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须明志”之外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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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主演的《梅兰芳》在全国热映,一股梅兰芳热四处兴起。我收集的旧资料中有关梅兰芳的图片和文字很是不少,我写《文化人结婚记》时,很是不明白当年蓄须明志的梅兰芳,为何要趟那道浑水,后来有著名学者讥讽我的不理解为“见者惊异”,并称梅兰芳“他的底线是不登台,不唱戏,其余都是小节,可不予计较”。若以梅兰芳的底线来衡量另几位名伶,问题就来了。马连良、尚小云、荀慧生均于敌占时期登过台唱过戏,据此而推论他们的大节。难说没有简单化之嫌,更有扩大化之隐忧——已有傅斯年“所有伪北大教员不予登用,不能给北大留下耻辱”的一刀切做法。教员是耻辱,教员所教育之学生也该是耻辱,推而广之,门房、役夫、摇铃的做饭的,哪个不是戴罪之人。
  论及底线与大节,或许还真应该有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之必要。不然的话,梅兰芳前面的“蓄须明志”及稍后参与“祝捷演出”,有何差别欤。也许,还须为普通人另设一底线——即有饭吃与没饭吃,常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真正具体轮到个人头上,难免或有颠倒“失节事小,饿死事大”。话不中听,却多有事例为证——此处“失节”亦并非特指“卖国卖身”之大节焉。谷林老人《检得旧刊说因由》,讲到俞平伯于沦陷时期在北平的《艺文杂志》发表文章,被远在昆明的朱自清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糊,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此信尚存,他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俞平伯说,“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此类投稿给刊物的平常小事,在朱自清的眼里都是大事。若设此为底线,怕没有几个人洗脱干净。朱自清是把小节视为大节的知识分子,不然在美国救济粉中饿死的就不会仅止他一人了。俞平伯到底还有些家底,虽然一度曾穷困到“余亦感经济困难,余妇乃有在家创办交卖会之举,取家中及亲朋处无用旧物标价售卖,酌取手续费”的地步,正如谷林所论:“此其所以尚可不写文章还能养亲而糊口欤?”沦陷八年之久,北平与上海不可能成为空城,留下来和走不了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谋生养家,就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希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饱受非议的苏青说过一段很有力的话:“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续结婚十年·关于我——代序》)
  著名学者所说的“底线”,不适宜大多数人群;著名学者所说的“可不予计较”的“小节”,倒是应列入“底线”之一。欺人容易欺世难,齐白石在那八年不卖画给日本人,但卖给中国人后中国人又转卖(或转送)给日本人,他又能怎么着。我从小受的教育是直线教育,非黑即白,非忠即奸,不会绕弯子,您也甭用弯子来绕我,看问题凭直觉,横看竖看我总觉得梅兰芳不该掺和“文化人结婚”这样的场合。虽说关于文化人结婚这等大事,在当时是上佳的新闻,在今日是上佳的资料,可是一旦将这样的报道置回历史现场,马上会引起的争论无疑就是“在历史大翻覆之际的痛苦抉择”的那些文人值不值得人们心怀“了解之同情”或“理解之同情”?此处先说这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实是因了此文在腹内打稿的当口,再适时不过地读到了散木先生的大文《读(年谱)》。散木先生读的是《龙榆生先生年谱》(张晖撰,学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龙榆生是学界公认的词学大师,又非常不幸地在那场“历史大翻覆”中“卖身事伪”,终于成为像周作人一样的“惜其不识相”(夏敬观语)的文化名人,连累得一批真心喜欢他们学问的人在议论他们时,总要花费心思在“学问”与“道德”之间斟酌最适合的词句。我们这一辈看过婚典场合里那些人的名字后,自会有惊诧之感,仅是胜利后被处决的即有梁鸿志(1946年11月9日枪决)、梅思平(1946年9月14日枪决)。
  柳雨生的《文化人结婚记》刊在1943年4月号《杂志》,记的是周黎庵穆丽娟婚典大场面,一年后又另有文载道版“文化人结婚记”刊在《古今》43、44合期上(1944年4月),文章的题目却是《三十三年三月三日三时》,记的是朱朴与梁鸿志的千金梁文若的婚典盛况。二文相比,柳文短得多,文文却长得多(长出一倍还多),文载道喜欢把文章写得尽可能的长,长文有长的好处,这样的纪实文字越详细史料价值越高。这里有一个问题,由于朱朴迎娶的不是平民女子而是权倾一时的梁鸿志的千金,所以怎么瞧文载道的行文口吻怎么感觉有献媚的味道,连题目也透着“讨好”之意。后人评说文载道文风学的是周作人,此说只看到了文字的表面,周无论如何是不会去写此类品格的文字的。尽管我特别觉得这篇文章有用有意思,可是我仍然认为这是文载道的一次大的败笔,替他惋惜,为此他损失不小。此文从不收入他的新旧集子里,也许他也意识到看到的人越少越好,但终于还是有好事者于六十多年后在网络上给抖落出来了(详情见拙文《古今云物真悠悠——<古今>休刊特大号》)。对于自己几十年前的旧作,有人的态度是“愧则有之,却并不悔”,另有人该是“愧悔交加”亦未可知,乃或“悔则有之,却并不愧”也不奇怪。《杂志》的面目现在比较清楚了,不能算作汉奸刊物;而《古今》定性为汉奸刊物,似乎已成铁案。陈平原教授最近有篇文章提到《古今》,措辞是“汉奸所办杂志《古今》”(《燕山柳色太凄迷》),直接把朱朴定性为汉奸了。小汉奸娶大汉奸的女儿,这水有多浑。《古今》的创办者朱朴二十年代末便开始追随汪精卫,并由汪介绍认识了陈公博。1939年8月汪伪“六大”朱朴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后担任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0年3月“国府还都”,朱朴被任命为伪交通部政务次长,后来还担任过伪组织部副部长。朱朴的这些职务日后足够定重罪的。有一点应说明。办《古今》时,朱朴已辞掉了这些职务,可是在我们眼里,汉奸是终身制,一朝失足,百身难赎。要想知道朱朴不办《古今》以后的情形和他到了香港以后的情形,过去是不大容易的,能看到的书刊很有限。我凑来几条资料,仍是大概的轮廓,再细的就寻不到了。一条来自朱朴的记叙,他在《胜利那天在北京》(1955年8月)中说道:“一九四四年冬天,我在上 海结束了古今出版社的事务之后,举家迁往北京去。路过南京,到西流湾横庐去与(周)佛海道别;两人对饮了三杯白兰地之后,我下意识地似乎体会到将来的‘后会无期’,心中引起了莫名的感伤,而几乎下泪。……在北京,我实行过我的‘寓公’生活,饱食终日,悠然自得。当时我所交游的人,大概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字之交,如苦雨斋主人周知堂,以及瞿兑之,徐一士,谢刚主,王古鲁诸氏;第二类是书画同志,如百砚室主人许修直,以及陶北溟,邵厚夫诸位;第三类是酒肉朋友,这里面包括的人物可就多了,男男女女,纪不胜纪。”
  朱朴1957年5月(与曹聚仁同行)回内地,受到规格很高的待遇,留下来的人好像倒没有享受过。5月16日朱朴记“十二时,誉老(叶公绰)以国画院院长名义邀我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旧欧美同学会)午餐,陪客有文化部夏衍副部长,国画院副院长于非闇,暨徐燕孙,王雪涛,胡佩衡,惠孝同,吴镜汀,朱丹,启功诸先生,都是当代名画家,(只有齐白石与陈半丁二位老先生因病未到),跻跻跄跄,颇极一时之盛。”朱朴念旧,除了寻游旧迹,饱览宫藏古画,暇时便走访《古今》旧友,在《北京十日》中他记着:5月11日,“驱车前往西城八道湾拜访周启明先生,相见惊喜,恍如隔世。原来他近患高血压症,三月前几濒于危,现虽已好转,可是医生仍严嘱他见客谈话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因此略谈后即行告辞,约他日再来”。5月19目,“得徐一士先生书,即往宣外校场四条拜访,他亦患高血压症,似较知堂老人更为严重。相见兴奋,畅谈不尽。我在他那里获知老友王古鲁,瞿兑之,周黎庵,金性尧诸位的近状并地址,更为欣喜”。自北京再到上海,朱朴遂有《上海一周》之日记。5月21日记有“打了一个电话给(吴)湖帆,一个给(周)黎庵,他们听了电话后又惊又喜,都立刻说晚上来看我。下午六时,黎庵先来,相见兴奋,一时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不久,有人叩门,以为是湖帆来了,开门一看,不料却是(瞿)兑之;原来他刚才遇见湖帆,湖帆告诉了他,所以他就捷足先来了。最后,等到七时有余,湖帆才姗姗而来;大腹便便,好像一只航空母舰!与十年前相较,几乎判若两人。可是,风趣天真,固依然如故也。他们未能免俗,硬要为我‘洗尘’,却之不恭,就一同去老正兴馆。这里的菜都是我平昔所最爱吃的家乡菜,今晚所点的如生扁炒头,红烧甲鱼,蛤蜊鲫鱼汤等,真是百吃不厌,可称得是天下无敌,并世无二,这决不是海外各处同名的所谓老正兴馆,所可同日而语的。餐毕,他们三人抢着付账,结果则由湖帆包办了。”朱朴也许是《古今》人物谱里结局最好的一个。
  前述两篇结婚记都详细记录了前来贺婚的贵客,朱朴婚典嘉宾名单可堪玩味的地方更多一些,能够出席如此错综背景的场合,表明的是不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态度?最典型的是梅兰芳,人们多知道他彼时的“蓄须明志”,但却不知道他竟也出席了这种沸沸扬扬的大场合——还不止一二回。另见朱朴《朴园日记》(载1945年2月《艺文杂志》第三卷第三期),1944年10月27日有云:“晨赴中行,得悉今日系冯幼老寿辰,下午五时往贺,便访其邻居梅思平。久不见思平矣,容光焕发,益转丰腴,心宽体胖,信不诬也。晚在冯宅饮寿酒,同席有吴震老梅畹华等多人,甚为热闹。饭后有余兴。由畹华之子女清唱,首由小九(葆玖)唱金锁计一段,继由小七(葆玥)唱乌盆计一段,俱博得热烈掌声。小九仅十一岁,容貌举止。无一不酷肖畹华,将来克传衣钵者,舍此子莫属也,小七年十三,具铁嗓,他日其将为女刘鸿声乎?一笑。今晚操琴者为王幼卿,名伶凤卿之子,夙工青衣,亦有声于艺坛者也。”梅兰芳并不忌讳与汪伪头面人物一道抛头露面,这就不容易让人理解了。婚典前二个月的订婚(周黎庵称“如此盛会,诚近年来海上所罕见云”),梅兰芳也到场了(周黎庵云“更有可述者,则梅畹华博士亦翩然莅止,拥护左右者,梅党元勋冯耿光与珍重阁主人赵叔雍两氏也”)。订婚嘉礼的证明人为周佛海,本来结婚大典的证婚人也是周佛海,“但这天周氏因在京政务羁身,不克赶来,特托梅思平氏代表主持。”文载道这样描述三月三日的梅兰芳:“周旋于众宾之间,仿佛万绿丛中的一枝,显出摇曳多姿之胜,犹忆去岁甲午五旬同庚,博士也躬往参加于魏家花园,但是日相见之下,风神却依然如此俊朗明彻,变成了‘众矢之的’,无怪当年萧伯纳翁要请教他的驻颜术了。”梁鸿志也曾说:“目前‘梅’姓之杰出者,在政界有思平先生,在艺界有畹华博士。”
  仍旧要感谢文载道的详笔,那天吴湖帆,刘承干,夏敬观,唐生明与夫人“标准美人”徐来,丁默村夫人,周佛海夫人杨淑慧,陈公博夫人李励庄,金雄白,周化人,樊仲云,都出现在名单里,使得后人对历史现场有了立体的感觉。是不是小节,该不该设为底线,梳理比不梳理有助于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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