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身体作为一种历史场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八十年代女性身体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出现在了小说现场，但对身体的大量书写还存在于常规叙事的逻辑之中。到了九十年代，身体成为女性主义作家写作的一个武器，女性作家们大胆正视自己的身体，把自我的身体经验推进了写作的第一现场。世纪之交是一个时间的分水岭，也是身体写作的一个界线，晚生代“美女作家”们的身体写作已然完全跨越了道德禁忌的栅栏，纯粹为了身体的快感和欲望而进行的身体写作使她们的“身体”彻底脱离精神和灵魂的重量而幻化成“轻逸的肉身”。身体是生命本初也是文学的家园，八十年代初，女作家们致力于探讨女性的命运，借以突破重围，承载自我思考的武器就是自足的女性身体。然而，在男权制度下，女性的终极价值就等于一具身体，身体可以是女性赢得生存地位的基础，同时也可以像工具一样被使用、被毁坏。90年代，林白、陈然染等女性作家大胆打破男人镜像，书写自我的身体形象，自我生命在身体带动的轻盈飞翔与灵魂的沉重坠落中漂泊不定。世纪末的新生代笔下的身体则是主动迎合商品化的，如何让女性身体这一商品通过更花哨的包装、更诱人的广告，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是这些作家在身体加工厂里思考的问题，身体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逐渐沦为商品。　　女性作家的写作还原了女性真实的处境，对女性身体的书写摆脱了权力的预设和他者的窥视，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性叙事模式的禁锢，从而颠覆着男性价值取向中的女性身体形象。身体写作的意义，也就意味着新的女性自我主体的诞生而实现了女性的身体认同和自我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