试验性挖洞的工程兵相对受文革冲击较少,受雇修路的民工最初也能照常干活,“但后来也慢慢被各派组织过去壮大力量,影响了施工。”当权派都受到冲击,总工程师赵如晏被下放到机修厂锯钢板。
816厂的革委会在1968年12月成立。作为造反派头目的杨芳德首当其冲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被专政队带到816下设各单位批斗。同样是1966年来到816厂的郭镇川,“想当逍遥派,但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一度也被戴高帽批判的他,最后成为与杨芳德对立派系的头目。
“抓革命,促生产”,生产仍未废弃,但“革命”被放在首位。“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发表,无论什么时候,大家听到招呼都要出来学习。”郭镇川记得,816厂一个姓姜的工程师在文革中自杀了。韩明的父亲韩志平也受到了批斗。
郑天吉1969年从404厂来到816厂时,赵如晏仍戴着老花镜在屋檐下干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有人打肿脸充胖子,说工人阶级啥都能干,没有赵如晏也能干。”
“技术权威都灰溜溜的。运动太多,业务工作一周干不了多少。”韩明说,厂里有个清华大学过来的工程师刘景武,很敢说话,有一次在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列了个表,一周下来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政治学习的时间远远超过业务工作。”
与不愉快的政治运动相伴生的记忆,还有在革命理念熏陶下的吃苦耐劳精神。韩明至今感慨的是,当年816厂夏天连风扇都没有,蚊子多,五六十人睡一个大通铺,钻进蚊帐后再起来,铺上就一个湿湿的人印。最辛苦的是工程兵,他们三班倒,人换机器不停,24小时连轴转进行掘洞。
郑天吉印象最深的,是1972年“大战取水口”的经历。他们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将直径37米,深达十余米的取水口淤泥清理干净。1982年,他尝试着用8台水泵将乌江水抽到70多米高的地方,花费了不小的精力。“那时思想压力可大了,如果生产时水供应不上,我是要掉脑袋的。有时考虑这些问题会睡不着觉。”
但就在这个时候,816厂接到缓建的通知。
“军转民”转机
听到缓建消息时,郑天吉想不通。此时,816核工厂已投资7.4亿元人民币,全部土建工程、85%的建筑工程、60%的安装工程已经完成。“费了那么大劲,花了那么多钱,怎么缓建了?”他认为关键的因素是缺钱,但也听到有人说,“现在不打仗了,生产那么多核武器干什么?!”
彼时正在816厂堆工一分厂搞调度工作的韩明尚且满腔热血,他对缓建同样不理解。不过,现在他可以平心静气分析816厂缓建和整个三线建设告停的原因:“1980年代,苏联被阿富汗战争陷住了。中美建交。战争不再迫在眉睫。中国开始压缩军备国防工业的开支,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
两年后,816厂正式接到停建的通知。在那几年,与816厂相同命运的三线建设项目多如牛毛。和那些规模小、早已建成的军工厂一样,没有任何现成项目的816厂,也要在“军转民”的浪潮中开拓新路。
此前享受几乎高于其他所有行业待遇的核工业职工们,开始纷纷寻找出路。郑天吉也有意调到邻近的南川,去一家生产常规武器的宁江厂工作,“那边已经答应了,但816不放人,没有办法。”留下来的他和韩明,目睹了816厂转型的艰难困顿。
“816厂做过面包,去南川等地卖。但这么多人(高峰时5000多人)不可能靠此维持下去。816厂知识分子很多,总要找条出路。”郑天吉回忆,他们后来争取到国家的大化肥厂项目,才扭转了局面。“获得国家批的大化肥厂,要通天才行,后来听说中央领导要来视察三峡,厂领导就找机会去汇报。包括运输、销路等各方面都论证完之后,在国家招标时,我们投上了。大家好高兴。”
原816厂厂长徐光回忆,他们的大化肥立项报告在1985年7月22日就获得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但不久,又被告知还要召开择优评审大会最后选定,因为四川省有四个大化肥项目都想上,但只能选择其中两个先上。他们于是组织了20多个精兵强将到北京,从8月初开始一直忙到9月底,为夺标做精心的准备工作。
当年10月27日,当评审结果揭晓,816厂以85.4分的成绩名列第二而中标时,徐光等人用电传把消息传回816厂,全厂如同过节一样,舞龙狮、扭秧歌、跑旱船,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1985年11月,国家计委和化工部把结果上报国务院后,时任副总理李鹏批示:“如果上一个大化肥,我同意上816,这可和三峡建设结合……”次年,816厂大化肥项目被正式列入“七五”计划。这成为816厂在其他三线军工项目纷纷破产倒闭背景下,异军突起的重要肇因。
最高核机密变身经济增长点
816厂变身建峰化工之后,当年核工厂的主要军工洞体,一直闲置在那里(只短期在里面培育过蘑菇)。它还是一个保密单位。直到2002年,这个代表国家三线建设时期最高机密和科技水平的地下核燃料基地,才终于被国防科工委部分解密。
816厂在2000年即提交“816堆工洞体解密并对外开放的请示”,上面称,(自1984年停建以来)经历了17年风雨,816洞体工程各方面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一是按核工业部批示精神,可用设备材料早已调拨给其他厂,并在转民项目尤其是大化肥工程建设中,尽可能利用了堆本体材料;二是由于维护费严重短缺,洞内空气潮湿,通气不畅,致使各种暴露金属、预埋件腐蚀严重,众多设备早已难以发挥正常功能;三是随着三峡工程上马,反应堆底部处于淹没线以下,洞体四周15厘米厚的喷射砼难以承受巨大压力作用,堆底安全将受到直接威胁。
请示报告称,当前国际形势与816洞体上马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的路线方针已进行了根本性调整,该厂认为816堆工已无复建利用的可能,建议对816洞体工程及堆本体部分予以解密,并拟利用原堆工洞体开发高科技旅游项目,既盘活国有资产,确保其保值增值,又安置部分下岗职工,并带动相关三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两年后,解密的愿望达成。
816厂随即将旅游提上日程。“2003年找了一家深圳策划公司,花了20万搞了个方案。后来觉得不理想,又找重庆师范学院旅游学院做了第二期策划。”建峰集团洞体工程副总经理何成福说,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耽搁着未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直到今年,因重庆与湖北争办长江旅游节,打造“中国唯一解密核反应堆/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旅游项目的规划旋即启动,付诸实施。
816厂住宅区,距离开放洞体仅数公里之遥,感觉这里仿佛还带有解放初的气息,但韩明已经在慨叹同志间的关系在改革年代的迅速瓦解。这里自1960年代被人为划定为军事禁区,形成一套自循环的封闭社区,而今,它将自己的样貌呈现给了世人。
没有其他地方比这里更能隐喻一个时代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