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来,证监会着力深化并购重组制度改革,大幅取消和简化行政审批事项,提高审核透明度和质量,不断提升并购重组市场化水平,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监管环境,加之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内在需求,出现了一大波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热潮。而伴随并购重组“盛宴”而来的是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上商誉金额的快速增长。2018年至今,随着大量并购重组项目业绩承诺期集中到期,并购重组“后遗症”逐步暴露,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凸显。基于以上现状,本文在回顾了商誉减值影响因素及相关会计计量方法的研究成果,梳理了并购及其相关理论、商誉及其相关减值理论的基础上,以福能东方并购案例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其并购过程,包括并购双方情况、并购动机、并购方案、并购结果、业绩对赌等,再通过对并购方案的了解,发现评估定价在确定并购商誉的过程中关键作用,因此分类列示了并购时评估定价所使用的资产基础法以及收益法核心指标。结合并购时标的公司管理层经营业绩动机、并购资产基础法以及收益法评估定价情况,判断上市公司商誉初始计量估值的准确性。进而将并购后经营管理层变动、并购后业绩实现情况以及并购后历年商誉减值评估定价情况与并购时有关情况联系起来对比分析,探究上市公司并购后各期计提商誉减值的恰当性。经本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并购商誉的初始确认计量及后续减值计量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并购商誉确认时对合并成本的风险因素考虑不充分、对无形资产增值金额识别不充分,从而导致商誉初始确认价值虚高;二是减值计量时对折现率、营运资金、资产减值损失估值的取值随意性较大,结合并购后预计业绩实现情况、历年财务报告经营成果,上述随意性取值可能会对并购后各期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三是商誉减值测试信息披露存在不充分不及时的问题。管理层出于盈余管理等动机,随意确认商誉及其减值金额,操纵公司经营业绩;此外,大股东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可以充分利用该优势进行减持套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应当分别从有关部门完善制度建设、准则制定机构改进商誉后续计量方法、强化信息披露监管等方面解决巨额且随意计提商誉减值的不利影响,同时分别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