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政策属于典型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主要目标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业政策通过信贷扶持、土地审批、目录指导、市场准入等手段对微观经济进行干预,对国家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产业政策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饱受争议。在理论上,学者们探讨了政府与市场哪一种是协调经济运行的有效方式,形成了“亲善市场论”、“政府推动论”和“市场增进论”,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更是掀起了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在现实中,既有韩国等新兴国家依靠产业政策实现经济迅速崛起的例子,也有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引发投资潮涌,造成产能过剩等失败的案例。成功的产业政策是在一定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共容的结果,产业政策的成功实施取决于产业政策执行的方式,实施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由于产业政策面向对象广、持续时间长、实施成本高,因此,合理评估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并识别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现有研究产业政策影响投资的文献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一些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何熙琼等,2016）,另一些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并未提高企业投资水平,降低了投资效率（黎文靖和李耀淘,2014;王克敏等,2017;）。在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并购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式。同时,对于并购这种特殊的投资方式,国家出台鼓励政策的目的存在差异。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兼并重组形成一批有实力的骨干企业,促进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应对全球化竞争。另一方面,政府希望借助兼并重组解决由于投资潮涌、经济周期波动和GDP竞赛引发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政策目的视角,解释以往产业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文献的分歧。企业主要有两种增长方式:一是通过内部积累式成长,二是通过外延并购式成长。作为实现企业成长的一种重要方式,并购具有拓展市场空间、寻求更多资源、实现技术升级等优势,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协同效应。然而,也有文献表明并购活动面临较大的信息不对称,风险较高。由于管理者自大或代理问题,管理层会盲目并购,损害企业价值。我国学者基于强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发现为了保证就业、实现社会稳定,地方政府会干预企业并购决策,降低企业并购绩效（李增泉等,2005;陈信元和黄俊,2006）。但现有研究大多是从政企纽带（政府控股和政治关联）视角考察地方政府对各地区企业并购决策的干预。而本文从国家政策视角,考察中央政府对各行业企业并购决策的干预。相比地方政府对地区单元企业的干预,中央政府在行业层面的干预效率如何?对企业的并购绩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怎样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使用2003—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从政府出台产业政策目的视角,分别考察了做大做强导向与淘汰落后导向的产业政策对企业并购决策和并购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视角,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并购企业生产效率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符合企业自身利益,所支持的企业进行了更多并购,这一效应在民营企业表现更明显。淘汰落后导向的产业政策不符合企业自身利益,从整体上看,淘汰落后导向的产业政策没有促进企业并购,但在区分产权性质后,淘汰落后导向产业政策支持的国有企业进行了更多并购。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会降低公司经营业绩,但从长期来看会提升企业市场价值,这一现象在民营企业表现更明显,而淘汰落后导向产业政策会降低企业并购后的经营业绩和市场价值;第二,从经济效益来看,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在并购后生产效率更高,这一现象在发达市场更显著,而淘汰落后导向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效率没有明显影响;第三,从社会效益来看,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在并购后社会责任履行更好,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更显著。本文共包括八章,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创新、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第二章为制度背景,本章介绍了我国产业政策和并购市场的发展概况,以及兼并收购型产业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我国需要培育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以应对全球化市场竞争。此外,近年来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导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引起企业竞争加剧和债务问题恶化。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兼并收购型产业政策,通过信贷扶持、财政补贴等方式对企业并购进行干预,以实现国家培育骨干企业与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目标。第三章为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文献回顾部分从产业政策与企业决策、并购动因与并购绩效两个层面梳理了国内外已有文献,并评析了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在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基于“市场增进论”等产业政策理论,本章的分析表明在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导向是否符合企业自身利益,对产业政策的顺利执行至关重要。对于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的产业政策,企业有较强的动机借助产业政策提供的便利条件,主动实施并购行为,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对于鼓励企业淘汰落后产能的产业政策,由于过剩行业企业等并购标的会拖累并购企业业绩,企业并不会主动实施并购行为。其次,对于不同产权属性企业,两种导向产业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国有企业肩负更多政策性负担,即便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不利,企业仍然会执行。民营企业由于其市场化运营,更倾向于借助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的有利条件发展自己;第三,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在并购后,生产效率得到改善,社会责任履行更好,经营业绩虽然在短期下降,但从长期来看,呈现上升趋势,而淘汰落后导向产业政策支持的并购会降低企业价值。第四章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并购决策和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由于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更符合企业利益,这种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并购更多,而淘汰落后导向产业政策会损害企业利益,这种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被并购次数没有增加;第二,民营企业由于其市场化运营,借助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的有利形势,进行了更多并购。国有企业由于其产权背景,肩负更多政策性负担,在淘汰落后导向产业政策的影响下,并购了更多落后行业的企业;第三,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在并购后,经营业绩虽然在短期下降,但市场业绩在长期呈现上升趋势。第四,民营企业较好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企业将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带来的有利形势转化为市场业绩的提升。第五章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并购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提升了并购企业的生产效率,而淘汰落后导向产业政策对并购企业生产效率没有明显影响;第二,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提升并购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更明显。这说明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依赖于完善的市场机制,发达的市场化水平有利于产业政策发挥积极作用。第六章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并购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提升了并购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淘汰落后导向产业政策对并购企业社会责任没有明显影响;第二,国有企业肩负更多政策性负担,在产业政策的影响下,并购后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更好。第三,从社会责任维度来看,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在并购后雇员关系、慈善志愿者活动以及社会争议、多样化方面表现更好。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部分,在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后,引出了本文的理论贡献,指出后续的研究方向,并提出几点启示。本论文的主要创新和研究贡献如下:第一,本文系统研究了做大做强导向和淘汰落后导向的产业政策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机制,发现了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并购的证据。就并购动因而言,国外学者多从市场层面解释企业并购成因,但对企业并购制度动因探讨的文献较少。尽管部分国内文献指出政府干预是影响我国企业并购的因素,但更多从政企纽带（政治关联和国有控股）角度,考察地方政府对管辖企业并购决策的干预效率。从国家政策视角,考察中央政府对各行业企业并购决策干预效率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基于我国多产业政策的特殊制度背景,实证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以补充产业政策与并购动因领域的相关文献。第二,已有与产业政策相关的研究大多关注其扶持效应,与创新等决策不同,政府出台兼并收购型产业政策的目标不仅有促进企业做大做强,而且还有淘汰过剩产能。国外文献指出政策目标是影响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基于我国做大做强与淘汰落后导向产业政策并存的特殊现实背景,比较了两种导向产业政策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从政策目的视角解释以往研究产业政策与投资决策文献存在分歧的原因。第三,已有与政府干预影响并购决策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其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与此不同,政府出台兼并收购型产业政策的初衷在于提高企业并购数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从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初衷出发,结合并购绩效、生产效率和社会责任等指标,综合考察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并购决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合理评估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第四,本文从我国制度背景出发,结合市场化差异和产权差异,考察了中国因素在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并购中起到的作用,具体考察了产业政策与市场化进程的互补效应,探究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对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机制,有利于认识中国情境下产业政策影响经济发展的背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