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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称自己“一脚踏在臭沟里”；南开学生由崇拜变冷落，在校园里张贴壁报反对他，1950年10月17日的南开校庆没有请他出席；1951年2月张伯苓去世后，没有举行一个像样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说他在遗嘱中“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这一切，都是因为张伯苓在1948年7月曾短暂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那么，一位享誉全国的教育家，缘何要放弃自己钟爱一生的教育事业而去从政呢？有人说他是为了报答蒋介石“有中国就有南开”的知遇之恩，有人说他是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让南开得到更好的发展。而笔者在天津市档案馆新近发现的数件珍贵档案，彻底揭开了尘封60余年的历史真相。
进入1948年后，国民党的大陆统治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但蒋介石不愿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他试图把饮誉中外的大学者、民主人士拉进政府，以“名人效应”为他的独裁统治涂上民主的色彩。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便是其中之一。
同年6月15日，蒋介石致电天津市长杜建时转南开校长张伯苓，请其出任考试院长：“张伯苓先生道鉴：兹谨请先生担任考试院院长，藉宣清望，使试政为国人所崇，士流所瞻，依之愿中，亦得常承教诲。思维再四，非公莫属。拟即日提请监察院同志，万望鉴诺。以时间迫促，不及先征同意，并祈原谅。中正叩。”蒋介石深知张伯苓不从政的性格，于是，用了不征求意见式的先斩后奏，其言词恳切且急迫，但明显地表露出没有商量余地之意。
杜建时接到电报后，立刻趋车前往张伯苓住所。张伯苓读了电文沉思了五六分钟。杜建时不禁问道：“您的意思怎样？”因为杜建时曾是南开的学生，张伯苓说话也就随意了很多。他说：“我不愿意做这些事，黎元洪当总统时曾约我当教育总长，说什么我也不干……我就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的好。”他明确表示自己最近身体不好，“现当暑期，每晨办公仅2小时，下午则完全休息，诚恐不克担任”，请杜建时“婉陈恳辞”。杜建时则“以国家为重，并为钧座分劳”相劝。最后，张伯苓“极为恳挚”地提出两个不能就任的原因：“一、年老体衰，难任繁巨；二、素乏行政经验，恐误试政。”话已至此，杜建时只得告退。行前，张伯苓说：“回头让黄子坚从大学复电吧。”
档案中蒋介石致电天津市长杜建时转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电文，是一份手抄复制件，原件应该是杜建时留给了张伯苓。
回到市政府，杜建时立即起草电文回复蒋介石。从档案中的电文底稿上看，杜建时先对蒋介石的“总统德意，至为铭感”，次是对“张先生为国热忱，极为恳挚”给予肯定，然后转达了张伯苓的两点意见，说明张伯苓“身体较弱，确属实情”，只是将原本写好的“现当暑期，每晨办公仅2小时，下午则完全休息，诚恐不克担任”一段删去了，最后表示自己“刻仍在谆劝中”。杜建时还在这封电报上特别标注“19时发，限2小时到”。
6月18日，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致电杜建时：“天津杜市长际平兄勋鉴：已铣电敬悉。密。伯苓先生出长考院，业经中常会通过定案，如不允，就将使总统万分为艰。望就近尽力敦劝，务请其打消辞意，勉膺艰巨，至所祷企。弟吴鼎昌。”电文前注明“限即刻到”。这封电报更是将张伯苓逼到了绝境：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已经成了法律上的定案，世人都将知道张伯苓已经是考试院院长了，如果再不答应，那就是不给蒋总裁面子，存心让他难堪！
杜建时在该电文上的批示是：“请秘书长子青兄持原电谒张先生。”电文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四行钢笔字：“一、身体□□（字迹不清，无法辨识，应为“不好”之意）；二、无作行政事经验；三、行宪初期，恐误重任；四、另简贤能。”经考证为张伯苓亲笔。想是天津市政府秘书长梁子青拿着电文拜访张伯苓时，张伯苓用微微颤抖的手写下的。一是表明自己的态度，二是好让梁子青交差。而从四行小字末尾处张伯苓手书的“真话”两个大字，则更可以读出他的真诚和决心！
拿到梁子青带回的张伯苓手书后，杜建时立刻将情况报告总统府。这封电报的草稿更是涂改了多次：草稿中如实地写了张伯苓的四点意见，并有“伯苓先生语出至诚，辞意恳挚，似难勉强”字样，但在正式电中则改为：“承告国家前途光明，自己本应效劳，为总统分忧。惟今年73岁，每日午后头部有时发晕，今再担任新职考试院，学习行政经验，恐有遗误，反违总统倚畀感意，至为感激。经郑重考虑，敬请另简贤能，嘱为婉曲转陈。”想是杜建时生怕如实地讲，蒋介石看了会不高兴，会对张伯苓不利，于是他的措词更加委婉圆滑，也可见杜建时的用心良苦。该电18日17时发，限1小时到。
电报还未及发出，又接到了蒋介石致张伯苓的第二封电报，档案中虽没有该电文，但从杜建时的回电中可以得知，张伯苓曾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婉辞的电报，蒋介石的回电仍是敦请张伯苓就任之意。杜建时在回电中说，自己已经“发动张先生契友及素为张先生重视之南开校友，分头向张先生进言”，以“期上符钧座推进试政之至意”。该电仍限1小时到。看来，在蒋介石势在必得的命令下，杜建时也是不惜运用一切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
“南开大学张校长伯师钧鉴：顷闻大命将长考院，仰慕德辉，情殷立雪，谨电预贺。敬叩。崇安职生吴瀚涛。”档案中的这封电报，是6月24日东北合江省政府主席吴瀚涛给张伯苓的一封预贺电报，明显是杜建时发动南开校友的成果。它告诉我们就连远在东北的南开校友都被发动起来敦劝张伯苓，在天津的友人就更如走马灯似的游说了。
可以想见，在蒋介石的一再敦请下，在一封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催逼下，在杜建时、梁子青的数次拜访下，在契友和校友的“真诚进言”下，染病在身的张伯苓是怎样的难以招架，是怎样的无奈叹息，是怎样的痛苦绝望。他不答应，成吗？
于是，在一颗颗重磅炸弹的狂轰滥炸下，张伯苓服输了。他在公开场合表示：蒋先生是建国者，我是爱国者；蒋先生让我出来，我不得不跑跑龙套。有史料记载，他曾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仍兼任南开校长；二是只任职3个月，因为“南开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南开”。蒋介石满口答应，并派张群北上迎接。7月6日，张伯苓离津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
读了以上几件档案，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得出以下结论：张伯苓就任考试院院长是被逼无奈。
（作者为天津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沈飞德
进入1948年后，国民党的大陆统治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但蒋介石不愿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他试图把饮誉中外的大学者、民主人士拉进政府，以“名人效应”为他的独裁统治涂上民主的色彩。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便是其中之一。
同年6月15日，蒋介石致电天津市长杜建时转南开校长张伯苓，请其出任考试院长：“张伯苓先生道鉴：兹谨请先生担任考试院院长，藉宣清望，使试政为国人所崇，士流所瞻，依之愿中，亦得常承教诲。思维再四，非公莫属。拟即日提请监察院同志，万望鉴诺。以时间迫促，不及先征同意，并祈原谅。中正叩。”蒋介石深知张伯苓不从政的性格，于是，用了不征求意见式的先斩后奏，其言词恳切且急迫，但明显地表露出没有商量余地之意。
杜建时接到电报后，立刻趋车前往张伯苓住所。张伯苓读了电文沉思了五六分钟。杜建时不禁问道：“您的意思怎样？”因为杜建时曾是南开的学生，张伯苓说话也就随意了很多。他说：“我不愿意做这些事，黎元洪当总统时曾约我当教育总长，说什么我也不干……我就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的好。”他明确表示自己最近身体不好，“现当暑期，每晨办公仅2小时，下午则完全休息，诚恐不克担任”，请杜建时“婉陈恳辞”。杜建时则“以国家为重，并为钧座分劳”相劝。最后，张伯苓“极为恳挚”地提出两个不能就任的原因：“一、年老体衰，难任繁巨；二、素乏行政经验，恐误试政。”话已至此，杜建时只得告退。行前，张伯苓说：“回头让黄子坚从大学复电吧。”
档案中蒋介石致电天津市长杜建时转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电文，是一份手抄复制件，原件应该是杜建时留给了张伯苓。
回到市政府，杜建时立即起草电文回复蒋介石。从档案中的电文底稿上看，杜建时先对蒋介石的“总统德意，至为铭感”，次是对“张先生为国热忱，极为恳挚”给予肯定，然后转达了张伯苓的两点意见，说明张伯苓“身体较弱，确属实情”，只是将原本写好的“现当暑期，每晨办公仅2小时，下午则完全休息，诚恐不克担任”一段删去了，最后表示自己“刻仍在谆劝中”。杜建时还在这封电报上特别标注“19时发，限2小时到”。
6月18日，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致电杜建时：“天津杜市长际平兄勋鉴：已铣电敬悉。密。伯苓先生出长考院，业经中常会通过定案，如不允，就将使总统万分为艰。望就近尽力敦劝，务请其打消辞意，勉膺艰巨，至所祷企。弟吴鼎昌。”电文前注明“限即刻到”。这封电报更是将张伯苓逼到了绝境：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已经成了法律上的定案，世人都将知道张伯苓已经是考试院院长了，如果再不答应，那就是不给蒋总裁面子，存心让他难堪！
杜建时在该电文上的批示是：“请秘书长子青兄持原电谒张先生。”电文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四行钢笔字：“一、身体□□（字迹不清，无法辨识，应为“不好”之意）；二、无作行政事经验；三、行宪初期，恐误重任；四、另简贤能。”经考证为张伯苓亲笔。想是天津市政府秘书长梁子青拿着电文拜访张伯苓时，张伯苓用微微颤抖的手写下的。一是表明自己的态度，二是好让梁子青交差。而从四行小字末尾处张伯苓手书的“真话”两个大字，则更可以读出他的真诚和决心！
拿到梁子青带回的张伯苓手书后，杜建时立刻将情况报告总统府。这封电报的草稿更是涂改了多次：草稿中如实地写了张伯苓的四点意见，并有“伯苓先生语出至诚，辞意恳挚，似难勉强”字样，但在正式电中则改为：“承告国家前途光明，自己本应效劳，为总统分忧。惟今年73岁，每日午后头部有时发晕，今再担任新职考试院，学习行政经验，恐有遗误，反违总统倚畀感意，至为感激。经郑重考虑，敬请另简贤能，嘱为婉曲转陈。”想是杜建时生怕如实地讲，蒋介石看了会不高兴，会对张伯苓不利，于是他的措词更加委婉圆滑，也可见杜建时的用心良苦。该电18日17时发，限1小时到。
电报还未及发出，又接到了蒋介石致张伯苓的第二封电报，档案中虽没有该电文，但从杜建时的回电中可以得知，张伯苓曾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婉辞的电报，蒋介石的回电仍是敦请张伯苓就任之意。杜建时在回电中说，自己已经“发动张先生契友及素为张先生重视之南开校友，分头向张先生进言”，以“期上符钧座推进试政之至意”。该电仍限1小时到。看来，在蒋介石势在必得的命令下，杜建时也是不惜运用一切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
“南开大学张校长伯师钧鉴：顷闻大命将长考院，仰慕德辉，情殷立雪，谨电预贺。敬叩。崇安职生吴瀚涛。”档案中的这封电报，是6月24日东北合江省政府主席吴瀚涛给张伯苓的一封预贺电报，明显是杜建时发动南开校友的成果。它告诉我们就连远在东北的南开校友都被发动起来敦劝张伯苓，在天津的友人就更如走马灯似的游说了。
可以想见，在蒋介石的一再敦请下，在一封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催逼下，在杜建时、梁子青的数次拜访下，在契友和校友的“真诚进言”下，染病在身的张伯苓是怎样的难以招架，是怎样的无奈叹息，是怎样的痛苦绝望。他不答应，成吗？
于是，在一颗颗重磅炸弹的狂轰滥炸下，张伯苓服输了。他在公开场合表示：蒋先生是建国者，我是爱国者；蒋先生让我出来，我不得不跑跑龙套。有史料记载，他曾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仍兼任南开校长；二是只任职3个月，因为“南开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南开”。蒋介石满口答应，并派张群北上迎接。7月6日，张伯苓离津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
读了以上几件档案，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得出以下结论：张伯苓就任考试院院长是被逼无奈。
（作者为天津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