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前途的一次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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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资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现代中国,许多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事件,却因种种缘由,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后人查阅的文字记载,只存在于极少数当事人的脑海中。随着这些当事人相继去世,某些历史事件的内幕已经或即将永远不再为人们所知悉。当然也有例外,某些重要事件的内情,可能被当事人披露于世。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一些重要线索,尚未引起史学界的注意。这至少有一部分原因要归于学者们偏爱档案文献而忽视了口述史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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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部分国家官生到我国留学并参加科举考试的状况,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一、外国官生就读国学的原因及简况 亚洲部分国家学生入华留学,早在唐宋时期已有,至元代,由于战乱及蒙古贵族的统治政策,留学一事稀见于史。明代外国官生复至,应当是唐宋之后的又一高潮,探其原因有: 第一,中国的儒家文化、教育制度自唐宋之后,对亚洲各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亚洲各国无不“感
关于达靼的族属,最早提到它的是北宋初的宋白。《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琢、赫连铎进攻蔚州,李国昌战败,部众皆溃,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达靼。”胡注引宋白曰:“达靼者,本东北方之夷,盖靺鞨之部也。贞元、元和之后,奚、契丹渐盛,多为攻动,部众分散,或投属契丹、或依于渤海,渐流徙于阴山。其
古代琉球(今日本冲绳县)“俗无文字”、国无典籍,有关记事始见于唐代贞观十年(636年)成书的《隋书·流求传》中。内含地理位置、风俗民情、物产农耕以及王姓和社会政治等,全传约达1300余字。这是有关古代琉球最早的详细记录。唐代以后,有关古代琉球的记事,也多有引录。亲临其境者的引述,可分为两种;一是传承、诠释,如清代周煌的《琉球国志略》;二是据情考订、增补,如明代陈侃的《使琉球录》,皆可谓为信史。
关于家族历史研究,最完整最典型的个案莫过于“阙里人家”——山东曲阜的衍圣公府(俗称孔府)了。对此,已有学者分别从儒学思想、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等方面作过探讨,但对其中的一个基础性的重要问题——孔府所特有的继承制度,却迄今未见专论。所谓孔府的继承制度,确切地讲,应该是以衍圣公为核心、涉及衍圣公近支子弟以及普通孔氏族人在内的完整的继承制度体系。明清时期是孔府最兴盛、制度最健全的时期,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也比较多,本文仅以这一时期为主,分宗祧继承和家产继承两个方面作些考察。
晚清谴责小说对社会政治的批判,是借助于特定的书写方式而得以完成对社会生活、政治的想象性介入。影射性叙事即是其中一种政治修辞的策略。影射性叙事是指作者通过文本表层的叙事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强烈类比性,较为隐性地表达政治内容。作为一种政治修辞,
1883至1885年,法国发动了一场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分别在越南北圻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战役又主要集中在台湾。因此,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如何坚持抗法保台、维护对台湾的主权,成为其对法军事斗争中的核心问题。本文拟对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抗法保台斗争的策略演变做一系统探讨。
《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了时殷弘评拙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的专论《美国与现代中国》(以下简称时文)。文中有不少好的评述,但也有一些说法(包括赞誉与批评)是笔者不敢领受的。在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本来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有些比较根本性的问题似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只提出一个问题进行商榷。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中国政治风云中,国、共、美、苏四方之间围绕东北问题的纵横捭阖与矛盾冲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以至决定了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与结局。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坚持独裁专制统治,反对民主进步潮流的本质所决定的,但就其军事和政治战略而言其决策失误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
前两年我读过两本书,一是杜经国等写的《历史学概论》,一是陆学艺等主编的《社会学》,发现二书关于社会结构范畴的见解截然不同。前者缺少社会结构范畴,批判“力图把自然科学中产生的系统论、控制论搬用到社会历史科学中”的做法;后者则认为:“社会结构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并且“从理论上说,它既是社会静态分析的终点,也是社会动态分析的起点。”这一明显的差别,曾引起过我的诧异。二者的差别表明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最近很高兴地读到了史学同仁关
宋代为加强对水利资源的管制,定立了各种水法,如农田水利法、运河交通水利法、城市饮水排水法等,或有专法条文,或以诏令、法规等形式颁布实行。不过,农田水利法的具体条文,尤其针对某项农田水利工程的专法,已不多见,而河南济源保存的《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记》,是人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为完整的一项农田水利专法。通过《科条》的具体内容,人们可以得知宋代农田水法的诸种特点,并进而窥知王安石变法期间对农田水利的高度重视,为评价变法提供了一个重要史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