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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调查不孕不育夫妇情绪困扰状况,探讨人格特征、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对其情绪困扰的预测作用以及二元交互作用,为提高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从山东省三家生殖医院中抽取了 369对不孕不育夫妇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人口社会学和疾病信息调查表、情绪困扰评定量表(K10量表)、心理弹性量表简化版(CD-RISC 10)、大五人格问卷(BFI)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本研究共发放问卷900份(450对),回收有效问卷738份(369对),有效回收率82.0%。采用SPSS 22.0和AMOS 22.0统计软件对资料进行录入、整理和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及路径分析等方法。结果1.不孕不育夫妇人口社会学和疾病信息分布情况369对不孕不育夫妇的年龄在22～49岁之间,男性平均年龄(31.15±4.56)岁,女性平均年龄(30.29±4.33)岁,婚龄在1～25年之间,平均婚龄(5.50 ±3.56)年,53.7%的患者来自农村,76.7%的患者从事工作,48.5%的患者是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46.3%的患者家庭月收入中等,85.4%的患者没有子女,不孕不育时长平均为(4.36±2.83)年,治疗总时长平均为(2.80±2.32)年,造成不孕不育原因中女方居多(35.6%)。2.不孕不育夫妇情绪困扰得分情况及在一般人口社会学、疾病资料上的差异比较本研究中,不孕不育夫妇情绪困扰得分范围为10～45分,其中丈夫得分为(20.45 ±6.43)分,妻子得分为(21.98 ±6.44)分。不孕不育夫妇情绪困扰的总发生率为45.3%,其中丈夫情绪困扰发生率为41.4%,妻子情绪困扰发生率为49.3%(K10得分≥22分)。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孕不育夫妇的情绪困扰在人口社会学上、疾病信息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3.不孕不育夫妇的心理弹性、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得分与K10得分相关性不孕不育夫妇心理社会变量的得分为:丈夫心理弹性得分(28.16 ±6.50),妻子心理弹性得分(26.14±6.82);丈夫社会支持得分(60.96±10.21),妻子社会支持得分(61.85±10.44);丈夫神经质得分(22.24±5.25),妻子神经质得分(23.61 ± 5.35),丈夫外向性得分(24.95 ± 4.74),妻子外向性得分(25.47 ±4.53)。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妻子的情绪困扰与其心理弹性(r =-0.315,P<0.01)、社会支持(r-=-0.273,P<0.01)、外向性人格(r =-0.279,P<0.01)均呈显著负相关;而与神经质人格(r = 0.478,P<0.01)呈显著正相关。同时,丈夫的情绪困扰与其心理弹性(r =-0.238,P<0.01)、社会支持(r =-0.179,P<0.01)、外向性人格(r=-0.354,P<0.01)均呈显著负相关,而与神经质人格(r = 0.434,P<0.01)呈显著正相关。此外,妻子的情绪困扰得分与丈夫的情绪困扰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220,P<0.01)。心理弹性、社会支持、人格特征得分两两之间也均存在显著性的正相关(r = 0.125～0.371,P<0.01)或负相关(r =-0.115～-0.464,P<0.01)。4.不孕不育夫妇情绪困扰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分别以不孕不育夫妇的情绪困扰为因变量,分别将社会支持、人格特征、心理弹性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进行单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妻子的心理弹性(β =-0.315,P<0.001)、社会支持(β =-0.273,P<0.001)、外向型人格(β =-0.279,P<0.001)均能负向预测其情绪困扰状况,而神经质人格能正向预测其情绪困扰状况(β = 0.478,P<0.001)。同时,丈夫的心理弹性(β =-0.238,P<0.001)、社会支持(β =-0.179,P= 0.001)、外向型人格(β =-0.354,P<0.001)能负向预测其情绪困扰状况,而神经质人格(β = 0.434,P<0.001)能正向预测其情绪困扰状况。5.不孕不育夫妇情绪困扰影响因素的二元交互效应分析分别以不孕不育夫妇的情绪困扰为因变量,将各自的社会支持、人格特征、心理弹性作为第一层纳入回归方程,然后将对方的社会支持、人格特征、心理弹性作为第二层纳入回归方程,进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当以妻子情绪困扰作为因变量,妻子的社会支持(β =-0.126,P=0.010)和神经质人格(β = 0.380,P<0.001)能预测其自身的情绪困扰状况(R2 = 0.259);而丈夫的外向型人格(β =-0.111,P= 0.034)也能负向预测妻子的情绪困扰状况(△R2 =0.020)。当以丈夫的情绪困扰为因变量时,其外向型人格(β =-0.179,P= 0.001)和神经质人格(β = 0.323,P<0.001)能预测其自身情绪困扰状况(R2 = 0.211),而妻子的心理社会变量不能预测丈夫的情绪困扰(△R2 = 0.003)。进一步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检验上述二元交互效应,将不孕不育夫妇的情绪困扰作为因变量,分别以他们的心理弹性、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作为自变量构建结构模型,结果显示,妻子的心理弹性(β =-0.10,P<0.05)、社会支持(β=-0.13,P<0.05)、神经质人格(β = 0.40,P<0.05)对其自身情绪困扰的预测路径显著,而对其丈夫情绪困扰不显著(P>0.05);丈夫的神经质(β = 0.34,P<0.05)和外向型人格(β =-0.19,P<0.05)不仅对其自身情绪困扰的预测路径显著,而且丈夫的神经质(β = 0.09,P<0.05)和外向型人格(β =-0.12,P<0.05)对妻子情绪困扰的预测路径也显著,其他变量的预测路径均不显著(P>0.05)。结论1.不孕不育夫妇存在较高的情绪困扰水平,妻子发生率高于丈夫。2.不孕不育夫妇的心理弹性、外向型人格与社会支持水平分别能负向预测其各自的情绪困扰,而神经质人格能正向预测其各自的情绪困扰。3.不孕不育夫妇的人格特质与其情绪困扰存在二元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