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标准议题起源于通过采取降低劳动者工作环境与条件、使用大量童工等方式来压低商品成本以达到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本扩张的现实问题。世界多级化格局的形成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成本差异影响日益凸显,生产方式和劳资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促进国际劳工标准不断发展。随着劳工标准在单边普惠制形式下作用受限,以及WTO多哈回合谈判受阻所形成的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困境局面,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其视线转向自由贸易协定,利用例外机制推动利己政策广泛适用。双边或者区域贸易一体化中,劳工标准议题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加速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演变。对于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衔接问题,目前基本形成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两大阵营。前者强烈要求适用统一的国家劳工标准以达到维护世界工人权益和保护贸易公平的目标,并认为各国劳工标准的差距导致社会倾销问题,形成以“低标准”追逐“高利润”的循环恶性竞争,危害世界经济。而后者则要求适用符合其自身发展状况的标准水平,提出舍本逐末一味适用过高标准反而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观点,并认为发达经济体的主张实质是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目的在于利用此途径消除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机会,进而阻碍国际自由贸易。双方各执已见,但目前仍就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协定的问题达成了包括禁止贸易保护主义、不减损规则在内的部分共识。发达国家持续在FTA中推行国际劳工标准,致使涵盖劳工条款的协定在过去20年中快速增加。美国最早于NAFTA的补充协议中对劳工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形成第一代高标准FTA典型。国际上FTA对于劳工问题的立法实践逐渐形成以美国为代表的以惩罚措施为推动力的强硬模式以及以欧盟为代表的通过协商与合作促进劳工标准执行的合作模式。CPTPP劳工条款以单章的形式体现,其内容体现出诸多新的特征,可谓美国第二代高标准FTA之典范。要求缔约国在其法律和惯例中采用和维护ILO宣言核心劳工标准,同时要求各缔约国承诺制定有关最低工资、工作时间以及职业安全与卫生的法律。CPTPP协议提出高标准与广范围的实体劳工权利保护要求外,同时还提出提高公众意识与保障上述权利执行等程序性要求,并强调了禁止贸易保护主义、不鼓励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不减损规制等特殊要求。为确保上述权利保护的实施和执行,CPTPP配以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安排保证其规定的可执行性。在执行机制中,协议提出了“禁止性行为”要求,并将尊重执法主权与自由裁量权相结合。在合作与对话机制中,前者内容详尽程度系此前其他FTA不能比拟,后者以较高可操作性、执行性促进缔约国之间通过对话形式解决分歧。协议同时强调公众参与度以及相关人员的意见表达,通过对“公众参与”与“公众提交”两个层次构建公众参与的途径。对于劳工纠纷,CPTPP规定了磋商以及争端解决两个阶段的程序,并推行以贸易制裁支持劳工标准执行。聚焦我国,目前为止我国对于劳工标准的提升已有很大进步,但无论是从国内对劳工标准的立法规定上看,还是从我国FTA签订的状况上看,仍同美欧等经济体以及国际法律规定存在一定差距。对于前者,中国在构建和完善劳工法律体系的过程中,从国际劳工标准中吸取较多有益经验,目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劳工保护情况得到了很大程度改善。就4项核心劳工标准而言,我国劳工立法目前对此均有所涉及,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纳入和转化。但中国表现出的问题在于,实际上只实现了部分转化,且与ILO的规定有所差异。对于后者,鉴于我国长期对劳工问题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仅在各项协议中表现出合作的意向,但尚未形成制度规范,故而应当转变立法态度,借鉴国际范围内如CPTPP等优秀经验,完善自由贸易协定中实体法规定,从合作与对话以及争议解决程序入手构建相应实施机制,以增强劳工标准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