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否可译，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界以及文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这种长期以来持续的争论是由于诗歌文体的特殊性。诗歌比其他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更强调形与神的统一，更具有音、形、意三方面的综合美，因而它的翻译也就更加复杂困难。有些人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因为译诗永远无法在音、形、意等方面与原诗实现完全对等，因此诗歌翻译就是对原诗和原作者的背叛。即便如此，诗歌翻译却也从未停止过。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世界文化交流的需要决定了诗歌翻译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所谓不可译，其实是难译。纵观古今中外，使译诗与原诗实现基本对等的诗人或翻译家并不在少数，更有甚者能做到译诗超越原诗。其中，卞之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拥有着诗人和翻译家双重身份的他，凭着自己不懈的翻译实践和独到的翻译思想，在诗歌翻译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卞之琳翻译了从莎士比亚时代到20世纪三十年代末各个阶段、各种流派共计30位诗人的逾百首英文诗，其中不少翻译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在英诗汉译中，他提出“全面求似”的思想，致力于对原诗韵律和形式的模仿和再现。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顿代步”的翻译策略，将译诗中的诗句也划分为不同的音组以反映原诗中的节奏，从而使译诗与原诗在诗歌韵律上做到相似成为可能。　　 此外，卞之琳还将自己的20首中文诗翻译成英文，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进行较大规模诗歌自译的诗人。尽管是一种非常规形式的翻译，诗歌自译却也对翻译原则、译者任务、译诗技巧等常规的翻译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照意义。而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诗歌自译也有着自身的研究价值。但由于研究资料缺乏、研究难度大，诗歌自译长期被研究者冷落，成为学术界的冷门和死角。　　 就译诗而言，卞之琳主要主张“破‘信达雅’说、‘神似形似’论、‘直译意译’辩”(卞之琳，1996:4)。但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他全盘否定了以上这些理论或学说。只是由于诗歌文体的特殊性，他提出在进行诗歌翻译时，不能拘泥于以上这些理论，而应该量体裁衣，根据诗歌自身的特点发展出最适宜于诗歌翻译的理论或策略。　　 虽然他从未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翻译理论，我们却可以从他的翻译实践和随笔中总结出他的诗歌翻译思想:“亦步亦趋”3（卞之琳，1996:5）、以似致信、形神兼备，并以“信”、“似”、“译”4(卞之琳，1996:4)为翻译准则。但是，即使在今天，翻译界仍有大批学者认为在诗歌翻译中可以为求“神似”全部或部分地抛弃“形似”，而卞之琳作为“存形求似”派的代表对诗歌翻译理论的系统建设和诗歌翻译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关于他的诗歌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系统研究几乎很少。基于这样的考虑，本论文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到实践，结合卞之琳的英诗汉译和诗歌自译的具体文本以及与其他译者版本的对比研究，系统分析卞之琳诗歌翻译的特点，总结归纳卞之琳英诗汉译和诗歌自译的翻译思想及其具体采用的翻译准则和翻译策略，最后再将其运用于翻译实践，证实该诗歌翻译思想、准则与策略的可行性，从而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卞之琳诗歌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