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数据堪比“黄金和石油”,个人信息的作用愈加凸显。依托大数据技术,我国个人信息处理者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大规模处理,在这过程中处理不当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甚至沦为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上游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和严重。目前我国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救济,仍然是以传统保护模式“赋权+责任”型的私力救济模式为主,让公民个人去面对拥有资源、专业技术等优势的信息处理者,这显然难以保护其自身的个人信息权益。虽然2021年8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划定了红线,增强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为监管工作提供了指引,规定了监管体制机制、监管机构职责和法律责任等内容。但从我国目前的个人信息处理行政监管实践来看,存在“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监管目标弱化、行政监管机构分散且权责模糊、监管程序不健全、执法处罚力度较弱和对行政监管缺乏限制等问题。针对前述问题,并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本文从立法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监管目标、明确行政监管机构的职责和权限、健全监管程序、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和加强对个人信息处理行政监管的监督等方面来完善我国个人信息处理行政监管法律制度,推动我国个人信息处理行政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