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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的政治品格。他是明朝中兴的主要推动者和缔造者。但从历史逻辑出发，他的一些政策，实在谈不上是什么改革。把他形容为“改革家没有好下场”的代表人物是一种错位的评价。
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因为以强化专制为核心的政策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张居正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但这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所以，张居正死后，明朝历史进入了转型期。张居正成了最后的卫道士，历史走向了他的反面。
要给张居正定位，先要弄清楚它所处的历史时代。
张居正生活在明代后期，具体地说就是在嘉靖到万历年间。他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选庶吉士，逐渐做到翰林院侍讲学士。到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中央决策。明神宗即位，他与宦官冯保联手，搬倒内阁首辅高拱，成为内阁首辅。从此，在神宗小皇帝之下大权在握，主持朝政达十年之久。那么，张居正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
明朝从建立到灭亡中间起起伏伏，一共经历了277年。这277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开创建国期(洪武一永乐)、守成期(洪熙一弘治)、祸乱期(正德一嘉靖前期)、中兴期(嘉靖后期一万历前期)、败亡期(万历后期一宏光)。张居正从嘉靖后期逐渐走上决策中心，直到万历十年(1582)去世，他从政正是在明朝的中兴期。他是明朝中兴的主要推动者和缔造者。
在张居正等人的治理下，使本已出现祸乱的明政权得以巩固，甚至强化，使开始走向衰败的明朝得到了中兴。张居正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近代学人梁启超说：“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作为政治家，梁启超对他的评价可谓达到了极致。然而，我认为这样的评价还是可以成立的。因此，到上世纪30年代，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所表述的还是这个意思：“张居正当国十六年，最初即以六事上陈，一省议论，二振纲纪，三重诏令，四核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得君专任，力行不怠。万历初政，百废俱举。四境晏然。太仓、太仆积六七百万金，京通仓积粟八百万石。居正为政，可谓能起衰振蔽。……首辅中当以居正功最显。”邓之诚对张居正“起衰振蔽”盛赞有加。但平实有据，堪称史家之笔。
然而，对张居正的评价是不断变化的。
上世纪60年代初，已经有著作称张居正的施政为“改革”(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1963)。《中国史纲要》在谈张居正时，说到他对军事、政治、经济的“整顿”，“特别是着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在内政方面，他反对因循苟且，奖励官员“急公进取”，“他更希望统治阶级内部的行动能够取得一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正是张居正执政的核心理念。《中国史纲要》同时指出，“张居正的成就最突出是在经济方面”，“丈量土地和赋役改革是张居正颁行的重要的经济政策”。在谈到一条鞭法时说：“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浙江等地实施的一条鞭法，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对于一条鞭法的影响，作者认为它“不仅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这本书较早地使用了改革一词，也较早地把张居正的政绩与社会经济的进步联系了起来。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居正成了儒法斗争的标杆人物之一，被归入法家，头衔是“明朝著名的法家政治家、地主阶级革新派”。(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北京人民出版社编，丰台区注释小组等注《张居正著作选注》，1976)
“文化大革命”结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之初，一方面要摈弃旧的羁绊，一方面要开拓新局面。一些理论家要从历史中寻找灵感，明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有幸被选中，这就是清人所说的“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刘献庭《广阳杂记》引蔡瞻民语，《张居正评传》引言)但是，他们的命运不同，朱元璋被当成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靶子，遭到猛烈的抨击；张居正与商鞅、王安石等并列，成了改革家的突出代表。无比风光。于是，到1982年，十院校中国古代史编写组编写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中，改革家的桂冠就落到了张居正头上。从此。张居正的桂冠越戴越高，言改革家必首推张居正。他成了中流砥柱，成了时代英雄，特别是在开始幼小、后来怠政的神宗皇帝的映衬之下，显得更加高大。
我认为这种对张居正无限拔高的做法是不妥的，因为它违背了历史逻辑。
我们还是要把张居正放在历史大背景下去考察。我对晚明，主要是万历中期以后的历史发展大势进行过如下描述：明朝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这一历史概括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的同行的认同。这句话的含意是，明朝政权包括强力控制和思想控制在解体，而明朝的社会包括经济和文化却在发展进步。换句话说，明政权的旧制度，已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相脱节，旧政权旧思想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保护甚至强化旧制度，而是要打破旧制度。
那么，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张居正都作了什么呢?
《明史》张居正传以“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十二个字概括了张居正施政。也就是说，张居正要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通过强化控制、加强管理达到行政目的。
张居正与同朝的大多数官僚治国理念并无不同，他的前任高拱，主张整饬吏治，加强边备、加强法制、加强理财，与张居正都是一致的，甚至自嘉靖后期以来的施政大都也是如此。张居正在政见上与高拱徐阶等人相比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只是他比那些人更强悍，更有政治手段，因而执行起来也更有成效。正因此，张居正在当时才得到普遍的赞扬。
然而，这些政策，实在谈不上是什么改革。
张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了。不加赋如何国用足?那是因为核准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这主要得益于清丈土地。从根本上说，当时国家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致使创造的财富有所增加，而是因为官府控制的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无疑，就征收总量而言确实是加了赋的，而且这些赋税最后的实际承担者还是普通农民，多数是小农甚至是无地农民，地主有的是办法把他们的负担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
还有，万历头十年的振兴，也并非完全是因为张居正一当了首辅就立竿见影，当时所谓“中外义安，海内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获了从嘉靖到隆庆年间所栽种的果实，是从嘉靖到隆庆，从徐阶到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结果。张居正的历史作 用被夸大了。
至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张居正从中得到了过多的荣誉，也有可议之处。一条鞭法的产生和推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人一时之功。首先，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创造的，它是从嘉靖初年到隆庆年间由潘季驯、庞尚鹏、海瑞等人创立，先后在广东、浙江等地推行并逐渐完善的。由于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手续，便于操作，受到各地方官的欢迎，不少地方官热衷于推行一条鞭法。这种态势经嘉靖后期、隆庆年间一直延续到万历初年。张居正直到他执政的最后一年，万历九年(1581)才提出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无疑，以张居正的身分，更利于一条鞭法的推行。但这也不过是顺势而行，推波助澜，“天下有不得不条鞭之势，张江陵不过因势而行之。”(《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九，引自《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任源祥文)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1582)，并且旋即遭到反攻清算，而此时一条鞭法的继续推行，就与张居正无关了。与清丈土地等措施不同，朝廷上下对一条鞭法的态度没有太大分歧，推行的阻力并不大，不需要顶风冒险。一条鞭法当然不在清算之列。另外，一些人过大估计了一条鞭法的意义，说它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云云。实际上，一条鞭法的主要意义在于简化征收手续。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强行征收白银看似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则往往因此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对力役的影响，也并非都是那样正面。汤纲、南炳文在所著《明史》中对此作的简要分析是中肯的。
而加强专制控制，则是张居正执政的主要特征。这在施政理念上了无新意。强化专制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做到令行禁止，不论皇帝专制，还是首辅专制，其目的、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钳制舆论是专制权力的题中应有之义，禁毁书院因此势在必行。万历七年(1579)正月戊辰，根据张居正的建议，朝廷下诏禁毁天下书院。“是时士大夫竟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府等处书院六十四处。”(《明通鉴》卷六十七)
出于相同的施政理念，禁止书院讲学，在隆庆年间，在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就已经开始了。(《国榷》卷六十六，隆庆四年三月《禁提学宪臣聚徒讲学诏》)只是后来张居正的禁讲学更为严厉、更彻底。关于张居正“特恶讲学”，他在书信中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说：“(讲学)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张太岳文集》卷二十九，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指斥讲学是“群聚徒党”、“空谈废业”，以致造成各级官员“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环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因此他力主“不许别创书院”。(《张太岳文集》卷三十九)
讲学一事，不论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参与的人员而言，都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不过，士大夫对讲学趋之若鹜，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就讲学活动本身和讲学内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是明代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如果说，官员们畏惧舆论，竟敢不惜对抗诏旨，蔑视官法，更反映出民间思想的觉醒和舆论力量的强大，这在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上都被认为是进步，而且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既然如此，禁止讲学，禁毁天下书院，钳制舆论就是与社会进步潮流相逆动。然而，一些人为了拔高张居正，对他加强专制钳制舆论的事，不是不提就是轻描淡写。
相反，他们为了强调张居正的进步，突出他受到的攻击，说因为他是改革家。所以受到保守派的攻击，把他形容为“改革家没有好下场”的代表人物。其实这是一种错位的评价。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因为以强化专制为核心的政策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张居正被批评的是贪权、专权。清朝四库馆臣评价张居正说：“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四库全书总目，张太岳集》)不论在明朝人还是清朝人看来，张居正的政治作为，都是传统制度和理念所允许甚至鼓励的，而其擅作威福却是不能容忍的。明人沈德符批评张居正把自己比为历史上的霍光、字文護一类人物，说他“要挟圣主，如同婴孺，积忿许久而发。其得后祸已晚矣”。(《万历野获编》卷九)《明史》批评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明史》张居正等传赞)近人邓之诚更明确指出张居正的“骄倨”，甚至“与人书自称孤或日不穀。上表乞休，而日拜手稽首归政。明明以摄自居”。(《中华二千年史》卷五，六，明代之政治)
张居正被批评的还有个人操守和政治道德，包括勾结冯保阴谋打倒高拱，捏造王大臣案陷害异己，贪恋权位，伪造夺情，乃至奢侈自恣，科场作弊，等等。
我不非难张居正的专权。在当时的体制下不专权就做不成事。而个人操守也不是我们评价政治家的主要依据。我们评价张居正，主要看他的政绩和影响。
无疑，他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的政治品格。他曾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既忘家狗国，遑恤其他!虽机弈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张太岳文集》卷三十，答河槽按院林云源为事任怨)真是大吕黄钟般的铮铮之言。他教育、辅佐幼主十年，弼成万历初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一代良相。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振衰起弊，使明朝出现了暂短的中兴，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如同给垂死的旧制度服了一剂强心剂，延缓了它的寿命。但是，通过加强专制巩固旧制度，是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的。所以，张居正死后。社会变迁的潮流如同洪水冲决堤岸，不可阻挡，明朝历史进入了转型期。张居正成了最后的卫道士，历史走向了他的反面。
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因为以强化专制为核心的政策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张居正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但这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所以，张居正死后，明朝历史进入了转型期。张居正成了最后的卫道士，历史走向了他的反面。
要给张居正定位，先要弄清楚它所处的历史时代。
张居正生活在明代后期，具体地说就是在嘉靖到万历年间。他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选庶吉士，逐渐做到翰林院侍讲学士。到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中央决策。明神宗即位，他与宦官冯保联手，搬倒内阁首辅高拱，成为内阁首辅。从此，在神宗小皇帝之下大权在握，主持朝政达十年之久。那么，张居正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
明朝从建立到灭亡中间起起伏伏，一共经历了277年。这277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开创建国期(洪武一永乐)、守成期(洪熙一弘治)、祸乱期(正德一嘉靖前期)、中兴期(嘉靖后期一万历前期)、败亡期(万历后期一宏光)。张居正从嘉靖后期逐渐走上决策中心，直到万历十年(1582)去世，他从政正是在明朝的中兴期。他是明朝中兴的主要推动者和缔造者。
在张居正等人的治理下，使本已出现祸乱的明政权得以巩固，甚至强化，使开始走向衰败的明朝得到了中兴。张居正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近代学人梁启超说：“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作为政治家，梁启超对他的评价可谓达到了极致。然而，我认为这样的评价还是可以成立的。因此，到上世纪30年代，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所表述的还是这个意思：“张居正当国十六年，最初即以六事上陈，一省议论，二振纲纪，三重诏令，四核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得君专任，力行不怠。万历初政，百废俱举。四境晏然。太仓、太仆积六七百万金，京通仓积粟八百万石。居正为政，可谓能起衰振蔽。……首辅中当以居正功最显。”邓之诚对张居正“起衰振蔽”盛赞有加。但平实有据，堪称史家之笔。
然而，对张居正的评价是不断变化的。
上世纪60年代初，已经有著作称张居正的施政为“改革”(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1963)。《中国史纲要》在谈张居正时，说到他对军事、政治、经济的“整顿”，“特别是着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在内政方面，他反对因循苟且，奖励官员“急公进取”，“他更希望统治阶级内部的行动能够取得一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正是张居正执政的核心理念。《中国史纲要》同时指出，“张居正的成就最突出是在经济方面”，“丈量土地和赋役改革是张居正颁行的重要的经济政策”。在谈到一条鞭法时说：“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浙江等地实施的一条鞭法，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对于一条鞭法的影响，作者认为它“不仅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这本书较早地使用了改革一词，也较早地把张居正的政绩与社会经济的进步联系了起来。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居正成了儒法斗争的标杆人物之一，被归入法家，头衔是“明朝著名的法家政治家、地主阶级革新派”。(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北京人民出版社编，丰台区注释小组等注《张居正著作选注》，1976)
“文化大革命”结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之初，一方面要摈弃旧的羁绊，一方面要开拓新局面。一些理论家要从历史中寻找灵感，明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有幸被选中，这就是清人所说的“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刘献庭《广阳杂记》引蔡瞻民语，《张居正评传》引言)但是，他们的命运不同，朱元璋被当成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靶子，遭到猛烈的抨击；张居正与商鞅、王安石等并列，成了改革家的突出代表。无比风光。于是，到1982年，十院校中国古代史编写组编写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中，改革家的桂冠就落到了张居正头上。从此。张居正的桂冠越戴越高，言改革家必首推张居正。他成了中流砥柱，成了时代英雄，特别是在开始幼小、后来怠政的神宗皇帝的映衬之下，显得更加高大。
我认为这种对张居正无限拔高的做法是不妥的，因为它违背了历史逻辑。
我们还是要把张居正放在历史大背景下去考察。我对晚明，主要是万历中期以后的历史发展大势进行过如下描述：明朝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这一历史概括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的同行的认同。这句话的含意是，明朝政权包括强力控制和思想控制在解体，而明朝的社会包括经济和文化却在发展进步。换句话说，明政权的旧制度，已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相脱节，旧政权旧思想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保护甚至强化旧制度，而是要打破旧制度。
那么，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张居正都作了什么呢?
《明史》张居正传以“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十二个字概括了张居正施政。也就是说，张居正要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通过强化控制、加强管理达到行政目的。
张居正与同朝的大多数官僚治国理念并无不同，他的前任高拱，主张整饬吏治，加强边备、加强法制、加强理财，与张居正都是一致的，甚至自嘉靖后期以来的施政大都也是如此。张居正在政见上与高拱徐阶等人相比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只是他比那些人更强悍，更有政治手段，因而执行起来也更有成效。正因此，张居正在当时才得到普遍的赞扬。
然而，这些政策，实在谈不上是什么改革。
张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了。不加赋如何国用足?那是因为核准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这主要得益于清丈土地。从根本上说，当时国家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致使创造的财富有所增加，而是因为官府控制的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无疑，就征收总量而言确实是加了赋的，而且这些赋税最后的实际承担者还是普通农民，多数是小农甚至是无地农民，地主有的是办法把他们的负担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
还有，万历头十年的振兴，也并非完全是因为张居正一当了首辅就立竿见影，当时所谓“中外义安，海内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获了从嘉靖到隆庆年间所栽种的果实，是从嘉靖到隆庆，从徐阶到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结果。张居正的历史作 用被夸大了。
至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张居正从中得到了过多的荣誉，也有可议之处。一条鞭法的产生和推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人一时之功。首先，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创造的，它是从嘉靖初年到隆庆年间由潘季驯、庞尚鹏、海瑞等人创立，先后在广东、浙江等地推行并逐渐完善的。由于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手续，便于操作，受到各地方官的欢迎，不少地方官热衷于推行一条鞭法。这种态势经嘉靖后期、隆庆年间一直延续到万历初年。张居正直到他执政的最后一年，万历九年(1581)才提出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无疑，以张居正的身分，更利于一条鞭法的推行。但这也不过是顺势而行，推波助澜，“天下有不得不条鞭之势，张江陵不过因势而行之。”(《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九，引自《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任源祥文)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1582)，并且旋即遭到反攻清算，而此时一条鞭法的继续推行，就与张居正无关了。与清丈土地等措施不同，朝廷上下对一条鞭法的态度没有太大分歧，推行的阻力并不大，不需要顶风冒险。一条鞭法当然不在清算之列。另外，一些人过大估计了一条鞭法的意义，说它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云云。实际上，一条鞭法的主要意义在于简化征收手续。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强行征收白银看似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则往往因此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对力役的影响，也并非都是那样正面。汤纲、南炳文在所著《明史》中对此作的简要分析是中肯的。
而加强专制控制，则是张居正执政的主要特征。这在施政理念上了无新意。强化专制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做到令行禁止，不论皇帝专制，还是首辅专制，其目的、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钳制舆论是专制权力的题中应有之义，禁毁书院因此势在必行。万历七年(1579)正月戊辰，根据张居正的建议，朝廷下诏禁毁天下书院。“是时士大夫竟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府等处书院六十四处。”(《明通鉴》卷六十七)
出于相同的施政理念，禁止书院讲学，在隆庆年间，在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就已经开始了。(《国榷》卷六十六，隆庆四年三月《禁提学宪臣聚徒讲学诏》)只是后来张居正的禁讲学更为严厉、更彻底。关于张居正“特恶讲学”，他在书信中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说：“(讲学)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张太岳文集》卷二十九，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指斥讲学是“群聚徒党”、“空谈废业”，以致造成各级官员“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环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因此他力主“不许别创书院”。(《张太岳文集》卷三十九)
讲学一事，不论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参与的人员而言，都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不过，士大夫对讲学趋之若鹜，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就讲学活动本身和讲学内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是明代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如果说，官员们畏惧舆论，竟敢不惜对抗诏旨，蔑视官法，更反映出民间思想的觉醒和舆论力量的强大，这在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上都被认为是进步，而且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既然如此，禁止讲学，禁毁天下书院，钳制舆论就是与社会进步潮流相逆动。然而，一些人为了拔高张居正，对他加强专制钳制舆论的事，不是不提就是轻描淡写。
相反，他们为了强调张居正的进步，突出他受到的攻击，说因为他是改革家。所以受到保守派的攻击，把他形容为“改革家没有好下场”的代表人物。其实这是一种错位的评价。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因为以强化专制为核心的政策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张居正被批评的是贪权、专权。清朝四库馆臣评价张居正说：“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四库全书总目，张太岳集》)不论在明朝人还是清朝人看来，张居正的政治作为，都是传统制度和理念所允许甚至鼓励的，而其擅作威福却是不能容忍的。明人沈德符批评张居正把自己比为历史上的霍光、字文護一类人物，说他“要挟圣主，如同婴孺，积忿许久而发。其得后祸已晚矣”。(《万历野获编》卷九)《明史》批评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明史》张居正等传赞)近人邓之诚更明确指出张居正的“骄倨”，甚至“与人书自称孤或日不穀。上表乞休，而日拜手稽首归政。明明以摄自居”。(《中华二千年史》卷五，六，明代之政治)
张居正被批评的还有个人操守和政治道德，包括勾结冯保阴谋打倒高拱，捏造王大臣案陷害异己，贪恋权位，伪造夺情，乃至奢侈自恣，科场作弊，等等。
我不非难张居正的专权。在当时的体制下不专权就做不成事。而个人操守也不是我们评价政治家的主要依据。我们评价张居正，主要看他的政绩和影响。
无疑，他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的政治品格。他曾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既忘家狗国，遑恤其他!虽机弈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张太岳文集》卷三十，答河槽按院林云源为事任怨)真是大吕黄钟般的铮铮之言。他教育、辅佐幼主十年，弼成万历初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一代良相。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振衰起弊，使明朝出现了暂短的中兴，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如同给垂死的旧制度服了一剂强心剂，延缓了它的寿命。但是，通过加强专制巩固旧制度，是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的。所以，张居正死后。社会变迁的潮流如同洪水冲决堤岸，不可阻挡，明朝历史进入了转型期。张居正成了最后的卫道士，历史走向了他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