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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前半段，他是西南联大的骄子、辍学从军的部队翻译、留美读博的高材生、讲授英美文学的大学教授。后来，二十多年的动荡岁月横冲直撞进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从此被打上苦难的烙印，令人唏嘘。
身体变得沉重，灵魂却在升华，他在咀嚼苦难中从事翻译、写作。他翻译的英文诗歌堪称汉译典范，准确、流畅、有锋芒。译著《了不起的盖茨比》让无数人领略到菲茨杰拉德的风华。
这位著名的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于2019年8月10日下午3点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99岁。
游子复笈还乡
1951年，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彼时同样的选择题摆在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面前：回国，还是不回国。
他们探听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巫宁坤表达出坚持回国的想法。巫宁坤与双亲缘浅，母亲精神失常后自缢，父亲耳聋，不亲近人，在他去西南联大的同年被侵华日军杀害。在战火和国难中成长起来的他，渴望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这一年，先回国的赵萝蕤已在燕京大学成为西语系主任。朝鲜战事使得外籍教授纷纷回国，西语系师资严重不足，她紧急托校长陆志韦给巫宁坤去电，邀请他来燕大西语系任教。只考虑了几天，他就丢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和即将拿到的学位，准备回国。
临行前，李政道帮他整理行装，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记述刚回国的经历时，巫宁坤最先写到的不是国内的变化，而是赵萝蕤衣着的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备课、教课，临时抱佛脚地学习他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的困难都可以克服，但各项政治运动让他感到迷茫。年少时漂泊异乡都未曾彷徨过的巫宁坤，在回到故土后陷入不适、无措的境地。“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因他所研究的专业是敏感的，他带来的那些外文书成了对他的指控“依据”，他的学生笑谈时所言的“A Bridge Club（桥牌俱乐部），简称ABC，要是落到克格勃手里，它一下就可以变成Anti Bolshevik Club（反布尔什维克俱乐部）”。就连他过去在国共合作时期替前来支援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当翻译的经历，都成为他与外国势力勾结的“罪状”。巫宁坤心里不藏话，常常是与人直言了什么，在下一次的大会上就被告发。
那些年，他大半时间戴着“右派”、“极右分子”的“帽子”，在劳动改造中忍受饥饿、劳累，在政治风浪中感知世间冷暖，在《杜甫诗选》上题写“相识遍天下，知心无一人，唯有诗千首，天涯慰寂寥”。
冯至选编的《杜甫诗选》和英文原版的《哈姆莱特》，是20年蹉跎岁月中始终陪伴他的两本书，少有的开心的回忆是与人谈论作品的时候，“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导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40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一个难友）边干活边谈论沈老师的作品，《边城》啦、《湘行散记》啦，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有时竟然忘掉了疲劳。”
少年时在西南联大，他爱听沈从文的课，课余和朝夕过从的好友汪曾祺、赵全章一同看书，切磋文章。汪曾祺在《泡茶馆》中回忆“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指的就是巫宁坤和赵全章。
三人高一时在镇江一同军训过。战火来了，他们流落四地后又恰好同时考上西南联大。那时候，他们一起拿着稿费去食堂“打牙祭”，夜深人静时相约到翠湖边听雨。而在北大荒劳动时，巫宁坤要为了分一块烙饼给同屋而犹豫，因为那是亲友们花高价在黑市买给他的救命粮，他的生活再无当年的闲情雅致。
拨云见日后，巫宁坤于1979年5月回北京办理右派改正，恰好李政道从美国回来讲学，当时正在北京。他们在李政道下榻的北京饭店见面，看到“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模样的李政道，巫宁坤忍不住想如果当年二人的选择置换，如今会是什么情景。很快他又惊醒，“不，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巫宁坤和夫人李怡楷都是天主教徒），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
宿命般的约稿
几年后，巫宁坤与汪曾祺重逢，他向汪讨了张画，以慰不能时常相见之思，指定要有昆明的特点。汪曾祺给他画了一幅开着金黄色花朵的倒挂仙人掌，只有像昆明雨季时那样湿润的气候，倒挂的仙人掌还能开花;也只有像仙人掌一样顽强的生命，才能久经倒悬之苦而存活下来。
他对苦难有了更深刻也更真實的理解。“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这时再翻译诗歌，他能从心底里感受到诗人的椎心泣血。他翻译狄伦·托马斯的诗，为人称绝。托马斯是超现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难懂，更难译。“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诗人黄灿然赞叹，“巫译托马斯采取的正是直译，几乎是一字对一字，字字紧扣，准确无误，连节奏也移植过来了，从而使得汉译托马斯具有一种少见的现代锋芒。这些译诗远远超出了一般汉语的普通语感，以陌生又令人怦然心动的冲击力扎痛着读者。”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译成“不要温和地走进美好的夜晚”就不如巫宁坤翻成“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更令人回味。
这首诗每一节反复出现的“Rage，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他译成“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尤其是神来之笔。而这一句也是巫宁坤感悟最深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对他而言，如暮鼓晨钟。
他应邀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不期然地，来了一份宿命般的约稿——《世界文学》期刊邀请巫宁坤翻译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随着思想解放，中断了十年的《世界文学》复刊，第一时间引进和译介了一批曾被视为“颓废”和“没落”的西方现当代文学，选登了一批美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菲茨杰拉德。
这部作品巫宁坤留美时就很喜欢，回国时带了一本，给学生也推荐过。1952年，这本书被批为“下流坏书”，他因这本书被扣上“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近三十年后，面对邀约，他感到一种命运的无常。出于热爱与道义，他接受了。译本成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大陆首译，也是最好的中译本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近年还在不断重版。
他对主人公的苦难有自己的理解，在序言中解释小说借恋爱模式想要表达的是处于一战以后“爵士时代”的“美国梦”从鼓乐喧天到梦碎人亡的悲哀，人物的苦难融进时代的挽歌，连同作者的悲剧一起照见小说的最后一句话，“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于是，我們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时光流向了平缓之地，巫先生退休后，含饴弄孙，结交新友。在百岁之际，他静静地离开了，激起我们对诗的向往与对一代知识分子厚重生命体验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