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中国颁布《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确立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的基本思想以来。中国各区域积极引导外商投资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高新技术等产业的背景下,对外商品贸易数额呈现井喷式增长。从2002年到2006年,中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6年增速超过20%,而对外商品出口贸易额更高达28%。在此基础上,我国不仅在外汇储备上走上了世界前列,也为我国成为世界“工业大国”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受出口贸易的萎缩,国际市场排斥的影响,以及原有积极鼓励出口的经济政策成效的显著递减,中国工业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缺陷开始显现。基于此,2012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3个部委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企业发展要配合中国经济转型的需求,以对外投资获取国际优质资源,通过扩大销售网络重新塑造品牌形象,培育企业的优势竞争力。由此,以商品贸易为主的“走出去”战略向以资本为主体的“走出去”战略开始形成。同时,与传统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战略不同,在对外投资战略制定之初,中国不仅将绿色经济视为建设美丽中国的不竭动力,而且将其视为开创全球绿色发展新格局提供重要牵引力。自2008年全球环境部长会议提出“全球绿色新政”和“发展绿色经济的倡议”,呼吁全球由“褐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以来,中国先后同欧洲、亚洲以及非洲等国先后签署《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2016-2020）》和《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规划》等协议实现区域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同时,保证中国对外投资行为的绿色性。本文分别从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研究绿色发展下,构建优势产能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互影响理论机制。具体研究理论机制包括以下两个部分:借鉴宋海云（2015）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的研究,构建数理模型研究绿色发展下,母国行业优势产能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在考虑绿色发展的成本效应基础上,将生产模型和Ju和Wei（2011）的金融契约理论模型相结合,分析模型均衡状态下,绿色发展、优势产能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关系。在此基础上依次提出以下问题:（1）中国工业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优势产能,还是转移产能过剩?（2）不同优势产能发展阶段,中国工业行业优势产能变化和外部影响机制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是什么?（3）对外直接投资和绿色发展对中国工业行业的影响是什么?（4）中国工业企业优势产能与对外直接的相互影响效应是什么（5）东道国绿色发展怎样影响中国工业企业优势产能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行业和企业优势产能、对外直接投资和绿色发展的特征分析。根据lall和streeten（1977）、Bernard and Jensen（1999）、Melitz（2003）和Helpman et al（2004）研究的成果的研究结论,本文采用耦合性测度方法（覃成林等,2013）和盈利能力直接测度法（Beneish等,2002）分析中国工业行业和企业优势产能的数据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2004-2016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布特征,以及母国和东道国绿色发展的数据分布状况。其主要发现有:（1）通过行业优势产能差异测算的静态和动态分析结果,发现中国行业优势产能主要集中体现在以科技密集型为主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而食品制造、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等耦合性指数相对较低行业则发展滞缓。（2）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企业产出能力的增强,国际市场空的拓展,和开放程度日益扩大,中国工业企业已经具备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基础。（3）根据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研究,中国工业行业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初期阶段,占比国际投资比重较低,主要分布以周边国家为主,逐步向外推进的方式。（4）在以中国工业废气为主的环境治理初期,中国各省生态环境得到逐步改善,绿色发展区域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受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部分区域绿色发展变化并不明显,区域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矛盾依然存在。（5）以人力资源发展为经济核心的发展模式下,东道国绿色发展与对经济的贡献差异显著。在母国绿色发展背景下,实证研究中国工业行业优势产能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互效应。根据2004-2017年《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投资公报》所得数据实证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行业优势产能、人力资源规模和科技创新显著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行业优势产能、人力资源规模和科技创新的影响却存在差异。（2）分阶段进行PVAR-GMM回归分析发现,不同优势产能发展阶段各主要因素相互影响效应差异明显。在考虑环境规制对偏向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优势型产能行业,而其他行业则因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但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相较优势型产能发展阶段行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规模的正向溢出,过渡和劣势型产能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仍主要是科技创新的逆向流入和国际市场的拓展。（3）环境规制效应不仅有效的抑制污染投资的对外溢出,对工业行优势产能的发展绿色发展具有较好的导向作用,从而为中国工业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以东道国绿色发展为基础,对中国工业企业优势产能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工业企业优势产能国际化发展方向、对外直接投资区域的选择,以及东道国绿色发展对中国工业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发现:（1）从优势产能变化的差异来看,受国内可持续经济发展导致利润增长下降的企业倾向于投资禀赋驱动型国家,而利润增长型企业则更倾向于效率驱动型国家和科技驱动型国家寻求商品市场的扩张和全球竞争优势的确立。（2）从市场因素效用上看,东道国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明显高于中国工业企业优势产能的变化,因此,以商品市场的拓展为主,仍是当前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东道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化效用较为显著。（3）尽管中国确实存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要素禀赋型国家转移污染产能的倾向,但是对效率驱动型和科技驱动型国家的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一致,且绿色对外直接资对中国工业企业优势产能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依据以上结论,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为有效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本文有针对性的提出以下政策和建议:（1）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优势产能发展。推进制造业生产环节由高污染、低附加值向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两端延伸,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优化的促进作用。因势利导转变产业对外扩张发展方式。（2）在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优势产能的同时,对内应继续完善环境规制对行业和企业污染控制。对原有产能落后、污染较大和耗费资源较重的企业及投资在法律框架下采取相应的行政手段加以限制、约束以及退出。（3）形成环境竞争长效机制和协调区域环境发展。虽然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绿色发展需求短期内基本形成一致,但是否能长期保持一致仍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本文建议将绿色发展因素逐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最终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4）推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利用杠杆调节机制,保持币值稳定促进金融发展,降低金融杠杆作用实现资金脱虚向实,为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的提高营造了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5）在推进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过程中,还应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本地区资本积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并构建科技水平与地区制造业结构集聚的长效关联机制,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对地区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要促进中低档工业与科技产业在空间上的优势互补、有效匹配和联动发展,使其在优化经济结构和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有利中充分发挥调节和保障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竞争市场条件,科技水平的增长出现区域集中化,从而推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从全局整体考虑,政府应积极协调各地区科学研究能力,合理调配科技研究人员,完善科技交易市场,扩大科技成果的辐射面积,最终形成有差异的协同科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