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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五十岁再著书的缘由
近读《量守庐学记》及续编，对黄侃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略有所知。他的弟子们几乎都谈到这样一件事，1935年，黄侃(字季刚)在南京做50岁生日(实年49岁)，他的老师章太炎赠给他了一幅寿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太炎先生是催他写书，他却认为是谶语。因为上联末字是“命”，下联“黄绢”用的是《世说新语·捷悟篇》杨修的故事，“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上下联合起来是“命绝”，这令黄侃大不高兴。谁料想，他就在这年的10月病逝，令人期待的著作也就未写成。黄侃是公认的大学问家，不但精于小学，诸如名物、文辞义理、词曲小说亦有精深研究，且有自己独创的见解，若出手想来当属高水准的著作，可他生前一再说要50岁才开始著述。为何给自己订下如此苛刻的规矩?南北朝时期的大学者颜之推曾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黄侃可谓过之，他称赞清代学者江永“年五十后岁为一书，大可效法”，自己也决定五十岁再著书，不料天不假年，章太炎所赠寿联竟“一言成谶”。
黄侃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日不欺人，一日不知者不道，一日不背所本，一日负责后世，一日不窃。”他还批评有些人的初学之病：“一日急于求解，一日急于著书，一日不能阙疑，一日不能服善”，主张治学“当谨于言语”，“考据之学有三要点：一日不可臆说，一日不用单文，一日不可迂断”，“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也”。所以，黄侃先生对自己要求甚为严格，为了精确地掌握第一手材料，绝不惜力。他主张以精研《说文解字》作为治文字学的基础，不止熟练地、精密地研究了《说文》的每一个字形和每一条说解，而且把《说文》中散见于各处的形、音、义材料集中起来。他甚至拿《说文》中的每一个说解字与所出的篆字对照，把不见篆字的说解字一个个挑出来。他重视古代文献的阅读，往往是从最基础的工作——句读作起。凡是他读过的古籍，不论经史子集，无不从头至尾地圈点。他的学生陆宗达回忆说：“在我和他相处的那些年月里白天他是无暇读书的。晚饭后，他又与我用闲谈的方式论学。大半都在夜间十一二点钟，我才离去。第二天早上我准时八点前去，他的桌上却已有厚厚的几卷书，全部批点过了。”由于他研究的结论有深厚的文献材料作基础，所以没有十分确凿的佐证不能驳倒他。
黄侃也是严格地要求他的学生这样治学的。他的学生殷孟伦1982年回忆说：
五十年前，我在南京始从黄先生学，先生……首先告戒我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让我先在一年内圈读完《十三经》，此后又增加至26种，并要我30岁以前读完唐以前的典籍。有了这样的基本功夫，再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问，就容易多了。先生告戒我30岁以前不要轻易地在报刊上发表文字。我严格地遵守先生的教导，以积累自己的知识为先务。
薪火相传，黄侃门人中如金毓黻、龙榆生、刘赜、徐复观、常任侠、陆宗达、黄焯、殷孟伦、潘重规、范文澜、徐复、钱玄、杨伯峻、程千帆等等，均在学术上卓然有成，黄侃虽五十而殁，来不及著述，但他的学术和思想却得以传承。
顾诚启功的启示
在阅读黄侃事迹、赞佩大学者谨于立说之时，我悬想，若黄季刚先生活在当下又该如何?不要说50岁不著述，就是每年无一定量的论文或著作发表，是否还能在高校捧起“教授”这个饭碗怕都成问题。众所周知，约自1990年以来，国内各高校为在激烈的比拼竞争中占据高位，把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放在首当其冲的位置，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事情。科研水平的提高非朝夕之功可以速成，为使学术创造者的主体——教师加快马力，大学校长们于是改变早年间较为宽和从容的人事评价制度，而代之以将学术研究量化的人事考核制度。其背后的理据是：教师在压力之下是可以多出成果的；每个教师学术工作量的完成叠加在一起就可以实现学校的目标。在这样一种管理理念的驱使下，我们又看到了久违的“大跃进”现象，可惜的是它却出现在讲求科学的学术研究领域。
制度的设计当遵循规律，学者的学术创造的规律是否有人认真研究思考过呢?如果黄侃先生50岁之前不写书是个相对极端的个案，我们不妨再从一些有成就的学者身上找一找其学术研究的规律。笔者所在的学校，有一位几年前故去的学者顾诚先生，他是明史研究的专家。1980年代初期，顾先生以一部《明末农民战争史》奠定了其在明史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顾诚曾立下承诺，打算写下一部《南明史》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姊妹篇。然而这书一写就写了十八年，其间他甘坐冷板凳，不问功名，竟未有一部论著面世。《南明史》后记里记载着顾诚的艰辛与执著。他说该书初稿早在12年前便已完成，尽管出版社编辑的催稿信多达几十封，顾诚却迟迟未敢出手，原因在于他认为许多头绪未能充分理清，不少关键问题缺乏可靠的文献。有知情人说，以当时顾诚掌握的史料规模，远超国内外已出版的南明史著作。郭小凌先生在纪念顾诚先生的文章中谈及：
自“文革”末期始，顾先生便穿行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之间，十多年如一日，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辑微钩沉，发掘出大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史料，积累的笔记盈数尺之高。若按常例，如此丰富的史料基础，出一部笑傲史坛的大作绰绰有余。况且众所周知，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史料永远是不完备的，写史向来是看菜吃饭，量体穿衣，有多少史料做多少文章，难以澄清的问题不妨搁置起来，待时机成熟再拣起来不迟。
但“顾诚就是顾诚”，他抱着穷根究底、求真求实的决心，最大限度地搜求有关疑案的蛛丝马迹。仅为核实西南明军和永历朝廷的内容，他在查尽北京收藏的云南地方志后，又赶赴云南考察。在昆明一个多月，他从早到晚将自己放逐在云南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内，遍阅馆藏的地方志和相关典籍。他“反反覆覆地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了又改，一拖就是5年”。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该查的书都查了，直至有一天他感到“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出个水落石出，可谓自不量力”后，才决心结束这番艰苦的学术之旅。郭小凌说，粗略统计，《南明史》直接引用的地方志达237部，按收集史料的常规推测，未引用但查阅过的方志数至少应超过此数四五倍有余。如作者在昆明曾细读并摘录方志一百多部，但书中引用的却只是其中的23部，可证其劳动量投入之大。他的《南明史》是否可以归入杰作的范畴尚需实践的长期检验，但可以说，这部著作将南明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很难被他人超过，这个“十八年”是值得的，因为“文章未写一句空”。
为学严谨在老辈学者那里是普遍的。几年前去世的启功先生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学者，51岁时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 作——《古代字体论稿》，尽管那才是一部仅仅两万字篇幅的著作。晚年的启功，声望日隆，但王宁先生在纪念启功先生的文字中说：
其实，启先生晚年的辉煌背后，有他的寂寞、孤独和遗憾。像启先生、钟敬文先生这样的大学者，都是经历十分丰富又善于体验的人，是终身努力学习又极有创见的人，加上他们的长寿，蕴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和学识智慧已经几乎达到饱和，很难有人可以分享，就是表面的理解也是那样不足。……回想一下，我们曾因为学科的狭窄无法包容启先生的博大，而把他圈在一个并不恰当的、单一的学术领域里；我们曾因为附会时潮，判定启先生的学问“不是主流”而冷落过他的创获；我们也曾因为认识浅薄，有一个时期，只给启先生贴上以写字为内涵的“书法家”的标签；甚至按照一种可笑的评估制度认为启先生的成果“不是古籍整理”，给他的学科点挂过“黄牌”……
读这段文字，我常常想起，启先生那部精彩隽永的《论书绝句一百首》该如何记在人事考核的账上，那算是一部学术著作吗?如果可以算的话，那区区十余万字的篇幅又该折合成多少工分?周振鹤先生就谈及，如果按照现今标准，许多过去的学术权威在今天都是评不上教授的：
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必要条件最近定为十篇论文(其中必须要有两篇发表在权威期刊上，其他在核心期刊上)、一本专著、主持两个省部级科研项目。按照类似的标准，我的导师谭其骧先生就评不上教授。他事实上是在当了三十多年教授后才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版，四十年后该图集的公开版才出版，而且严格来说他一世没有专著，论文集《长水集》也直到1980年代才出版。我们很惭愧：有了好几本专著，写了许多论文，也主编了好些书，结果呢?我们有他老人家的权威性吗?没有。
西方大学考核教授态度谨慎
人事管理采取量化的办法大约是从西方学习来的。寻检西方管理制度，定量考核的手段起于19世纪末期的“科学管理之父”弗里德里克·W·泰罗，不过这只是针对流水线操作和标准化管理的有效手段。后来这种办法推而广之，高等学府也采纳了。不过西方大学在采取这种方式考核教授们的绩效时是十分谨慎的。我的同事王建民教授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专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学术访问时，仔细考察了该学院的绩效管理。王教授的文章中谈到，在该学院的管理制度中并没有找到有关教学科研人员绩效评价的公开的文件，但他们对教研人员的聘任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在评价一名教师时，主要依据智力品质，教学，研究，潜在的对机构的责任、作用与贡献四个维度来考察。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特别是从副教授晋升为终身教授，需要经过岗位确认、全球招聘、内部评估、外部评价、投票推荐、院长推荐、学校批准等一系列严格程序。正因为聘任和晋升程序很严格，所以一旦聘任，则给教师充分自由的工作空间，不再进行年度绩效考评。他们的教授认为，“聘任过程异常艰难。在通常的意义上说，既然你已经被聘用了，还有人要不厌其烦地详细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岂不愚蠢。”肯尼迪学院里对全体教师有教学要求，没有科研要求。
美术史家白谦慎教授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供职。据他说，他所任教的波士顿大学是研究型大学，一位资浅的艺术史教授要获得终身教职，需要在6年内完成一本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书、教科书、博物馆展览图录不算)和发表2-4篇的论文，这只是最低的量的要求。达到这个要求，并不见得就能得到终身教职，还要取决于外校教授对著作的评价。这本书通常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发表的论文，也可以和在博士阶段做的研究相关。如果说，博士论文的准备和写作需要4年的话，那么加上任教的6年，一共10年；如果再做过1－2年的博士后的话，加起来就是在11－12年内出1本书和2－3篇论文。对学校来说，定出这个标准，当然是认为一个教授应该在这段时间内完成这个数量。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因为在美国发表著作，不但审核严，出版周期也相当长。有时，初审不能顺利过关，被退稿，修改后重新送审，或是投其他出版社和刊物，几个来回，一两年就过去了。所以，白先生认为，如果一位终身教授平均每年能发表一篇论文，就算不错了，超过这个量，大概就能算是多产的了。以中国大陆的标准而论，美国的艺术史教授们的出版量是不大的。在他看来，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也基本如此。
对于大学教授来说，其学术研究的动力和创造力也需要激励。对于那些有高追求的学者，激励来自于他的内心所追求的境界和自我设定的目标；对于多数一般的学者而言，不外乎受利益、诱惑、名望或惩戒的驱使。而近年大学的管理者作为制度与规则的设计者并未认真研究这其中的规律，常常是急功近利，草率从事。联想到近年来一再发生的教授抄袭、学术造假，论文买卖、制造已成产业的事实，真是该认真反思反思大学的管理制度了!
(本文编辑：谢宁)
近读《量守庐学记》及续编，对黄侃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略有所知。他的弟子们几乎都谈到这样一件事，1935年，黄侃(字季刚)在南京做50岁生日(实年49岁)，他的老师章太炎赠给他了一幅寿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太炎先生是催他写书，他却认为是谶语。因为上联末字是“命”，下联“黄绢”用的是《世说新语·捷悟篇》杨修的故事，“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上下联合起来是“命绝”，这令黄侃大不高兴。谁料想，他就在这年的10月病逝，令人期待的著作也就未写成。黄侃是公认的大学问家，不但精于小学，诸如名物、文辞义理、词曲小说亦有精深研究，且有自己独创的见解，若出手想来当属高水准的著作，可他生前一再说要50岁才开始著述。为何给自己订下如此苛刻的规矩?南北朝时期的大学者颜之推曾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黄侃可谓过之，他称赞清代学者江永“年五十后岁为一书，大可效法”，自己也决定五十岁再著书，不料天不假年，章太炎所赠寿联竟“一言成谶”。
黄侃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日不欺人，一日不知者不道，一日不背所本，一日负责后世，一日不窃。”他还批评有些人的初学之病：“一日急于求解，一日急于著书，一日不能阙疑，一日不能服善”，主张治学“当谨于言语”，“考据之学有三要点：一日不可臆说，一日不用单文，一日不可迂断”，“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也”。所以，黄侃先生对自己要求甚为严格，为了精确地掌握第一手材料，绝不惜力。他主张以精研《说文解字》作为治文字学的基础，不止熟练地、精密地研究了《说文》的每一个字形和每一条说解，而且把《说文》中散见于各处的形、音、义材料集中起来。他甚至拿《说文》中的每一个说解字与所出的篆字对照，把不见篆字的说解字一个个挑出来。他重视古代文献的阅读，往往是从最基础的工作——句读作起。凡是他读过的古籍，不论经史子集，无不从头至尾地圈点。他的学生陆宗达回忆说：“在我和他相处的那些年月里白天他是无暇读书的。晚饭后，他又与我用闲谈的方式论学。大半都在夜间十一二点钟，我才离去。第二天早上我准时八点前去，他的桌上却已有厚厚的几卷书，全部批点过了。”由于他研究的结论有深厚的文献材料作基础，所以没有十分确凿的佐证不能驳倒他。
黄侃也是严格地要求他的学生这样治学的。他的学生殷孟伦1982年回忆说：
五十年前，我在南京始从黄先生学，先生……首先告戒我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让我先在一年内圈读完《十三经》，此后又增加至26种，并要我30岁以前读完唐以前的典籍。有了这样的基本功夫，再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问，就容易多了。先生告戒我30岁以前不要轻易地在报刊上发表文字。我严格地遵守先生的教导，以积累自己的知识为先务。
薪火相传，黄侃门人中如金毓黻、龙榆生、刘赜、徐复观、常任侠、陆宗达、黄焯、殷孟伦、潘重规、范文澜、徐复、钱玄、杨伯峻、程千帆等等，均在学术上卓然有成，黄侃虽五十而殁，来不及著述，但他的学术和思想却得以传承。
顾诚启功的启示
在阅读黄侃事迹、赞佩大学者谨于立说之时，我悬想，若黄季刚先生活在当下又该如何?不要说50岁不著述，就是每年无一定量的论文或著作发表，是否还能在高校捧起“教授”这个饭碗怕都成问题。众所周知，约自1990年以来，国内各高校为在激烈的比拼竞争中占据高位，把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放在首当其冲的位置，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事情。科研水平的提高非朝夕之功可以速成，为使学术创造者的主体——教师加快马力，大学校长们于是改变早年间较为宽和从容的人事评价制度，而代之以将学术研究量化的人事考核制度。其背后的理据是：教师在压力之下是可以多出成果的；每个教师学术工作量的完成叠加在一起就可以实现学校的目标。在这样一种管理理念的驱使下，我们又看到了久违的“大跃进”现象，可惜的是它却出现在讲求科学的学术研究领域。
制度的设计当遵循规律，学者的学术创造的规律是否有人认真研究思考过呢?如果黄侃先生50岁之前不写书是个相对极端的个案，我们不妨再从一些有成就的学者身上找一找其学术研究的规律。笔者所在的学校，有一位几年前故去的学者顾诚先生，他是明史研究的专家。1980年代初期，顾先生以一部《明末农民战争史》奠定了其在明史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顾诚曾立下承诺，打算写下一部《南明史》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姊妹篇。然而这书一写就写了十八年，其间他甘坐冷板凳，不问功名，竟未有一部论著面世。《南明史》后记里记载着顾诚的艰辛与执著。他说该书初稿早在12年前便已完成，尽管出版社编辑的催稿信多达几十封，顾诚却迟迟未敢出手，原因在于他认为许多头绪未能充分理清，不少关键问题缺乏可靠的文献。有知情人说，以当时顾诚掌握的史料规模，远超国内外已出版的南明史著作。郭小凌先生在纪念顾诚先生的文章中谈及：
自“文革”末期始，顾先生便穿行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之间，十多年如一日，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辑微钩沉，发掘出大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史料，积累的笔记盈数尺之高。若按常例，如此丰富的史料基础，出一部笑傲史坛的大作绰绰有余。况且众所周知，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史料永远是不完备的，写史向来是看菜吃饭，量体穿衣，有多少史料做多少文章，难以澄清的问题不妨搁置起来，待时机成熟再拣起来不迟。
但“顾诚就是顾诚”，他抱着穷根究底、求真求实的决心，最大限度地搜求有关疑案的蛛丝马迹。仅为核实西南明军和永历朝廷的内容，他在查尽北京收藏的云南地方志后，又赶赴云南考察。在昆明一个多月，他从早到晚将自己放逐在云南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内，遍阅馆藏的地方志和相关典籍。他“反反覆覆地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了又改，一拖就是5年”。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该查的书都查了，直至有一天他感到“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出个水落石出，可谓自不量力”后，才决心结束这番艰苦的学术之旅。郭小凌说，粗略统计，《南明史》直接引用的地方志达237部，按收集史料的常规推测，未引用但查阅过的方志数至少应超过此数四五倍有余。如作者在昆明曾细读并摘录方志一百多部，但书中引用的却只是其中的23部，可证其劳动量投入之大。他的《南明史》是否可以归入杰作的范畴尚需实践的长期检验，但可以说，这部著作将南明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很难被他人超过，这个“十八年”是值得的，因为“文章未写一句空”。
为学严谨在老辈学者那里是普遍的。几年前去世的启功先生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学者，51岁时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 作——《古代字体论稿》，尽管那才是一部仅仅两万字篇幅的著作。晚年的启功，声望日隆，但王宁先生在纪念启功先生的文字中说：
其实，启先生晚年的辉煌背后，有他的寂寞、孤独和遗憾。像启先生、钟敬文先生这样的大学者，都是经历十分丰富又善于体验的人，是终身努力学习又极有创见的人，加上他们的长寿，蕴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和学识智慧已经几乎达到饱和，很难有人可以分享，就是表面的理解也是那样不足。……回想一下，我们曾因为学科的狭窄无法包容启先生的博大，而把他圈在一个并不恰当的、单一的学术领域里；我们曾因为附会时潮，判定启先生的学问“不是主流”而冷落过他的创获；我们也曾因为认识浅薄，有一个时期，只给启先生贴上以写字为内涵的“书法家”的标签；甚至按照一种可笑的评估制度认为启先生的成果“不是古籍整理”，给他的学科点挂过“黄牌”……
读这段文字，我常常想起，启先生那部精彩隽永的《论书绝句一百首》该如何记在人事考核的账上，那算是一部学术著作吗?如果可以算的话，那区区十余万字的篇幅又该折合成多少工分?周振鹤先生就谈及，如果按照现今标准，许多过去的学术权威在今天都是评不上教授的：
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必要条件最近定为十篇论文(其中必须要有两篇发表在权威期刊上，其他在核心期刊上)、一本专著、主持两个省部级科研项目。按照类似的标准，我的导师谭其骧先生就评不上教授。他事实上是在当了三十多年教授后才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版，四十年后该图集的公开版才出版，而且严格来说他一世没有专著，论文集《长水集》也直到1980年代才出版。我们很惭愧：有了好几本专著，写了许多论文，也主编了好些书，结果呢?我们有他老人家的权威性吗?没有。
西方大学考核教授态度谨慎
人事管理采取量化的办法大约是从西方学习来的。寻检西方管理制度，定量考核的手段起于19世纪末期的“科学管理之父”弗里德里克·W·泰罗，不过这只是针对流水线操作和标准化管理的有效手段。后来这种办法推而广之，高等学府也采纳了。不过西方大学在采取这种方式考核教授们的绩效时是十分谨慎的。我的同事王建民教授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专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学术访问时，仔细考察了该学院的绩效管理。王教授的文章中谈到，在该学院的管理制度中并没有找到有关教学科研人员绩效评价的公开的文件，但他们对教研人员的聘任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在评价一名教师时，主要依据智力品质，教学，研究，潜在的对机构的责任、作用与贡献四个维度来考察。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特别是从副教授晋升为终身教授，需要经过岗位确认、全球招聘、内部评估、外部评价、投票推荐、院长推荐、学校批准等一系列严格程序。正因为聘任和晋升程序很严格，所以一旦聘任，则给教师充分自由的工作空间，不再进行年度绩效考评。他们的教授认为，“聘任过程异常艰难。在通常的意义上说，既然你已经被聘用了，还有人要不厌其烦地详细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岂不愚蠢。”肯尼迪学院里对全体教师有教学要求，没有科研要求。
美术史家白谦慎教授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供职。据他说，他所任教的波士顿大学是研究型大学，一位资浅的艺术史教授要获得终身教职，需要在6年内完成一本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书、教科书、博物馆展览图录不算)和发表2-4篇的论文，这只是最低的量的要求。达到这个要求，并不见得就能得到终身教职，还要取决于外校教授对著作的评价。这本书通常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发表的论文，也可以和在博士阶段做的研究相关。如果说，博士论文的准备和写作需要4年的话，那么加上任教的6年，一共10年；如果再做过1－2年的博士后的话，加起来就是在11－12年内出1本书和2－3篇论文。对学校来说，定出这个标准，当然是认为一个教授应该在这段时间内完成这个数量。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因为在美国发表著作，不但审核严，出版周期也相当长。有时，初审不能顺利过关，被退稿，修改后重新送审，或是投其他出版社和刊物，几个来回，一两年就过去了。所以，白先生认为，如果一位终身教授平均每年能发表一篇论文，就算不错了，超过这个量，大概就能算是多产的了。以中国大陆的标准而论，美国的艺术史教授们的出版量是不大的。在他看来，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也基本如此。
对于大学教授来说，其学术研究的动力和创造力也需要激励。对于那些有高追求的学者，激励来自于他的内心所追求的境界和自我设定的目标；对于多数一般的学者而言，不外乎受利益、诱惑、名望或惩戒的驱使。而近年大学的管理者作为制度与规则的设计者并未认真研究这其中的规律，常常是急功近利，草率从事。联想到近年来一再发生的教授抄袭、学术造假，论文买卖、制造已成产业的事实，真是该认真反思反思大学的管理制度了!
(本文编辑：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