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是经济金融化概念的延伸,指传统金融市场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商品期货交易,金融资本不断涌入大宗商品市场,金融投资者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参与度和重要性日益提升的过程及趋势。21世纪初,在衍生品交易监管放松、传统金融市场动荡、全球流动性扩张的叠加刺激下,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化进程开启,其在2004—2008年间蓬勃发展,并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加速深化。金融化进程给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带来了深刻的改变,这突出地体现在价格形成机制上。近十多年来,伴随着金融资本的大量介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动态特征:①一维特征,个体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变化频率和幅度远超历史水平;②多维特征,跨类别多种商品间的价格关联性显著增强,大宗商品市场内部的融合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化趋势下的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超出了传统基本面框架所能解释的范畴,而是与日趋活跃的金融交易密切相关。由于大宗商品市场与经济金融的诸多领域联系紧密,因此其金融化进程带来的价格特性变化将会给投资决策、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带来新的挑战。要全面认识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问题,不仅要求我们从大宗商品市场自身角度考察金融化的市场表现和作用路径,以揭示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的演化规律和内在机理;还需要从大宗商品市场外部出发,明晰金融化进程对经济金融的其他相关领域产生的影响,从而为金融投资者和宏观政策制定者正视并应对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问题提供参考和依据。目前学术界对于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的探讨大多立足于市场内部,重点关注金融化在价格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但在研究结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鲜有文献考察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化趋势对其他领域的外溢效应,尤其缺乏针对金融投资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相关研究亟待丰富。有鉴于此,本文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的内部特征与外部影响为研究主题。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的内部特征,指金融化给大宗商品市场自身带来的改变,价格形成机制是大宗商品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本文以价格形成机制为切入点,从金融交易影响的角度探讨金融化进程中一维和多维价格动态特征的形成机理,深入剖析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与其价格动态间的关系。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的外部影响,指金融化对大宗商品市场以外的其他相关领域产生的外溢效应,对此,本文具体以投资组合优化和中国工业产出为落脚点,分别基于微观投资者视角和宏观经济视角,探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在金融投资领域和实体经济层面的外部影响。综上,本文的研究重点即是: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化进程,对内如何改变其价格形成机制,对外在金融投资领域和实体经济层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的表现、成因和度量指标进行详细介绍的基础上,论文围绕研究重点展开了深入的探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为揭示金融化与一维价格动态间的关系,本文基于信息摩擦视角,实证考察了金融投机和实体经济需求对单一商品价格的影响强弱及作用机理,并对金融投资者在个体商品价格波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发现:金融投机具有信息噪音的属性;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在长期中由实体经济需求主导,在短期中由金融投机主导;短期中,相对于低信息摩擦环境,在市场波动性较大、金融压力较高和投资者情绪高涨的高信息摩擦环境中,以金融投机为主的信息噪音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更强。进一步分析证实,在市场信息摩擦程度增强、金融投机等信息噪音影响加剧时,金融投资者的市场份额反而降低。因此,金融化对个体商品价格波动具有“双刃剑”的作用:既有可能致使其偏离基本面水平而剧烈波动,也有可能帮助其实现基本面价值,二者何为主导取决于市场信息摩擦程度。据此本文指出,在金融化背景下平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更为有效的措施应是从市场质量层面出发,提高市场透明度,减少信息摩擦。（2）为揭示金融化与多维价格动态间的关系,本文构建过度溢出分析框架,对跨类别商品间与基本面无关的价格关联机制进行全景式考察。过度溢出的度量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大宗商品价格间存在显著的过度溢出效应;过度溢出强度在2004—2008年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并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显著增强;个体商品在过度溢出网络结构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且随时间不断变化。在此基础上,论文采用回归分析对金融化与过度溢出的关系进行直接检验,研究发现:金融投资者参与度上升、金融交易活动增加会导致过度溢出效应增强;过度溢出强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对冲基金和指数基金的交易活动所解释,并且解释力度随时间推移不断提高;对于个体商品,其市场中对冲基金的相对参与度越高,则越可能成为过度溢出的净传递者,指数基金的相对参与度越高,则越容易成为过度溢出的净接受者。综上,论文证实,近年来大宗商品市场的内部融合现象并非是由基本面因素所导致的暂时性变化,而是金融化作用下的新常态。为此,在金融化的背景下,各国政府除了对直接贸易的大宗商品及其产业链上的价格进行局部监测外,还需建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多维监测系统和预警机制。（3）在金融化对投资组合优化的影响分析中,本文以国际市场上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投资性的商品期货品种为样本,分析比较了不同金融化程度下商品期货对传统资产组合的绩效改善能力。结果表明:在股票债券组合中引入高、中、低金融化程度的商品期货,均有助于降低组合风险;而只有引入中等金融化程度的商品期货,才能够同时达到提升收益和降低风险的效果;金融化对投资组合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收益而非风险方面,商品期货对资产组合的收益提升能力与其金融化程度间存在倒U型关系;只有在适中的金融化程度下,投资者在资产组合中配置商品期货才可获得最大的潜在利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一方面,金融化的适度发展能够给投资者带来积极影响,因此商品期货交易所应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进行产品创新和业务模式升级,鼓励金融资本的良性参与;另一方面,大宗商品市场过度金融化将损害投资者的潜在利益,因此,监管部门应着力培养理性投资氛围,避免大宗商品市场过度金融化。（4）在金融化对中国工业产出的影响分析中,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VAR实证框架,就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传导渠道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层层递进的深入探究。研究发现:金融化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我国工业产出的影响增强,即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对我国工业产出波动存在放大效应,且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以及2014年以来更加明显;金融化对我国工业产出波动的放大效应主要通过信息渠道产生,其影响机理可由信号扭曲机制解释。据此,论文提出:中国宏观政策制定者应充分重视并密切关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化趋势,完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预警体系,防范外部金融风险通过大宗商品渠道向国内实体经济部门传导;政府部门应重视预期管理,及时发布、解读国际大宗商品信息,合理有效地引导市场主体预期;我国应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大宗商品战略储备,积极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从根本上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以多个代表性的商品品种为研究对象,在考虑金融危机冲击及经济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将期限差异、非线性和时变性等特征纳入实证框架,基于详实充分的数据资料,更加全面精确地刻画了金融化与商品价格动态间的关系,并结合金融学理论给予机理解释,一方面有助于深化理解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的内部特征,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相关理论的应用范围。（2）对具有噪音属性的金融投机进行了明确识别,并在信息摩擦框架下就不同市场状态中金融投机与实体经济需求对单个商品价格的影响差异进行了多层次的比较分析,通过深入剖析金融投资者交易行为与价格波动的内在关系,揭示了金融化对于个体商品价格波动的双刃剑作用。（3）将过度联动思想与溢出指数方法相结合,构建过度溢出模型,对大宗商品价格间与基本面无关的多维关联特征进行全景式考察,并从强度和方向两个方面对金融化力量与过度溢出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为金融化促进大宗商品市场的内部融合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解释。（4）分别以投资组合优化和中国工业产出为落脚点,就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对金融投资领域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影响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辩证地论证了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给金融投资决策、实体经济运行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丰富了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外部影响的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