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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是块神秘的土地，特殊的地理位最和多元文化的共生性，造就了原始神秘的远古神话、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和鬼斧神工的自然美景，孕育了沈从文、黄永玉等一代文化宗师，也同样赋予生长在她怀抱里的田明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之源。他的《土家织锦》一书就生于斯成于斯，为研究土家族民族文化的学术专著。
土家族是湘西的主体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史称“五溪”的湘西北酉水流域。这里也是历史上最早确认为土家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区域，土家族的民族语言、民族习俗和古老的民间艺术在这一带保留得最为完整。而其中土家织锦则是土家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广泛民间基础的活态样本。正如田明在《土家织锦》中所总结的那样：“色彩华丽璀璨，图纹变化无穷，工艺大器精美，是充分反映土家民族审美情操和民族意识的艺术珍品，被称为高度浓缩的民族文化，它以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无处不显露出土家人的物质文化属性，有无字的民族史诗之美誉，在文化艺术、社会历史、民族民俗、科学参考、传承利用等方面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土家织锦》，P3，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土家织锦》的出版无疑给古老的土家织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土家织锦以及土家民族文化的探讨开了一个好头，树起了一座土家织锦的历史丰碑。
土家织锦的研究一直都比较活跃，但没有专著，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局部和就事论事为主，缺乏系统和对本质的深究。艺术多于技术，工艺多于文化。当然，这几年也不乏有些力作，但其中的土家织锦内容都只占一小部分，而且许多重大问题的切入点都是以“外面”的立场观点去窥探“酉水流域”的现实所在。1957年国家认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风风雨雨五十多年，但土家族的族源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至今仍是“多元说并存”，从而成为土家织锦深入研究的最主要障碍。加上土家族本身没有文字只有语言，“五溪”地域又是古代荒蛮之区，缺乏相应的史料记载，民间模糊的口头传承，也无据可考。因此，大多数的研究者只能是避重就轻，或随波逐流。
田明的《土家织锦》不人云亦云，敢迎难而上，“整合了前人不同的观点和各类研究成果，有机地吸取了近几年湘西北考古新发现，以兰干细布为突破口，客观地理顺了土家织锦历史发展脉络，为土家织锦的深入研究铺平了道路。”(P3)特别要指出的是《土家织锦》将土家族源与土家织锦的形成及酉水流域的生产力发展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认为：“从酉水流域土家织锦的演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既有民族历史的成因，又属文化和经济的范畴。它既是土家织锦的发展史，更是土家民族形成过程和土家地区生产力状况的缩影。”(P26)从而形成《土家织锦》的一大特色。
《土家织锦》的另一特色是将土家织锦当成一种地域的文化现象加以探寻，而不是孤立的、概念性的空谈，也不是仅仅局限于那些枝枝叶叶的现象表述。为什么土家织锦只产生和遗存于酉水流域?为什么土家传统文化只在酉水流域保留最完好?仅但县因为西水流域偏沅荒蛮吗?这样的结论显然有些草率。田明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应有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土家织锦作为土家族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她的产生和传承离不开土家民族自身的地理和自然的众多因素，即自然成因，同样更依赖于这个大文化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机制，即文化成因。”(P28)他将土家织锦放在酉水流域特定的生态生境中去辩证统一地把握，从而得出：土家织锦、土家语言、土家民俗是三位一体的土家族文化的代表。唇齿相依。如果不了解酉水流域特定的民俗和文化心理，不懂土家族民间艺术的生态生境，很难想象能客观地把握土家文化的本质和真谛，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土家织锦。
田明从小是在酉水流域的猛峒河畔长大，他一直工作在那里，因此他“对土家织锦的研究以一个土生土长的本族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出发，以主体而非客体的文化立场，力求从土家织锦的社会属性，民族文化心理以及工艺化生态链中去探求土家织锦的核心所在”。(P178)他的《土家织锦》一书给我一种亲切感，就好像小时候阿妈在给我们讲故事。这种感受是匆匆过客不能够体验到的。一幅织锦有一则故事，一种图案有一个传说，章章节节扣人心弦，异彩纷呈。不南得让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对土家织锦“台台花”特殊文化内涵的大讨论。当时大多数人并不认可我对“‘台台花’是由‘补毕伙’(小船)、‘泽哦哩’(水波浪)和阳雀眼睛的‘人面纹’组合而成的寓义图案，它跟《人类起源》的传说及‘旱龙船’是一脉相承的”的看法。(《土家族盖裙图案考析》，《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土研究者的不断介入及认识的变化，我的这些观点越来越多地被大家接受。不知是田明受我的影响，还是我们都有共同的血缘和生活的体验，田明在书中对“台台花”的精彩论述有理有据，比我更进了一个层次，令人佩服：“双白梅”与“台台花”的对比，盖裙整体形式构成的分析，以及结合本土民俗和传说的整合，更加系统地完善和印证了这一观点。
《土家织锦》第三大特色是对土家织锦工艺技艺的挖掘和传承体系的梳理。工艺流程是土家织锦千百年来传承的基础，而传承体系则是这个基础的保障，按俗话来说这些都是属于“匠”性而往往被文人墨客不屑一顾的东西。在过去的相关文献中，很少有这方面的记载。就连一些专门从事工艺美术研究的书籍，也只有一点点这类工艺流程的简单概述。2005年土家织锦作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再次引起社会的重视，而其非物质文化属性的工艺技艺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业内外的普遍关注。在田明的《土家织锦》一书中首次详细解析了土家织锦的所有工艺流程。他以土家织锦工艺技艺的发展脉络为基点，从织机、工具的物理构成，材料选择及染色过程，特别是织造分解的10个步骤和操作方法，一丝不苟，应有尽有，具体而准确。他对土家织锦一些特殊工艺技巧的挖掘，如“抠斜”跳半格(颗)及加固暗纬的总结，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土家织锦的整体技艺高度。很难想象一个并非专门从事民间工艺研究。且不属于“圈子”内的“外行”画家。竟能达到如此研究的深度，的确不容易。
书中对那些已经失传或正在消失的民间传统染(颜)料和染色方法的介绍，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天然染(颜)料的利用，对于当今“化学染料给人们生存环境带来污染时，提倡天然染料加工，有利于生态的平衡，回归自然，有较高的科学借鉴和参考作用”。(P25)
传承谱系是《土家织锦》中最具社会属性的一部分，更是土家织锦链中最有生命力的活态组成。正因为湘西北酉水流域还有那么一大批民间活态织锦人的存在，土家织锦才越发显得更有价值。然而，湘西北酉水两岸有四县1568个村，面积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在以家庭(家族)为传承主渠道的偌大区域，梳理其传承谱系的难度可想而知。田明在6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从数计千份的调查表格中认真筛选，以传承链中重点传承者的“师承”为线索，纲举目张，形象地将土家织锦的传承网状结构展现给我们。这种以人为本，以活态传承者为中心民间文化保护之研究，也是我们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基本准则。田明的真知灼见，在过去类似的研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在学术界反响强烈，评价甚佳。正如原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副主任、著名民间美术学者王海霞教授所说：“田明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专业工作者作出了榜样，并以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殚精竭虑的求索精神为后来做出了示范。他的书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冷静，让我们从中受益匪浅。”(p6)这就是我所见到的《土家织锦》。
土家族是湘西的主体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史称“五溪”的湘西北酉水流域。这里也是历史上最早确认为土家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区域，土家族的民族语言、民族习俗和古老的民间艺术在这一带保留得最为完整。而其中土家织锦则是土家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广泛民间基础的活态样本。正如田明在《土家织锦》中所总结的那样：“色彩华丽璀璨，图纹变化无穷，工艺大器精美，是充分反映土家民族审美情操和民族意识的艺术珍品，被称为高度浓缩的民族文化，它以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无处不显露出土家人的物质文化属性，有无字的民族史诗之美誉，在文化艺术、社会历史、民族民俗、科学参考、传承利用等方面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土家织锦》，P3，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土家织锦》的出版无疑给古老的土家织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土家织锦以及土家民族文化的探讨开了一个好头，树起了一座土家织锦的历史丰碑。
土家织锦的研究一直都比较活跃，但没有专著，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局部和就事论事为主，缺乏系统和对本质的深究。艺术多于技术，工艺多于文化。当然，这几年也不乏有些力作，但其中的土家织锦内容都只占一小部分，而且许多重大问题的切入点都是以“外面”的立场观点去窥探“酉水流域”的现实所在。1957年国家认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风风雨雨五十多年，但土家族的族源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至今仍是“多元说并存”，从而成为土家织锦深入研究的最主要障碍。加上土家族本身没有文字只有语言，“五溪”地域又是古代荒蛮之区，缺乏相应的史料记载，民间模糊的口头传承，也无据可考。因此，大多数的研究者只能是避重就轻，或随波逐流。
田明的《土家织锦》不人云亦云，敢迎难而上，“整合了前人不同的观点和各类研究成果，有机地吸取了近几年湘西北考古新发现，以兰干细布为突破口，客观地理顺了土家织锦历史发展脉络，为土家织锦的深入研究铺平了道路。”(P3)特别要指出的是《土家织锦》将土家族源与土家织锦的形成及酉水流域的生产力发展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认为：“从酉水流域土家织锦的演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既有民族历史的成因，又属文化和经济的范畴。它既是土家织锦的发展史，更是土家民族形成过程和土家地区生产力状况的缩影。”(P26)从而形成《土家织锦》的一大特色。
《土家织锦》的另一特色是将土家织锦当成一种地域的文化现象加以探寻，而不是孤立的、概念性的空谈，也不是仅仅局限于那些枝枝叶叶的现象表述。为什么土家织锦只产生和遗存于酉水流域?为什么土家传统文化只在酉水流域保留最完好?仅但县因为西水流域偏沅荒蛮吗?这样的结论显然有些草率。田明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应有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土家织锦作为土家族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她的产生和传承离不开土家民族自身的地理和自然的众多因素，即自然成因，同样更依赖于这个大文化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机制，即文化成因。”(P28)他将土家织锦放在酉水流域特定的生态生境中去辩证统一地把握，从而得出：土家织锦、土家语言、土家民俗是三位一体的土家族文化的代表。唇齿相依。如果不了解酉水流域特定的民俗和文化心理，不懂土家族民间艺术的生态生境，很难想象能客观地把握土家文化的本质和真谛，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土家织锦。
田明从小是在酉水流域的猛峒河畔长大，他一直工作在那里，因此他“对土家织锦的研究以一个土生土长的本族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出发，以主体而非客体的文化立场，力求从土家织锦的社会属性，民族文化心理以及工艺化生态链中去探求土家织锦的核心所在”。(P178)他的《土家织锦》一书给我一种亲切感，就好像小时候阿妈在给我们讲故事。这种感受是匆匆过客不能够体验到的。一幅织锦有一则故事，一种图案有一个传说，章章节节扣人心弦，异彩纷呈。不南得让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对土家织锦“台台花”特殊文化内涵的大讨论。当时大多数人并不认可我对“‘台台花’是由‘补毕伙’(小船)、‘泽哦哩’(水波浪)和阳雀眼睛的‘人面纹’组合而成的寓义图案，它跟《人类起源》的传说及‘旱龙船’是一脉相承的”的看法。(《土家族盖裙图案考析》，《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土研究者的不断介入及认识的变化，我的这些观点越来越多地被大家接受。不知是田明受我的影响，还是我们都有共同的血缘和生活的体验，田明在书中对“台台花”的精彩论述有理有据，比我更进了一个层次，令人佩服：“双白梅”与“台台花”的对比，盖裙整体形式构成的分析，以及结合本土民俗和传说的整合，更加系统地完善和印证了这一观点。
《土家织锦》第三大特色是对土家织锦工艺技艺的挖掘和传承体系的梳理。工艺流程是土家织锦千百年来传承的基础，而传承体系则是这个基础的保障，按俗话来说这些都是属于“匠”性而往往被文人墨客不屑一顾的东西。在过去的相关文献中，很少有这方面的记载。就连一些专门从事工艺美术研究的书籍，也只有一点点这类工艺流程的简单概述。2005年土家织锦作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再次引起社会的重视，而其非物质文化属性的工艺技艺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业内外的普遍关注。在田明的《土家织锦》一书中首次详细解析了土家织锦的所有工艺流程。他以土家织锦工艺技艺的发展脉络为基点，从织机、工具的物理构成，材料选择及染色过程，特别是织造分解的10个步骤和操作方法，一丝不苟，应有尽有，具体而准确。他对土家织锦一些特殊工艺技巧的挖掘，如“抠斜”跳半格(颗)及加固暗纬的总结，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土家织锦的整体技艺高度。很难想象一个并非专门从事民间工艺研究。且不属于“圈子”内的“外行”画家。竟能达到如此研究的深度，的确不容易。
书中对那些已经失传或正在消失的民间传统染(颜)料和染色方法的介绍，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天然染(颜)料的利用，对于当今“化学染料给人们生存环境带来污染时，提倡天然染料加工，有利于生态的平衡，回归自然，有较高的科学借鉴和参考作用”。(P25)
传承谱系是《土家织锦》中最具社会属性的一部分，更是土家织锦链中最有生命力的活态组成。正因为湘西北酉水流域还有那么一大批民间活态织锦人的存在，土家织锦才越发显得更有价值。然而，湘西北酉水两岸有四县1568个村，面积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在以家庭(家族)为传承主渠道的偌大区域，梳理其传承谱系的难度可想而知。田明在6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从数计千份的调查表格中认真筛选，以传承链中重点传承者的“师承”为线索，纲举目张，形象地将土家织锦的传承网状结构展现给我们。这种以人为本，以活态传承者为中心民间文化保护之研究，也是我们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基本准则。田明的真知灼见，在过去类似的研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在学术界反响强烈，评价甚佳。正如原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副主任、著名民间美术学者王海霞教授所说：“田明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专业工作者作出了榜样，并以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殚精竭虑的求索精神为后来做出了示范。他的书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冷静，让我们从中受益匪浅。”(p6)这就是我所见到的《土家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