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个体健康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每个时代对于健康都有着特定的认知,健康观念是社会与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英国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健康观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工业革命带动了媒体业的发展,人们通过报纸讨论健康话题,但同时也使英国人陷入“城市病”的苦恼之中,在疾病横行的现实面前手足无措。医学环境在这一时期有所改善,体现在医学科学的进展与医生的培养方式上,但依靠医学及时有效地对抗疾病还为时过早。《泰晤士报》被誉为“英国社会的忠实记录者”,在当时也以持论公允颇受公众好评,从该报的相关报道中可窥探时人对健康的认识。本文基于内外因的考量,选取霍乱和自杀作为考察对象。在外因影响下,公众普遍认同恶劣的公共卫生状况是疾病多发的重要原因,且不同阶级因居住与工作环境各异使得健康观念初时呈现阶级性特征。在内因影响下,自杀的医学化使人们将自杀视为一种可以医治的疾病,自杀往往意味着精神失常,疯人院一定程度上成为对这类自杀未遂者进行治疗的场所,对判定结果为精神失常的自杀未遂者进行医疗干预。两种因素导致的健康受损并没有随着医学的发展而得到有效遏制,英国人民难以应对接踵不断的挑战。较高的死亡率与有限的医学认识之间的矛盾,使人们希望借助宗教的力量来获得慰藉与救赎,健康观念呈现出医学与宗教解释共存的特点。然而,个人能力毕竟有限,民众对健康的渴求以及社会对劳动力的需要,都促使英国政府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案来帮助人们重拾健康,国家参与到塑造健康观念的进程之中。《泰晤士报》既是英国健康观念的再现,又塑造和引导了英国的健康观念。但媒体视域下的健康观念对社会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人们通过报纸互相学习与分享健康相关内容,实现了由个体健康到大众健康的转变,进而推动大众健康水平的提高;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经报道,公共卫生问题普遍存在并亟待解决成为共识,报纸展示了公共卫生观念深入人心的动态变化过程。在产生上述积极影响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媒体以其信息传播的广泛性放大了公众对霍乱和自杀者的恐惧,加剧了社会恐慌;同时采用不当的方式报道自杀者,刺激人们对自杀的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