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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与经济和社会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各种行业和产业发展，而教育作为提升人们知识和职业素养的行业，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它自身的发展对策是什么，如何应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成为教育界关心的重要问题。
2009年5月8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共同举办的以“大学的全球化发展以及大学在帮助经济发展摆脱困境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主题的论坛在京举行。来自英国驻华大使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多位学者及部分大学校长参与了论坛。在论坛上，英国埃克赛特大学的校长详细介绍了学校的经验，并与国内学者展开了热烈的交流。
本文在论坛发言的基础上，重点访谈了举办方及几位专家学者，希望能从各个角度为大学揭示，全球化发展以及金融危机对大学未来发展的影响。
一、国际经验交流的重要意义
记者：中国教育交流协会出于什么考虑，举办“大学的全球化发展以及大学在帮助经济发展摆脱困境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主题论坛？
杨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现在国际上越来越提倡合作，对于任何大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国际事件或任何国家发生的大事所引发的国际问题，一个国家不能解决，需要世界各国一起来研究，一起来解决。目前，国际上的金融危机虽然对我国的高校没有特别直接的影响，但是发生了国际大事以后，我们也要听一听，像英国这样比较国际化、比较前沿的国家，高等教育办得比较好的老牌国家，在碰到这种情况时，它们是如何思考的，它们的经验是什么。我们邀请了不少中国高校校长，希望这个论坛能够帮助他们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另外，中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已经从精英教育迈向了大众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不能关起门来，教育需要和时局联系得更紧密。开办这次论坛也希望我们的高等学校，在遇到大的国际事件时，首先把学校放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考虑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对自己的学生怎么办。比如，我们要改变学校的课程设置更
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更好地让高校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到直接的作用，等等。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地位与对经济的贡献
记者：在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高等教育的地位是什么？您如何评价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刘承波（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研究室副主任）：我们知道，高等学校有三个基本的职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社会服务。当今社会，大学已经由社会的边缘逐步走向社会的中心，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日益强大的作用。我国从1999年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在短短几年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提高到2007年的23%，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总规模超过2 700万人。从长远看，近年来高教大发展，为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教育先行。从当时背景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面临刺激内需、缓解就业高峰的压力，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加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对于拉动内需、保持我国经济稳定与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这里，我着重要强调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实现了深刻变革，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回顾改革之前，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形成了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和产业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分别创办和管理一批高校的体制。如创建了煤炭、石油、化工、冶金、电力、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建筑、军工、交通、铁道、民航、商业、外贸等高等学校，为本行业、本部门培养专门人才。这种办学体制是为适应当时的经济体制而形成和发展的，当时对于调动各部门、各地区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对口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专业人才很快发挥了作用。但也同时存在条块分割，部门分割，专业过窄，规模过小，低水平重复设置高等院校和专业，教育资源难以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等问题。因此，从1993年开始，我国对高等教育进行了重大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李岚清同志称之为“又一次高校院系大调整”。经过改革，基本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的新体制，地方政府统筹本地区高等教育的责、权、利进一步扩大，大多数的高校实行了省级政府管理或地方与中央共建的体制，而国务院有关部委只直接管理少量的高校。如据最新统计，2008年全国共有2 263所普通高校，其中中央部委管理的高校有111所（教育部直属院校占73所），而地方管理的高等院校有1 514所，另外还有638所民办高校。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地方高校是我国高校的大头，在所有的高校中，对地方经济发展起主体作用的应该是地方高校。过去人们一提高等学校，很自然就举出北大、清华来，好像它们就代表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现在很多地方高校都以这些国内一流名牌学校为标杆，追求科研、追求办成综合性大学，这其实是不对的。这些国内的名牌大学很重要，它们是我国科研的主要力量，但从对地方经济起作用来说，地方性大学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记者：地方院校如何为经济发展作贡献？
刘承波：这里我以贵州大学为例。贵州大学在我国的西南部，提起高等教育，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边远地区这样的一所学校。学校立足地方、扎根地方，地方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当地农业发展、矿产资源比较丰富，而这些方面人才很缺乏，学校就结合这些情况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它定位很准，不去和北大、清华攀比。整个贵州省75%的农林行业技术人员、电力行业60%以上的技术人员、矿业行业58%的技术人员、新闻行业80%以上的专业人员、政法系统45%的专业人员、文化艺术界40%的专业人员，都是它的毕业生。学校科研成果直接转化成当地生产力的例子也非常多，学校在果树、玉米、油菜、小麦、水稻、绿色药物、矿产资源、材料工程等方面的科研成果转化，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校还根据地方的人才需求和企业的技术需求，有针对性地、成规模地举办专题培训，已使得更多人能成为某一方面的行家专才。像贵州大学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的地方院校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能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为地方培养人才，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当地的生产力，为当地提供社会服务，而是盲目追求升格，追求论文数量的多少，不切实际地追求办综合性大学，追求上学位点等。同时也有一些重点大学降格以求，不仅办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而且办职业技术教育、自考助学，内部的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短期职业培训等，浪费宝贵教育资源。怎样引导我国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为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一些高校也进行了积极探讨。例如，复旦大学与当地政府提出的“三区联动”，让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互相融合、联动发展，形成了科技企业“孵化—融资—扩张—市场”的发展模式，涌现出一批复旦品牌的高科技企业，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了地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这一模式，以大学校区为依托，以科技园区为平台，以资源在公共社区的集聚、共享、融合为抓手，形成“大学的城市、城市的大学”的环境和氛围。根据复旦大学的经验，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始终是“三区联动”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连接大学和地方政府共同利益的一个基本的桥梁或纽带。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比如在土地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协调和政策扶持上，为科技园的建设和形成“三区联动”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形成这样的模式后，受益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相关的参与者都能从中得到益处。还有一个例子是浙江省湖州市职教集团的建设。湖州技术职业学院与当地的骨干企业、行业协会等合作建设职教集团，整合当地科技、劳动、工业、商贸旅游等行业部门的优势。在这样的合作下，保证了学生的实习基地，做到了顶岗实习，学生毕业可以直接进入企业就业。在专业开设方面、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方面，能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要。这种合作是深度合作，不仅限于订单式合作，而是以专业群为纽带，通过政府、市场、企业、学校多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形成紧密型、半紧密型、松散型等多种产学研合作的体制机制，更有效地为地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据他们的一个抽样调查统计，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率从2004年以来一直在95%以上。
除了对办学模式的探讨，我们一些高校还在进行一些体制上的探讨，我国现在有200多所高校开始设立理事会或董事会，吸收了知名企业或公司作为成员单位，以便获得各方面的更多支持。如华北电力大学的理事单位有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为得到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很多大学的理事会或董事会也吸纳地方政府官员担任名誉理事长或董事长。我们都知道，董事会和理事会制度是典型的美国做法，美国高校的董事会或理事会成员多由校外人士担任，通过这一机制整合社会各界的资源为学校所用。我想，我们国家的高校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基础上，是不是也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记者：您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摆脱困境的作用？
刘承波：高等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摆脱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教育的基本功能外，在危机面前它还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成了化解危机的手段。1999年高校扩招，其导火索就是为了化解亚洲金融风暴蔓延的危机。在1999年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国务院做出扩招决定，当年招生160万，比1998年108万增加51万多人。当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教育能够起到蓄水池的作用，一方面缓解当时经济形势下的就业困难问题，一方面也为将来经济的发展先准备好人才。现在，在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人们又将目光投向高等教育，思考高等教育可以做点什么。例如，今年我们又做出了面向应届毕业生，专业硕士扩招5万名的决定，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一点就业的压力。我们说要按教育规律办事，但有些时候，教育需要服从国家利益，在特定历史时期难免做出某些让步和牺牲，尽管从长远讲可能不一定是坏事。
三、面临挑战与机遇——加强合作与交流
记者：全球金融危机给大学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大学同样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机遇。您认为大学在金融危机下面临哪些机遇？大学在经济危机中又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孙玲（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全球金融危机的确给大学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经费的减少等。但我认为更应该关注大学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着的一些机遇，并可以发挥令人期待的作用，可以部分地拉动内需。在机遇方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经济危机促使各国政府加大投入，这其中也就包括对教育的投入。据资料统计，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70%的校舍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最近，美国奥巴马政府对教育投入1 400多亿美元，在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中创造了数千个建筑业的就业机会，这样就促进了大学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4 000亿人民币投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教育领域。第二，有些国家的政府出台一些学费优惠政策，鼓励学生在学校继续学习。比如说美国就出台了一个美国税收机会项目，政府鼓励学生在社区服务100个小时，家庭因此可以得到4 000美元的退税，这笔钱就可以用于学费。第三，在经济衰退失去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多人更愿意回到学校学习，一方面提高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提高岗位就业竞争力，所以大学可以接收到更多的学生。
大学在经济危机下可以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大学可以为失业人员提供再就业培训。第二，大学应该根据经济危机所影响到的社会需求，及时地调整自己的专业设置。比如说美国的高校，以前美国人很不习惯过节俭的生活，但在经济危机下不少人开始考虑节约生产生活成本，因此美国高校就开设了一些课程，比如清洁能源、节能减排与环保相结合的课程等。第三，大学应该更好地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强与企业的结合。以中南大学为例，它坐落在中国中部湖南省。在经济危机发生后，该校特别开辟了为大中企业培养领军人才的专业课程，这个专业的学生要有三个月的时间在企业实践，有30%的教师来自企业，专门为大中型企业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另外，该校与云南一个矿业公司联合成立产业化基地，派出一批博士去担任该公司的高管，帮助公司开发技术，助力公司发展，使其不仅能采矿，而且能做勘探、测绘、采矿后的原料制作等一系列工作，使其年产值从1亿人民币扩张到20亿，很好地实现了经济发展。
记者：为什么说大学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孙玲：大学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大环境，国际合作确实变得非常重要。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全球化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许多国际事务都需要依靠全球社会共同努力、共同合作去处理，比如说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应对甲型流感、打击索马里海盗等事务，单靠一两个国家很难完成，需要我们开展全球合作。第二，从机制和体制上看，也出现了引导合作的趋势。现在很多科研项目的申报方式都是引导国际合作的，比如说欧盟的合作框架研究项目就要求欧盟以内和欧盟以外的机构共同参与，而且每一个方面都不得少于两所高校参加，所以在科研体制的引导和处理上都在鼓励国际合作。第三，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来看，不同国家可以说是互补的，在合作中实现双赢，这被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例子证明。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实验条件，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不同国家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使得科研项目效果达到最佳。
记者：北京师范大学是如何促进中英之间的学生交流的？
孙玲：为了促进中英之间教育和科技的合作，我认为学生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文化的相互了解乃至和谐是教育交流合作的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和英国的大学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合作项目。一个项目是由英国教育部支持、曼彻斯特大学来组织的“动感中国体验”项目，每年从英国全国选拔200名优秀学生，利用春季和夏季的时间来华体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他们在中国的四周内，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接触中国的书法、京剧、武术、太极等方面的文化，参加各种文化体验活动。第二个项目与伦敦大学亚太学院的合作。这个学院的中国文化和语言系每年派几十名学生来我校学习一年。第三个项目是与英国华威大学的合作。去年是第一次，虽然只有9个学生报名，但学习后感觉效果非常好，今年就有20多个学生报名参加。我希望今后中英两国的高校之间能够开展更多高质量的学生交流和教育与科研方面的合作。
四、英国的经验
记者：英国大学对于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哪些促进作用？大学在应对经济困难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秦力（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一等秘书）：英国的大学在英国知识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培养毕业生的必需技能，并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实现创新与发展。另外，大学一直都很了解自身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因此，英国大学教育的重要元素之一就是培养能够改造未来世界的人才，比如说社会企业家。
史蒂夫·史密斯（英国大学理事会主席、埃克塞特大学校长）①：经济萧条背景下，大学应该发挥智囊作用，帮助政府作投资决策，把钱花在刀刃上。同时，大学要帮助有关部门创造新的、更高层次的岗位和工作机会，并为这些岗位输送高技能人才、创新人才。受经济环境影响，政府对大学的投入会有所减少，学生和家长的学费开支将增加。如此一来，学生与大学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学生的“客户”身份将更明显，他们希望“物有所值”，不会容忍低质量的教育和设施。因此，如何提供令“客户”满意的教育，是大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记者：英国大学的全球化发展进程如何？埃克塞特大学与中国高校有什么合作计划？
秦力：英国大学在以下两个主要领域实现了全球化：其一是留学英国的国际学生，其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工作人员。英国政府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外向流动能力——即鼓励英国学生出国学习，发展他们全球化的视野。
史蒂夫·史密斯：大学的国际化战略不仅有助于发挥大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有助于提升大学的办学质量，更有助于大学的人才培养。埃克塞特大学非常重视与中国高校的合作。我这次来华的主要行程之一就是加强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合作。我们两校有着共同的战略发展目标，在过去的一年中已有了良好的学术合作基础。最近，经过协商，我们将在2008年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合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在生命科学、学前教育、MBA教育等领域进行实质性合作；并在两校间的本科生、研究生派遣与互换方面开辟新路。希望今后两校加强交流，共同应对全球化带给中外大学的挑战。
记者：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各界都对大学抱有很高的期望，期望大学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是否会增加高校的功利主义色彩？
秦力：现在有一个趋势是确保公共资金能够有效地使用在研究领域，期望研究成果能够对经济和社会起到积极作用。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正确的，能够为经济社会带来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大学也认识到，它们的角色是增强全球知识库。大学所处的地位有利于它们进行学术研究，这是进行更多实用领域研究的必要基础。
五、反思——全球化与本土化、国际化与民族化
记者：当前，大学的全球化发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用比较的视角审视大学全球化，在这一进程里中外大学的异同点是什么？应如何思考其与高等教育本土化、民族化的关系？
施晓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全球化通常是指各个国家主要通过商品、资本、劳动力和观念流动等方式变得更加整体化的过程，并主要限定在经济领域（在政治上，经常主张多极化；在文化上，经常使用多元化）。全球化对高等教育以及大学是有影响的，但通常人们不使用大学全球化概念，而代之以高等教育国际化或者大学国际化概念。
大学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学自我发展的一种应对措施，也是自我形象的再塑造过程。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大学使命变得更加多样化。一方面，这种多样化的使命要求大学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它也不断要求大学适应社会的变化，转换角色定位，调整发展战略，提高组织竞争力，从而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正如英国学者皮特·斯格特（Peter Scott）在分析全球化对大学的影响时指出的，全球化对现代大学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伴随着国际共同市场的建立和《服务贸易总协定》（英文简称GATS）的签订，以公共经费和国家支持的大学传统优势和特权正在逐步丧失，大学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并在“无疆界的高等教育”中扮演积极角色；第二，在组织形态和性质上，国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正在演化成“企业化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和“法人化大学”（Corporate University）；第三，学术传统和中立原则正在不断被腐化，“学术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的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具备合法性。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对各国大学的影响是同时存在的，但程度和效果却各不相同。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国际化是各国大学普遍追求的目的和发展战略，但大学国际化所表现出的知识流动、人员流动是不平衡的，并集中体现在国家及地区的不均衡上。其中，发达国家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在“人才流失”和“人才收益”之间寻找一种恰当的平衡。
就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关系问题，在我看来，两者之间既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但又相互联系。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国际化是它们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但世界又是由多文化、多民族、多主权国家组成的，因而只有保持各自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才能在国际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
目前，我国基本上还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在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只有探索出具有本土的、民族特色的中国经验或者中国模式，我们的高等教育或者大学才会真正得到世界的认可。
责任编辑 熊建辉
2009年5月8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共同举办的以“大学的全球化发展以及大学在帮助经济发展摆脱困境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主题的论坛在京举行。来自英国驻华大使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多位学者及部分大学校长参与了论坛。在论坛上，英国埃克赛特大学的校长详细介绍了学校的经验，并与国内学者展开了热烈的交流。
本文在论坛发言的基础上，重点访谈了举办方及几位专家学者，希望能从各个角度为大学揭示，全球化发展以及金融危机对大学未来发展的影响。
一、国际经验交流的重要意义
记者：中国教育交流协会出于什么考虑，举办“大学的全球化发展以及大学在帮助经济发展摆脱困境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主题论坛？
杨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现在国际上越来越提倡合作，对于任何大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国际事件或任何国家发生的大事所引发的国际问题，一个国家不能解决，需要世界各国一起来研究，一起来解决。目前，国际上的金融危机虽然对我国的高校没有特别直接的影响，但是发生了国际大事以后，我们也要听一听，像英国这样比较国际化、比较前沿的国家，高等教育办得比较好的老牌国家，在碰到这种情况时，它们是如何思考的，它们的经验是什么。我们邀请了不少中国高校校长，希望这个论坛能够帮助他们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另外，中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已经从精英教育迈向了大众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不能关起门来，教育需要和时局联系得更紧密。开办这次论坛也希望我们的高等学校，在遇到大的国际事件时，首先把学校放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考虑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对自己的学生怎么办。比如，我们要改变学校的课程设置更
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更好地让高校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到直接的作用，等等。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地位与对经济的贡献
记者：在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高等教育的地位是什么？您如何评价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刘承波（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研究室副主任）：我们知道，高等学校有三个基本的职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社会服务。当今社会，大学已经由社会的边缘逐步走向社会的中心，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日益强大的作用。我国从1999年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在短短几年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提高到2007年的23%，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总规模超过2 700万人。从长远看，近年来高教大发展，为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教育先行。从当时背景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面临刺激内需、缓解就业高峰的压力，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加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对于拉动内需、保持我国经济稳定与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这里，我着重要强调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实现了深刻变革，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回顾改革之前，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形成了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和产业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分别创办和管理一批高校的体制。如创建了煤炭、石油、化工、冶金、电力、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建筑、军工、交通、铁道、民航、商业、外贸等高等学校，为本行业、本部门培养专门人才。这种办学体制是为适应当时的经济体制而形成和发展的，当时对于调动各部门、各地区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对口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专业人才很快发挥了作用。但也同时存在条块分割，部门分割，专业过窄，规模过小，低水平重复设置高等院校和专业，教育资源难以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等问题。因此，从1993年开始，我国对高等教育进行了重大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李岚清同志称之为“又一次高校院系大调整”。经过改革，基本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的新体制，地方政府统筹本地区高等教育的责、权、利进一步扩大，大多数的高校实行了省级政府管理或地方与中央共建的体制，而国务院有关部委只直接管理少量的高校。如据最新统计，2008年全国共有2 263所普通高校，其中中央部委管理的高校有111所（教育部直属院校占73所），而地方管理的高等院校有1 514所，另外还有638所民办高校。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地方高校是我国高校的大头，在所有的高校中，对地方经济发展起主体作用的应该是地方高校。过去人们一提高等学校，很自然就举出北大、清华来，好像它们就代表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现在很多地方高校都以这些国内一流名牌学校为标杆，追求科研、追求办成综合性大学，这其实是不对的。这些国内的名牌大学很重要，它们是我国科研的主要力量，但从对地方经济起作用来说，地方性大学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记者：地方院校如何为经济发展作贡献？
刘承波：这里我以贵州大学为例。贵州大学在我国的西南部，提起高等教育，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边远地区这样的一所学校。学校立足地方、扎根地方，地方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当地农业发展、矿产资源比较丰富，而这些方面人才很缺乏，学校就结合这些情况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它定位很准，不去和北大、清华攀比。整个贵州省75%的农林行业技术人员、电力行业60%以上的技术人员、矿业行业58%的技术人员、新闻行业80%以上的专业人员、政法系统45%的专业人员、文化艺术界40%的专业人员，都是它的毕业生。学校科研成果直接转化成当地生产力的例子也非常多，学校在果树、玉米、油菜、小麦、水稻、绿色药物、矿产资源、材料工程等方面的科研成果转化，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校还根据地方的人才需求和企业的技术需求，有针对性地、成规模地举办专题培训，已使得更多人能成为某一方面的行家专才。像贵州大学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的地方院校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能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为地方培养人才，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当地的生产力，为当地提供社会服务，而是盲目追求升格，追求论文数量的多少，不切实际地追求办综合性大学，追求上学位点等。同时也有一些重点大学降格以求，不仅办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而且办职业技术教育、自考助学，内部的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短期职业培训等，浪费宝贵教育资源。怎样引导我国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为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一些高校也进行了积极探讨。例如，复旦大学与当地政府提出的“三区联动”，让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互相融合、联动发展，形成了科技企业“孵化—融资—扩张—市场”的发展模式，涌现出一批复旦品牌的高科技企业，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了地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这一模式，以大学校区为依托，以科技园区为平台，以资源在公共社区的集聚、共享、融合为抓手，形成“大学的城市、城市的大学”的环境和氛围。根据复旦大学的经验，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始终是“三区联动”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连接大学和地方政府共同利益的一个基本的桥梁或纽带。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比如在土地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协调和政策扶持上，为科技园的建设和形成“三区联动”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形成这样的模式后，受益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相关的参与者都能从中得到益处。还有一个例子是浙江省湖州市职教集团的建设。湖州技术职业学院与当地的骨干企业、行业协会等合作建设职教集团，整合当地科技、劳动、工业、商贸旅游等行业部门的优势。在这样的合作下，保证了学生的实习基地，做到了顶岗实习，学生毕业可以直接进入企业就业。在专业开设方面、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方面，能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要。这种合作是深度合作，不仅限于订单式合作，而是以专业群为纽带，通过政府、市场、企业、学校多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形成紧密型、半紧密型、松散型等多种产学研合作的体制机制，更有效地为地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据他们的一个抽样调查统计，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率从2004年以来一直在95%以上。
除了对办学模式的探讨，我们一些高校还在进行一些体制上的探讨，我国现在有200多所高校开始设立理事会或董事会，吸收了知名企业或公司作为成员单位，以便获得各方面的更多支持。如华北电力大学的理事单位有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为得到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很多大学的理事会或董事会也吸纳地方政府官员担任名誉理事长或董事长。我们都知道，董事会和理事会制度是典型的美国做法，美国高校的董事会或理事会成员多由校外人士担任，通过这一机制整合社会各界的资源为学校所用。我想，我们国家的高校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基础上，是不是也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记者：您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摆脱困境的作用？
刘承波：高等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摆脱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教育的基本功能外，在危机面前它还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成了化解危机的手段。1999年高校扩招，其导火索就是为了化解亚洲金融风暴蔓延的危机。在1999年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国务院做出扩招决定，当年招生160万，比1998年108万增加51万多人。当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教育能够起到蓄水池的作用，一方面缓解当时经济形势下的就业困难问题，一方面也为将来经济的发展先准备好人才。现在，在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人们又将目光投向高等教育，思考高等教育可以做点什么。例如，今年我们又做出了面向应届毕业生，专业硕士扩招5万名的决定，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一点就业的压力。我们说要按教育规律办事，但有些时候，教育需要服从国家利益，在特定历史时期难免做出某些让步和牺牲，尽管从长远讲可能不一定是坏事。
三、面临挑战与机遇——加强合作与交流
记者：全球金融危机给大学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大学同样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机遇。您认为大学在金融危机下面临哪些机遇？大学在经济危机中又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孙玲（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全球金融危机的确给大学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经费的减少等。但我认为更应该关注大学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着的一些机遇，并可以发挥令人期待的作用，可以部分地拉动内需。在机遇方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经济危机促使各国政府加大投入，这其中也就包括对教育的投入。据资料统计，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70%的校舍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最近，美国奥巴马政府对教育投入1 400多亿美元，在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中创造了数千个建筑业的就业机会，这样就促进了大学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4 000亿人民币投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教育领域。第二，有些国家的政府出台一些学费优惠政策，鼓励学生在学校继续学习。比如说美国就出台了一个美国税收机会项目，政府鼓励学生在社区服务100个小时，家庭因此可以得到4 000美元的退税，这笔钱就可以用于学费。第三，在经济衰退失去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多人更愿意回到学校学习，一方面提高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提高岗位就业竞争力，所以大学可以接收到更多的学生。
大学在经济危机下可以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大学可以为失业人员提供再就业培训。第二，大学应该根据经济危机所影响到的社会需求，及时地调整自己的专业设置。比如说美国的高校，以前美国人很不习惯过节俭的生活，但在经济危机下不少人开始考虑节约生产生活成本，因此美国高校就开设了一些课程，比如清洁能源、节能减排与环保相结合的课程等。第三，大学应该更好地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强与企业的结合。以中南大学为例，它坐落在中国中部湖南省。在经济危机发生后，该校特别开辟了为大中企业培养领军人才的专业课程，这个专业的学生要有三个月的时间在企业实践，有30%的教师来自企业，专门为大中型企业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另外，该校与云南一个矿业公司联合成立产业化基地，派出一批博士去担任该公司的高管，帮助公司开发技术，助力公司发展，使其不仅能采矿，而且能做勘探、测绘、采矿后的原料制作等一系列工作，使其年产值从1亿人民币扩张到20亿，很好地实现了经济发展。
记者：为什么说大学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孙玲：大学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大环境，国际合作确实变得非常重要。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全球化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许多国际事务都需要依靠全球社会共同努力、共同合作去处理，比如说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应对甲型流感、打击索马里海盗等事务，单靠一两个国家很难完成，需要我们开展全球合作。第二，从机制和体制上看，也出现了引导合作的趋势。现在很多科研项目的申报方式都是引导国际合作的，比如说欧盟的合作框架研究项目就要求欧盟以内和欧盟以外的机构共同参与，而且每一个方面都不得少于两所高校参加，所以在科研体制的引导和处理上都在鼓励国际合作。第三，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来看，不同国家可以说是互补的，在合作中实现双赢，这被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例子证明。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实验条件，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不同国家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使得科研项目效果达到最佳。
记者：北京师范大学是如何促进中英之间的学生交流的？
孙玲：为了促进中英之间教育和科技的合作，我认为学生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文化的相互了解乃至和谐是教育交流合作的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和英国的大学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合作项目。一个项目是由英国教育部支持、曼彻斯特大学来组织的“动感中国体验”项目，每年从英国全国选拔200名优秀学生，利用春季和夏季的时间来华体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他们在中国的四周内，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接触中国的书法、京剧、武术、太极等方面的文化，参加各种文化体验活动。第二个项目与伦敦大学亚太学院的合作。这个学院的中国文化和语言系每年派几十名学生来我校学习一年。第三个项目是与英国华威大学的合作。去年是第一次，虽然只有9个学生报名，但学习后感觉效果非常好，今年就有20多个学生报名参加。我希望今后中英两国的高校之间能够开展更多高质量的学生交流和教育与科研方面的合作。
四、英国的经验
记者：英国大学对于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哪些促进作用？大学在应对经济困难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秦力（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一等秘书）：英国的大学在英国知识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培养毕业生的必需技能，并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实现创新与发展。另外，大学一直都很了解自身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因此，英国大学教育的重要元素之一就是培养能够改造未来世界的人才，比如说社会企业家。
史蒂夫·史密斯（英国大学理事会主席、埃克塞特大学校长）①：经济萧条背景下，大学应该发挥智囊作用，帮助政府作投资决策，把钱花在刀刃上。同时，大学要帮助有关部门创造新的、更高层次的岗位和工作机会，并为这些岗位输送高技能人才、创新人才。受经济环境影响，政府对大学的投入会有所减少，学生和家长的学费开支将增加。如此一来，学生与大学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学生的“客户”身份将更明显，他们希望“物有所值”，不会容忍低质量的教育和设施。因此，如何提供令“客户”满意的教育，是大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记者：英国大学的全球化发展进程如何？埃克塞特大学与中国高校有什么合作计划？
秦力：英国大学在以下两个主要领域实现了全球化：其一是留学英国的国际学生，其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工作人员。英国政府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外向流动能力——即鼓励英国学生出国学习，发展他们全球化的视野。
史蒂夫·史密斯：大学的国际化战略不仅有助于发挥大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有助于提升大学的办学质量，更有助于大学的人才培养。埃克塞特大学非常重视与中国高校的合作。我这次来华的主要行程之一就是加强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合作。我们两校有着共同的战略发展目标，在过去的一年中已有了良好的学术合作基础。最近，经过协商，我们将在2008年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合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在生命科学、学前教育、MBA教育等领域进行实质性合作；并在两校间的本科生、研究生派遣与互换方面开辟新路。希望今后两校加强交流，共同应对全球化带给中外大学的挑战。
记者：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各界都对大学抱有很高的期望，期望大学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是否会增加高校的功利主义色彩？
秦力：现在有一个趋势是确保公共资金能够有效地使用在研究领域，期望研究成果能够对经济和社会起到积极作用。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正确的，能够为经济社会带来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大学也认识到，它们的角色是增强全球知识库。大学所处的地位有利于它们进行学术研究，这是进行更多实用领域研究的必要基础。
五、反思——全球化与本土化、国际化与民族化
记者：当前，大学的全球化发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用比较的视角审视大学全球化，在这一进程里中外大学的异同点是什么？应如何思考其与高等教育本土化、民族化的关系？
施晓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全球化通常是指各个国家主要通过商品、资本、劳动力和观念流动等方式变得更加整体化的过程，并主要限定在经济领域（在政治上，经常主张多极化；在文化上，经常使用多元化）。全球化对高等教育以及大学是有影响的，但通常人们不使用大学全球化概念，而代之以高等教育国际化或者大学国际化概念。
大学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学自我发展的一种应对措施，也是自我形象的再塑造过程。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大学使命变得更加多样化。一方面，这种多样化的使命要求大学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它也不断要求大学适应社会的变化，转换角色定位，调整发展战略，提高组织竞争力，从而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正如英国学者皮特·斯格特（Peter Scott）在分析全球化对大学的影响时指出的，全球化对现代大学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伴随着国际共同市场的建立和《服务贸易总协定》（英文简称GATS）的签订，以公共经费和国家支持的大学传统优势和特权正在逐步丧失，大学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并在“无疆界的高等教育”中扮演积极角色；第二，在组织形态和性质上，国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正在演化成“企业化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和“法人化大学”（Corporate University）；第三，学术传统和中立原则正在不断被腐化，“学术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的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具备合法性。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对各国大学的影响是同时存在的，但程度和效果却各不相同。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国际化是各国大学普遍追求的目的和发展战略，但大学国际化所表现出的知识流动、人员流动是不平衡的，并集中体现在国家及地区的不均衡上。其中，发达国家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在“人才流失”和“人才收益”之间寻找一种恰当的平衡。
就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关系问题，在我看来，两者之间既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但又相互联系。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国际化是它们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但世界又是由多文化、多民族、多主权国家组成的，因而只有保持各自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才能在国际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
目前，我国基本上还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在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只有探索出具有本土的、民族特色的中国经验或者中国模式，我们的高等教育或者大学才会真正得到世界的认可。
责任编辑 熊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