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自上个世纪80年代被重新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视野,相关研究就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是,沈从文如何一步步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沈从文”,仍有不小的论述空间。本文试图以此为问题意识,以“文学青年”问题为视角进入沈从文的创作,考察作家在历史、现实、文学场域等多重矛盾作用下的文学选择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图对沈从文早期的精神轨迹有不同角度的解读。沈从文在五四文学启蒙下走出湘西来到北京,成为一名“文学青年”,这看似是其个人生活史上的偶然选择,实质上却与当时一大批“文学青年”的蜂拥出现叠加在一起,说明个人从事文学创作的背后,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积淀。因此,“文学青年”是同晚清至五四以降的中国社会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乃至一种话语,是一系列历史进程构建的产物。沈从文早期的模仿性写作注重湘西异域风情的描写和自我内心的抒发,而自觉地与革命政治相分离。来到大都市上海后,“湘西”更成为沈从文这个“乡下人”的精神家园和价值体系所在,对“生命”、“人性”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沈从文笔下。而《从文自传》的写作,则在回忆与叙述中出现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形象,沈从文也由此找到了独特的“湘西”和自己。1934年沈从文的回乡之旅,让湘西分裂成记忆、想象与现实的不同场景,“湘西”的分裂以及“知识分子”和“乡下人”的双重身份,使沈从文“启蒙”和“人性”的二元思维日益固化。《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标志着沈从文从“文学青年”成长为老练而著名的职业作家,但这之后,沈从文却无力创造出更有突破性的作品,因此,沈从文最后的选择,不是“抽象的抒情”就只能是归于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