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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民表示，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具备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的能力，大中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的防震减灾能力，将力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切实保障城市和工程建设地震安全。
巍巍昆仑，茫茫雪域，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正式开通了，西藏自治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彻底结束。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日子里，作为中国地震局局长的陈建民,心情十分激动，不仅是因为“世界屋脊”圆了“巨龙穿越”的百年梦想，更因为从青藏铁路的前期论证到开工建设,都凝聚了中国地震工作者的辛勤汗水——青藏铁路沿线有100多条地震断裂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地震局相关部门就开始组织对青藏高原这条“天路”的地质环境进行研究。
是呀，中国地震局曾无数次组织科考勇士踏进这片“生命的禁区”进行艰辛地考察活动，为青藏铁路的抗震设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今天，火车汽笛响彻唐古拉山，这是对中国地震工作者辛勤工作的最好奖赏——自然，陈建民的内心十分激动……
一、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中国”角色
仿佛是老天在有意考验陈建民，就在他出任中国地震局局长后不久，即2004年12月26日东南亚巨大地震海啸发生了。在得知消息的一瞬间，陈建民已在心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思路冷静地梳理出来：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西方大国那样的经济实力，我国要以灾害评估、医疗、搜救等内容为主对受灾国开展国际救援。
在向国务院领导报告的同时，陈建民迅速拟定出派遣救援队的详细方案，这其中包括如何快速出动，多大规模，以什么内容为主等。建议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赞同。这次救援行动是我国国际救援队继2003年赴阿尔及利亚和伊朗实施地震救援以来，第3次赴境外开展救援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最大的一次救援行动。陈建民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冷静处理和对大局宏观的把握能力，在这一重大事件中得到了严峻考验。
说到中国地震灾后救援的能力，陈建民坦陈：2001年我国成立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队伍是在温家宝同志亲自关怀下成立的，成立之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亲自为救援队授旗。这支队伍参与了国内的多次救援。国际方面，第一次到阿尔及利亚参与救援，就成功地救出一名12岁儿童。当时去了几十支国际救援队，只有两支队伍成功搜救出存活的人员。目前除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外，不少省区市也成立了救援队，这对今后抵御地震灾害非常重要。
“患难见真情”，在灾难面前，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很容易建立起真挚的感情和深厚的友谊。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发生大地震，数万人丧生。中国国际救援队立即赶赴巴基斯坦地震灾区实施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中国救援队去的地区是离伊斯兰堡100多公里外的重灾区——尚可通车的巴拉考特。队员们在灾区执行的任务包括：挖掘、搜救、现场救治及向当地医院转送重伤员。第一批队员返回后，第二批中国国际救援队又前往救灾。
“巴基斯坦地震后，我们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成功地救出3名幸存者，先后救治了近3000名伤员。”陈建民说：“中国在巴基斯坦等地的行动很好说明了‘地震外交’的特殊作用。巴基斯坦人见到我们的队员，都叫我们中国兄弟。连小孩都不停地喊：CHINA，CHINA。”穆沙拉夫总统去灾区视察时，中国救援队流动医院是他视察的惟一的国际救援单位。他握着医疗队员的手，用汉语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他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将会永远记住兄弟的中国人民。“这次视察，绝不能视为一次简单的访问，而是中巴两国间的重要外交事件。”陈建民说，从上世纪7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与国外进行地震科技的交流与合作，作为地震外交,为国家外交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过去，我国对灾害的援助主要是资金和物资，而从近年的实践看，救援行动能够将人的因素融入到援助手段之中，可以更加鲜明地表现我国的国际人道主义立场，树立我国作为负责任国家的良好形象。“目前与中国地震局有正式合作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35个，有合作与交流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近60个。合作的层次在不断扩展，不仅有民间合作，还有政府间的合作，地震科技合作有时还成为国家领导人国事活动的重要议题。合作领域不断深化，除了紧急救援，地震外交还包括人员交流、技术合作以及台网建设等。这些年来，我们为阿尔及利亚、印尼、巴基斯坦、缅甸、秘鲁、智利、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援建了地震监测台网。为印尼援建的台网包括10个宽频带数字地震台、一个数据中心和通过卫星实时传输数据的通信网络，以加强印尼的海啸预警能力。”陈建民说，从合作方向来看，过去我们主要是引进国外技术和培训我们的人员，是单向的，现在变成相互交流，甚至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培训人员。这是与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和国力不断增强分不开的。
二、地震预报是尚未攻克的科学难题
全球地震在分布上相当不均匀，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地震，大概占了全球地震的80%，地中海到喜马拉雅地震带占了15%，而其余地方的地震数目不到总数的5%。而我国正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到喜马拉雅地震带的交汇部位，全球发生在陆地上的地震有三分之一发生在我国。陈建民介绍说，据有关方面记载，地球每年要发生500万次左右的地震，其中绝大多数地震是人感觉不到的，即无感地震，震级很小，能量的释放很低;每年人能感觉到的有感地震是1万次左右，其中造成灾害的仅为100次左右。地震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是巨大的，地震除了引起火灾、水灾外，还经常造成一些生命线的破坏，如交通中断、电网被破坏等，这些次生灾害加剧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我国大陆每个省都发生过5级以上地震，除了贵州和浙江，29个省区市都发生过6级以上地震，20个省区市发生过7级以上地震，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中国属地震频发的国家，中国人很早就在摸索预报、预防地震灾害的方法。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开始了地震现象的记载。在公元132年的东汉时期，中国著名科学家张衡就发明了地动仪，并成功地观测到千里之外的地震，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用仪器观测地震的先河。据陈建民介绍：1950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成立，开始新中国的地震、地磁、地球物理和地震地质等方面的研究。1953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中国地震事业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是从1966年开始，这年3月，河北邢台相继发生6.8级、7.2级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慰问灾区人民，提出了地震预报的要求。地震工作者立即围绕邢台地震，开展预报实验。1971年，国家地震局成立。
地震预报是当今世界科学难题之一。开展地震预报工作的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这个富有挑战的前沿课题，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地震科技工作者为之奋斗不息。几十年来，中国地震局就是在如此艰难的背景下,一步步总结地震预报的经验和教训，并成功地预测了1976年四川松潘7.2级地震、1985年新疆乌恰6.8级地震、1995年云南孟连7.3级地震、2003年云南大姚6.2级与甘肃民乐6.1级地震等20多次地震，收到了防震减灾的实效。陈建民是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来形容地震工作者的决心的。
2005年11月26日，在江西九江、瑞昌间发生了5.7级地震，造成13人死亡，800多人受伤，300余万平方米房屋倒塌，800余万平方米房屋受到严重和中等破坏，震后40余万人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134万人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直接经济损失20多亿元。陈建民在央视与主持人王志“面对面”时，王志问：“事先没有任何异常的征兆吗？”陈建民说，江西并不是地震多发区，“少数的台站还是看到了一些变化，但是从地震预测的科学角度讲，在这个历史上没有发生很大地震的地区，以少数的变化就判定要发生一个这样程度的地震，我认为还是很困难的”。
江西地震发生一个星期以后，即12月3日，陈建民来到人民大会堂，为“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六单元主题报告会，做最后一场报告《我国的地震灾害与防震减灾》。
由于江西并非地震多发地带，所以，本次地震尤其引人瞩目。报告后，陈建民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前几天刚刚发生在江西的5.7级地震，震前中国地震局没有预测到，不过,他认为“我国地震预报水平还是处于世界领先行列的”。
说到有传闻猜测江西地震可能跟某大型的水利工程有关系时，陈建民笑了笑：“这个地震发生以后，我也听到了这种传闻，比如说和三峡工程是不是有关系？我们应从科学上来判断，从专家的研究结果看，这次地震是一个中强地震，只有5.7级，震中距离三峡工程将近600公里，从空间距离上，从地质构造上，从地震影响的范围上,都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 ”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有多少人在地震灾害中死亡？陈建民心情沉重地透露了这个数字：28万。“我国是一个地震多发、震灾严重的国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类自然灾害死亡情况来看，地震灾害占了50%以上。”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遭遇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顷刻被夷为废墟，24万同胞罹难。另外，重伤16万人，轻伤36万人，经济损失100亿元人民币。这次地震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波及全国14个省区，相当于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他分析说，唐山大地震之所以造成如此之多的人员死亡，除了7.8级的震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设防。
由于地震的极度破坏性，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希望找到地震的规律，对其进行预测。陈建民说:“地震预报判定复杂就复杂在地震本身是一个很小的概率，孕育过程复杂，在短时间内找到高水平的办法或者是准确的手段来做地震预测预报，我觉得非常难。另外，地震发生在地下，但是我们的观测技术和探测技术还不够发达，正像我们地震专家常说的，上天容易，入地难。现在世界上最深的钻也就是10公里，1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相对地球来讲，就像一个鸡蛋，连壳都没有钻透。” 他透露，在地震的监测预报方面,我国形成了“长中短临”的预报思路。“长的10年左右我们要搞判定，中的1～3年，短期的3个月，临近的10天左右，或者是更短的时间之内做出预报，尽可能地减少伤亡。”
“地震预报预测是把双刃剑，相对准确的预报肯定会取得很好的减灾效果；如果在科学上没有很好把握的情况下，贸然向社会发布地震预报消息，引起社会混乱和老百姓的心理恐慌，这个影响和损失也是巨大的。从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比如像2004年的统计，北京停产一天损失12亿人民币，长三角停产一天要损失73亿人民币，还有珠三角30几亿人民币，这个损失不光是经济上的损失，还有社会影响，关系社会稳定。”陈建民指出地震的监测预报是相当敏感的话题，容易引起社会恐慌，但是他保证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担心而出现有情况不报，绝对不会用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安宁。
2006年7月4日11时56分，河北文安发生5.1级地震。根据通报，在文安县震中地区震感强烈，部分房屋的墙体开裂，但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波及北京市，普遍有震感。
“我国自行研制的数字化地震监测台网大大提高了地震监测能力：京津唐地区如果发生1～1.5级地震，地震部门5到10分钟就可以测量到；东部地区和各个省会城市，如果发生1.5～2级以上的地震，10到15分钟可以测量到；西部地区如果发生4级以上地震，20到25分钟可以测量到。”陈建民透露，地震部门已经投入经费，启动了专门针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一系列地震安全保障工作，范围包括北京、青岛等设有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城市和地区。“首都圈地区一直是地震部门的高度重视地，我们叫做首都圈强化监视区。华北发生的地震有些会波及到首都圈1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不管有没有危险，都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了解，“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在首都圈、川滇等地区建立地震监测预报实验场，建设立体地震观测网络，建立面向国内外专家的开放、流动的地震预报实验和研究机制。
据了解，中国目前已建立了国家、省、地市三级管理的地震监测台站1200多个，布设了总长度达数万公里的流动测线，以及近万个民众业余监测哨。现代化的地震观测网络覆盖全国,为捕捉地震前兆信息、开展地震预报探索与实践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可有谁会想到，这些地震台站更多的是建在远离城市的偏僻之地，甚至是远离乡村的大山中，这就意味着工作人员在承担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巨大责任的同时，还要承受无形的艰苦、清冷和寂寞。他们每天都和观测到的各种地震数据打交道，上报后最终由专门部门形成最后的地震预测数据。他们就这么默默地奉献着，从青春走向不再年轻。1994年，陈建民还在担任中国地震局科技监测司监测处长时，就曾去过许多地震台站调研，对工作在地震系统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心底充满了感慨和尊敬。今天，尽管已是坐在副部长级的局长位置上，每年逢春节，陈建民必到一些台站问候。令陈建民欣慰的是，最近10多年来，台站的办公环境和技术设备,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的大力扶持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地震往往是突发性的，不期而至，预报也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率。陈建民说:“这就需要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发生后，各部门怎么应对？如果有预案，就能及时处理，减少损失，减少社会影响。非典以后应急预案的制定、公共事件的应对，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事实上，中国地震部门的应急预案起步较早，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完善，目前已成为25个国家专项预案之一。”
三、创新思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震害防御
总结近年来国内外灾害性地震的经验教训，更加凸显出防御工作的重要性。2004年底发生的印度洋地震海啸，由于灾区毫无防备，使近30万人的生命瞬间被大水吞噬，灾区经济社会遭受重创。2005年发生的南亚大地震造成了8万余人死亡，大量的房屋由于抗震性能差而被夷为平地，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近年来，我国地震活动整体水平偏低，但2005年发生在我国少震地区的一些破坏性地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警示。7月25日黑龙江林甸5.1级地震，10月27日广西平果4.6级地震，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陈建民说，这几次地震是对我国地震灾害防御能力的检验，我们不得不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两点：一是我国灾害性地震分布广，对地震灾害的防御绝不能存有任何侥幸;二是我国防御地震灾害的能力还相当薄弱，“小震”可能成“大灾”。
增强防御能力是减轻地震灾害的根本途径。陈建民指出，震害防御是一项社会性工作，开展震害防御工作，必须基于国情、基于社会，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把握国家建设的新动向、把握经济社会的新需求、把握震灾防御的新经验，着力提升震害防御的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市场适应能力。
把握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关键是找准震害防御工作的发展思路。人类面对地震等自然灾害，从被动接受，到有效防御，再到法制化管理，体现了人类的文明进步。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可以用客观的尺度测量其大小，地震灾害的大小，是与人们的行为密切相关的，也是与人们的决策相关的。“地震是社会共同面临的灾害，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必须由社会共同承担。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各个领域越来越重视风险管理。我们应当积极探索将地震灾害防御逐步纳入风险管理的途径，对地震灾害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采取科学的控制风险的措施，让全社会共同、积极、有效地来进行地震灾害的防御，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地震安全保障。”
把握国家建设的新动向，关键是找准震害防御工作的着力点。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时期，震害防御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充分体现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总体要求。陈建民说：“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率先’战略部署的实施，我国经济将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将大大加快、社会财富将快速积累。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我国农村建设将全面推进。震害防御工作必须紧跟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把服务于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落脚点和着力点。”
把握经济社会的新需求，关键是找准震害防御工作与社会需要的差距。“社会的需要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当前社会对我们的需要，简单地说，就是地震安全。地震灾害的防御与社会群体和个人息息相关，但社会不同的对象参与地震灾害防御活动的途径是不同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政府决策需要掌握地震基础信息，企事业单位需要掌握科学的防震措施，社会公众需要掌握防震避震知识。我们要找准各项工作与社会需求的差距，采取有效措施，满足社会在这些方面的需要，让社会的各个方面积极行动，共创地震安全。”
把握震害防御的新经验，关键是找准开展震害防御工作的有效措施。震害防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越发达，越能够为震害防御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陈建民说，近年来灾害性地震表明，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在抵御地震灾害的能力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对我们而言，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地震灾害防御管理、防御技术、防御措施方面的先进经验，在现有国家财力、物力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实践符合我国国情的地震灾害防御之路。
当前，国务院正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随着突发性公共事件的不断出现，对公共安全的管理越来越受到关注。地震部门多年来在探索应对地震灾害的管理方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较早地推进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单位的地震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走在了全国前列。陈建民说，加强防震减灾的社会管理，必须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正确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既不能行政不作为，也不能行政过当，努力形成依法管理、敢于管理、善于管理的良好局面。
防震减灾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建设的范畴。防震减灾工作的目的是减灾，地震部门的职责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为社会减灾提供公共服务。“我们这支队伍长年累月地开展着各式各样的工作，关键是要建立起公共服务的平台，使我们的工作在服务于社会中发挥实际作用。要将工作的结果变成公共产品，通过服务平台，为社会提供服务，使社会受益。当前我们要在增强服务意识、丰富服务产品、提高服务质量上狠下功夫。”没有先进科技作支撑的防御，只能是低水平的防御。陈建民表示，我国地震多发，必须善于积累、总结经验，加强震害防御的基础研究。在震害防御的应用技术方面，可以采取自主研发与国外引进相结合的思路，关键是要切实地逐步推广先进技术的实践与应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更加完善。陈建民指出，防震减灾工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创新工作思路。对震害防御工作而言，在适应市场经济方面主要有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地震灾害防御活动;二是震害防御中的一些社会管理工作，例如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管理，必须按照市场规则办事，逐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三是开拓思路，通过市场激励作用，促进技术转化与社会服务的产业化。
四、将自己的生命赋予中国地震事业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的时候，20岁的陈建民还在北京郊区顺义县牛栏山公社插队劳动，他目睹了房子被震得歪歪扭扭，也是那时他就下决心要报考地震专业。1978年10月的一天，他终于成了北京大学地震地质专业的一名学生。从选择地震专业的那一天开始，秉性执着认真的陈建民已将自己的生命赋予给地震事业，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他都会坚定地迎接挑战。
1982年8月，大学毕业后，陈建民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一年后，他又报考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地质专业研究生，录取后在这里边学习边工作，历任中心技术干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
1994年6月，作为技术骨干的陈建民调任国家地震局科技监测司监测处任处长，后任预测预防司副司长；1998年10月又回到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出任主任。
2000年11月，陈建民担任中国地震局副局长，先后分管监测预报、应急救援。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地震局具备了一套包括应急预案、应急指挥、物质储专业救援等完善的地震应急救助系统。陈建民的办公室里备有行李，一旦出现重大灾情，他就会和他的同事像军人一样立即奔赴灾区。
2003年，云南姚安县发生6.2级地震，死亡10多人，大量房屋遭到破坏。当时，陈建民从昆明机场坐吉普车跑了一天赶到地震发生地楚雄州。来不及休息，陈建民就和几个同去的地震专家开始安排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估，建立流动台站和台网，科学判定震后地震趋势，协助地方政府安排抗震救灾。之后，他们前往灾情最重的地方。
这次的震中在大山里面。陈建民一行人和当地几位领导出发了。当车行至山脚下时，眼前没有大路，天上又下起了大雨。大家从车上下来，踩着泥泞的山路行进在大山之中，边走边查看灾情。一路上，看见受灾的老乡在倒塌的房屋前支起锅做饭，政府对灾区的帮助让灾民没有感到一丝恐慌，陈建民和大家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在这座错综复杂的大山里，稍不注意就会迷路，海拔2700米，同去的有身体不好的同志走那么远的路,又累又饿感到很吃力。在山中走了大半天，直到层层叠叠的大山淹没在夜幕中。大家行走中一不小心就会坠落山崖，实在看不见路的时候，就借助手机开机时的光线来照明。”
2004年11月，陈建民被任命为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这时，他明显地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每到局长接待日，陈建民总是面对面地倾听群众意见，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老大难问题。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震情形势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千差万别。据了解，受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我国防御地震灾害的能力，从整体上来说还很弱：城市综合防御能力亟待加强，广大农村地区的抗震设防相当薄弱，一些重大建设工程和重要生命线设施尚未建立应对地震突发的紧急处置系统，社会公众的防震减灾意识淡薄，尚未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震灾害社会补偿机制。
“国内外历次破坏性地震表明，防与不防大不一样，防得牢与不牢也大不一样。防得住，则灾害大大减轻，防不住，则灾难在所难免。”陈建民说，只有采取了科学的防御措施、各类建筑物和工程设施能够经受住地震的考验，只有各级政府能够快速、高效、有序地应对地震的突发，广大社会公众能够有效地开展自救、互救，健全的地震灾害补偿机制能够合理地分担地震风险，才能够将地震带来的灾害损失和社会影响降到最低。
陈建民讲了两个“故事”。1994年台湾海峡发生7.3级地震。在福建漳州震感很强烈。漳州的一些学校，由于平时重视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学生具备基本的地震知识，老师组织学生有序地疏散，因此没有造成什么损伤。而在距离震中更远的广东某地，也有震感。但由于学生缺乏防震减灾常识，在地震发生时惊慌失措，很多学生拥挤踩踏，甚至跳楼，造成数百人受伤，还死亡了3人。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上海。1984年，长江口以东海域发生6.2级地震，上海有强烈的震感，据统计有近百人因为恐慌而跳楼。而1996年11月9日，原地再次发生6.1级地震，虽然也有强烈震感，但由于群众防震减灾意识的提高，社会生产和工作秩序没有受到影响。陈建民感叹：由这两个“故事”，足见防震减灾知识宣传的重要。
言及地震知识的宣传和普及，陈建民称这在中国是一直比较困惑的问题：加大宣传容易造成社会公众的恐慌，如果不宣传又会带来惨重的代价。陈建民建议循序渐进地开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地震宣传工作，并提出，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还要大力开展地震科普及自救、互救知识的宣传，希望能将地震科普知识纳入教育体系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教育体系，通过课本和课堂，使地震知识的宣传普及收到“一个娃娃影响一个家庭”之效，逐步提高全民的地震灾害意识和地震知识水平。
近年来，全社会对地震灾害的防御工作越来越关注，需求越来越广泛，要求越来越高。陈建民说:“加强防震减灾工作，是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强化社会建设的体现，也是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对防震减灾事业发展而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减灾。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能否有效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防震减灾工作是否取得减灾实效的体现，也是检验防震减灾整体能力高低的标准。科学减灾，就是要科学地认识地震灾害的本质与特性，确立科学的工作方针、科学的工作思路、科学的工作策略、科学的工作措施，在灾前、灾时、灾后的全过程，进行科学决策、科学管理，采取科学的减灾行动，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减灾实效。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减灾，才能促进防震减灾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陈建民从“地上”和“地下”两个方面谈了自己关于震灾预防工作方面的看法。他认为，首先“地上要搞结实”。必须制定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保证建筑物的结实程度，与当地的地震烈度相匹适应；尤其要对重大工程、生命线工程，进行单体的抗御地震安全性的评价工作，以保证它们面对地震时的安全。其次“地下要搞清楚”。地基的软硬程度，地下是否存在活断层，都是在城市和工程规划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陈建民举了青藏铁路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设防的重要性。“2001年11月14日，青海昆仑山口西发生了8.1级地震，这个地震发生在无人区，没有一个人死亡，但是在地面造成地表错动了几米高。修青藏铁路的时候探测到这儿有断层，预先在隧道和路基处做了设防，因而那次地震没有给青藏铁路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强调，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马的重大工程越来越多，一定要考虑防御地震的安全性。
陈建民表示，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具备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的能力，大中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的防震减灾能力将力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切实保障城市和工程建设地震安全。他说，未来15年3亿人口将从农村转入到城市，每年要有15亿平方米建筑竣工，这意味着要用15年的时间，再建50个现在规模的深圳市，“如果做不好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地震监测工作，一旦发生灾害，后果将不堪设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的加快，人口和财富更为集中，城市的易损性更加突出。到2020年，京津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将以3%的国土面积，承载近50%的人口，创造65%的GDP和90%的进出口值。陈建民指出，这就要求把城市群和大城市作为防震减灾的重中之重，强化监测，周密设防。当前应更加注重统筹城乡防震减灾，加强农村地区的抗震设防。
陈建民说，当然，农村也是防震的重点地区，目前我国农村房屋基础条件都很差，基本不设防，也几乎没有抵抗地震的概念，经不起各类自然灾害冲击，4级多的地震都有可能造成房屋倒塌。“农民辛苦了一辈子，房子盖得都挺大，有的还是两层楼，地震造成破坏，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我们要引导农民把自己的房子建好。”
巍巍昆仑，茫茫雪域，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正式开通了，西藏自治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彻底结束。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日子里，作为中国地震局局长的陈建民,心情十分激动，不仅是因为“世界屋脊”圆了“巨龙穿越”的百年梦想，更因为从青藏铁路的前期论证到开工建设,都凝聚了中国地震工作者的辛勤汗水——青藏铁路沿线有100多条地震断裂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地震局相关部门就开始组织对青藏高原这条“天路”的地质环境进行研究。
是呀，中国地震局曾无数次组织科考勇士踏进这片“生命的禁区”进行艰辛地考察活动，为青藏铁路的抗震设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今天，火车汽笛响彻唐古拉山，这是对中国地震工作者辛勤工作的最好奖赏——自然，陈建民的内心十分激动……
一、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中国”角色
仿佛是老天在有意考验陈建民，就在他出任中国地震局局长后不久，即2004年12月26日东南亚巨大地震海啸发生了。在得知消息的一瞬间，陈建民已在心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思路冷静地梳理出来：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西方大国那样的经济实力，我国要以灾害评估、医疗、搜救等内容为主对受灾国开展国际救援。
在向国务院领导报告的同时，陈建民迅速拟定出派遣救援队的详细方案，这其中包括如何快速出动，多大规模，以什么内容为主等。建议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赞同。这次救援行动是我国国际救援队继2003年赴阿尔及利亚和伊朗实施地震救援以来，第3次赴境外开展救援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最大的一次救援行动。陈建民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冷静处理和对大局宏观的把握能力，在这一重大事件中得到了严峻考验。
说到中国地震灾后救援的能力，陈建民坦陈：2001年我国成立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队伍是在温家宝同志亲自关怀下成立的，成立之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亲自为救援队授旗。这支队伍参与了国内的多次救援。国际方面，第一次到阿尔及利亚参与救援，就成功地救出一名12岁儿童。当时去了几十支国际救援队，只有两支队伍成功搜救出存活的人员。目前除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外，不少省区市也成立了救援队，这对今后抵御地震灾害非常重要。
“患难见真情”，在灾难面前，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很容易建立起真挚的感情和深厚的友谊。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发生大地震，数万人丧生。中国国际救援队立即赶赴巴基斯坦地震灾区实施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中国救援队去的地区是离伊斯兰堡100多公里外的重灾区——尚可通车的巴拉考特。队员们在灾区执行的任务包括：挖掘、搜救、现场救治及向当地医院转送重伤员。第一批队员返回后，第二批中国国际救援队又前往救灾。
“巴基斯坦地震后，我们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成功地救出3名幸存者，先后救治了近3000名伤员。”陈建民说：“中国在巴基斯坦等地的行动很好说明了‘地震外交’的特殊作用。巴基斯坦人见到我们的队员，都叫我们中国兄弟。连小孩都不停地喊：CHINA，CHINA。”穆沙拉夫总统去灾区视察时，中国救援队流动医院是他视察的惟一的国际救援单位。他握着医疗队员的手，用汉语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他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将会永远记住兄弟的中国人民。“这次视察，绝不能视为一次简单的访问，而是中巴两国间的重要外交事件。”陈建民说，从上世纪7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与国外进行地震科技的交流与合作，作为地震外交,为国家外交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过去，我国对灾害的援助主要是资金和物资，而从近年的实践看，救援行动能够将人的因素融入到援助手段之中，可以更加鲜明地表现我国的国际人道主义立场，树立我国作为负责任国家的良好形象。“目前与中国地震局有正式合作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35个，有合作与交流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近60个。合作的层次在不断扩展，不仅有民间合作，还有政府间的合作，地震科技合作有时还成为国家领导人国事活动的重要议题。合作领域不断深化，除了紧急救援，地震外交还包括人员交流、技术合作以及台网建设等。这些年来，我们为阿尔及利亚、印尼、巴基斯坦、缅甸、秘鲁、智利、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援建了地震监测台网。为印尼援建的台网包括10个宽频带数字地震台、一个数据中心和通过卫星实时传输数据的通信网络，以加强印尼的海啸预警能力。”陈建民说，从合作方向来看，过去我们主要是引进国外技术和培训我们的人员，是单向的，现在变成相互交流，甚至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培训人员。这是与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和国力不断增强分不开的。
二、地震预报是尚未攻克的科学难题
全球地震在分布上相当不均匀，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地震，大概占了全球地震的80%，地中海到喜马拉雅地震带占了15%，而其余地方的地震数目不到总数的5%。而我国正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到喜马拉雅地震带的交汇部位，全球发生在陆地上的地震有三分之一发生在我国。陈建民介绍说，据有关方面记载，地球每年要发生500万次左右的地震，其中绝大多数地震是人感觉不到的，即无感地震，震级很小，能量的释放很低;每年人能感觉到的有感地震是1万次左右，其中造成灾害的仅为100次左右。地震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是巨大的，地震除了引起火灾、水灾外，还经常造成一些生命线的破坏，如交通中断、电网被破坏等，这些次生灾害加剧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我国大陆每个省都发生过5级以上地震，除了贵州和浙江，29个省区市都发生过6级以上地震，20个省区市发生过7级以上地震，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中国属地震频发的国家，中国人很早就在摸索预报、预防地震灾害的方法。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开始了地震现象的记载。在公元132年的东汉时期，中国著名科学家张衡就发明了地动仪，并成功地观测到千里之外的地震，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用仪器观测地震的先河。据陈建民介绍：1950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成立，开始新中国的地震、地磁、地球物理和地震地质等方面的研究。1953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中国地震事业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是从1966年开始，这年3月，河北邢台相继发生6.8级、7.2级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慰问灾区人民，提出了地震预报的要求。地震工作者立即围绕邢台地震，开展预报实验。1971年，国家地震局成立。
地震预报是当今世界科学难题之一。开展地震预报工作的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这个富有挑战的前沿课题，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地震科技工作者为之奋斗不息。几十年来，中国地震局就是在如此艰难的背景下,一步步总结地震预报的经验和教训，并成功地预测了1976年四川松潘7.2级地震、1985年新疆乌恰6.8级地震、1995年云南孟连7.3级地震、2003年云南大姚6.2级与甘肃民乐6.1级地震等20多次地震，收到了防震减灾的实效。陈建民是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来形容地震工作者的决心的。
2005年11月26日，在江西九江、瑞昌间发生了5.7级地震，造成13人死亡，800多人受伤，300余万平方米房屋倒塌，800余万平方米房屋受到严重和中等破坏，震后40余万人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134万人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直接经济损失20多亿元。陈建民在央视与主持人王志“面对面”时，王志问：“事先没有任何异常的征兆吗？”陈建民说，江西并不是地震多发区，“少数的台站还是看到了一些变化，但是从地震预测的科学角度讲，在这个历史上没有发生很大地震的地区，以少数的变化就判定要发生一个这样程度的地震，我认为还是很困难的”。
江西地震发生一个星期以后，即12月3日，陈建民来到人民大会堂，为“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六单元主题报告会，做最后一场报告《我国的地震灾害与防震减灾》。
由于江西并非地震多发地带，所以，本次地震尤其引人瞩目。报告后，陈建民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前几天刚刚发生在江西的5.7级地震，震前中国地震局没有预测到，不过,他认为“我国地震预报水平还是处于世界领先行列的”。
说到有传闻猜测江西地震可能跟某大型的水利工程有关系时，陈建民笑了笑：“这个地震发生以后，我也听到了这种传闻，比如说和三峡工程是不是有关系？我们应从科学上来判断，从专家的研究结果看，这次地震是一个中强地震，只有5.7级，震中距离三峡工程将近600公里，从空间距离上，从地质构造上，从地震影响的范围上,都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 ”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有多少人在地震灾害中死亡？陈建民心情沉重地透露了这个数字：28万。“我国是一个地震多发、震灾严重的国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类自然灾害死亡情况来看，地震灾害占了50%以上。”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遭遇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顷刻被夷为废墟，24万同胞罹难。另外，重伤16万人，轻伤36万人，经济损失100亿元人民币。这次地震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波及全国14个省区，相当于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他分析说，唐山大地震之所以造成如此之多的人员死亡，除了7.8级的震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设防。
由于地震的极度破坏性，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希望找到地震的规律，对其进行预测。陈建民说:“地震预报判定复杂就复杂在地震本身是一个很小的概率，孕育过程复杂，在短时间内找到高水平的办法或者是准确的手段来做地震预测预报，我觉得非常难。另外，地震发生在地下，但是我们的观测技术和探测技术还不够发达，正像我们地震专家常说的，上天容易，入地难。现在世界上最深的钻也就是10公里，1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相对地球来讲，就像一个鸡蛋，连壳都没有钻透。” 他透露，在地震的监测预报方面,我国形成了“长中短临”的预报思路。“长的10年左右我们要搞判定，中的1～3年，短期的3个月，临近的10天左右，或者是更短的时间之内做出预报，尽可能地减少伤亡。”
“地震预报预测是把双刃剑，相对准确的预报肯定会取得很好的减灾效果；如果在科学上没有很好把握的情况下，贸然向社会发布地震预报消息，引起社会混乱和老百姓的心理恐慌，这个影响和损失也是巨大的。从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比如像2004年的统计，北京停产一天损失12亿人民币，长三角停产一天要损失73亿人民币，还有珠三角30几亿人民币，这个损失不光是经济上的损失，还有社会影响，关系社会稳定。”陈建民指出地震的监测预报是相当敏感的话题，容易引起社会恐慌，但是他保证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担心而出现有情况不报，绝对不会用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安宁。
2006年7月4日11时56分，河北文安发生5.1级地震。根据通报，在文安县震中地区震感强烈，部分房屋的墙体开裂，但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波及北京市，普遍有震感。
“我国自行研制的数字化地震监测台网大大提高了地震监测能力：京津唐地区如果发生1～1.5级地震，地震部门5到10分钟就可以测量到；东部地区和各个省会城市，如果发生1.5～2级以上的地震，10到15分钟可以测量到；西部地区如果发生4级以上地震，20到25分钟可以测量到。”陈建民透露，地震部门已经投入经费，启动了专门针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一系列地震安全保障工作，范围包括北京、青岛等设有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城市和地区。“首都圈地区一直是地震部门的高度重视地，我们叫做首都圈强化监视区。华北发生的地震有些会波及到首都圈1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不管有没有危险，都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了解，“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在首都圈、川滇等地区建立地震监测预报实验场，建设立体地震观测网络，建立面向国内外专家的开放、流动的地震预报实验和研究机制。
据了解，中国目前已建立了国家、省、地市三级管理的地震监测台站1200多个，布设了总长度达数万公里的流动测线，以及近万个民众业余监测哨。现代化的地震观测网络覆盖全国,为捕捉地震前兆信息、开展地震预报探索与实践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可有谁会想到，这些地震台站更多的是建在远离城市的偏僻之地，甚至是远离乡村的大山中，这就意味着工作人员在承担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巨大责任的同时，还要承受无形的艰苦、清冷和寂寞。他们每天都和观测到的各种地震数据打交道，上报后最终由专门部门形成最后的地震预测数据。他们就这么默默地奉献着，从青春走向不再年轻。1994年，陈建民还在担任中国地震局科技监测司监测处长时，就曾去过许多地震台站调研，对工作在地震系统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心底充满了感慨和尊敬。今天，尽管已是坐在副部长级的局长位置上，每年逢春节，陈建民必到一些台站问候。令陈建民欣慰的是，最近10多年来，台站的办公环境和技术设备,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的大力扶持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地震往往是突发性的，不期而至，预报也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率。陈建民说:“这就需要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发生后，各部门怎么应对？如果有预案，就能及时处理，减少损失，减少社会影响。非典以后应急预案的制定、公共事件的应对，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事实上，中国地震部门的应急预案起步较早，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完善，目前已成为25个国家专项预案之一。”
三、创新思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震害防御
总结近年来国内外灾害性地震的经验教训，更加凸显出防御工作的重要性。2004年底发生的印度洋地震海啸，由于灾区毫无防备，使近30万人的生命瞬间被大水吞噬，灾区经济社会遭受重创。2005年发生的南亚大地震造成了8万余人死亡，大量的房屋由于抗震性能差而被夷为平地，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近年来，我国地震活动整体水平偏低，但2005年发生在我国少震地区的一些破坏性地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警示。7月25日黑龙江林甸5.1级地震，10月27日广西平果4.6级地震，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陈建民说，这几次地震是对我国地震灾害防御能力的检验，我们不得不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两点：一是我国灾害性地震分布广，对地震灾害的防御绝不能存有任何侥幸;二是我国防御地震灾害的能力还相当薄弱，“小震”可能成“大灾”。
增强防御能力是减轻地震灾害的根本途径。陈建民指出，震害防御是一项社会性工作，开展震害防御工作，必须基于国情、基于社会，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把握国家建设的新动向、把握经济社会的新需求、把握震灾防御的新经验，着力提升震害防御的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市场适应能力。
把握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关键是找准震害防御工作的发展思路。人类面对地震等自然灾害，从被动接受，到有效防御，再到法制化管理，体现了人类的文明进步。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可以用客观的尺度测量其大小，地震灾害的大小，是与人们的行为密切相关的，也是与人们的决策相关的。“地震是社会共同面临的灾害，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必须由社会共同承担。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各个领域越来越重视风险管理。我们应当积极探索将地震灾害防御逐步纳入风险管理的途径，对地震灾害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采取科学的控制风险的措施，让全社会共同、积极、有效地来进行地震灾害的防御，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地震安全保障。”
把握国家建设的新动向，关键是找准震害防御工作的着力点。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时期，震害防御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充分体现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总体要求。陈建民说：“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率先’战略部署的实施，我国经济将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将大大加快、社会财富将快速积累。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我国农村建设将全面推进。震害防御工作必须紧跟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把服务于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落脚点和着力点。”
把握经济社会的新需求，关键是找准震害防御工作与社会需要的差距。“社会的需要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当前社会对我们的需要，简单地说，就是地震安全。地震灾害的防御与社会群体和个人息息相关，但社会不同的对象参与地震灾害防御活动的途径是不同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政府决策需要掌握地震基础信息，企事业单位需要掌握科学的防震措施，社会公众需要掌握防震避震知识。我们要找准各项工作与社会需求的差距，采取有效措施，满足社会在这些方面的需要，让社会的各个方面积极行动，共创地震安全。”
把握震害防御的新经验，关键是找准开展震害防御工作的有效措施。震害防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越发达，越能够为震害防御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陈建民说，近年来灾害性地震表明，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在抵御地震灾害的能力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对我们而言，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地震灾害防御管理、防御技术、防御措施方面的先进经验，在现有国家财力、物力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实践符合我国国情的地震灾害防御之路。
当前，国务院正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随着突发性公共事件的不断出现，对公共安全的管理越来越受到关注。地震部门多年来在探索应对地震灾害的管理方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较早地推进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单位的地震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走在了全国前列。陈建民说，加强防震减灾的社会管理，必须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正确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既不能行政不作为，也不能行政过当，努力形成依法管理、敢于管理、善于管理的良好局面。
防震减灾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建设的范畴。防震减灾工作的目的是减灾，地震部门的职责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为社会减灾提供公共服务。“我们这支队伍长年累月地开展着各式各样的工作，关键是要建立起公共服务的平台，使我们的工作在服务于社会中发挥实际作用。要将工作的结果变成公共产品，通过服务平台，为社会提供服务，使社会受益。当前我们要在增强服务意识、丰富服务产品、提高服务质量上狠下功夫。”没有先进科技作支撑的防御，只能是低水平的防御。陈建民表示，我国地震多发，必须善于积累、总结经验，加强震害防御的基础研究。在震害防御的应用技术方面，可以采取自主研发与国外引进相结合的思路，关键是要切实地逐步推广先进技术的实践与应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更加完善。陈建民指出，防震减灾工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创新工作思路。对震害防御工作而言，在适应市场经济方面主要有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地震灾害防御活动;二是震害防御中的一些社会管理工作，例如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管理，必须按照市场规则办事，逐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三是开拓思路，通过市场激励作用，促进技术转化与社会服务的产业化。
四、将自己的生命赋予中国地震事业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的时候，20岁的陈建民还在北京郊区顺义县牛栏山公社插队劳动，他目睹了房子被震得歪歪扭扭，也是那时他就下决心要报考地震专业。1978年10月的一天，他终于成了北京大学地震地质专业的一名学生。从选择地震专业的那一天开始，秉性执着认真的陈建民已将自己的生命赋予给地震事业，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他都会坚定地迎接挑战。
1982年8月，大学毕业后，陈建民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一年后，他又报考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地质专业研究生，录取后在这里边学习边工作，历任中心技术干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
1994年6月，作为技术骨干的陈建民调任国家地震局科技监测司监测处任处长，后任预测预防司副司长；1998年10月又回到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出任主任。
2000年11月，陈建民担任中国地震局副局长，先后分管监测预报、应急救援。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地震局具备了一套包括应急预案、应急指挥、物质储专业救援等完善的地震应急救助系统。陈建民的办公室里备有行李，一旦出现重大灾情，他就会和他的同事像军人一样立即奔赴灾区。
2003年，云南姚安县发生6.2级地震，死亡10多人，大量房屋遭到破坏。当时，陈建民从昆明机场坐吉普车跑了一天赶到地震发生地楚雄州。来不及休息，陈建民就和几个同去的地震专家开始安排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估，建立流动台站和台网，科学判定震后地震趋势，协助地方政府安排抗震救灾。之后，他们前往灾情最重的地方。
这次的震中在大山里面。陈建民一行人和当地几位领导出发了。当车行至山脚下时，眼前没有大路，天上又下起了大雨。大家从车上下来，踩着泥泞的山路行进在大山之中，边走边查看灾情。一路上，看见受灾的老乡在倒塌的房屋前支起锅做饭，政府对灾区的帮助让灾民没有感到一丝恐慌，陈建民和大家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在这座错综复杂的大山里，稍不注意就会迷路，海拔2700米，同去的有身体不好的同志走那么远的路,又累又饿感到很吃力。在山中走了大半天，直到层层叠叠的大山淹没在夜幕中。大家行走中一不小心就会坠落山崖，实在看不见路的时候，就借助手机开机时的光线来照明。”
2004年11月，陈建民被任命为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这时，他明显地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每到局长接待日，陈建民总是面对面地倾听群众意见，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老大难问题。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震情形势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千差万别。据了解，受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我国防御地震灾害的能力，从整体上来说还很弱：城市综合防御能力亟待加强，广大农村地区的抗震设防相当薄弱，一些重大建设工程和重要生命线设施尚未建立应对地震突发的紧急处置系统，社会公众的防震减灾意识淡薄，尚未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震灾害社会补偿机制。
“国内外历次破坏性地震表明，防与不防大不一样，防得牢与不牢也大不一样。防得住，则灾害大大减轻，防不住，则灾难在所难免。”陈建民说，只有采取了科学的防御措施、各类建筑物和工程设施能够经受住地震的考验，只有各级政府能够快速、高效、有序地应对地震的突发，广大社会公众能够有效地开展自救、互救，健全的地震灾害补偿机制能够合理地分担地震风险，才能够将地震带来的灾害损失和社会影响降到最低。
陈建民讲了两个“故事”。1994年台湾海峡发生7.3级地震。在福建漳州震感很强烈。漳州的一些学校，由于平时重视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学生具备基本的地震知识，老师组织学生有序地疏散，因此没有造成什么损伤。而在距离震中更远的广东某地，也有震感。但由于学生缺乏防震减灾常识，在地震发生时惊慌失措，很多学生拥挤踩踏，甚至跳楼，造成数百人受伤，还死亡了3人。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上海。1984年，长江口以东海域发生6.2级地震，上海有强烈的震感，据统计有近百人因为恐慌而跳楼。而1996年11月9日，原地再次发生6.1级地震，虽然也有强烈震感，但由于群众防震减灾意识的提高，社会生产和工作秩序没有受到影响。陈建民感叹：由这两个“故事”，足见防震减灾知识宣传的重要。
言及地震知识的宣传和普及，陈建民称这在中国是一直比较困惑的问题：加大宣传容易造成社会公众的恐慌，如果不宣传又会带来惨重的代价。陈建民建议循序渐进地开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地震宣传工作，并提出，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还要大力开展地震科普及自救、互救知识的宣传，希望能将地震科普知识纳入教育体系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教育体系，通过课本和课堂，使地震知识的宣传普及收到“一个娃娃影响一个家庭”之效，逐步提高全民的地震灾害意识和地震知识水平。
近年来，全社会对地震灾害的防御工作越来越关注，需求越来越广泛，要求越来越高。陈建民说:“加强防震减灾工作，是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强化社会建设的体现，也是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对防震减灾事业发展而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减灾。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能否有效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防震减灾工作是否取得减灾实效的体现，也是检验防震减灾整体能力高低的标准。科学减灾，就是要科学地认识地震灾害的本质与特性，确立科学的工作方针、科学的工作思路、科学的工作策略、科学的工作措施，在灾前、灾时、灾后的全过程，进行科学决策、科学管理，采取科学的减灾行动，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减灾实效。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减灾，才能促进防震减灾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陈建民从“地上”和“地下”两个方面谈了自己关于震灾预防工作方面的看法。他认为，首先“地上要搞结实”。必须制定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保证建筑物的结实程度，与当地的地震烈度相匹适应；尤其要对重大工程、生命线工程，进行单体的抗御地震安全性的评价工作，以保证它们面对地震时的安全。其次“地下要搞清楚”。地基的软硬程度，地下是否存在活断层，都是在城市和工程规划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陈建民举了青藏铁路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设防的重要性。“2001年11月14日，青海昆仑山口西发生了8.1级地震，这个地震发生在无人区，没有一个人死亡，但是在地面造成地表错动了几米高。修青藏铁路的时候探测到这儿有断层，预先在隧道和路基处做了设防，因而那次地震没有给青藏铁路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强调，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马的重大工程越来越多，一定要考虑防御地震的安全性。
陈建民表示，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具备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的能力，大中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的防震减灾能力将力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切实保障城市和工程建设地震安全。他说，未来15年3亿人口将从农村转入到城市，每年要有15亿平方米建筑竣工，这意味着要用15年的时间，再建50个现在规模的深圳市，“如果做不好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地震监测工作，一旦发生灾害，后果将不堪设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的加快，人口和财富更为集中，城市的易损性更加突出。到2020年，京津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将以3%的国土面积，承载近50%的人口，创造65%的GDP和90%的进出口值。陈建民指出，这就要求把城市群和大城市作为防震减灾的重中之重，强化监测，周密设防。当前应更加注重统筹城乡防震减灾，加强农村地区的抗震设防。
陈建民说，当然，农村也是防震的重点地区，目前我国农村房屋基础条件都很差，基本不设防，也几乎没有抵抗地震的概念，经不起各类自然灾害冲击，4级多的地震都有可能造成房屋倒塌。“农民辛苦了一辈子，房子盖得都挺大，有的还是两层楼，地震造成破坏，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我们要引导农民把自己的房子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