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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和美国，公众只知道“一战”是一场“漫长、残酷而不失伟大的战争”，对其细节所知不多。在美国20世纪参与的重大战争中， “一战”是唯一一场在首都华盛顿没有纪念碑的。在民间， “一战”也很难唤起深刻的敬畏乃至反思，描绘那场发生于一个世纪前的战争的影视作品屈指可数，相关书籍多年也没出几本。
这种现象与技术限制有关——“一战”留下的“物证”远没有后来的战争多。不过，一个重要因素常被忽视，那就是，参战各国想方设法将战争真相“赶”出了报纸头版。
“一战”战地报道在各国遇阻
英国1914年8月投身“一战”时，主流报刊并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何等严峻的挑战。弥漫于各个编辑部的观点是：战地记者很酷，能与骑兵军官称兄道弟。《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老板命令手下赶紧去买马，并向政府报告。
英国政府对新闻媒体的防范，比其他参战国慢了半拍。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立刻发布“媒体指南”，对战时新闻报道加以限制。法国重拾第二帝国时代的传统， 《鸭鸣报》描绘了一个穿军装的老妇人拿着剪刀，在许多报纸上剪出大洞。1917年，美国参战后不到一周，总统威尔逊就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负责人是拥护政府的记者乔治·克里尔。
1915年9月初，也就是德军进逼巴黎、法国政府撤往波尔多之时，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内阁终于决定对战地记者加以限制。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以口口相传或书面形式，散布可能导致军队或平民不满、惊慌的消息”。
作风古板的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甚至一度认为，只有士兵才属于战区，记者根本不该出现在前线。《每日纪事报》的菲利普·吉布斯和《每日邮报》的罗勒·克拉克蔑视禁令，顶着“新闻歹徒”的称号潜入法国发回报道，随后双双被捕，并被警告：若再犯便会被枪毙。
战争没有像乐观者预期的那样在1914年的圣诞节前结束，英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借媒体之口安抚民众。1915年6月，6名英国战地记者抵达前线，英国陆军司令部称他们为“会写作的狗”。接下来的几年里，又有几名记者获得战时采访许可，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当局的密切注视下，以确保只有军队和政府觉得不错的内容才能被披露给读者。
政府，军队和媒体达成默契
环境使然，战地记者很容易被军队“同化”，他们统一换上军官制服。所有人都获得了上尉的荣誉军衔，除了绿色的袖标，其他和真正的军官别无二致。
不仅是外表，记者们的思维方式也很快就和周围的人一致了。为《每日邮报》和《每日镜报》撰稿的威廉·比奇·托马斯堪称典型。1915年8月4日，当德军首次使用化学武器、两军在夏季的暴雨和泥塘般的战壕中对峙时，他向读者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 “烤鸡肉和煎炸的土豆‘咝咝作响时，偶尔会有一枚子弹砸在战壕边……这些勇敢的小伙子是英国军队中最优秀、最骄傲的老兵，跟任何部队相比，他们都是最精锐的百战之师。”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战时对新闻实行管制确实有必要。1915年5月，英国人管不了的《纽约时报》曝光了“勇敢的小伙子”遇到的大麻烦：英军炮弹短缺。报道在伦敦造成了爆炸性的政治冲击，阿斯奎斯被迫组建联合政府，劳合·乔治进入内阁，阿斯奎斯随即被取而代之。
但总体来说，各国政府、军队和新闻媒体有较强的默契，甚至不惜掩盖和歪曲事实。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与索姆河战役有关。这场会战自1916年7月1日开始，持续了四个半月，总共300万人投入战斗，死伤人数达到7位数。仅在战役第一天，就有1.9万名英国士兵丧生、3.8万人受伤。有评论说，人类文明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高效的杀戮。
在此期间，为了不给前线部队“添麻烦”，记者们遵照指示留在宿合里，只能通过军方公告了解战斗进展。于是，远在大后方的读者们被告知： “这对英格兰和法国来说是美好的一天。在战争中，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日子。”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记者们被允许外出观察战斗，然而，他们无一例外继续保持着原先的腔调，即便目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伤亡，也没有任何改变。
时隔多年，一些曾经的战地记者对自己当年所写的内容深感惭愧。1925年，威廉·比奇·托马斯写道： “英国陆军情报部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完全错误和具有误导性的……实际上，报道发出的第二天和之后几天，我都寝食难安，因为那不是真實情况。”“头条新闻巨大的粗体字，外加我自己大大的名字，都无法减轻这种耻辱。”
1923年，菲利普·吉布斯以带有悔意的口吻说： “我们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军人……我们是自己的审查员。”但他也辩称，自己试图“照顾那些儿子和丈夫在法国作战的人的感情”。
“一战”结束后，托马斯和吉布斯接受了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也有少数人如《每日镜报》的编辑汉密尔顿·菲夫，将这一荣誉视为贿赂，这样的贿赂使他对目睹的一切保持沉默。
客观只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
直到持续了上千个日夜的杀戮落幕，欧美各国的公众才渐渐了解到，毒气、炮弹、机枪、铁丝网、疾病和泥泞怎样杀死了整整一代年轻人。1917年12月，劳合·乔治在菲利普·吉布斯的庆功宴上坦言，永远不应该允许公众了解这种“血腥生意”的本质。 “如果人们知道真相，战争明天就会停止。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细节可能永远不会为后世所知。除了约束新闻报道，各国政府还检查军人寄出的家书，以免泄露机密信息，或是打击家乡父老的士气。审查人员把敏感的内容撕掉或用笔涂抹，让无数记忆碎片就此消失。当然，由于这场战争太过可怕，战壕中的许多人也不愿向亲友提起自己到底经历过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落幕。此前4天，美国人见证了这次战争期间最后一次重大的报道失误：前线军官误读了一条宣布局部停火、以便德国代表团前来谈判的消息，结果，11月8日的各家报纸就刊出了“战争结束”的大标题，引发举国狂欢。辟谣姗姗来迟，许多人早已陷入宿醉。纽约时报广场上，一些愤怒的民众撕碎了报纸。
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的消息再次传来。战争真的结束了，但庆祝活动明显冷清了很多。民众耗光了激情，而后他们渐渐意识到战争的意义和代价。
这种现象与技术限制有关——“一战”留下的“物证”远没有后来的战争多。不过，一个重要因素常被忽视，那就是，参战各国想方设法将战争真相“赶”出了报纸头版。
“一战”战地报道在各国遇阻
英国1914年8月投身“一战”时，主流报刊并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何等严峻的挑战。弥漫于各个编辑部的观点是：战地记者很酷，能与骑兵军官称兄道弟。《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老板命令手下赶紧去买马，并向政府报告。
英国政府对新闻媒体的防范，比其他参战国慢了半拍。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立刻发布“媒体指南”，对战时新闻报道加以限制。法国重拾第二帝国时代的传统， 《鸭鸣报》描绘了一个穿军装的老妇人拿着剪刀，在许多报纸上剪出大洞。1917年，美国参战后不到一周，总统威尔逊就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负责人是拥护政府的记者乔治·克里尔。
1915年9月初，也就是德军进逼巴黎、法国政府撤往波尔多之时，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内阁终于决定对战地记者加以限制。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以口口相传或书面形式，散布可能导致军队或平民不满、惊慌的消息”。
作风古板的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甚至一度认为，只有士兵才属于战区，记者根本不该出现在前线。《每日纪事报》的菲利普·吉布斯和《每日邮报》的罗勒·克拉克蔑视禁令，顶着“新闻歹徒”的称号潜入法国发回报道，随后双双被捕，并被警告：若再犯便会被枪毙。
战争没有像乐观者预期的那样在1914年的圣诞节前结束，英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借媒体之口安抚民众。1915年6月，6名英国战地记者抵达前线，英国陆军司令部称他们为“会写作的狗”。接下来的几年里，又有几名记者获得战时采访许可，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当局的密切注视下，以确保只有军队和政府觉得不错的内容才能被披露给读者。
政府，军队和媒体达成默契
环境使然，战地记者很容易被军队“同化”，他们统一换上军官制服。所有人都获得了上尉的荣誉军衔，除了绿色的袖标，其他和真正的军官别无二致。
不仅是外表，记者们的思维方式也很快就和周围的人一致了。为《每日邮报》和《每日镜报》撰稿的威廉·比奇·托马斯堪称典型。1915年8月4日，当德军首次使用化学武器、两军在夏季的暴雨和泥塘般的战壕中对峙时，他向读者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 “烤鸡肉和煎炸的土豆‘咝咝作响时，偶尔会有一枚子弹砸在战壕边……这些勇敢的小伙子是英国军队中最优秀、最骄傲的老兵，跟任何部队相比，他们都是最精锐的百战之师。”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战时对新闻实行管制确实有必要。1915年5月，英国人管不了的《纽约时报》曝光了“勇敢的小伙子”遇到的大麻烦：英军炮弹短缺。报道在伦敦造成了爆炸性的政治冲击，阿斯奎斯被迫组建联合政府，劳合·乔治进入内阁，阿斯奎斯随即被取而代之。
但总体来说，各国政府、军队和新闻媒体有较强的默契，甚至不惜掩盖和歪曲事实。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与索姆河战役有关。这场会战自1916年7月1日开始，持续了四个半月，总共300万人投入战斗，死伤人数达到7位数。仅在战役第一天，就有1.9万名英国士兵丧生、3.8万人受伤。有评论说，人类文明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高效的杀戮。
在此期间，为了不给前线部队“添麻烦”，记者们遵照指示留在宿合里，只能通过军方公告了解战斗进展。于是，远在大后方的读者们被告知： “这对英格兰和法国来说是美好的一天。在战争中，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日子。”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记者们被允许外出观察战斗，然而，他们无一例外继续保持着原先的腔调，即便目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伤亡，也没有任何改变。
时隔多年，一些曾经的战地记者对自己当年所写的内容深感惭愧。1925年，威廉·比奇·托马斯写道： “英国陆军情报部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完全错误和具有误导性的……实际上，报道发出的第二天和之后几天，我都寝食难安，因为那不是真實情况。”“头条新闻巨大的粗体字，外加我自己大大的名字，都无法减轻这种耻辱。”
1923年，菲利普·吉布斯以带有悔意的口吻说： “我们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军人……我们是自己的审查员。”但他也辩称，自己试图“照顾那些儿子和丈夫在法国作战的人的感情”。
“一战”结束后，托马斯和吉布斯接受了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也有少数人如《每日镜报》的编辑汉密尔顿·菲夫，将这一荣誉视为贿赂，这样的贿赂使他对目睹的一切保持沉默。
客观只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
直到持续了上千个日夜的杀戮落幕，欧美各国的公众才渐渐了解到，毒气、炮弹、机枪、铁丝网、疾病和泥泞怎样杀死了整整一代年轻人。1917年12月，劳合·乔治在菲利普·吉布斯的庆功宴上坦言，永远不应该允许公众了解这种“血腥生意”的本质。 “如果人们知道真相，战争明天就会停止。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细节可能永远不会为后世所知。除了约束新闻报道，各国政府还检查军人寄出的家书，以免泄露机密信息，或是打击家乡父老的士气。审查人员把敏感的内容撕掉或用笔涂抹，让无数记忆碎片就此消失。当然，由于这场战争太过可怕，战壕中的许多人也不愿向亲友提起自己到底经历过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落幕。此前4天，美国人见证了这次战争期间最后一次重大的报道失误：前线军官误读了一条宣布局部停火、以便德国代表团前来谈判的消息，结果，11月8日的各家报纸就刊出了“战争结束”的大标题，引发举国狂欢。辟谣姗姗来迟，许多人早已陷入宿醉。纽约时报广场上，一些愤怒的民众撕碎了报纸。
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的消息再次传来。战争真的结束了，但庆祝活动明显冷清了很多。民众耗光了激情，而后他们渐渐意识到战争的意义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