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处罚法》自1996年颁布实施以来,在推动依法行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伴随着法治建设和社会的飞速发展,20多年前的立法设计也逐渐暴露出了诸多问题。《行政处罚法》本身对于如何判断和识别行政处罚缺乏建树,其第8条“列举+兜底”式的处罚种类分类方法难以清晰判断何为行政处罚,也愈发难以应对当今实践的需求。加之行政法上的多阶段类行为交织在一起,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出现了行政处罚行为识别的争议。准确界定行政处罚行为,既是保障立法的权威统一、规范政府的职权行使、实现司法类案同判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有力前提和途径。本文借《行政处罚法》修改之契机,重新审视行政处罚行为的识别这一基础理论问题,对识别难题及实践中出现的争议进行阐述并予以界定,然后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第一部分首先从理论角度对行政处罚的概念和特征予以阐述,明确内涵,其核心要件为制裁性。接着将其他制裁行为与行政处罚进行比较分析,包括刑事处罚、行政处分与自治领域主体的处罚性行为,进一步明确行政处罚行为的外延。第二部分对行政处罚和其相近行为之间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深化对行政处罚的认识。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在行为表现和特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行政强制措施并不具有制裁性,是一种临时性的限制措施。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都是基于相对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所衍生的制度,但前者为制裁性的法律责任,后者仅为强制相对人履行原定的义务。行政处罚与行政命令都属传统上的高权性行政行为,为相对人设定一定的义务,但行政命令首要功能是为了保证和实现法定义务的履行。行政处罚中的吊销许可证照与行政许可的撤销,都是对相对人已取得权益的剥夺,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行政许可证照的发放是否合法。第三部分围绕行政处罚行为的识别难题这一主线,对理论与实践中的争议进行阐述界分。制裁性乃识别行政处罚行为的核心性要件,对其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应采第二性义务说,没收违法所得亦具有这一性质。因法规范表述及条文规定的混乱,导致同一类行为的概念区隔与法律属性识别困难,其中具有典型性的乃责令类行政行为和取缔行为。在责令类行政行为中,责令改正类与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类属行政命令,责令停产停业或者关闭、责令拆除违法建构筑物或者设施类行为应定性为行政处罚。而取缔行为因无特定的内容和具体的制裁措施,且不能吸收罚款、没收等行为,故不属行政处罚。同时,社会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处罚种类需求及挑战,这在新近的行政违法信息公布行为和失信行政惩戒措施中体现尤为明显。在行政违法信息公布行为中,符合意思效果和法律效果的行政违法信息公布可以作为一种单纯的制裁手段,对相对人的名誉、荣誉、信誉等施加影响,故属于声誉罚这一新的处罚类型。在失信行政惩戒措施中,加强管理类和不予授益类措施不具有制裁性,而“黑名单”公示和从业、生产经营的限制措施应定性为行政处罚。第四部分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行政处罚行为识别的完善建议,以期能减少争议的产生。首先是《行政处罚法》要增设行政处罚的概念条款,而第8条的种类制度规定,是在保持以往“6+1”模式的基础上“N+1”,还是采类型化的“概念+列举”或“名称列举+类别概括”的立法模式,需要审慎考量,最优抉择。其次是要盘点现有的立法规定,针对同质不同名和同名不同质的问题,应在法律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注意法律用语表述规范和条文设置科学合理。最后针对司法实践中裁判的不一致,要发挥典型案例的公示指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