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微观企业而言,融资、投资和利润分配是企业的三大基本活动。其中,投资是企业保持良好、稳定运作的动力,是连接融资和利润分配的关系纽带。所以,投资活动的效率问题一直备受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但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过度投资行为导致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而债务不仅仅只是一种传统的融资工具,其作为外部治理特别是对企业投资行为作用的重要部分也逐渐受到重视。但是债务融资会带来两方面影响:其一,债务的引入使得客观独立的债权人打破了股东与管理层原有的关系,其相机治理作用可以缓解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委托代理关系下的经理人可能会违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为谋取私人利益盲目扩大企业规模导致过度投资,但债务的引入使管理层处于压力和监督之下,其过度投资能够得到约束。其二,负债具有代理成本,导致股东与债权人间的利益冲突,当股东与管理层保持利益一致时,可能会出现资产替代损害债权人的利益。那么债务对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到底发挥何种作用值得探究,而在研究这一关系时不能简单的将债务视为同质整体,本文按照期限结构和来源结构分别进行研究,同时考虑到我国实际的产权制度背景,本文还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分别检验了债务结构对过度投资行为作用的差异性。因此,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2011-2015年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自由现金流假说和债务的相机治理效应,主要从股东与管理层间的利益冲突、股东与债权人间的利益冲突两条线来探究债务与过度投资间的作用关系。基于我国的特殊产权制度,本文进一步划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分别从债务总体规模、债务期限结构、债务来源结构三个层面展开探究债务是否发挥了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从实证结果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我国上市公司总体存在严重过度投资情况,债务总规模与过度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债务相机治理作用得以发挥。但是这一作用的发挥只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于国有企业虽然有抑制却不显著;其二,短期负债能够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发挥相机治理作用,这一约束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效果更好,但是长期负债却都为企业的投资活动提供了资金,反而加剧了过度投资;其三,银行借款在国有企业中没有发挥相机治理作用反而加剧了过度投资,而在非国有企业中银行借款并不会导致过度投资。与银行借款不同的是,商业信用是基于相互熟悉企业间日常交易的信贷,所以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发挥了相机治理作用,且这一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效果更好。而债券发行无论是在整体还是分样本中都没能有效发挥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