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典型案例”中,共有16起行政性垄断案件。其中涉及违反《反垄断法》第32条规定的就有11起,政府限定交易这一行政性垄断行为再次回归大众视野,无不引发社会各界对该行为的重新思考。作为行政性垄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政府限定交易行为兼具“行政性”与“经济性”,这一特征使得该行为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以披着合法外衣的形式实施各种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为此,自2016年“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逐步提上日程,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打破行政性垄断”的目标,这对于厘清政府与市场二者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政府限定交易行为的基本理论出发,找出该行为基于我国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梳理反垄断立法历程及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政府限定交易行为的表现形式规定过于笼统、法律责任规定不完善、法律救济措施欠缺等方面的制度不足。此外,学术界也对反垄断法修改的呼声渐高,其中就包括行政性垄断的相关法律条款。因此,当前有必要在反垄断法中进一步细化政府限定交易行为的表现形式以增强执法的可操作性,同时建议强化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并明确受益经营者的责任承担方式,引入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并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审查建议权,建立反行政性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希望能够对政府限定交易行为的反垄断立法完善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