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笫1期,对《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该学报1989年第3期)一文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一文反复强调和大肆鼓吹“新启蒙”论。认为“五四运动的特色是启蒙”,但“五四前期的启蒙运动没有进行得很充分,出现了紧急的民族危机,因而立即转入救亡运动”。“五四之后,迫于形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卷入‘时政’,因而启蒙难以为继,恰恰是缺点。”文章提出,“近代中国还没有完成根本的启蒙运动,每一次启蒙运动的进行总是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浅薄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正在召唤一次抓住根本、彻底进行的新的启蒙运动。”《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一文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对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对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评价,涉及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真象的了解。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一文散布了许多错误的观点和歪曲的言论。这些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历史和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问题,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加以阐明,需要对国内外一些论著中的错误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基于此,本刊特予转载,以期以引起读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